南京先賢祠

南京先賢祠起于何時，不太容易確定。如果只論其見于正式的南京方志記載，或許應該從《景定建康志》算起?！毒岸ń抵尽肥悄纤魏笃诘臅?，關于南京先賢祠的記載，至少在南宋就有了。

南宋時代的那座先賢祠建于開慶元年（1259），主事者是那時南京地區(qū)最高軍政長官馬光祖。他的身份是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祠在青溪之上，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它的大約位置，應該是在今日夫子廟大成殿東邊，靠近青溪的地方。

《景定建康志》中有《青溪圖》，據(jù)此可以找到南京先賢祠的位置。注意此圖是左東右西，上南下北。

先賢祠中祭祀歷代先賢，人選與數(shù)量一直變動不居。《景定建康志》中列有四十一位，各有贊詞。先秦的有兩位，一位是周初開辟江南的吳泰伯（太伯）?！度辶滞馐贰分袑懙疆敃r南京文人組織了一個盛大的祭祀先賢活動，主要就是祭祀?yún)翘┎Ｃ绹鐐惐葋喆髮W商偉教授在其專著《〈儒林外史〉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zhuǎn)折》中，還著重談到這次活動。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越國名相范蠡，南京最早的城池——越城，據(jù)說就是他筑的。漢代只有一位嚴光，他與南京的關系實際上并不那么大。

從三國開始，南京開始走上政治舞臺的中心，在歷史聚光燈的照射下，更多名賢閃亮登場。先賢祠中列有東吳名臣張昭、周瑜、是儀和蜀國的諸葛亮。東吳名臣多，是理所當然的，但名單中居然沒有孫權，出人意料。再仔細看，六朝南唐諸位帝王也都不在其列，就可以明白，孫權等人貴為國主，不便與為他們“打工”的名臣等人“排排坐”，共吃冷豬肉，否則不成體統(tǒng)。蜀國丞相諸葛亮，很有可能根本沒有到過南京，但民間都相信，“鐘山龍盤，石城虎踞”的權威認證是由他帶頭做出的。就憑這兩句話，他就不愧是南京城市形象的頭號宣傳大使，先賢祠中自然不能落下他。

東晉南渡，來到南京的衣冠士族中，孝子典型王祥、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榜樣周處、名相王導、名臣陶侃、忠臣卞壸，以及高臥東山的名士謝安、淝水之戰(zhàn)的功臣謝玄、大書法家王羲之、“酌貪泉而覺爽”的廉政標兵吳隱之，都被抬到先賢祠中供起來了。緊跟在南朝劉宋的學者雷次宗、蕭齊儒者劉瓛、梁代山中宰相陶弘景之后，昭明太子蕭統(tǒng)也進來了，他的身份明顯與眾不同。

李白飲酒圖

入祠的唐代先賢人數(shù)很少，只有三位。一位是大詩仙李白，他寫過好多關于南京的詩，膾炙人口的，就有《登金陵鳳凰臺》《金陵酒肆留別》。一位是名臣兼大書法家顏真卿，他在南京任升州太守時，在烏龍?zhí)斗派?。烏龍?zhí)端未陀蓄侓敼?，至今猶在，雖然是晚近再建的。再有一位是中唐詩人孟郊，他在南京郊區(qū)的溧水擔任過縣令。

南唐先賢也不多，只有李建勛和潘佑。相比之下，宋代名賢數(shù)量可觀，各種身份的都有，有大將名相，如曹彬、張浚、張詠、范純?nèi)?、虞允文；也有清官忠臣，如包拯、鄭俠、楊邦乂、吳柔勝等；還有理學大家，如程顥、楊時、朱熹、張栻、真德秀等。朱熹既非生于或卒于南京，也未居于或仕于南京，卻堂皇地列在先賢祠中，實在有點勉強，但他名聲太響，“客大壓店”，可以特事特辦，不宜援以為例。

時間越長，先賢祠的賢人也越來越多。列哪些人，不列哪些人，大有講究，這不僅是歷史學和文化學的問題，也是政治學問題。開慶年間建先賢祠，據(jù)說事先安排了四十二個牌位，最后一個牌位，是留給馬光祖的祖父馬之純的。馬之純號野亭，曾在南京工作過，職務是江南東路轉(zhuǎn)運司主管文字，還寫過《金陵百詠》。把他列入先賢祠，也不無理由。但馬光祖要避內(nèi)舉之嫌，沒有答應。屬下這么提名，可能不無私情；馬光祖這么回應，自是出于公義，還可能有其政治上的考慮。今天翻開《景定建康志》，可以讀到很多馬之純的詩，恐怕也與馬光祖有關。

出于政治理由要求增減先賢名單是常有的事，當然也可以找別的理由。比如，以文學為標準，一向被人稱為“王江寧”的盛唐詩人王昌齡，就有資格進入先賢祠。明代萬歷年間，本地學者焦竑等人提議，先賢祠中要增加宋代的蘇軾，也是出于文學考慮。同治時代，本地鄉(xiāng)紳提出，要把前任兩江總督陸建瀛的名字從先賢祠中除掉，說太平軍攻城時，他守土有責卻臨陣脫逃，造成城池之殃。這又是一套政治理由。

南宋先賢祠年久失修，到了明代萬歷中，大學士李廷機、葉向高、修撰焦竑等人商議重修，移建于普德寺后山，祠中所祀名賢，也增加到五十四人。清人湯濂《金陵百詠》中有一首專詠先賢祠，詩曰：

諸賢何巍巍，

太伯安可仰。

青溪與梅岡，

山水發(fā)清響。

梅岡指普德寺后山，在雨花臺西邊，所謂“青溪與梅岡”，說的就是先賢祠先在青溪，后來才遷到這里。可惜現(xiàn)在都無蹤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