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軍方知名教樂

性急的張載可能沒有等到范仲淹的回信就到了延州。他的那封信給范仲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或許是張載的姐夫宋壽昌的關系，總之范仲淹在延州的軍府召見了張載，并對他保衛(wèi)家鄉(xiāng)、收復失地的愛國熱情倍加贊賞。在談話中，范仲淹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張載的身世、生平、學養(yǎng)和志向。顯然，他對張載投身軍旅，不太贊成，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意思是說，你應多去研究儒家的學說以治國安邦，不需靠投身軍旅博取功名。他希望張載能在文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以成大器。為了讓張載充分重視自己的教導，范仲淹把親手抄寫的《中庸》贈予張載，引導他向心性方面下功夫。儒家倫理道德是著眼于人人都可以實踐的行為規(guī)范的，中庸之道強調(diào)行為上的恰到好處，要求人在種種壓力和誘惑面前，能夠自覺體認人類的道德性，進而采取適當?shù)男袨椤７吨傺拖Ｍ麖堓d重視性命道德問題，認識到德性沛然自覺的偉大力量；也或許是希望張載能體悟中庸，自覺約束性格中過于剛強的一面。張載性格剛毅，又“于私怯”，對于范師對自己的指導自是極為賓服，自此對《中庸》非常重視，此后讀《中庸》二十年，多有心得，對《中庸》中誠、性、中等范疇進行發(fā)揮，構建起自己的心性思想體系。《宋史·張載傳》曾概括張載的思想是“以《中庸》為體”，指出張載的思想深受《中庸》的影響，以發(fā)現(xiàn)人的自主能動性和道德主體性的自覺為取向。

張載應該在范仲淹的身邊待了挺長一段時間。據(jù)記載，慶歷二年（1042），范仲淹主持修筑的大順城（今甘肅華池東北）竣工，并且在抗擊侵略取得軍事斗爭勝利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為此范仲淹特請張載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由此也可看出范仲淹對張載的器重。

范仲淹就是這樣一位隨時隨地發(fā)現(xiàn)人才、愛護人才、培養(yǎng)人才的士大夫領袖。他為官三十七年，無論是供職京師還是出任地方官府，一直以興學育才為己任，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儒學家，推動了儒學的復興?！端问贰酚涊d，范仲淹在任職地方時，于公務之余，把大部分時間放在教育上，經(jīng)常延見書生，講習詩書禮樂。北宋前期有名的泰山先生孫復（992—1057）、安定先生胡瑗（993—1059）都曾得到他的直接指導，其所在地成為宋初儒學復興運動的南北重鎮(zhèn)?！端卧獙W案》評價說：“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從者如云，而正學由此造端矣?！闭梢姺吨傺团d學育才的重要貢獻。即使在西北為將帥經(jīng)略繁忙的軍務時，范仲淹都不忘提倡學術，勉勵后學。他和張載的故事正是這一時期培養(yǎng)人才的典范。

可是，讓張載放棄從軍的念頭，埋頭從事學術研究，范仲淹這不是在打擊一個青年報效國家、抵御外侮的熱情嗎？為什么血氣方剛的張載能虛心接受范仲淹的建議呢？這里面既有政治因素的影響，也有范仲淹對于社會、文化發(fā)展的深刻思考。此時，西夏方面雖然軍事占優(yōu)勢，但宋廷加強邊防，并對西夏實行經(jīng)濟封鎖，因此西夏在經(jīng)過數(shù)年戰(zhàn)爭的破壞損耗，又貿(mào)易停絕的情況下，無從補充，其國內(nèi)已到物價通脹、公私交困的地步，雙方都已在考慮議和問題。不久，宋答應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二十五萬匹，茶三萬斤，置榷場貿(mào)易，運用財貨貿(mào)易維持了宋夏宗藩關系。范仲淹規(guī)勸張載投身學術研究的事情，應該是有這樣的大背景在。

回首當日場景，“名教可樂”這四個大字，實在是需要好好推究一番，方可見范仲淹的眼光和胸懷。名教觀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過定名分來教化天下，以維護社會規(guī)范和制度的運行。這種思想最初源于孔子，他在春秋亂世，提倡以等級名分教化社會，主張為政首先要“正名”，核心是確立父子、夫婦、兄弟、長幼、君臣的角色與關系，使人們明確自己的角色規(guī)范與義務。這在今天用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表述，就是在主要社會關系上樹立符合本土文化的價值觀，并產(chǎn)生相應的社會規(guī)范，再把社會規(guī)范內(nèi)化到人們的心中，是一個社會化的工作，或者叫思想政治宣傳教育工作。漢代天下一統(tǒng)，社會穩(wěn)定，形成了提倡社會規(guī)范教育的潮流。大儒董仲舒繼承了名教的思想，倡導審察名號，教化萬民。丞相公孫弘在上漢武帝的奏章中也說“天下之通道五”，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司馬遷在談到撰著《史記》目的時說，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都是思想家們不可更改的重要價值觀。漢武帝接受了這一思潮，就以名教治天下，一方面設立太學，發(fā)展儒學教育，一方面把符合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政治觀念、道德規(guī)范等立為名分，定為名目，號為名節(jié)，制為功名，用它對百姓進行教化。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以名為教”。陳寅恪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中指出，“以名為教，即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也”。從歷史發(fā)展進程來看，名教不單是指儒家的一套以名為教的倫理思想和價值規(guī)范，還是一種政治倫理的制度，一種由長期的歷史發(fā)展所形成的以儒學為主流的文化實體，也就是人人必須生活于其中的現(xiàn)實的社會。盡管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認定名教這套東西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但宋代的人們顯然并不這樣看。士大夫們認為，名教是正面的，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和良性運行，符合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試想漢代以名教治天下，竟然有近四百年國運，超過唐朝一百年，這種輝煌的成就怎能不讓后世人敬仰不已呢？所謂名教可樂，在范仲淹看來，它是有歷史事實支撐的，是能夠繼續(xù)發(fā)揮治國安邦、理民強國的重大作用的。作為儒者書生，應該把圣賢創(chuàng)造的名教繼續(xù)發(fā)揚光大，完善社會政治制度，使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幸福。這是比投身軍旅更有價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