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終結(jié)和今古文經(jīng)學的消替

今文經(jīng)學的衰落

西漢王朝元、成、哀、平日趨衰落，自漢武帝以來如日中天的今文經(jīng)學也隨著西漢的衰落而日趨衰落。

今文經(jīng)學之所以日趨衰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迷信，二是煩瑣。

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等以陰陽五行說和《公羊傳》相糅合的今文經(jīng)學、獨尊儒術(shù)，盛言天人感應的儒生很多是齊人，齊地是鄒衍陰陽五行說泛濫之地，也是方士宣傳神奇怪力的發(fā)源處，《齊詩》和《春秋公羊傳》都來自齊人，在西漢也時有發(fā)揮，又由于《齊詩》《春秋公羊傳》中多“微言”，易于在不同時期根據(jù)需要隨意闡釋，從而雜有不少“怪異”之論。如翼奉傳《齊詩》，用陰陽災異比附解釋，對《齊詩》五際說是“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也”。以陰陽變化為政治變化的征兆。

然而，天人感應、陰陽災異，雖曾得售于一時，但不能得售于永久，因為它畢竟是迷信的假托，而沒有科學的依據(jù)。從而，當陰陽五行說帶來困惑時，今文經(jīng)學家又宣揚起讖緯。

“讖緯”，經(jīng)常聯(lián)稱在一起，事實上它并不是一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案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兇，《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jīng)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為《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圣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有成書，與經(jīng)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托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shù)數(shù)之言，既不知作者為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詞，遂與讖合而為一。然班固稱圣人作經(jīng)，賢者緯之。楊侃稱緯書之類，謂之秘經(jīng)；圖讖之類，謂之內(nèi)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里，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連類而議，非其實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是正確的；以讖為“詭為隱語，預決吉兇”，以緯為“經(jīng)之支流，衍及旁義”，也有見地。

當社會生產(chǎn)力沒有高度發(fā)展，人民對自然缺乏預測以至征服能力之時，迷信落后是必然現(xiàn)象?！霸帪殡[語，預決吉兇”的“讖”隨之而起。因此，“讖”早于“緯”，來源應很久遠，而每逢社會動亂，天災人禍發(fā)生之際，“預決吉兇”的“讖”也隨之而作。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在歷史上自有貢獻，但他橫征暴斂，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些六國貴族，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時有反擊發(fā)生，還蒙上宗教神學的外衣?！妒酚洝ろ椨鸨炯o》：“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边@就是“讖”。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sup>《論衡·實知》篇：“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薄兑拙暋ねㄘ则灐罚骸翱鬃颖怼堵鍟霰佟吩疲骸銮卣吆??！庇缮峡芍?，《錄圖書》即河洛讖緯一類之書。

《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币惯^華陰，有“今年祖龍死”讖語。

從上述《史記》所載，這些讖語都是對秦統(tǒng)治的不滿，對當時的反秦斗爭也起過影響。劉邦反秦時，也曾有斬蛇的傳說，《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而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四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蓖街袎咽吭笍恼呤嗳?，高祖被酒，夜經(jīng)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報曰：“前有大蛇當徑，愿還?！备咦孀碓唬骸皦咽啃?，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shù)里，醉，因臥。后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shù)?，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比四艘詪灋椴徽\，欲笞之，嫗因忽不見。

這就是所謂“高祖斬蛇”的故事，利用當時人們的迷信心理，對劉邦加以神化。

但是，劉邦只是“亭長”，出身也較低下，于是又鼓吹“劉為堯后”的傳說，說什么：

堯之長子監(jiān)明早死，不得立，監(jiān)明之子封于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

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

在《詩緯》和《春秋緯》中也有記載：

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后赤龍感女媼，劉季興。

劉媼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zhí)嘉，執(zhí)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上刻曰：“玉英”，吞此為王客。以其年生劉季，為漢王。

把劉邦說成唐堯之后。劉季的姓名又見于圖讖，那么，劉邦之為天子，也是天意所歸了。

由上可知，“讖”早于“緯”，“讖”“緯”并非一類?！霸帪殡[語，預決吉兇”的“讖”，經(jīng)過傳播、演變，并借用“經(jīng)義”，寫成文字，演而為“緯”。“讖”“緯”之間，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

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儒經(jīng)的地位也就日深。經(jīng)是“圣經(jīng)”，只能解釋，不能更改，而“緯”卻可任意發(fā)揮，并加編造。

本來，漢武帝以前，已有讖語，但還只是片言只語，尚未成書。所以申公說：“受黃帝言，無書?！?sup>武帝以后，隨著儒家的“獨尊”，讖緯也就隨之泛濫。他們不但對漢的稱帝加以刻劃，對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也制造了不少神話。

《緯書》把孔子說是“黑帝”之子，是殷朝的子孫。

孔子母徵在游于大冢之陂，睡，夢黑龍使請己。已往，夢交。語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庇X則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以孔子之父叔梁紇、母顏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而生孔子。這樣，孔子就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黑龍”所生的神，他不但出生與一般人不同，容貌也與一般人不同：

孔子長六尺，大九圍，坐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甚至說：孔子是海口、牛唇、舌七重、虎掌、龜背、輔喉、駢齒。這種形狀，與眾不同，為人類所無。緯書如此刻劃，無非是說孔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是教主?？鬃铀抻喌慕?jīng)書，也就不是一般的書，而是有著深刻的含義。如《詩》為“天地之心”，《書》為“上天垂文象”，《禮》則“日月為明，上下和洽”，《易》則“上經(jīng)象天，下經(jīng)計歷，文言立符，象出期節(jié)，彖言變化”，至于《春秋》，經(jīng)過孔子筆削，更是含有“微言大義”了。

“經(jīng)”是經(jīng)過“法定”的，只可解釋，不可增損，是不能修改的，而“緯”卻可自行編造，任意發(fā)揮。盡管“緯書”中記錄和保存了一部分天文、歷史和地理知識，又保存有很多古代的神話傳說，但大部分充滿神學迷信，因為它是混合神學附會儒家經(jīng)義之書，而且它是隨著儒家經(jīng)學的“獨尊”而愈益發(fā)展，讖緯流行，迷信充斥的。

董仲舒開始把《周易》的陰陽學和鄒衍的陰陽五行說混合，把經(jīng)學災異附會到《春秋》上，比附社會關(guān)系，鼓吹“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宣揚“三綱”，視為“天意”。夏侯始昌又以陰陽五行災異解釋《尚書》，翼奉以陰陽災異比附《齊詩》，發(fā)揮“五際”；戴德、戴圣傳《禮》，源自后蒼，而后蒼又是夏侯始昌的弟子。天人感應陰陽災異曾宣揚一時。然而，隨著天文學的發(fā)展，和西漢政府的日益腐敗，給陰陽災異說帶來困惑，從而今文經(jīng)學家轉(zhuǎn)而宣揚讖緯迷信了。

如上所述，經(jīng)是不可增損的，緯卻可任意造作；經(jīng)是經(jīng)過“法定”的“天書”，緯就把儒經(jīng)神秘化。如說：《易》為“氣之節(jié)，含五精，宣律歷。上經(jīng)象天，下經(jīng)計歷，文言立符，象出期節(jié)，彖言變化，系設(shè)類跡”?！渡袝?，“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jié)度書也。書者如也，如天行也”?！对姟穭t“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抖Y》則“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春秋》為孔子筆削，更不同一般書籍，“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把經(jīng)書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今文經(jīng)學信用讖緯，經(jīng)學失去了學術(shù)和理論上的價值，墮入災異考符的宗教神學。

今文經(jīng)學日趨衰落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煩瑣。

西漢經(jīng)學傳授，重“師法”。某一經(jīng)的大師，被立為博士后，他的經(jīng)說便叫“師法”。《漢書·胡母生傳》：“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即指嬴公能傳其師景公時博士胡母生的《公羊春秋》。師之所傳，不能出入，只能尊從師說，不能懷疑，只能就師法化解，不能別出新意，只能就師說疏解，不能自行發(fā)揮，這樣不但阻礙了學術(shù)的發(fā)展，并且愈釋愈細，愈演愈碎，愈來愈煩瑣。

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恭，據(jù)記載：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顏師古注曰：

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桓譚《新論》也說：

秦近〔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余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四個字的經(jīng)書，解釋了三萬字，全書“增師法至百萬言”，分文析字，煩瑣不堪。

經(jīng)學的煩瑣，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所謂：“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北M管他帶有政治目的而寫這篇“移讓”，但上述數(shù)語，還是反映了當時的實際。班固也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確成為“學者之患”。他們把經(jīng)書說成永恒不變，絕對正確，只能疏解，不能自出新意，只能本本是從，不能獨立發(fā)揮，勢必束縛思想，錮蔽學術(shù)。

迷信、煩瑣，是今文經(jīng)學衰落的主要原因。今文經(jīng)學在盛行一時之后，走向保守、沒落，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正當今文經(jīng)學如日中天之時，據(jù)說已有古文經(jīng)書發(fā)現(xiàn)，漢武帝末年，魯共王劉馀擴建宮殿壞孔子舊宅，在宅壁中發(fā)現(xiàn)了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jīng)》等“古文”經(jīng)書，《漢書·藝文志》說：

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編，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装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漢書·景十三王傳》也說：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jīng)傳。

同為景帝之子的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又得到“《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漢書·景十三王傳》說：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如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shù)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jīng)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這些古文經(jīng)傳的發(fā)現(xiàn)，在漢代以至清代雖引起不少的懷疑，但在西漢逐步傳播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卻是事實。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nóng)使，使求遺書于天下”，古書紛紛出現(xiàn)。等到他的兒子劉歆《讓太常博士書》，爭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也就必然引起古文經(jīng)學爭取政治地位、今文經(jīng)學保持原有政治地位的斗爭。

古文經(jīng)學的興起和王莽改制

今文經(jīng)學隨著西漢王朝的衰落而消替，原在民間流傳的古文經(jīng)學卻逐漸興起。

古文經(jīng)學的由民間流傳到宮廷爭立，始于劉歆。

哀帝建平時，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他一方面攻擊今文經(jīng)傳殘缺，說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多十六篇，《逸禮》較高堂生所傳《禮經(jīng)》（《儀禮》）十七篇多三十九篇。說是有的古文可以校補現(xiàn)有經(jīng)傳的脫簡，如用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脫去“無咎”“悔亡”；用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今文《尚書》，知《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說是或者較現(xiàn)有經(jīng)傳為可信，如《左氏春秋》較《公羊》《穀梁》“信而有征”云云。當時“哀帝令歆與五經(jīng)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劉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激起了一場大爭論。這是今古文的第一次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劉歆雖得到哀帝的支持，卻遭到大司空師丹等猛烈的反對，斥為“改亂舊章”，迫使劉歆請求改放外任。

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哀帝崩于未央宮。年僅九歲的平帝即位。大權(quán)落在大司馬王莽手中。王莽重用劉歆。劉歆沒有忘懷古文經(jīng)學的提倡，王莽也想從古文經(jīng)書中找些“改制”的依附，這樣，古文經(jīng)學又重起波瀾，并逐漸代替了今文經(jīng)學的地位。

古文經(jīng)學的逐漸興起，除了由于今文經(jīng)學的本身弱點外，還得從當時的社會政治加以探析。

西漢后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的矛盾，愈來愈尖銳。最基本的問題是土地的無限制集中和農(nóng)民的大量轉(zhuǎn)化為奴隸。以外戚、宗室、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權(quán)力的人為代表的上層豪強，和原來的地主豪強、商賈豪強等政治上勢力較弱的人為代表的下層豪強，在兼并土地和掠奪奴隸時，雖然存在著矛盾，但誰也不肯對農(nóng)民讓步；并在破壞中央集權(quán)時，起著一致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廣大人民“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耙土，手足胼胝”，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為了反對殘酷的剝削和奴役，他們紛紛進行著頑強的抵抗。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潁川（河南禹縣）有鐵官徒申屠圣等起義；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廣漢（四川梓潼）有鄭躬等起義；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又有山陽（山東金鄉(xiāng)）鐵官徒蘇令等起義。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大旱，關(guān)東民傳行西王母壽。經(jīng)歷郡國，西入關(guān)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蛞钩只鹕衔?，擊鼓號呼相驚恐”。連京城長安的秩序都很難維持了。

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使統(tǒng)治階級中的某些人也不能不感到嚴重的不安，有人甚至對劉家的統(tǒng)治也感到絕望。王莽的改制，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xiàn)的。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后、成帝的生母。他的叔伯曾先后在元帝、成帝時期擔任過大司馬、大將軍，輪流執(zhí)政。“凡九侯、五大司馬”，朝廷大權(quán)幾乎全部歸王家掌管。“莽獨孤貧，因折節(jié)為恭儉”。得到統(tǒng)治階級中不少人的好感。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任大司馬錄尚書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職位。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莽自為太傅，號“安漢公”。四年，自號“宰衡”。五年，弒平帝，“居攝踐祚”。六年，稱攝皇帝。八年，“即真天子位”，改國號“新”。

王莽建立起新朝，企圖先解決土地與奴隸兩個基本問題。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下令變法，頒布“王田”“私屬”兩個解決辦法。前者將民間田改稱為“王田”，屬朝廷所有，私人不得買賣；后者規(guī)定民間奴隸改稱為“私屬”，也不得買賣。他的真實企圖是停止田宅奴隸的買賣，借以停止對土地人身兼并的繼續(xù)。但強迫停止的結(jié)果，卻加速了社會的混亂，農(nóng)民進行起義，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王莽便取消了“王田”“私屬”的禁令。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筦”法，企圖限制商賈的兼并，分享商賈的利益，把持工商業(yè)，進行最大限度的剝削。小工商生產(chǎn)受到擾害，進行反抗；被打擊的商賈和高利貸者也反對王莽。

“改制”的失敗，農(nóng)民起義的遍及全國，作為王莽統(tǒng)治基礎(chǔ)的上層豪強和無市籍的下層豪強也逐漸離開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在起義軍的攻擊下，欺騙性的政治改革徹底地失敗了。

這里不擬對王莽改制的內(nèi)容和實質(zhì)進行詳細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曾依附儒家經(jīng)籍作為“托古改制”的假托；他很明顯地利用經(jīng)書，作為奪取西漢政權(quán)和改制的工具。

王莽是怎樣利用經(jīng)書作為他改制的工具的呢？

第一，王莽對《周禮》特別重視，曾模仿《周禮》所載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國元年（公元6年）把全國民田改稱“王田”，不許買賣。規(guī)定男子不滿八口的人家，如果占田超過一井（九百畝），就要分余田給九族、鄰里或鄉(xiāng)黨。原來沒有田地的人，便按照制度，一夫一妻授田百畝。同時，他還把私家奴婢改稱“私屬”，也不許買賣?！稘h書·王莽傳》載：“莽曰：‘古者設(shè)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圣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guī)田以千數(shù)，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于民臣，專斷其命。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蕓，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xiāng)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按：《周禮·地官·小司徒》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shù)。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薄澳私?jīng)土地而并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边@說明王莽是曾援用《周禮》作為企圖解決土地和奴隸兩個基本問題的依據(jù)的。

他為什么這樣做呢？一方面因為“托名”《周禮》是周公所作，“周公攝政”可作為他奪取西漢政權(quán)的借口?！抖Y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成王?！彼^“制禮作樂”，既可認為“制”的便是“《周禮》”，而《周禮》又可作為“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的假托?！爸芄`天子之位”也被王莽作為由“居攝”而“攝皇帝”、而“真天子”“古已有之”的證據(j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周禮》中有很多典章制度可以作為他“改制”的借鑒。同時，在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下，一些人存在著復古思想，“托古改制”可以迎合一些人的復古心理。王莽特別重視《周禮》，并為之置立博士，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王莽的援用《周禮》，固然是企圖利用《周禮》，進行托古改制，符合其進行欺騙性改革的需要。但《周禮》畢竟是王莽以前的東西，其中不盡適用于當時，因而王莽只是汲取他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照單全收”。甚至在其他儒家書籍中對他有利而與《周禮》制度不同的，他也有所取。有時雖仍托名于“周”，其實并不源于《周禮》。最明顯的，如“五等爵”問題?！稘h書·王莽傳》載：“（居攝三年）莽乃上奏曰：‘明堂之室，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明文?？鬃釉唬褐鼙O(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嗫??！笔冀▏哪辏ü?2年），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又下書曰：“州從《禹貢》有九，爵從周氏有五……諸公一國，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p>

康有為曾說他本于《周禮》。但是，《周禮》所謂“封地五等”，卻是：“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sup>“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sup>同樣是封地五等，卻沒有周爵五等、地四等的記載，而是爵三等，地五等；以公為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吧瞎琶鼮椴鋰覍m室車騎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jié)，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騎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jié)。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騎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jié)。”

王莽“改制”的封地四等，不同于《周禮》，卻大體同于《王制》：“公侯四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除掉“侯”和“附庸”稍有歧異外，與《王制》大體相同（與《孟子》也大體相同）。其他王莽的設(shè)施和《周禮》原文出入的還有不少，現(xiàn)不多舉。

第三，王莽除了推重《周禮》外，對其他古文經(jīng)傳也是提倡的。如古文《尚書》、《左傳》、《逸禮》。他的提倡，也是因為這些經(jīng)傳中有著利于他奪取西漢政權(quán)的佐證。如他引《逸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苯又f：“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痹偶匆宰C今。又如《左傳》有“明文”，“明劉氏為堯后者”，而王莽自謂是“虞帝之苗裔”。正好“舜禪堯位”，奪取劉家天下。

第四，王莽的提倡古文經(jīng)學，相對地壓抑了今文經(jīng)學，但并不意味他排斥今文經(jīng)學。對今文經(jīng)典中認為有利的東西，也予汲取；今文經(jīng)說中認為可取的地方，也要利用。西漢哀、平年間，讖緯盛行。今文經(jīng)學家是相信讖緯、用以解釋災異祥瑞、進行迷信宣傳的。王莽就大加提倡，借以證明自己得天命，該做皇帝，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他封“宰衡”后，引《穀梁傳》說：“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為宰衡以正百僚，平海內(nèi)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sup>援引《穀梁》，刻授“宰衡”印章，以“通于四?！?。翟義反對時，莽“抱孺子，告禱郊廟，仿《大誥》作策，而討翟義”。居攝二年冬，又引《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臣莽敢不采用?！?sup>《穀梁傳》的今古文問題，雖還沒有定論，但《大誥》《康誥》卻都是今文《尚書》。上引的爵五等、封四等的“改制”與《王制》基本相同，而《王制》又是今文學家用以詆擊《周禮》、詆擊古文的重要文獻。由此，可知王莽盡管尊重《周禮》，但對其他西漢過去立于學官的儒家經(jīng)典，并不是絕對排斥的，他認為有用的東西且曾汲取。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quán)，就要在政治上收攬統(tǒng)治階級各方面的勢力?！稘h書·王莽傳》載：“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qū)，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jīng)》，益博士員，經(jīng)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wǎng)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數(shù)，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在這“千數(shù)”人中，應該有通古文經(jīng)的人員在內(nèi)。據(jù)《漢書·儒林傳》載：“孔氏有古文《尚書》……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涂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徐）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

但是，西漢立為“博士”的今文學家，對王莽政權(quán)沒有危害的，他也不排斥?！稘h書·儒林傳》載：“（梁丘賀）……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yè)；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歐陽生……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馀……地馀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氏學。”“（許商，傳大夏侯《尚書》）……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shù)百輛，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馮賓，傳小夏侯《尚書》）……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边@些傳今文經(jīng)的今文經(jīng)師，有的任講學大夫，有的甚至位至“九卿”。一方面說明他們是擁護王莽的統(tǒng)治的，另一方面，也說明王莽也未將今文學家一概屏斥。

那么，王莽是否也曾屏斥今文學家呢？有的，上述吳章為王莽所誅，就是一個例子。又如傳施氏《易》及《禮》的劉昆及其家屬也曾為王莽所“系”。吳章為什么被王莽所誅，《漢書》沒有明文可證，但“徒眾尤盛”，應該是有著不利于王莽統(tǒng)治的言論而被誅的。劉昆的被系，則是“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又因他姓的是“劉”，遂致處罰。所以這些傳今文的人為王莽所屏除，不足以說明王莽絕對排斥今文。相反的，古文經(jīng)師中如果不滿王莽，也不能幸免。《漢書·儒林傳》載：“高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狄悦鳌兑住窞槔?。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fā)，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后數(shù)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由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直）皆未嘗立于學官?！眰鞴盼牡母呖?，反被誅夷，說明王莽對今文學家或古文學家，并不是因他傳授今文或古文而黜陟，而是主要看他的政治傾向而加以賞罰的。

應該說，在王莽統(tǒng)治時，有些今文學家，并不因保持祿位而取媚王莽，對王莽的統(tǒng)治表示不滿。“（王良）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稱病不仕，教授諸生千余人?！?sup>“（蔡茂）哀、平間，以儒學顯，征試博士對策，除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sup>此外，根據(jù)《后漢書·儒林列傳》的記載，王莽時“避去”者，有傳孟氏《易》的洼丹，傳歐陽《尚書》的牟長，傳《魯詩》的高詡，傳《魯詩》《論語》的包咸。但是，也有世傳古文《尚書》、《毛詩》的孔子建。孔子建并對本來“友善”而仕王莽的崔篆表示：“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戀，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sup>又如桓譚“莽時為掌樂大夫”，當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可知王莽盡管在政治上收攬統(tǒng)治階級各部分的勢力，并在經(jīng)學上對古文經(jīng)學讓步，但古文經(jīng)學家也并不完全是“新臣”。

如上所述，王莽依附古文經(jīng)典，但也援用今文經(jīng)典；王莽提倡古文經(jīng)學，但并不排斥今文經(jīng)學，王莽拉攏一些治古文經(jīng)的人，但對并不妨礙其統(tǒng)治的今文經(jīng)師也仍保持其祿位?？傊?，他以“經(jīng)典”作為其政治欺騙的工具，從而“取其所需”，并“托古改制”，企圖解決土地的無限制的集中和農(nóng)民的大量轉(zhuǎn)化為奴隸，以挽救當時的社會危機，在政治上收攬統(tǒng)治階級的各部分勢力，從而達到奪取西漢政權(quán)并鞏固王氏政權(quán)的目的。“經(jīng)學”只是他利用來作為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一種工具而已。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歷代的封建政府和封建統(tǒng)治階級，曾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經(jīng)學，作為維護或奪取政權(quán)的依據(jù)。西漢的封建政府利用過它；王莽改制也利用過它。但是過去很多學者為古文、今文的藩籬所囿，遂致不能透視各不同歷史時期中經(jīng)學的實質(zhì)。

——原載《西漢經(jīng)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 《漢書·翼奉傳》注引《詩內(nèi)傳》。
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經(jīng)部·易類六》。
3. 《史記·秦始皇本紀》。
4. 《尚書中侯》，見《古微書》。
5. 同上，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疏引。
6. 《詩緯·含神霧》，《藝文類聚》卷九八引。
7. 《春秋緯·握誠圖》，《史記正義·高祖本紀》引。
8. 《史記·封禪書》。
9. 《春秋緯·演孔圖》，見《藝文類聚》卷八八。
10. 《論語撰考讖》，見《禮記·檀弓》正義引。
11. 《春秋緯·演孔圖》，見《太平御覽》卷三七七《人事部十八》引。
12. 《孝經(jīng)·鉤命訣》。
13.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14. 《春秋緯·說題辭》。
15. 《尚書緯·璇璣鈐》。
16. 《詩緯·含神霧》。
17. 《禮緯·稽命征》。
18. 《春秋緯·握誠圖》。
19. 《漢書·儒林傳》。
20. 《漢書·藝文志》顏注引?！段男牡颀垺芬舱f：“秦延君注《堯典》十余萬言?！?/li>
21. 《漢書·藝文志》。
22. 《漢書·成帝紀》。
23. 《漢書·儒林傳》：“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
24. 《漢書·哀帝紀》。
25. 《漢書·王莽傳》。
26. 按系劉歆語，見唐賈公彥：《周禮義疏·序周禮興廢》引《馬融傳》。
27. 平帝時，泉陵侯劉慶即奏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下事，如周公”。平帝病，莽又“作策，請命于泰畤……藏策金縢”。此例甚多。不一一枚舉。
28. 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卷六《漢書劉歆王莽傳辨?zhèn)巍贰?/li>
29. 《周禮·地官·大司徒》。
30. 《周禮·夏官·職方》。
31. 《周禮·春官·典命》。
32. 《禮記·王制》。
33. 《孟子·萬章下》：“北宮锜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薄疤熳又疲胤角Ю?，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li>
34. 參見楊向奎：《周禮內(nèi)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時代》，《山東大學學報》1954年第4期。
35. 《漢書·賈逵傳》。
36. 《漢書·王莽傳》。
37. 《漢書·王莽傳》。
38. 如王莽平定翟義后，又引《王制》“千七百余國”。
39. 今文經(jīng)學家廖平即以《周禮》為古文學家禮制綱領(lǐng)，以《王制》為今文學家禮制綱領(lǐng)，見所撰《今古學考》。
40. 《后漢書·儒林列傳》。
41. 《后漢書·王良傳》。
42. 《后漢書·蔡茂傳》。
43. 《后漢書·儒林列傳》。
44. 《后漢書·桓譚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