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xiàn)研究
《御覽詩》選詩標(biāo)準(zhǔn)論略
向回 （石家莊，河北省社會科學(xué)院，050051）
提要：《御覽詩》作為今存唯一一部受帝王之命編纂的唐人詩集，其選詩標(biāo)準(zhǔn)向無學(xué)者作過系統(tǒng)考察。本文通過諸多方面的考察后認(rèn)為，《御覽詩》的編選是以詩歌是否易于入樂歌唱作為主要標(biāo)準(zhǔn)，其編選反映了中唐時期一部分士人逸樂的心態(tài)和崇尚浮靡艷麗的審美情趣。
關(guān)鍵詞：《御覽詩》 近體 浮靡 入樂歌詩
作者簡介：向回，男，苗族，1978年生，湖南沅陵人。文學(xué)博士，現(xiàn)為河北省社會科學(xué)院語言文學(xué)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xué)與樂府學(xué)研究。
一 引言
有關(guān)《御覽詩》的編集情況，陸游《跋唐御覽詩》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有概述：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xué)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苯瘛队[》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jù)此，則《御覽》為唐舊書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定本?！队[》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進(jìn)集》，一名《元和御覽》云。[1]
《唐御覽詩》一卷。唐翰林學(xué)士令狐楚纂劉方平而下迄于梁锽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一名《唐新詩》，又名曰《選進(jìn)集》，又名《元和御覽》。[2]
《御覽詩》為令狐楚奉唐憲宗之命而選，此無疑慮。此集題署為“翰林學(xué)士、朝議郎、守中書舍人、賜紫令狐楚奉敕纂進(jìn)”，而令狐楚元和九年（814）十一月十一日以刑部員外郎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十一月二十五日為翰林學(xué)士，元和十二年（817）二月以職方郎中知制誥、翰林學(xué)士充承旨學(xué)士，三月遷中書舍人，八月罷學(xué)士，但為中書舍人。[3]于此可知，此集編纂當(dāng)在元和九年（814）十一月至元和十二年（817）八月間。集中所選三十人中，“惟韋應(yīng)物為天寶舊人，其余李端、司空曙等皆大歷以下人，張籍、楊巨源并及于同時之人”[4]；而所選之詩中，“惟取近體，無一古體，即《巫山高》等之用樂府題者，亦皆律詩”。[5]至于各人詩作入選之多寡，則以李益之36首為最多，盧綸32首次之，楊凝29首又次之。
此集在后世流傳過程中，也時有遺佚。據(jù)陸游跋中所云，此集最初有詩310篇，然他所見者止289篇，已失11首，而今本僅存詩286首，較陸游所見又少了三首。中華書局1958年所編《唐人選唐詩十種》已收此集，所據(jù)者為汲古閣本，此后傅璇琮又據(jù)汲古閣本重新整理，將其編入《唐人選唐詩新編》中，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關(guān)于此集的編選標(biāo)準(zhǔn)，紀(jì)昀曾說其“去取凡例，不甚可解”[6]，然經(jīng)過一番研究后筆者認(rèn)為，是否易于入樂歌唱是令狐楚選詩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今試從集中作品全為近體齊言且本身多是樂府歌詩、詩風(fēng)多浮靡艷麗，集中所選詩人多為唐時歌詩作者，編者本身善為歌詩等諸多方面詳為論之。
二 近體的形式
概覽《御覽詩》即可發(fā)現(xiàn)，現(xiàn)今所存的286首詩作中，除李益《觀回軍三韻》為五言六句外，其余幾乎無一例外地全為近體的五、七言律絕。即使是其中一些使用樂府舊題如《巫山高》《關(guān)山月》《婕妤怨》的作者，用的亦皆是近體形式。近體詩易于入樂歌唱，有唐一代所歌之詩大抵皆為近體。[7]這種體式上的取舍，說明《御覽詩》的編選當(dāng)以是否易于入樂歌唱作為標(biāo)準(zhǔn)。
（一）近體詩適于入樂
近體詩從產(chǎn)生到成熟，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永明時期的沈約、周颙、王融，初唐時期的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等都對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xiàn)。由于近體詩講究四聲之間的搭配，講究詩句內(nèi)在的音樂美，在同一句中將不同的音調(diào)交互使用，使其平仄調(diào)諧，利于唇吻，這樣的詩歌即使誦讀也會具有音韻美，故而易于入樂歌唱。朱光潛認(rèn)為近體詩講究詩句的內(nèi)在音樂美，是用“內(nèi)在音樂”代替了“外在音樂”，使其“卒不可歌”，[8]這顯然是錯誤的結(jié)論。實際上，歌聲與字聲并不總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漢字有韻部，是以韻結(jié)尾的，句中各字音的高低長短可以隨曲調(diào)而轉(zhuǎn)移，平聲字唱高些、唱短促些就可以變成仄聲字，仄聲字唱低些、唱緩長些又可以變成平聲字。這一點古人早有說明：
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dāng)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dāng)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zhuǎn)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zhuǎn)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nèi)里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9]
四聲之論，雖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詩，已自有遲疾輕重之分，故平多韻平，仄多韻仄。亦有不盡然者，而上或轉(zhuǎn)為平，去或轉(zhuǎn)為平上，入或轉(zhuǎn)為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并用。[10]
于此觀之，字聲平仄與音調(diào)高低可以隨著樂曲的要求而任意轉(zhuǎn)換。在戲曲唱腔中，歌者可以將任意一個字音按需要哼出平、上、去、入四聲來，這種哼腔聽來頗有韻味。外國人唱京戲之所以聽來沒什么韻味，就是因為他們不能就一個字的韻部哼出四聲來。其實，即使現(xiàn)在的流行歌曲中，字聲的平仄轉(zhuǎn)換也是常見的。而之所以有這種“哼腔”和平仄韻互轉(zhuǎn)的情況出現(xiàn)，就是因為四聲和五音之間有某種程度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近體詩之講究聲韻，就是詩歌作者自覺地運用了二者之間的這種對應(yīng)關(guān)系，使歌者不用轉(zhuǎn)換字聲即能將歌詞聲韻與樂曲音調(diào)很好地融合起來，這樣的詩歌當(dāng)然易于入樂歌唱。
（二）唐世歌詩多為近體
有唐一代音樂文學(xué)相當(dāng)繁榮，古籍文獻(xiàn)中關(guān)于唐代詩歌入樂歌唱的記載流傳下來的也很多，而這些入樂歌唱的詩歌，絕大多數(shù)都是近體歌詩。翻檢《樂府詩集》近代曲辭即可看出，除《憶江南》《宮中調(diào)笑》《轉(zhuǎn)應(yīng)詞》等一些體式特定的曲子辭外，其所收幾乎全為近體歌詩。王灼《碧雞漫志》云：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diào)》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xié)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shù)十詩?！睒诽煲唷蹲響蛑T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yán)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痹⒅兑娙嗽來n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尤多怨郁凄艷之巧。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弦唱?！比惶剖贩Q：李賀樂府?dāng)?shù)十篇，云韶諸工皆合之弦筦。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筦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yōu)劣?！币涣娉g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yún)?，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tuán)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币涣娉m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表汈Ъ顺骸包S沙遠(yuǎn)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fēng)不度玉門關(guān)?！敝疁o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當(dāng)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11]
由王灼此處所言觀之，唐人律絕入歌情況相當(dāng)普遍。不但創(chuàng)新詞入樂者如李白要用近體，被定為歌曲的《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等為詩中絕句，就是歌妓所取名士之詩入樂歌唱者，亦幾乎全為絕句，或者是截取長詩中的四句。無怪乎《欽定曲譜》中會說：“自古樂亡而樂府興，后樂府之歌法，至唐不傳，其所歌者，皆絕句也?！?sup>[12]說樂府之歌法至唐不傳當(dāng)然不合于歷史，但有唐一代所歌者以近體特別是絕句為多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后世治樂府的學(xué)者，多把有唐一代的絕句或律詩當(dāng)作了唐世之樂府。胡應(yīng)麟《詩藪·內(nèi)編》云：“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sup>[13]馮班《鈍吟雜錄》亦云：“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sup>[14]
（三）中晚唐之際唐詩選本多重近體
有唐一代的唐詩選本較多，今存世者尚有十三種。因其皆是以當(dāng)代人的眼光來關(guān)注和研究唐詩，與唐詩的實際發(fā)展同步，故歷來為唐詩研究者所重視。就今存世較為完整的幾種唐人唐詩選本來看，不同選本所選體裁各有偏重?！逗釉烙㈧`集》選古體詩178首，近體詩56首，較為側(cè)重古體?！逗D中集》所選24首皆為古體?！秶慵愤x古體詩27首，近體詩191首?！稑O玄集》選古體詩2首，近體詩99首?！队中愤x古體詩31首，近體詩172首?！恫耪{(diào)集》選古體詩143首，近體詩857首。這些選本均側(cè)重于近體。至于其選詩標(biāo)準(zhǔn)，樓穎《國秀集序》稱芮挺章“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弦者都為一集”；[15]韋縠《才調(diào)集敘》自謂“纂諸家歌詩，總一千首”。[16]二者明確標(biāo)明易于入樂的歌詩是其選詩標(biāo)準(zhǔn)，而其所選作品中近體律絕又占了絕大多數(shù)，這就說明有唐一代特別是中晚唐之際，近體詩是主要的入樂歌辭。
正因為近體詩易于入樂歌唱且有唐一代所歌之詩以近體律絕為多，而《御覽詩》中所選又無一例外的全為近體律絕（《觀回軍》三韻亦是近體），我們就可以做大膽的猜想：《御覽詩》編選最主要的一個去取標(biāo)準(zhǔn)，就是這些詩是否易于入樂歌唱。
三 所選詩人的系統(tǒng)考察
《四庫全書總目》謂《御覽詩》所取之詩“大抵以音節(jié)諧婉為主”[17]，就是說其所收作品有易于入樂歌唱的特點。當(dāng)然，單純的近體形式這一點尚不足以支撐這種論斷。但只要對集中所選詩人的具體情況作一番考察，就會堅信這種猜想。
《御覽詩》所選詩人詩作以李益36篇居首。據(jù)《舊唐書》本傳記載，李益“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18]從這里的記載來看，李益因為長于歌詩而有詩名，又因其歌詩符合統(tǒng)治者的審美趣味，故常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而唱為供奉歌詞。這進(jìn)一步提升了他的詩名，以至于貴為至尊的唐德宗，作詩之際都想找他來唱和?！缎绿茣けR綸傳》云：“（綸）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19]胡震亨《唐音癸簽》所謂“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為多，中、晩李益、白居易為多”[20]，應(yīng)該是合于史實的。而且《新唐書·盧綸傳》的記載還透露了另一個信息，就是李益與盧綸同為德宗垂青，而令狐楚編選《御覽詩》時選有盧綸詩作32首，僅次于李益，則二者之詩當(dāng)有某種共同之處。
選詩數(shù)量緊隨李益與盧綸之后者，是被譽為“三楊”的楊凝（29首）、楊憑（18首）與楊凌（17首）。三楊為從兄弟，皆有文名。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謂楊憑“以文律通流當(dāng)世”，又與楊凝、楊凌“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sup>[21]《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稱楊凝兄弟之文“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xué)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為模準(zhǔn)；進(jìn)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sup>[22]就三楊的仕宦履歷來看，楊憑歷事節(jié)度府，召為監(jiān)察御史，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楊凝以校書郎為書記，由協(xié)律郎三轉(zhuǎn)御史；楊凌曾為協(xié)律郎。在唐代，作為太常卿副職的太常少卿雖不要求必須精通音樂，但其中多為精通音樂者；協(xié)律郎中有精通音樂者，亦有長于文學(xué)者。權(quán)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謂楊凝“所著文一百四十余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響，不待數(shù)珩璜珮玦之目，然后知其妙”[23]，而楊凝又有“趙瑟多愁曲，秦家足艷妝”[24]、“帝京元巳足繁華，細(xì)管清弦七貴家”[25]之類的詩句，可見其于音樂舞蹈不算粗疏。又，以樂府見長的劉商主要活躍于大歷、貞元年間，大歷初為合肥縣令，貞元中任汴州（今河南開封）觀察推官，其《賦得射雉歌送楊協(xié)律表弟赴婚期》有“楊生詞賦比潘郎，不似前賢貌不揚。聽調(diào)琴弄能和室，更解彎弧足自防”[26]之句，可知此楊協(xié)律熟知音樂。據(jù)左漢林《唐代協(xié)律郎的任職條件和職責(zé)新論》[27]一文考證，大歷至貞元中楊姓協(xié)律郎只有楊凝、楊凌從兄弟二人。今考二人履歷，楊凌建中四年（783）客滁州時已任協(xié)律郎，且正是在此年或此前不久娶了韋應(yīng)物的長女，[28]而楊凝任協(xié)律郎在貞元三年（787）后，[29]故劉商《賦得射雉歌送楊協(xié)律表弟赴婚期》中“楊協(xié)律”很可能就是楊凌?！叭龡睢钡奈膶W(xué)造詣、音樂才能以及仕宦履歷，足以說明《御覽詩》大量選錄他們的作品，有其詩歌易于入樂歌唱的因素存在。
選詩數(shù)量在“三楊”之后的是皇甫冉（16首）。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云：“五言詩之源……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浸遠(yuǎn)，其利有過于古者，亦猶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勛顥、王右丞維復(fù)崛起于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dāng)代不過數(shù)人，補闕其人也?！湓姶舐砸怨胖扰d，就今之聲律，涵詠風(fēng)騷，憲章顏謝。”[30]此文透露了這樣一些信息：其一，沈宋等人使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以至于“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即沈宋二人對五言詩聲律的追求，使五言詩易于入樂歌唱。其二，皇甫冉的詩歌創(chuàng)作能步沈宋后塵，“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亦即能將古詩之內(nèi)容融入近體的形式，使其易于入樂歌唱。
選詩數(shù)量位列皇甫冉之后而又達(dá)到十首的依次是盧殷（14首）、楊巨源（14首）、劉方平（13首）以及均選10首的鄭錫、顧況和梁锽。此六人中，楊巨源“才雄學(xué)富，用意聲律”“絕句清泠”，[31]今存作品中又有《聽李憑彈箜篌》二首與《僧院聽琴》（一作《宿藏公院聽齊孝若彈琴》）之類的賞樂詩；顧況“善為歌詩”[32]；封演《封氏聞見記》稱梁锽（封、梁同為天寶間人）為“詞人”，[33]他們的詩作獲令狐氏垂青，易于入樂而歌是原因之一。
至于那些選詩不足10首的詩人，其情況亦可考見一二。晚唐韋縠《才調(diào)集》載有司空曙《病中遣妓》：“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垂淚對花筵。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它人樂少年?！?sup>[34]這從側(cè)面說明司空曙對音樂歌舞的愛好與擅長。盧綸貞元中曾作懷舊詩，較為公允地評論了“大歷十才子”的詩歌，其論司空曙云：“郎中善余慶，雅韻與琴清。郁郁松帶雪，蕭蕭鴻入冥?！?sup>[35]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亦謂司空曙之詩“屬調(diào)幽閑，終篇調(diào)暢。”[36]“雅韻與琴清”與“終篇調(diào)暢”的評論，正說明了司空曙之詩有易于入樂歌唱的特點。李端“隱衡山，自號衡岳幽人。彈琴讀《易》”，[37]張籍“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38]他們的詩歌也是易于入樂歌唱的。
從上面的系統(tǒng)考察來看，《御覽詩》中的這些詩人，有的做過朝廷樂官，有的詩作“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他的也要么是“用意聲律”，要么是“善為歌詩”，再不就是喜歡“彈琴讀《易》”。像這樣的一些詩人，說他們的詩具有易于入樂歌唱的特點，不為無據(jù)。不僅如此，《御覽詩》中諸詩人各自的詩風(fēng)，也能說明它們具有易于入樂歌唱的特點。
胡震亨《唐音癸簽》謂《御覽詩》所選之詩“皆妍艷短章”，[39]許學(xué)夷《詩源辯體》謂《御覽詩》所選詩人“其詩多纖艷語”。[40]這里所謂“妍艷”“纖艷”，均指詩歌藝術(shù)風(fēng)格上的浮靡、艷麗。具體到詩人詩作，古籍中也有類似記載。方回《瀛奎律髓》在評令狐楚《御覽詩》所選作品時謂劉復(fù)四首“大抵工麗”，[41]鄭鏦四首“皆艷麗”。[42]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謂李嘉祐之詩“與錢郎別為一體，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43]皇甫冉《巫山詩》“終篇奇麗”。[44]《舊唐書·盧簡辭傳》謂李端、錢起、韓翃“能為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按：指盧綸）作尤工?！?sup>[45]還有一些詩人，其詩作常被視為有齊梁之風(fēng)。如胡應(yīng)麟《詩藪》云：“《巫山高》，唐人舊選四篇，當(dāng)以皇甫冉為最。然劉方平‘楚國巫山秀’一篇亦佳。方平中唐人，題梅花五言律，用修謂可配太白，此作于齊梁不多讓也?！?sup>[46]按，胡應(yīng)麟這里所說的皇甫冉《巫山高》，《御覽詩》中已收，甚有齊梁風(fēng)味。劉方平“楚國巫山秀”即其所作《巫山高》一篇?！邦}梅花五言律”即劉方平所作《梅花落》一篇，《詩藪》謂其為“全作齊梁者”。[47]令狐楚將劉方平置于《御覽詩》之首，可見其對劉詩的喜愛。集中雖未收劉方平的《巫山高》與《梅花落》二詩，但劉氏入選的13首詩歌大多是以女子口吻而寫的，無不具有齊梁風(fēng)味，受到了歷代詩評家的評點。如賀裳《載酒園詩話·艷詩》評集中所收的《京兆眉》曰：“似嘲似惜，卻全是一片矜能炫慧之意，筆舌至此，可謂入微?！?sup>[48]指出了詩人善于描摹女子內(nèi)心的特點，而這正帶有濃烈的六朝遺韻。因為古時歌唱者一般都為女性，所以那些易于入樂歌唱的詩作往往就具有浮靡、艷麗的特點，以適合女子聲口。正因為《御覽詩》中的作品都是些易于入樂的歌詩，所以它們的詩風(fēng)就都顯得浮靡和艷麗。[49]
四 所選作品的系統(tǒng)考察
從詩人角度考察《御覽詩》，可以得出其有易于入樂歌唱的標(biāo)準(zhǔn)考慮。從所選作品的角度考量，同樣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
《御覽詩》中所收詩作不僅因其浮靡、艷麗的風(fēng)格而適合女子聲口，其多敘宮怨、閨思、送別、冶游、春情這樣一些表現(xiàn)世俗情感的內(nèi)容，同樣很適合女子演唱。其中有些作品，甚至就是類似于齊梁風(fēng)格的詠物、詠人詩作，往往或明或暗地都有一個或一群女性形象出現(xiàn)，是世俗樂歌的主要描寫對象。更為重要的是，《御覽詩》現(xiàn)存286首作品中，有的同時見載于《樂府詩集》；有的《樂府詩集》雖未載錄，但其題名為《樂府詩集》中的知名曲調(diào)；另外還有一些作品，通過考稽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其為唐世新歌，或者有入樂歌唱的痕跡。這也是《御覽詩》以易于入樂歌唱為收錄標(biāo)準(zhǔn)的一個見證。下面試以具體作品分類說明。
其一，《御覽詩》中許多作品同時見載于《樂府詩集》。如劉方平的《班婕妤》，皇甫冉的《巫山高》《婕妤怨》，鄭錫的《邯鄲少年行》，李端的《關(guān)山月》《巫山高》，盧綸的《塞下曲》（六首）、《天長久詞》（三首）、《宮中樂》（二首），于鵠的《江南意》，楊凌的《明妃曲》，李宣遠(yuǎn)的《塞下作》，姚系的《古別離》，李益的《鷓鴣詞》《題宮苑花》等，《樂府詩集》都有收錄，只是有些作品題名有所不同。
其二，有些作品《樂府詩集》雖然未收，但其題名為《樂府詩集》中的知名曲調(diào)，有同題作品收錄。如鄭錫的《度關(guān)山》《千里思》《襄陽樂》《出塞》《出塞曲》《玉階怨》，柳中庸的《涼州曲》，鄭鏦的《玉階怨》《婕妤怨》《入塞曲》，楊凝的《從軍行》，霍揔的《塞下曲》《關(guān)山月》《雉朝飛》《采蓮女》，楊巨源的《襄陽樂》《關(guān)山月》《折楊柳》，等等。這些題名均為《樂府詩集》中的知名曲調(diào)，涉及了橫吹、相和、清商、琴曲、雜曲等多個部類。又，集中所載的劉方平《采蓮》一首，楊士弘《唐音》、高棅《唐詩品匯》、陸時雍《唐詩鏡》等均題作《采蓮曲》，而《采蓮曲》為樂府清商舊曲?；矢θ健堕L安路》一首，《文苑英華》題作《長安道》，而《長安道》為漢橫吹曲名?；矢θ健栋噫兼ァ芬皇?，洪邁《萬首唐人絕句》、楊士弘《唐音》題作《婕妤春怨》，《二皇甫集》、《唐詩品匯》題作《婕妤怨》，《御定全唐詩》題作《婕妤春怨》，并于題下注云：“一本無春字?！睙o論是《班婕妤》還是《婕妤怨》，都是《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中的樂府舊題。而鄭鏦的《邯鄲俠少年》與盧殷的《妾換馬》，很可能也是雜曲《邯鄲少年行》與《愛妾換馬》的異名而已。
其三，集中所收部分作品實為唐世新歌，或者有入樂歌唱的痕跡。如劉復(fù)《春游曲》一首。《樂府詩集》雜曲歌辭中載有張仲素《春游曲》三首。琴曲歌辭中又載有題作王維的《游春曲》五言二首，視為《蔡氏五弄》中的《游春》，但此二詩《唐詩紀(jì)事》歸入張仲素名下，題作《游春曲》，《全唐詩》歸入王涯名下，題作《春游曲》?！稑犯娂吩谕蹙S《游春曲》之后同時還有題作王維的《游春辭》七言二首和令狐楚的《游春辭》五言三首，王維的《游春辭》《唐詩紀(jì)事》歸入王涯名下，令狐楚的《游春辭》《全唐詩》題作《春游曲》。這些作者歸屬混亂，或題“春游”或題“游春”的樂府歌詩，實際上都是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三人元和年間宮中唱和的翰林歌詞，是唐世新歌而非琴中舊曲。[50]據(jù)此看來，劉復(fù)的這首《春游曲》也是唐世新歌。而《御覽詩》所收劉方平的《新春》一首，很顯然已被樂人截取入樂歌唱。其詩云：
南陌春風(fēng)早，東鄰曙色斜。一花開楚國，雙燕入盧家。眠罷梳云髻，妝成上錦車。誰知如昔日，更浣越溪紗。[51]
《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收有《浣沙女》二首：
南陌春風(fēng)早，東鄰去日斜。千花開瑞錦，香撲美人車。[52]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人向百花中。[53]
此二首《樂府詩集》中未題撰者姓氏。其“長樂青門外”一首實為王維《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yīng)制》的前四句，僅僅將“輦過百花中”改為“人向百花中”，這顯然是樂人截取詞人歌詩的“選詞配樂”。同理，其“南陌春風(fēng)早”一首，顯然也是截取了劉方平《新春》的前四句，只是詩句的改動較大而已，但詩歌的整體構(gòu)思卻完全一致。
五 集外的因素
《御覽詩》是今存唯一一部受帝王之命編纂的唐人詩集，這里面有兩個人物的喜尚對詩作去取有很大影響，一個是授命的唐憲宗，另一個就是奉命的令狐楚。
先來看令狐楚的情況。令狐楚雖說主要文學(xué)成就在于駢文，其詩歌大多散佚，只依賴于《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唐百家詩選》《唐詩紀(jì)事》等總集才有少量留存，但就《樂府詩集》收有其樂府歌詩凡九調(diào)三十首這一點來看，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以可入樂而歌的樂府為多。又，尤袤《遂初堂書目》中載有《張仲素歌詞》與《令狐楚歌詞》，而專門輯錄元和中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五言七言樂府小詩的《三舍人集》，又名《元和三舍人集》或《翰林歌詞》，可見三人同為翰林學(xué)士時曾大量制作歌詞。再者，從當(dāng)時與令狐楚有交游的著名詩人的詩作來看，他的詩歌也有易于入樂歌唱的特征。如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用短章用伸酬謝》云：
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吳娃耳遍聞。盡解呼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將軍。辭人命薄多無位，戰(zhàn)將功高少有文。謝朓篇章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54]
令狐楚新詩傳播吳中，遍于楚老吳娃之耳，這種傳播的快捷性與普遍性表明，它們很可能是以入樂歌詞的形式傳播的。而從劉禹錫、王建等人“新成麗句開緘后，便入清歌滿坐聽”[55]、“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詩送一杯”[56]、“玄都留五字，使入步虛聲”[57]、“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弦聲”[58]這些詩句來看，令狐楚的詩歌是很容易入樂而歌的，而且似乎是有意創(chuàng)作歌詞。既然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具有如此的特點，他在編選集子時將其當(dāng)作選錄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自是應(yīng)有之舉。
唐憲宗的情況也能說明問題。如前文所述，憲宗祖父德宗極喜李益與盧綸的詩歌，而二者正是《御覽詩》中選詩最多的詩人，共計68首，占了五分之一強(qiáng)。元和元年前后，唐憲宗召年近花甲的李益入朝擔(dān)任都官郎中，又曾令中書舍人張仲素訪盧綸遺文，[59]都是基于其對二者詩歌的喜好。元和十二年（817）令狐楚出為華州刺史，“后它學(xué)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即憲宗）抵其草，思楚之材?！?sup>[60]雖然這里說的是令狐楚的駢文而非詩歌，但駢文本就是一種講究對仗和音韻諧美的文體，憲宗對駢文的特殊愛好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他喜歡那種講究對仗和音韻諧美的詩歌。
憲宗元和年間，宮中盛行風(fēng)格輕艷的近體歌詩。元和二年（807）白居易作《太平樂詞》二首，其題下注云：“已下七首在翰林時奉敕撰進(jìn)?！?sup>[61]其他五首指《小曲新詞》二首與《閨怨詞》三首，這七首均為近體五絕，風(fēng)格輕艷?！杜f唐書·元稹傳》記載：“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美，宮中呼為元才子。”[62]穆宗即憲宗之子，于此可見憲宗對元白輕艷詩風(fēng)的喜愛。而這種易于入樂的輕艷歌詩，正是《御覽詩》的選詩標(biāo)準(zhǔn)。又，撰寫朝廷樂章、創(chuàng)制樂府歌辭是唐代翰林學(xué)士的職責(zé)之一。[63]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三人憲宗元和年間同為翰林學(xué)士，曾于宮中大量創(chuàng)作五七言樂府歌詩，被時人編成《翰林歌詞》，此亦說明當(dāng)時宮中創(chuàng)作近體歌詩風(fēng)氣之盛。翰林學(xué)士為皇帝身邊的人，他們的這種創(chuàng)作風(fēng)氣即使不是為了迎合憲宗的喜好，也一定會對憲宗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
六 余論
上文從五個方面證明了《御覽詩》的選詩標(biāo)準(zhǔn)之一是作品是否易于入樂歌唱。宋孫甫《唐史論斷》卷下“裴度罷相位”條云：“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tài)?！?sup>[64]此集既是供憲宗御覽而選，集中作品又多為易于入樂歌唱的浮靡艷詩，可見當(dāng)時在中興的外衣下，唐朝廷中又興起一股逸樂之風(fēng)。《御覽詩》雖只是一兩位社會上層人物喜尚的直接表現(xiàn)，其實卻反映了當(dāng)時整個社會很大一部分士人的逸樂心態(tài)和審美情趣。
[1] 參見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227頁。
[2]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40頁。
[3] 參見姜劍云《令狐楚年譜簡編》，《山西大學(xué)學(xué)報》1999年第3期，第38～39頁。
[4]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第186卷，中華書局，1997，第2603頁。
[5]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第186卷，中華書局，1997，第2603～2604頁。
[6]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第186卷，中華書局，1997，第2603頁。
[7] 關(guān)于這一點，吳相洲師《論近體詩的產(chǎn)生與音樂之關(guān)系》一文有詳盡論述，可參看。原文載《唐詩十三論》，學(xué)苑出版社，2002。
[8] 可參看朱光潛《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一文。原文載《朱光潛美學(xué)文學(xué)論文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9] 沈括《夢溪筆談·樂律》，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第5卷，中華書局，1959，第231頁。
[10] 顧炎武：《音論》，卷中，“古人四聲一貫”條，見《音學(xué)五書》，中華書局，1982，第39～40頁。
[11] 岳珍：《碧雞漫志校正》第1卷，巴蜀書社，2000，第19～20頁。
[12]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第199卷，中華書局，1997，第2810頁。
[13] 胡應(yīng)麟：《詩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4頁。
[14] 馮班：《鈍吟雜錄》第3卷，中華書局，1985，第37頁。
[15] 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227頁。
[16] 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691頁。
[17]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第186卷，中華書局，1997，第2604頁。
[18] 《舊唐書·李益?zhèn)鳌返?37卷，中華書局，1975，第3771頁。
[19] 《新唐書》第203卷，中華書局，1975，第5785頁。
[20] 胡震亨：《唐音癸簽》第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75頁。
[21] 柳宗元：《柳宗元集》第30卷，中華書局，1979，第789頁。
[22] 柳宗元：《柳宗元集》第9卷，中華書局，1979，第212頁。
[23] 權(quán)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全唐文》第489卷，中華書局，1983，第4996頁。
[24] 楊凝：《春情》，《全唐詩》第290卷，中華書局，1999，第3294頁。
[25] 楊凝：《上巳》，《全唐詩》第290卷，中華書局，1999，第3294頁。
[26] 《全唐詩》第303卷，中華書局，1999，第3446頁。
[27] 原文載《河北大學(xué)學(xué)報》2007年第1期。
[28] 韋應(yīng)物集中有《寄楊協(xié)律》，楊凌有《奉酬寄示》。而且從韋應(yīng)物建中四年所作的《送元錫楊凌》《送楊氏女》《送楊協(xié)律》等詩來看，楊凌與其長女結(jié)婚應(yīng)在此年或前不久。
[29] 柳宗元《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謂楊凝“式徙荊州，由協(xié)律郎三轉(zhuǎn)御史”。興元元年（784）樊澤節(jié)度山南東道時，楊凝自秘書省校書郎為其府掌書記。貞元三年閏五月，樊澤徙荊南節(jié)度使，楊凝隨府遷。故知其任協(xié)律郎在貞元三年之后。
[30] 《全唐文》第388卷，中華書局，1983，第3940～3941頁。
[31]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5卷，第2冊，中華書局，1987，第412頁。
[32]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3卷，第1冊，中華書局，1987，第639頁。
[33] 見《封氏聞見記》卷五“第宅”條。
[34] 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806頁。
[35] 王仲鏞：《唐詩紀(jì)事校箋》第30卷，中華書局，2007，第1032頁。
[36]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4卷，第2冊，中華書局，1987，第55頁。
[37]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4卷，第2冊，中華書局，1987，第75頁。
[38]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朱金城：《白居易集箋?！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5頁。
[39] 胡震亨：《唐音癸簽》第3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21頁。
[40] 許學(xué)夷：《詩源辯體》第36卷，杜維沫校點，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7，第357頁。
[41]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第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654頁。
[42]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第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24頁。
[43] 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472頁。
[44] 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480頁。
[45] 《舊唐書》第163卷，中華書局，1975，第4269頁。
[46] 胡應(yīng)麟：《詩藪》外編卷四，中華書局，1958，第180頁。
[47] 胡應(yīng)麟：《詩藪》外編卷四，中華書局，1958，第179頁。
[48] 參見郭紹虞《清詩話續(xù)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25頁。
[49] 吳相洲師《論近體詩的產(chǎn)生與音樂之關(guān)系》一文中有浮靡詩風(fēng)與近體聲律關(guān)系以及浮靡的詩作易于入樂歌唱等問題的論述，可參看。原文載《唐詩十三論》，學(xué)苑出版社，2002，第59～62頁。
[50] 關(guān)于《春游曲》為唐代新興樂歌及王涯、張仲素、令狐楚三人宮中唱和的具體情況，可參見拙著《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第128～130頁）。
[51] 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376頁。
[52] 《樂府詩集》第80卷，中華書局，1979，第1128頁。
[53] 《樂府詩集》第80卷，中華書局，1979，第1129頁。
[54]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213頁。
[55] 劉禹錫：《重酬見寄》，《劉禹錫集》第3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18頁。
[56] 劉禹錫：《酬令狐相公六言見寄》，《劉禹錫集》第3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19頁。
[57] 劉禹錫：《酬令狐相公雪中游玄都見憶》，《劉禹錫集》第3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16頁。
[58] 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第289卷，第2冊，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1，第1027頁。
[59] 《新唐書·盧綸傳》：“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新唐書》第203卷，中華書局，1975，第5785頁。
[60] 《新唐書·令狐楚傳》，《新唐書》第166卷，中華書局，1975，第5099頁。
[61]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返?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213頁。
[62] 《舊唐書》第166卷，中華書局，1975，第4333頁。
[63] 關(guān)于翰林學(xué)士撰寫朝廷樂章、創(chuàng)制樂府歌辭的職責(zé)問題，可參看張煜《新樂府辭研究》一書第三章“唐代翰林學(xué)士與新樂府辭創(chuàng)作”（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
[64] 孫甫撰《唐史論斷（附錄）》，中華書局，1985，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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