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頭語

前兩年，我把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一份隱私（情書）交給了社會。現(xiàn)在，我又傾箱倒篋，將一份更早也更具隱私性的文字——日記——交了出來。情書是一個人為另一個人寫的，日記則是一個人只為自己寫的，是靈魂深處的獨白。那么，一向拘謹?shù)奈?，到了這把年紀，為什么心血來潮，要把這些最最不可示人的絕密隱私公之于眾？

我想是因為，世紀末涌上心頭的那股飄忽的令人惆悵又令人激越的鄉(xiāng)愁。一個身心歸屬于20世紀的人，在與自己的世紀告別時，不免離情依依，向它投去最后一瞥，默默遞上一份小小紀念品，一札刻著自己與世紀同行腳印的紙片。

一位文學朋友曾對我說，在現(xiàn)今浩如煙海的出版物中，記錄著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生存狀態(tài)的作品，以20世紀40年代的為最缺。這給了我交出這些日記的決心和勇氣。我的日記所記的正是這個時期這個階層的事，因而可能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它或許能為一首無比輝煌的世紀交響樂添加幾個音符。我相信，從滄海一粟的個人那微不足道的心跳，可以觸摸到空前宏偉的大時代的強勁脈搏，透過那株蒼勁繁茂的歷史大樹的一片葉子，可以追尋它撲朔迷離、變幻莫測的光和影。因為這是20世紀無比悲壯的史詩的一個片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國戰(zhàn)區(qū)的一角發(fā)生的普通人的戲劇。

時間：1941-1945年。

地點：四川樂山武漢大學。

人物：構(gòu)成一所大學主體的師生員工，以及環(huán)繞在他們周邊的各色人物。

劇情：在全民抗戰(zhàn)的大背景下，在一所偏安大后方的最高學府里，一群高級知識分子紛紜雜沓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理情勢。而戲劇的主人公，一個女大學生，用一顆熱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記錄下這一切動態(tài)。

登上舞臺的教師隊伍中，有許多全國知名的鴻儒，如文學院的朱光潛、繆朗山（靈珠）、袁昌英、蘇雪林、凌叔華、陳西瀅、方重、羅念生、朱君允、孫家琇、劉永濟、楊人楩、楊東莼、葉麐，法學院的劉秉麟、楊端六、戴銘巽、彭迪先、劉廼誠，理學院的張鏡澄、蕭君絳、吳大任、石聲漢、高尚蔭，工學院的邵逸周、郭霖、張寶齡、白郁筠、余熾昌，兩任校長王星拱、周鯁生……有的只露一面，有的則有相當充分的表演。在日益加劇的物質(zhì)和精神壓力之下（幾年中因貧病交加而英年早逝者至少有七人），一些人恪盡職守，教書育人，不少人迫于生計自謀活路，也有少數(shù)人把尊嚴廉恥拋在腦后，不擇手段地只顧撈錢。林林總總，構(gòu)成一幅20世紀40年代的儒林外史圖。

在樂山舞臺上亮相的，還有校外的各界社會人士、文化名人和軍政顯要，如李約瑟、黃炎培、冼群、馮玉祥、杭立武、白崇禧。而樂山舞臺以外的人物則更多，如孟志蓀、羅斯福、王世杰、胡適、郭沫若、成舍我、孔祥熙、湯恩伯等。以讀后感的形式述及的中外作家則有斯諾、魯迅、趙超構(gòu)、臧克家、鄭敏、徐、張愛玲等。至于在讀書筆記中出現(xiàn)的外國作家和作品人物，更是不勝枚舉。這是一出歷時四載、人物眾多的熱鬧大戲。對各色人物進行觀察、描繪、分析、評說，是一個渴望了解人生的年輕女孩至感興趣的題材。

舞臺上最活躍的當屬一群青年學子，一群在戰(zhàn)時艱苦條件下保持蓬勃朝氣的少男少女。五色繽紛的女生宿舍，住房與伙食，多數(shù)學生賴以生存的唯一經(jīng)濟來源——二斗三升米的政府貸金，因營養(yǎng)不良導致的慘痛早殤，異鄉(xiāng)孤魂的最后歸宿“第八宿舍”——學生公墓。各種思潮傾向的交匯沖撞：認真求學以圖報國的熱血青年；只顧啃書不問其他的夫子；胸無大志混文憑者；追求真理傳閱進步書刊的“左”傾同學；通過娛樂社交發(fā)展信徒的基督教外圍組織“團契”；不帶政治色彩的各種文化與社交活動：劇團、歌詠隊、校友會、同鄉(xiāng)會、迎新送舊、郊游、學術(shù)講座、茶館文化、小吃、集體游戲……與一切時代的大學生無異，生活中占很大比重的是還處在半開放半封閉狀態(tài)的男女社交，狂熱的或羞怯的求愛信，避人耳目的人約黃昏，導致精神失常的無望的單思，兩心相許終成眷屬的美滿姻緣，錐心刻骨的失戀，慘痛的失足和被棄——形形色色的婚戀觀和求偶實踐，構(gòu)成一座20世紀中期的大觀園。

八年中，這座川西小城唯一的最高學府，給閉塞的地方帶來商業(yè)的繁榮和文化的氣息。被小城養(yǎng)活了的兩千名讀書人，與當?shù)鼐用裼兄Ыz萬縷的接觸維系，在某種程度上融入了當?shù)氐纳睿号c地方士紳、政商學界的禮尚往來；在本地中學和企業(yè)單位兼職兼課；當?shù)氐拿袂轱L俗，外國基督教會和傳教士，圣誕節(jié)的音樂崇拜，復活節(jié)的洋童表演，令人垂涎的川式飲食文化，還有那美不勝收的風景名勝，隨處可見的水墨山水畫一般的風景，令人想起沈從文的《邊城》——種種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觀，點點滴滴收入日記，構(gòu)成一幅幅五色斑斕的浮世繪。

盡管遠離大城市文化中心，武大卻也不乏多彩的文化生活。除本校的活動，不時也有外來的學者名流、文藝家、演出團體光臨。戰(zhàn)時大后方一個突出的文化現(xiàn)象是話劇的蓬勃興旺，樂山也不例外。校內(nèi)一些學生劇團不斷演出中外名?。ā独子辍?、《日出》、《原野》、《北京人》、《風雪夜歸人》、《茶花女》、《莎樂美》等），一度的盛事是1943年春進步劇團中華劇藝社來樂公演，武大師生得以飽賞高水平的話劇藝術(shù)，如《孔雀膽》、《天國春秋》、《清宮外史》、《勝利號》，等等。與話劇并駕齊驅(qū)的是音樂，特別是合唱。那時，各大學和名牌中學都有自己的合唱團，例如我曾就讀的重慶南開中學合唱團，在李抱忱先生的指揮下，在山城享有盛名。經(jīng)過音樂藝術(shù)熏陶的各路中學生匯集到武大，自然結(jié)合為水平不菲的合唱組織，演唱有相當難度的抗戰(zhàn)歌曲（黃自、冼星海、賀綠?。┖椭型馑囆g(shù)歌曲。而流行于陪都舞廳酒樓的低俗靡靡之音，在校園內(nèi)無立足之地。每當外地的名家（蔡紹序、郎毓秀、劉雅琴、張舍之等）來開演唱演奏會時，就是樂迷們最盛大的喜慶日。美術(shù)方面，舉辦過關(guān)山月、趙少昂、黎雄才等名畫家的畫展。校內(nèi)則有凌叔華開過花鳥畫展。在學生壁報上嶄露頭角的有漫畫家方成。而在國內(nèi)和法國專門學習過繪畫的蘇雪林，只躲在閣樓上偷繪她的黃山風光，借以陶冶情性，從不示人。由于對各門藝術(shù)的特殊愛好，這類活動在我的日記中有特別翔實的記敘，構(gòu)成了陰霾的戰(zhàn)時天空中一抹絢麗的云霓和亮色。

處于舞臺中心的，自然是日記的作者我自己。由于父母長期在武大任教，我的地位不同于一般同學。武大不僅是我的學校，也是我自幼的家園。父親楊端六任教經(jīng)濟系，做過法學院院長、教務(wù)長。母親袁昌英任教外文系，是“五四”以來的著名女作家。四年中，我兩年住校，兩年住家，我對武大的觀察，來自學校和來自家庭的兩種角度。有三年，我家住城西陜西街盡頭一處名叫“讓廬”的宅子，與蘇雪林、凌叔華緊鄰。這三位被譽為“珞珈三杰”的女作家的生活、事業(yè)和友誼，在我的日記中占有相當?shù)姆蓊~，我寫過一篇記述她們的回憶文?！白審]”，濃縮著我從少女到青年的成長過程。這就是我把“讓廬”作為我的日記的題名原因所在。

記述最詳盡的是我的家庭生活，親情、天倫之樂，因性格的差異和經(jīng)濟困難造成的摩擦、矛盾、沖突、煩惱。這幕家庭劇的核心，是母親。母親之于我，遠遠超越一般的母女關(guān)系。她不僅是至愛至親者，還是諄諄善誘的師長，人生道路的啟蒙者，是我心儀文學的領(lǐng)路人。從她那里，我繼承了文藝的基因。她把我當作文學幼苗悉心培養(yǎng)，助我編織起絢爛的寫作夢。在她的鼓勵下以及通過對中外名著的閱讀，在我心中燃起了狂熱的創(chuàng)作欲望。我一篇接一篇地試寫小說，但獲得發(fā)表的只有一篇中篇小說。正當我似乎滿懷希望要揚帆在文學航道上時，時代思潮的轉(zhuǎn)型阻扼了我的航向，打破了我的作家夢。因為使母親獲得成功的那個時代已成為過去，她的那條老路，我已不可能再走，而新路又如霧中的遠景一般渺茫。但四年中我把日記當作積累素材和練筆的場所，卻也不枉然。它使我養(yǎng)成了觀察和思考的習慣。在后來的幾十年，命運雖使我離開了文學，卻沒離開文字工作。

日記的敘述是雙向的，既有形而下的具象描繪，又有形而上的思想務(wù)虛。往往是一段實事，跟隨著一段感想評說。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思想認識談不上成熟，卻也不落陳規(guī)俗套，不時冒出新意。雖蕪雜，但有一個主題始終不變——真誠強烈的愛國情懷。這是與抗日戰(zhàn)爭的大環(huán)境分不開的。

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人，處在50年拒敵于國門之外的環(huán)境，和平已像每日吸入的空氣一樣習以為常而平淡無奇，可能難以體會到戰(zhàn)亂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壓力和痛苦。那年頭，盡管偏安大后方一隅，還能照常讀書過日子，但天空也無日不布滿戰(zhàn)云。除了隨時有可能在日寇炸彈下家毀人亡，且不知哪天淪為鐵蹄下的亡國奴，這不是危言聳聽。翻到1944年秋的日記，當世界大戰(zhàn)的勝敗已成定局，和平的曙光已出現(xiàn)在天際時，日寇卻大舉進犯西南各省直逼四川。我們一家人惶惶無主密商逃生之計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切膚之痛，使我深感缺少一個強大祖國、強大人民軍隊的庇護，何談黎民百姓的安全福祉，缺少國家民族的安定，何來個人的前途和希望。我的根深蒂固的國家民族觀念，除了得自于父母師長的教誨，就是在這種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扎下根來的。它不是抽象的、理論的、概念的、灌輸?shù)模窍耩I了要吃飯的本能一樣實實在在不言自明的。日記中，我密切關(guān)注著時局，與個人生活穿插交錯的是國內(nèi)外戰(zhàn)事的動向，有如一篇微型的戰(zhàn)爭風云錄。青年時代深入心田的這種體驗，使我懂得這50年拒敵于國門之外的和平局面的彌足珍貴，盡管會有人訕笑這不過是毫無深意的老生常談。是的，是老生常談，但它是真理。

與憂國情懷并行的是憂民意識。戰(zhàn)爭縮短了我家與一般百姓生活上的距離，在思想感情上貼近了平民大眾。從閱讀文學獲得的精神富足與幸福感，使我愈發(fā)同情那些被剝奪了文化雨露滋潤的下層民眾。我寫過一篇以民眾教育為題的小說《靜水》，并倡議在女生宿舍辦民眾夜校。憂國憂民的雙重情懷，使我對文學的理念，由初時的以寫作自娛轉(zhuǎn)向嚴肅的社會使命感。同時，隨著社會進步思潮的大形勢，我又逐漸拋開遠離政治的清高思想，轉(zhuǎn)而接觸并接近進步思想，萌生了想要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革命的愿望。日記在描繪一個知識青年個人的思想轉(zhuǎn)型時，也多少展現(xiàn)了那個風云際會的大時代的社會動態(tài)和歷史景觀。

恰如我看重事業(yè)和責任，我也執(zhí)著于個人幸福和愛情的追求。浸透心靈的文學，使我的情愛觀具有濃厚的浪漫色彩。我不齒于世俗的擇偶“條件論”，只求一個靈犀相通的知音。幾次試探失望之后，在即將離校前，卻不期遭遇到夢寐以求的愛情體驗。那如火如荼的初戀，也是最后的唯一的終生之戀。日記中那些頗似浪漫言情小說的記述，并無絲毫虛夸和矯飾，都是實實在在的真情流露。盡管那只不過是人類千百年來不斷重復的愛情故事的一次小小的演示，但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看，卻也可以說明在一個人心相對純樸的時代，青年人對待愛情的真誠執(zhí)著。

日記的最后一篇，標明日期是1945年8月10日。歷史在這里為腥風血雨的八年抗戰(zhàn)畫上了句號，也標志著我四年大學生涯的結(jié)束。接下來，我的生命旅程跨入了就業(yè)、留學、迎接解放的新篇章。取代了日記的，是歷時三載的兩地情書，1999年以《寫給戀人（1945-1948）》為題出版，那是我的大學日記的續(xù)篇。

全部原始日記約計50-60萬字，為避免過于冗長蕪雜，我刪去了大量篇幅，壓縮為25萬字左右，盡管不得不為此舍棄我以為并非全無史料價值的內(nèi)容。

刪節(jié)工作總共動了四次艱苦的大手術(shù)，歷時三載。這期間，我的老伴嚴國柱協(xié)助我做了大量認真的權(quán)衡輕重去留的考慮和決斷。在我?guī)锥葐适判暮陀職舛T手時，是他給我打氣，以他的化名“顧耕”（只顧耕耘，不問收獲）中包藏的做人態(tài)度，鼓舞我堅持下去，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在這里一提。

為了關(guān)心和支持我出版這本日記，許多朋友和同志曾熱情地給以精神鼓勵和實際幫助，有的竭盡所能，不遺余力地為我聯(lián)系出版單位。對沈昌文、戴文葆、李輝、鄧九平、張昌華、沈暉、林言椒、傅光明、陳小瀅、陳應(yīng)年、常紹民、董秀玉、孫曉林、孫法理、皮公亮、楊弘遠及其他朋友和同志，我銘感在心并致以由衷的謝忱。

我要感謝母校武漢大學和武大校友會的鼎力相助，特別要感謝武漢大學出版社的負責同志，是他們的慷慨采納，圓了我出版日記的夢。感謝負責編校此稿的王雅紅、陶洪蘊等同志，她們認真細致的審編工作，改正了原稿中許多差錯，提高了書稿質(zhì)量。

楊靜遠

2003年4月

　《寫給戀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輝主編的“滄桑文叢”之一。
《讓廬舊事——記女作家袁昌英、蘇雪林、凌叔華》，載《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