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左傳》是中國一部偉大的歷史作品；從它的文學價值講，同時也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我們看到，在《左傳》寫成的年代，中國民族文化已經(jīng)達到高度的水平，這是我們可以自豪的。不僅如此，《左傳》的作者，在史料方面，曾經(jīng)運用大量的著作，縱使我們對于相傳的“百二十國寶書”這一類的記載，不能完全指實，但是即在《左傳》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明白地指出這里有關(guān)于周、魯、晉、齊、宋、楚、鄭諸國的原始史料；我們也可以明白地指出，除了正式的官書記載以外，還有關(guān)于子產(chǎn)、晏嬰等人傳記的材料。我們看到春秋時代，即紀元前八世紀的后期到前五世紀的初期，中國民族已經(jīng)是一個積蓄了豐富史料的民族。我們有這樣輝煌的文化遺產(chǎn)，是一種莫大的光榮。

關(guān)于《左傳》，留下兩個問題，雖然已經(jīng)獲得相當?shù)慕Y(jié)論，但是沒有得到普遍的接受：

一、《左傳》的性質(zhì)及書名的問題；

二、《左傳》的作者及其時代的問題。

《左傳》是《左氏傳》（見《漢書·藝文志》）或《春秋左氏傳》（見《漢書·劉歆傳》）的簡稱，這是不是此書的原名呢？肯定了《左傳》的原名，便肯定了《左傳》的性質(zhì)。在西漢初年和西漢初年以前，“傳”的本義是一種解釋，一種用和原文不同的語句而加以說明的解釋。很顯然地，有了“傳”就必須有和“傳”的語句不同的原文。在提出《左傳》這個名義的時候，認定這是《春秋》（這里指魯《春秋》——相傳為孔子刪定的歷史記載）的一種解釋，所以全名稱為《春秋左氏傳》，正和《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是同一性質(zhì)的作品。這樣的提出是在紀元前一世紀的末年，漢哀帝的時代，通過劉歆而完成的。但是就在劉歆的同時，一般學者堅決地不承認這是一部魯《春秋》的解釋，以致劉歆寫了那篇《移讓太常博士書》，到現(xiàn)在還保留在《漢書·劉歆傳》里。一世紀的初期，《左氏傳》立博士，獲得政治力量的支持，那時已經(jīng)肯定這是一部解經(jīng)的著作了，但是當時還曾引起范升、陳元間的爭執(zhí)，直待賈逵出來，再經(jīng)過東漢章帝的裁定，《左傳》的地位才是確定了?？墒菚x王接就曾從《左傳》的性質(zhì)否定它作為《春秋》解釋的地位。唐、宋以后，對于此書提出的見地更多，留待后面再談。

在劉歆提出《左傳》這個名稱以前，這部書的原名是什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在敘述孔子作《春秋》以后，說起：“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边@是說：這本書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魯《春秋》并行的歷史記載，但是卻沒有肯定這只是魯《春秋》的解釋。雖然后人對于作者及其時代還有不同的考證，但是對于原名及其性質(zhì)的問題，我們是不妨這樣接受的。近代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指出這部書是《國語》的一部分，劉歆把這一部分抽出來，配合魯《春秋》，加上解經(jīng)的語句，成為《春秋左氏傳》，而把其余的部分保留下來，仍稱《國語》。解經(jīng)的語句，很可能不是《左氏春秋》的原文，但是康有為所說的《國語》和《左傳》的關(guān)系，還沒有被普遍接受。

其次是《左傳》作者及其時代的問題?！妒酚洝氛J為這是魯君子左丘明所作，時代當然較孔子略后，但是沒有說他是孔子的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也沒有關(guān)于左丘明的記載?！稘h書·劉歆傳》說起“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圣人同，親見孔子”；《后漢書》更說起光武帝“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從“親見”到“親受”，證實了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那么為什么《史記》既然提到左丘明這部重要的著作，反而抹去了他的授受淵源，不記入《仲尼弟子列傳》呢？司馬遷親自看到《弟子籍》這部記載，他沒有理由清除左丘明的姓名，那么劉歆和光武帝怎樣會知道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呢？這很有可能是他們?yōu)榱私ⅰ洞呵镒笫蟼鳌返耐哦斐鰜淼摹?/p>

此外后人對于左丘明是東周時人或戰(zhàn)國時人，《左氏傳》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還有許多爭論。唐趙匡首先指出左丘明“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他認為《左傳》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宋鄭樵《六經(jīng)奧論》列舉八證，認為“據(jù)此八節(jié)，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鄭樵又認為“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沈’等語，則左氏為楚人”；在這一點上，他可能有些太主觀了，因為《左傳》的記載，序晉事的比序楚事的多到將近一倍，所以很難據(jù)此認為楚人的著作。清姚鼐《左傳補注序》指出“余考其書于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恰巧吳起為衛(wèi)左氏（地名）人，因此有人認定這是吳起的著作。

對于吳起作《左氏春秋》的這個主張，有人還不能同意，但是從三個方面看來，我們不妨認為這是戰(zhàn)國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傳》關(guān)于魏事的敘述，正如姚鼐所說，有不少的夸張，如“萬，盈數(shù)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以及“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都可看出作者對于魏的歌頌。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命魏斯為諸侯，魏的地位逐步上升，直到前三四一年，魏齊大戰(zhàn)，魏人大敗，太子申被虜，這才遇到重大的挫折。

（二）《左傳》所引對于禍福的豫言，幾乎無一不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摸清了作者的規(guī)律，認為都是從后傅合，這是正確的。哀公九年作者稱“趙氏其世有亂乎”。哀公九年以后，趙人傳七世，大亂亦七次，至肅侯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大亂始定。肅侯三年為前三四七年。

（三）《左傳》所記秦事，自前六二七年殽之戰(zhàn)以后，即逐漸減少，甚至對于穆公遂霸西戎的如何獲得霸權(quán)，也沒有應備的記錄。《史記》載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這是司馬遷看到《秦記》的結(jié)果，而是《左傳》的作者所沒有接觸到的。秦孝公即位以前，中間曾經(jīng)有一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同狄）遇之”的時期，見《史記·秦本紀》，這是《左傳》作者不能掌握秦史料的理由。孝公即位在前三六二年。

因此《左傳》的成書在魏的開始強大，趙的內(nèi)亂未定，和秦與東方諸國隔絕的時期，我們可以假定為前四世紀的初期。

《左傳》成書的年代確定了，我們可以從此認清《左傳》的思想價值?！蹲髠鳌纷髡唢@然地是受到很大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的，他本身也是一個儒家，因此在《左傳》里看到不少的孔子的主張。當然的，作者止是一個初期的儒家，他的見地還沒有獲得進一步的發(fā)展，這和后來的孟子是有所不同的。

在古代社會里，人的思想是受到古代的限制的。《左傳》作者有時相信超自然的威力，相信占卜和預言——在我們認清作者所處的時代以后，這是完全不足怪的。他對時代中的重大的事變，有時還從表面的現(xiàn)象作出結(jié)論：例如齊桓公的向楚進兵，首先必須割斷楚和蔡的連系，但是作者指出這是因為蔡人把和桓公分居的愛妾遣嫁的關(guān)系；又如晉文公的出兵截斷楚人的北上，首先必須爭取曹、衛(wèi)，但是作者暗示這是因為曹、衛(wèi)的君主在晉文公流亡的時候，沒有加以重視的關(guān)系。這樣的論斷，對于今天的我們，不會有很大的說服力的，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作者的認識，是受到時代的限制的。

孔子是前五世紀的人，他對于當時的楚、吳、越這幾個國家的向北進展，是懷有恐懼的心理的。那時代的人認為楚、吳、越都是蠻夷，是異民族，因此他們的北進，是蠻夷對于華夏的進攻?？鬃訉τ谥芴熳樱坪鯖]有寄托太多的希望，他止希望霸主的出現(xiàn)，聯(lián)合華夏的諸侯，打退蠻夷的進攻。這樣的思想，《左傳》作者完全保存下來。在《左傳》里，我們看到對于齊桓、晉文的出力的描繪，這決不是偶然的。作者在定公十年的記載里，提出孔子“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主張。昭公十六年，齊人出兵，把徐國打敗了，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沒有霸主，以至發(fā)生不斷的戰(zhàn)禍，因此他傳達了叔仲昭子的慨嘆：“諸侯之無伯，害哉！”這正和孔子的推崇管仲，以及《公羊傳》的慨嘆“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僖公元年），是一線相通的。當然，《左傳》成書的時代，楚人（包括吳、越在內(nèi)）久已進為中國民族的組成部分，因此這個夷夏之辨，無須再提到第一位；當時的情勢，也已經(jīng)不是霸主出現(xiàn)可以解決，而必須提出大一統(tǒng)（孟子的“王天下”）的主張?！蹲髠鳌纷髡呶茨芸辞?，必待孟子出來，才能把儒家的理論推進一大步。

貫穿在儒家思想之中的有民本主義?！渡袝贰懊裎┌畋?，本固邦寧”（《五子之歌》），正是這個思想的體現(xiàn)。民本主義當然止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提法，但是認識到這一點的，在那時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當中，還是比較進步的?！蹲髠鳌坊腹晏岢黾玖旱闹鲝?，“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文公十三年提出邾子的主張，“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襄公二十五年提出晏嬰的主張，“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這里都看出民本主義的認識?！蹲髠鳌纷髡呱踔翆τ诒唤y(tǒng)治的階級，也提出他的看法。襄公十年王叔陳生和伯輿的管家瑕禽對質(zhì)，王叔認為“篳門閨竇之人”也出來講話，那就沒有辦法了；瑕禽說：“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這是說：自從你執(zhí)政以后，貪污放縱，相習成風，做官的不勝其富，我們那能不住在柴門小窗洞的屋子呢？這里指出人民的窮苦，正是統(tǒng)治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jié)果?！蹲髠鳌纷髡叩奶岢?，是有他的進步性的。

前五世紀、前四世紀的儒家思想，有它的積極一面，但是也有它的消極一面；這個消極一面，特殊表現(xiàn)在它的保守性?？鬃幼苑Q“信而好古”，為什么要“好古”呢？這正是保守。因為保守，有時對于新的事物，認識便不清楚，甚至還要加以毀謗。子產(chǎn)是春秋后期的偉大的政治領(lǐng)袖，孔子對他也是極端的推崇。前五三六年，子產(chǎn)看清了時代的要求，把當時的法律條文，用金屬品鑄定下來，成為成文法，這正是合乎時代要求的一件大事，但是保守的晉人叔向給他說：“終子之世，鄭其敗乎！”這是說在子產(chǎn)的這一代，鄭國一定要走上失敗的道路。保守的統(tǒng)治階級總是要維護它的特權(quán)，不愿意成文法的公布。尤其可怪的是在二十幾年以后，晉國的趙鞅、荀寅，看到人民對于成文法的要求，在前五一三年，向人民征求了四百八十斤鐵，把晉的法律條文也鑄定下來，孔子說：“晉其亡乎！”保守的儒家甚至認為成文法的公布是亡國的先聲?！蹲髠鳌纷髡甙咽逑蚝涂鬃拥难哉撚涊d下來，正透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綜合《左傳》作者在記載中透露出來的思想，我們可以說，這里有進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后的思想，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進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左傳》的藝術(shù)價值，是自古以來所公認的，因此我們不需要作詳盡的分析。有一點必須提出的，就是我們對于《左傳》全書或某篇全篇的結(jié)構(gòu)，是無法給以全面的估計的。從原來的《左氏春秋》，進而為劉歆的《春秋左氏傳》，再進而為杜預的《春秋經(jīng)傳集解》，中間經(jīng)過兩次的轉(zhuǎn)手。劉歆的割裂竄亂，是公認的事實；杜預自己說，曾經(jīng)“分《經(jīng)》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可見他也曾加以變動。經(jīng)過兩次轉(zhuǎn)手以后，我們是無法看到原來的結(jié)構(gòu)的。馬骕的《左傳事緯》，可算是一種《左氏春秋》還原的工作，但是這只是一種企圖，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嘗試，而每次嘗試的結(jié)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從《左傳》的敘述里，我們看到作者對于任何一個大的戰(zhàn)役，都能把來歷和結(jié)果，敘得清清楚楚；他把參加這一個戰(zhàn)役的主要成員的主張和看法，都直接表達出來；他不一定把面對面的相撲加以描繪，有時只把和這個戰(zhàn)役有關(guān)的幾件小事敘述了，給它以適當?shù)暮嫱?。這樣的寫法在城濮之戰(zhàn)、邲之戰(zhàn)的敘述中都可以看到?！妒酚洝ろ椨鸨炯o》寫鉅鹿之戰(zhàn)、垓下之戰(zhàn)，對于正面的戰(zhàn)爭，寫得不多，正是這個寫法的繼承。

《左傳》作者對于小的動作，常有非常生動的刻劃。桓公元年敘述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這是寫的兩眼的瞪視，從遠而近，再從近而遠。莊公十二年敘述陳人把南宮萬送回宋國的經(jīng)過，“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這是寫的勇士的手足，穿過犀牛皮的情形。襄公二十六年，鄭皇頡在對楚作戰(zhàn)中被俘了，王子圍和穿封戌爭取俘虜。伯州犁提出一個辦法：由皇頡自己承認。他介紹了一番，“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從“上下其手”的當中，透出了說話人的用意。昭公元年寫鄭子晳、子南求婚的姿態(tài)，“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著禮服的恭恭敬敬地把禮物獻上，著武裝的氣概軒昂地表現(xiàn)了武士的英姿；不消說，惟有武士會獲得美人的重視。在這些敘述里，《左傳》作者有他的優(yōu)點，不過這在他只能算是次要的。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左傳》作者有他的特長，有時他來一個集中的加強表現(xiàn)，這止有使得這個人物更突出、更生動。因為《左傳》是一部歷史作品，我們很難肯定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是有這樣的動機的，但是不妨說他的寫作會產(chǎn)生這樣的結(jié)果。關(guān)于人物形象的寫法，將在選文中隨時提及，這里不再舉例了。

因為體例所限的關(guān)系，對于歷代以來《左傳》研究的成果，以及和《左傳》研究有關(guān)的著作，這里不多說。在讀者愿意作進一步的鉆研的時候，當然以后會接觸到，這里提供的只是最基本的選注本。

《左傳》是一部偉大的優(yōu)秀的作品，為什么選定這幾篇呢？本來讀《左傳》的時候，有人重視國家大事的敘述，也有人欣賞生動活潑的小品。這個選本是偏重國家大事的敘述的，因為從這里面可以看到春秋時代的整個輪廓。同時，我們認為，即使是在國家大事的敘述中，《左傳》作者也是充分發(fā)揮了他的文學才能，塑造了鮮明的形象，生動地描寫了事件的進展。在選材的時候，基本上依靠馬骕的《左傳事緯》，這是一部在研究《左傳》時，不可不讀的著作。

注釋古書是一件非常細致的工作，這里需要博學、耐心，和那種不辭辛苦，但求于讀者有益的懷抱——這都是對我說不上的，所以實際上我是不適合于做這樣的工作的。因此這本書是我自己不能完全滿意的，誠懇地期待讀者和專家們的指教。在注釋的時候，主要地依靠杜預的《春秋經(jīng)傳集解》和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同時也參照了其他諸家的著述，尤其是清代諸家解經(jīng)的作品。這里不列舉諸家的姓名和原文，但是我是絲毫不敢掠美的。

在注釋方面，偶然也有和舊注不同的地方，這里可以舉出一點：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將戰(zhàn)，大司馬固諫曰……”杜預注：“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焙榱良鶕?jù)韋昭《國語注》，也認為大司馬固，就是公孫固。本來同篇之中有了大司馬，又有司馬子魚，恰巧這時又有公孫固，因此韋昭、杜預認為大司馬和司馬是兩個官名，而“大司馬固諫曰……”便是“大司馬公孫固諫曰……”但是顧炎武《左傳杜注補正》卻認為大司馬就是司馬子魚。炎武此說曾經(jīng)受到后人的駁詰。可是我們以《左傳》證《左傳》，炎武的主張是可以成立的。文公八年《春秋》：“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薄蹲髠鳌罚骸胺蛉艘虼魇现逡詺⑾骞畬O孔叔、公孫鐘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jié)以死，故書以官?！币恍兄?，公子卬稱“大司馬”，又稱“司馬”，可見此處加“大”止是宋人特有的風氣，這就看出僖公二十二年的“大司馬”和“司馬”子魚止是一個人?！妒酚洝に问兰摇逢P(guān)于這件事的記載，也把諫辭屬于司馬子魚。結(jié)合《史記》的記載，因此接受了顧炎武的主張。

在注釋的時候，基本上是用的淺近的文言。標音根據(jù)黎錦熙先生主編的《國音常用字匯》，對于陰平、陽平、上、去，都分別標出。^[1]可能有人對于四聲的分別不很習慣，覺得四聲無須標出，其實人民口頭既然有四聲的存在，便有標出四聲的必要，這是可以說出理由的。

《左傳》在由《左氏春秋》轉(zhuǎn)手為《春秋左氏傳》的時候，插入了解經(jīng)的語句，這一件工作是不是劉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時因為插入經(jīng)解，以致上下語氣不貫，這是顯然的事實。有的選本索性把經(jīng)解刪去，文義更覺流暢。這本書里對于解經(jīng)的語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來的面目，同時也表示有所區(qū)別。

選注者對于擔任本書工作的學力，是非常不夠的；同時因為業(yè)務(wù)工作的關(guān)系，也沒有能夠好好掌握時間，爭取為本書作最大的努力。因此在選注方面的訛誤，必然是難免的，惟有請求讀者加以指正，俾能及時糾正錯誤。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

[1] 按：為了適合現(xiàn)代讀者的閱讀習慣，本次出版將標音改為現(xiàn)代漢語拼音；另外為了幫助讀者理解，在尊重朱東潤先生注釋的前提下對《左傳》原文進行了白話今譯。以上文字工作均由特約編輯曹南屏先生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