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份塵封的小結

五年的復旦學習生活，1825個日日夜夜，新聞系的領導和老師帶領我們到社會中去實踐，在知識的海洋里遨游，有多少人和事值得去記載，有多少收獲和感悟值得去總結啊!下面，摘錄五年級上學期(1965年9月～1966年1月)我在上海《支部生活》(當時由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主辦)實習時的思想小結片斷，從中既可以看出50年前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大學生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也可以真實了解當年大學生接受思想教育的一個側面。

1966年夏天，作者在畢業(yè)前夕于復旦大學校園內留影。

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是人民忠實的勤務員。這在道理上我是從來不曾動搖過的，大會小會也不止一次地表示過決心，自以為不存在什么問題。我是在黨的培養(yǎng)下成長起來的，黨的話一向是聽得進的，畢業(yè)以后，不為社會主義服務，難道為資產階級服務嗎？當然不可能?？墒?，通過黨刊(指《支部生活》)4個月的實習，仔細剖析一下自己的思想靈魂，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道理還是行動上，都是短褲著襪——差得遠哩!

起初一個月在通聯(lián)組的實習，對我這方面的觸動最大，使我比較具體地感受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擔任新聞工作，首先應該具備怎樣的品質？通聯(lián)組同志的階級立場和思想作風，他們的身教言教，使我想象中的新聞工作者的形象，來了個全面的推翻。這些老同志都是久經鍛煉的共產黨員，政治閱歷和業(yè)務水平，不知要比我們好多少，但他們數(shù)年如一日熱愛群眾工作，誠心誠意為讀者、為作者服務，而且一貫強調要為群眾服務得周到，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榜上留名，要表現(xiàn)自己。為什么他們能夠做到這樣呢？因為他們把自己擺到黨的事業(yè)中去了，一切以黨的需要為第一生命，不是“注視著自己的名字”，而是“注視著祖國的事業(yè)”，時刻想到的是怎樣為黨工作，不斷為黨發(fā)現(xiàn)人才和培養(yǎng)人才，并以此作為衡量對黨的貢獻的大小，而不是按發(fā)表署上個人名字的文章多少為標準。正因為他們沒有個人思想包袱，所以長年累月樂于做群眾工作，甘于當無名英雄。也正因為黨刊堅決地、徹底地走群眾路線，它散布在市區(qū)和郊區(qū)三千六百多個通訊員，才時刻跟它保持息息相通的聯(lián)系，使刊物辦得生氣勃勃，受到一百多萬讀者的歡迎。聯(lián)系自己，思想境界就很低了，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考慮個人的得失。例如，登記信稿、統(tǒng)一復信、寄發(fā)票子(指會議通知、影劇票)等事務性工作做得多了，就出現(xiàn)過厭煩情緒，甚至閃過這樣的念頭：這些平凡工作，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滿可以應付了，何必讓我們占用時間，要是集中精力搞些采編活動，貢獻豈不會更大嗎？看上去冠冕堂皇，無可厚非，實際上出發(fā)點非常渺小，離不開個“我”字。

當然，通聯(lián)組的工作是平凡的、瑣碎的，但它對黨刊這個機體來說，卻是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而且是極其重要的部分。通聯(lián)組的同志在這方面是特別有體會的，他們哪怕發(fā)一封信，寄一張票子，都看成是黨的極其嚴肅的政治工作，從而無限深情地熱愛它，努力把它做得好上加好。我的指導記者陳瓊英同志，從事通聯(lián)工作已經13年了，以前跟她一道工作過的同事，有的成了知名作家，有的成了新華社駐外記者，而她仍然忠心職守于老本行。依我看，通聯(lián)工作該是新聞崗位上最平凡的工作了，可是陳瓊英同志不這樣看，她認為自己做的每一項工作，在沒有出紕漏的時候，也許是不引人注目的，但一旦出了亂子，就成了政治性問題了，就會給黨的事業(yè)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她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沒有比對黨造成損失有更大的難過了，至于個人名利，那有什么可以計較的呢？”

由于開始從黨的事業(yè)的高度，來認識自己身上的問題，思想改造的自覺性也提高了。轉到工商組實習以后，挑擔子的機會多了，受考驗的時候也多了，我一般都能考慮到黨的事業(yè)的利益，較快地戰(zhàn)勝個人主義的“私”字，因而不少問題都能夠正確對待。例如，處理通訊員信稿，既要一篇篇寫內容摘要，又要一個個轉有關部門查處，還要一封封個別復信，工作是大量的，也是平凡瑣碎的，但自己沒有采取過草率從事的態(tài)度。我感到每一封來信，都是讀者獻給黨的一顆心；我認真處理了一封信，就是為黨盡了一份力量。相反，如果我馬馬虎虎，敷衍塞責，這就不是我個人的事情，而是關系到黨的威信，關系到黨的事業(yè)。有時從早上到晚間一直搞復信，每當感到腰酸眼花正想偷閑的時候，一想到黨的利益，精神就振作了，一字一句就不會輕易放過了。因此，在工商組實習的兩個月中，單個別復信就有250余封，至今還沒有發(fā)現(xiàn)過一個差錯。在工商組，還出去采寫過3篇通訊，有的是老記者帶我去的，有的是同基層通訊員合作的，在工作中我盡量排除患得患失情緒，不怕暴露自己的弱點，爭取在實戰(zhàn)中練就新聞工作的本領，以便將來挑重擔子，更好地為黨工作。

實習生活的最后一個月，是在《農村支部生活》編輯組，通過采訪上海大寨式大隊之一——南匯縣書院公社中久大隊艱苦奮斗不斷革命的事跡，更使我堅定了知識分子必須跟工農相結合的方向。在中久的日子里，隨時都受到貧下中農革命氣息的熏陶，自己的精神世界也起一定的變化，增強了要一輩子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決心。通過具體采寫干部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和中久大隊開展文化革命的報道，深深感到翻身農民要掌握文化，顯得越來越迫切了。在這個大隊里，“地富無文盲，勞動人民無文化”的情況并沒有根本改變，八個大隊干部有五個半文盲，全大隊連找個貧下中農畢業(yè)的初中生做會計都困難。前兩年，上級到這個大隊挑一個特種兵，幾個貧下中農子女各種條件都具備了，就是缺少文化，沒有批準?？梢姡瑒趧尤嗣癫徽莆展P桿子，要把牢印把子也是困難的?？傊痪湓挘恨r村太需要文化了，太需要知識青年了。我還遇到過這么一個難以忘懷的一幕：那天晚上，我們寫稿到深夜時分，外面北風料峭，寒氣襲人，突然有個中年貧農婦女，肩背一個小孩敲門而入，一看孩子的兩只腳板子露在外面，已經凍成紅紫色了。原來，孩子高燒已發(fā)到三十九度八，母親是背他來找巡回醫(yī)療隊醫(yī)生的。我們問：“派人叫醫(yī)生上門去不好嗎？弄得母子倆挨凍受累……”她感激地說：“嘸啥，嘸啥!‘上海醫(yī)生’不同鄉(xiāng)下醫(yī)生，走夜路不習慣，天氣又冷……”簡短兩句，充分體現(xiàn)了貧下中農對知識分子的體貼，同時從這句話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知識分子跟勞動人民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差距。的確，知識分子跟工農群眾相結合，不能停留在“形”同上，關鍵在“心”同，要跟他們融為一體，長一個心眼，使一個勁兒。

由于置身在群眾之中，我的革命精神也比較振奮，生活過得非常實在。雖然每天三餐菜金只有8分錢，每晚要搞到夜深，但自己并不以為苦，感到吃飯很香，睡覺很甜。12月20日早晨，為了及時趕回編輯部發(fā)稿，我主動挑起了擔子，讓另外兩位同志就地休息，自己迎著滿天風雨，踏著鄉(xiāng)間泥濘小道，徒步行走了兩個小時。趕到長途汽車站，外衣已經濕透了，我心里卻是熱乎乎的，覺得為了黨的事業(yè)，我沒有逃避困難，盡了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