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剿夷與撫夷

第一節(jié)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19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jié)，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yè)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jīng)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并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tǒng)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lián)絡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么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借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后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制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耙膵D”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而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査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4%，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guī)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20%。中國法令規(guī)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jīng)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于法權并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中國官吏不愿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后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人要求外人交兇抵死，在18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則拒絕交兇，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xù)太不高明。

外國人最初對于我們的通商制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國人的態(tài)度就慢慢地變了。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里。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了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yè)革命已經(jīng)起始，昔日的手工業(yè)都慢慢地變?yōu)闄C械制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而中國對通商的限制，英國認為最不利于英國的商業(yè)發(fā)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zhàn)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以后再往亞東發(fā)展也就更容易了，因為有了印度作為發(fā)展的根據(jù)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范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滿8O歲的那一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到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于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于1792年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jié)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并帶衛(wèi)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唯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愿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愿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yōu)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他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后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后，就要他離京回國。至于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了。

18世紀末年和19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yè)的發(fā)展。等到戰(zhàn)事完了，英國遂第二次派使節(jié)來華，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并且私人對中國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19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并駕齊驅的人力物力，只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19世紀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第二節(jié)　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在19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么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只有少數(shù)是貨物，大多數(shù)是現(xiàn)銀。那時的經(jīng)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的輸出是于國家有害的。各國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jīng)過多年的試驗，發(fā)現(xiàn)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獎勵種植，統(tǒng)制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査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xù)增加。

道光對于鴉片是最痛心的，對于禁煙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輸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三萬箱，值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一幫士紳覺得禁煙絕不能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面加重關稅，一面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1838)，黃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聲疾呼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斷癮之苦，甚于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于斷癮，臣知其情愿絕癮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柱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并無流弊。

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地反對黃爵滋，總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別人，所以販賣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里，要禁煙應從廣州下手。唯獨兩湖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并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吸食與販賣都要嚴加禁止，并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査辦禁煙。林文忠公是當時政界聲望最好，辦事最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雖然以前沒有辦過“夷務”，但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家居閩海，于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p>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煙的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復雜、極困難的問題?？v使沒有外國的干涉，禁煙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年間英國人絕不愿意我們實行禁煙呢？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于我們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tài)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借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

那次的戰(zhàn)爭我們稱為鴉片戰(zhàn)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zhàn)爭，兩方面都有理由。關于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絕，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于通商問題，英方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那次的戰(zhàn)爭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節(jié)　東西對打

林則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州。經(jīng)一個星期的考慮和布置，他就動手了。他諭告外國人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做兩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國而尚未出賣的鴉片，“盡數(shù)繳官”；第二，出具甘結，聲明以后不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jīng)査出，甘愿“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外國人不知林則徐的品格，以為他不過是個普通官僚，到任之初，總要出個告示，大講什么禮義廉恥，事實上還不是在要價？價錢講好了，買賣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不是那類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煙，林則徐就下命令，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圍起來，把行里的中國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換句話說，林則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國人的監(jiān)牢，并且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

當時在十三行里約有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yè)監(jiān)督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內。他們在里面當然要受相當?shù)目?，煮飯、洗碗、打掃都要自己動手。但是糧食還是有的，外人預貯了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濟。義律原想妥協(xié)，但是林則徐堅持他的兩種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面只有兩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國商人把煙交給林則徐，他是教英商把煙交給他，并且由他以商業(yè)監(jiān)督的資格給各商收據(jù)，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yōu)榇笥⒌蹏镍f片。

義律共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箱，共計二百數(shù)十萬斤，實一網(wǎng)打盡。這是林文忠的勝利，道光帝也高興極了。他批林的奏折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煙，他們想林這一次發(fā)大財了。林在虎門海灘挑了兩個池子，“前設涵洞，后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撒鹽其中，次投箱中煙土，再拋石灰煮之，煙灰湯沸，顆粒悉盡。其味之惡，鼻不可嗅。潮退，啟放涵洞，隨浪入海，然后刷滌池底，不留涓滴。共歷二十三日，全數(shù)殆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jiān)視。”外人之來觀考，詳記其事，深贊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

義律當時把繳煙的經(jīng)過詳細報告英國政府以后，靜待政府的訓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調他去做兩江總督，可是他不去。他說：已到的鴉片，既已銷毀，但是以后還可以來。他要徹底禁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結，以后不做鴉片買賣。這個義律不答應，于是雙方又起沖突了。林自覺極有把握，他說，英國的戰(zhàn)斗力亦不過如此，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㈤T的炮臺都重修過，虎門口他又拿很大的鐵鏈封鎖起來。他又想外國人必須有茶葉、大黃，他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間，廣東水師與英國兩只小兵船有好幾次的沖突，林報告朝廷，中國大勝，因此全國都是樂觀的。

英國政府接到義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權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領海陸軍隊來華。這時英國的外相是巴麥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國主義者。他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并且要求一掃舊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天到達廣東洋面。倘若英國深知中國的國情，懿律應該在廣州與林則徐決勝負，因為林是主戰(zhàn)派的領袖。但英國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廣東，并不進攻，僅宣布封鎖?？?。中國人的解釋是英國怕林則徐。封鎖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領定海。定海并無軍備，中國人覺得這是不武之勝。以后義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艦隊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后，清廷憤懣極了。道光下令調陜、甘、云、貴、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國腳亂手忙。上面要調兵，下面就請餉。道光帝最怕花錢，于是對林則徐的信任就減少了。7月22日他的上諭罵林則徐道：“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p>

是時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隸總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國船上借交涉之名去調査英國軍備，覺得英人的船堅炮利遠在中國之上。他國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他們的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只需移轉磨盤，炮即隨其所向”?；叵胫袊脑O備，他覺得可笑極了。山海關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強蒸洗備用”。所謂大海及長江的天險已為外人所據(jù)，“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所以他決計撫夷。

英國外相致中國宰相書，很使琦善覺得他的撫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書的前半都是批評林則徐的話，說他如何殘暴武斷，后半提出英國的要求。琦善拿中國人的眼光來判斷那封書，覺得它是個狀紙。林則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們申冤。他就將計就計，告訴英國人說：“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査禁煙土，未能體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査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tǒng)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差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査辦，定能代申冤抑?！敝劣谫r款一層，中國多少會給一點，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國。至于變更通商制度，他告訴英國人，事情解決以后，英人可照舊通商，用不著變更。懿律和義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應了琦善回到廣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軍隊。道光帝高興極了，覺得琦善以三寸之舌竟能說退英國的海陸軍，遠勝林則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內地各省的軍隊概歸原防，“以節(jié)糜費”。同時革林則徐的職，讓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廣東以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國人堅持賠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為與其割地，不如加開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應，所以只好慢慢講價，稽延時日，英人不耐煩，遂于12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義律訂立條約，賠款六百萬元，割香港與英國，以后給予英國平等待遇。道光不答應，罵琦善是執(zhí)迷不悟，革職鎖拿，家產査抄入官，同時調大兵赴粵剿辦。英國政府也不滿意義律，另派代表及軍隊來華。從這時起，中、英雙方皆一意主戰(zhàn)，彼此絕不交涉。英國的態(tài)度很簡單：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戰(zhàn)。道光也是很倔犟：一軍敗了，再調一軍。中國兵士有未出戰(zhàn)而先逃者，也有戰(zhàn)敗而寧死不降不逃者。將帥有戰(zhàn)前妄自夸大而臨戰(zhàn)即后退者，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者，如關天培、裕謙、海齡諸人。軍器不如人，自不待說；紀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諱言。人民有些甘做漢奸，有些為饑寒所迫，投入英軍做苦力。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夏天，英軍快要攻南京的時候，清廷知道沒有辦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國要求，訂立《南京條約》。

第四節(jié)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zhàn)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上У拦?、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zhàn)后與戰(zhàn)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lián)軍攻進了北京，然后有少數(shù)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為什么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就開始維新呢？此中緣故雖極復雜，但是值得我們研究。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yè)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shù)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zhàn)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上Ъ槌肩剖芰擞⑷说馁V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zhàn)；既去林之后，當然就開戰(zhàn)。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沒有得到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地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后，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把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給了魏默深。魏源后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地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1842)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后來雖又做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地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的。

第五節(jié)　不平等條約開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訂的《中英條約》，不過是戰(zhàn)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綱。次年的《虎門條約》才規(guī)定細則。我們知道戰(zhàn)后的整個局面應該把兩個條約合并起來研究。我們應該注意的有下列幾點：第一，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第四，海關稅則詳細載明于條約，非經(jīng)兩國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謂協(xié)定關稅。第五，英國人在中國只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來。

當時的人對于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jīng)不易防范，現(xiàn)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后來的禍根。五口之中，他們又以福州為最重要，上海則是中、英雙方所不重視的。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yè)的或國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

協(xié)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并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眼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于協(xié)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地載于條約，那就可以省除爭執(zhí)。負責交涉條約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黃恩彤諸人，知道戰(zhàn)前廣東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起戰(zhàn)爭原因之一，現(xiàn)在把關稅明文規(guī)定，豈不是一個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辦法？而且新的稅則平均到5%，比舊日的自主關稅還要略微高一點。負交涉責任者計算以后海關的收入比以前還要多，所以他們揚揚得意，以為是他們的外交成功。其實他們犧牲了國家的主權，貽害不少?？偠灾?，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

我們與英國訂了這種條約，實因為萬不得已，如別的國家來要求同樣的權利，我們又怎樣對付呢？在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國內分兩派：剿夷派和撫夷派。前者以林則徐為領袖，后者以琦善為領袖。戰(zhàn)爭失敗以后，撫夷派當然得勢了。這一派在朝者是軍機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訂了條約以后，美、法兩國就派代表來華，要求與中國訂約。撫夷派的人當然不愿意與美國、法國又打仗，所以他們自始就決定給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們說，倘若中國不給，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來做買賣，我們也沒有法子査出。這樣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國人，勢必與英國人團結一致，來對付我們，假使中國給美、法通商權利，那美國、法國必將感激中國，我們或者還可聯(lián)合美、法來對付英國。并且伊里布、耆英諸人以為中國的貿易是有限的，這有限的貿易不讓英國獨占，讓美、法分去一部分，與中國并無妨礙，中國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英國為避免別國的妒忌，早已聲明他歡迎別國平等競爭。所以美國、法國竟能和平與中國訂約。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于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

第六節(jié)　剿夷派又抬頭

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廣州與外人通商已經(jīng)三百多年，好像廣州人應該比較知道外國的情形，比別處的中國人應該更能與外人相安無事。其實不然，五口通商以后，唯獨廣州人與外人感情最壞，沖突最多。此中原因復雜：第一，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年的壓迫，無法出氣，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他們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不能平心靜氣地原諒中國人因受了戰(zhàn)爭時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的仇視。第二，廣東地方官商最感覺《南京條約》給他們私人利益的打擊。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因為中外通商集中于廣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發(fā)大財?shù)臋C會?！赌暇l約》以后，他們的意外財源都禁絕了，難怪他們要恨外國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戰(zhàn)前，江、浙的絲茶都由陸路經(jīng)江西，過梅嶺，而由廣州的十三行賣給外國人。據(jù)外人的估計，伍家的怡和行在戰(zhàn)前有財產八千多萬，恐怕是當時世界上最富的資本家。《南京條約》以后，江、浙的絲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并不經(jīng)過廣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響，就是勞工直接間接受影響的都不少，難怪民間也恨外國人。

仇外心理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殺外國人，他們到郊外去玩的時候，鄉(xiāng)民出其不意，就把他們殺了。耆英知道這種仇殺一定要引起大禍，所以竭力防御，絕不寬容。他嚴厲地執(zhí)行國法，殺人者處死，這祥一來，士大夫罵他是洋奴。他們說：官民應該一致對外，哪可以壓迫國民以順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廣東的地位，一天困難一天。

在廣東還有外人進廣州城的問題。照常識來看，許外國人到廣州城里去似乎是無關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廣外城里去似乎也沒任何損失。可是這個入城問題竟成了和戰(zhàn)問題。在上海，就全無這種糾紛。《南京條約》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在上海城內租借民房，后來他們感覺城內街道狹小，衛(wèi)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請求在城外劃一段地作為外人居留地區(qū)。上海道臺也感覺華洋雜處，不便管理，乃劃洋涇浜以北的小塊地作為外人住宅區(qū)。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廣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鴉片戰(zhàn)爭以前，外人是不許入城的。廣州人簡直把城內作為神圣之地，外人倘進去，就好像于尊嚴有損。外人也是爭意氣：他們以為不許他們入城，就是看不起他們。耆英費盡苦心調停外人與廣州人民之間的矛盾，不料雙方愈演愈起勁。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人竟兵臨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許于兩年后準外人入城。希望在兩年之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問題。但當時人民攻擊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調他入京，而升廣東巡撫徐廣縉為兩廣總督。道光給徐的上諭，很清楚地表示他的態(tài)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于變通參酌，是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為不負委任。

徐廣縉升任總督以后，就寫信問林則徐馭夷之法。林回答說：“民心可用?！钡拦獾纳现I和林則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階級傳統(tǒng)的高調和空談。僅以民心對外人的炮火當然是自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國際關系？主政者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就是政治家的失敗。徐廣縉也是怕清議的指責，也是把自己的名譽看的重，國家的事看得輕。當時廣東巡撫葉名琛比徐廣縉更頑固。他們繼承了林則徐的衣缽，他們上臺就是剿夷派的抬頭。

道光二十九年(1849)，兩年后許入城的約到了期。英人根據(jù)條約提出要求，廣州的士大夫和民眾一致反對。徐廣縉最初猶豫，后亦無可奈何，只好順從民意。葉名琛自始即堅決反對履行條約。他們的辦法分兩層：第一，不與英人交易。第二，組織民眾。英人這時不愿為意氣之爭與中國決裂，所以除聲明保存條約權利以外，沒有別的舉動。徐、葉認為這是他們的大勝利，事后他們報告北京說：

計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伙計，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注冊，不得在外雇募。公開等備經(jīng)費，制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余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wèi)。明處則不見荷戈執(zhí)戟之人，暗中實皆折沖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眾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警猾夷。

為紀念勝利，道光帝賞了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道光又特降諭旨，嘉勉廣州民眾：

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于中乎!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初，道光死了，咸豐即位。在咸豐年間，國內有太平天國的內戰(zhàn)，對外則剿夷派的勢力更大。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有個御史曹履泰上奏說：

查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之，兩臣皆為英夷所敬畏。去歲林則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養(yǎng)疾使此日英夷頑梗不化，應請旨飭江西抗臣速令林則徐趕緊來京，候陛見后，令其協(xié)辦夷務，庶幾宋朝中國復相司馬之意。若精神尚未復原，亦可養(yǎng)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風而靡，伎倆悉無可施，可永無宵旰之慮矣。

咸豐也很佩服林則徐，當即下令教林來京。林的運氣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譽借此保存了。

第七節(jié)　剿夷派崩潰

林則徐死了，徐廣縉離開廣東打太平天國去了。在廣東負外交重任的是葉名琛。他十分輕視外人，自然不肯退讓。在外人方面，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他們希望加開通商口岸。舊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閩、粵四省海岸，現(xiàn)在他們要深入長江，要到華北。其次他們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他們希望中國地方官吏不拒絕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后他們要求減輕關稅并廢除厘金。這些要求除最后一項外，并沒有什么嚴重的性質。但是咸豐年間的中國人反而覺得稅收一項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駐使、長江及華北通商及官吏與外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xié)。

咸豐四年(1854)，英、美兩國聯(lián)合要求修改條約。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見他，他也不肯接見。英、美兩國的代表跑到江蘇去找兩江總督，他勸他們回廣州去找葉名琛。他們后來到天津，地方當局只允奏請皇帝施恩稍為減免各種稅收，其余一概拒絕?？偠灾?，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zhàn)爭一條路。

咸豐六年(1856)，葉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冊之亞羅船上去搜海盜，這一舉動給了英國人開戰(zhàn)的口實。不久，法國傳教士馬神甫在廣西西林被殺，葉名琛不好好處理，又得罪了法國。于是英、法聯(lián)軍來和我們算總賬。

七年(1857)冬天，英法聯(lián)軍首先進攻廣東。士大夫階級所依賴的民心竟毫無力量。英、法不但打進廣州，而且把總督、巡撫都俘虜了。葉后來被押送印度，死在加爾各答。巡撫柏貴出來做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民眾不但不抵抗，且?guī)椭税逊_衙門的庫銀抬上英船。

八年(1858)，英法聯(lián)軍到大沽口。交涉失敗，于是進攻。我們迫不得已訂《天津條約》，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軍隊。

清廷對于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始終不甘心，總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納到上海，名為交涉海關細則，實則想取消《天津條約》。為達到這個目的，清廷準備付出很大的代價。只要英、法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開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關稅。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對這個辦法，所以《天津條約》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當時著名勇將之一，辦事極認真。

咸豐九年(1859)，英、法兩國代表又到大沽口，預備進京去交換《天津條約》的批準證書。他們事先略聞中國要修改《天津條約》，并在大沽口設防，所以他們北上的時候，隨帶相當海軍。到了大沽口，看見海河已堵塞，他們嘖嘖不平，責中國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設備，僧格林沁就令兩岸的炮臺出其不意同時開炮。英、法的船只竟無法抵抗。陸戰(zhàn)隊陷于海灘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們只有宣告失敗，等國內增派軍隊。

咸豐九年(1859)的冬季及十年(1860)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zhàn)最緊急的時候。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法開戰(zhàn)，簡直驚慌極了，因為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游局勢之險急。清廷雖不許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京此時反愿意承認《天津條約》。關于大沽口的戰(zhàn)事，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法各國代表的真意旨是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領河，中國自有設防的權力，而這種防御或者是對太平軍，并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陸路進北京。中國根據(jù)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口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堅持要報復，要雪恥。他們只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為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lián)軍的起因。

咸豐十年(1860)，英、法的軍隊由側面進攻大沽口炮臺，僧格林沁不能支持，連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都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一則英、法代表要求率衛(wèi)隊進京，二則因為他們以為桂良的全權的證書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過是中國的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須向中國皇帝面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jié)，但那時中國人認為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測，中國絕不能容忍。載垣乃令軍隊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來的交涉人員。這一舉激怒外人，軍事又起了。

咸豐帝原想“親統(tǒng)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墒峭ㄖ輿Q裂以后，他就逃避熱河，派恭親王奕訡留守北京。奕訡是咸豐的親弟，這時只二十八歲。他當然毫無新知識。咸豐八年(1858)天津交涉的時候，他竭力反對長江通商。捕拿外國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議的，所以他也是屬于剿夷派的。但他是個有血性的人，且真心為國圖謀。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賢者。在道、咸時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勢是可原諒的，但是戰(zhàn)敗以后而仍舊虛驕，如附和林則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輸而不圖振作，不圖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撫夷派，那就不可救藥了。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后，天下大勢為之一變。他雖缺乏魄力，他有文祥做他的助手。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yōu)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可以做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堂，不愿遠行，所以堅辭。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

奕訢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最初因無外交經(jīng)驗，不免舉棋不定。后來把情勢看清楚了，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以后，英、法退軍，中國并沒喪失一寸土地。咸豐八年(1858)的《天津條約》和十年(1860)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zhàn)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系更要密切了。這種關系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奕訢與文祥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已去不復回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xiàn)于鴉片戰(zhàn)爭以后，而出現(xiàn)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