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叫若望
1916年婚后,我與哥哥的關(guān)系有了改變。在那個時候,西方的影響已經(jīng)開始在我心中起作用。在許多因素中,愛默生[1]論“自信”的散文覺醒了我的個性(Among other things,Emerson's essay on “Self-Relianee” had wakened me to my individuality)。我跟哥哥提出,財產(chǎn)分開,各立廚房。這在哥哥耳中聽來不亞于一場家庭革命,你能想象我得罪他有多深。他的理想是兄弟倆“五世同堂”。我的格言則是“一灶不容二婦”。我對他說:“先小人后君子,好過先君子后小人。兄弟在患難之時應(yīng)彼此扶助,但先得自立。如果我們家共用一灶,時間一長,身體雖在一起,心卻會分開的。相反,如分開住,就會繼續(xù)相愛并彼此幫助到底?!?/p>
愛默生無須為我的這種哲學(xué)負全責(zé),我親眼見過我母親與大嫂的關(guān)系有多不愉快。最終哥哥讓了步,我們在同一屋檐下各建小灶,財產(chǎn)也分了。但他仍是寬宏大量,繼續(xù)照管我們共有的東西,每年年終都詳細地跟我報告情況。這樣我才能支付大學(xué)費用并赴美深造。
1917年春,老伙伴志摩和我已置身北洋大學(xué)學(xué)法律了。但在學(xué)期結(jié)束前,有告示說法學(xué)院要從下學(xué)年起與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合并。天津離家夠遠的了,北京還要北一點。我不是剛結(jié)婚嗎?我不愿去北京,寧愿去上海的學(xué)校,在那里也可把妻子接來。正巧中國比較法學(xué)院(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這時在美國循道會(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主持下在上海建立,學(xué)校也享有聲望。1917年秋我注了冊,名為吳若望(John Wu)[2]。
沒什么比我取名“若望”更自然的事了。我說過了,1917年春我是北洋大學(xué)的法學(xué)生。那時中國學(xué)生中流行的時尚之一便是取西方名字。我們中的一些人挺崇拜一些西方的英雄人物,如George華盛頓、Abraham林肯、William莎士比亞等等。有一天,我和同學(xué)徐志摩也決定自己取個洋名。志摩選了“漢密爾頓”(Hamilton)[3],因為他很想成為大立法者和經(jīng)濟學(xué)家。這樣他就會被人們稱作“漢密爾頓·徐”了。但后來他成了一個有名的詩人,我想這可能是他拋棄所取洋名的原因。
我崇拜的英雄實在太多,取起名來舉棋難定。只好參考韋氏大詞典的“專名”部分。我按字母順序看下去。碰到“John”(若望)一名時,甚覺有引人動心之處。我大聲念道:“若望,若望,若望……”一連數(shù)遍。我很納悶地自語:“這名字聽來怎么像我的中文名經(jīng)熊?”同學(xué)們喊我時,都快得很,把兩個音拼成了一個音,聽來正像“John”。故而“若望”如手套般適合于我。只要手套長短適合于我,進口的又何妨?我不在乎是在學(xué)哪個若望。有好多個若望,若望·馬塞爾(John.Malrshall)、若望·濟慈(John Keats)、若望·衛(wèi)斯理(John Wesley)、若望·韋布斯特(John Webster)、若望·福特德(John Falstaff),還有若望·王。伴兒還真不少。但最有趣的事是這么隨意取的名字也穩(wěn)扎了下來。自此后我便人稱若望·吳,我希望這輩子若望·吳到底。
法學(xué)院院長是田納西州(Tennessee)來的蘭金(Charles W.Rankin),那時約40歲,仍然單身。除了是一個好教師和好院長,還蠻有愛心和犧牲精神。他的敬虔和純潔予學(xué)生以深刻印象(His asceticism impressed all his students)??偠灾?,他是我一生所見最敬虔的基督徒之一。他稱學(xué)生為“張弟兄”或“吳弟兄”,我們稱他為“蘭金弟兄”。
課在晚5:00~8:00上。常任教授只有蘭金本人,但實際上上海有名的律師都會來充當職員,主講法律各門分支,這些人里甚至包括美國法院大法官Lobingier。學(xué)生絕大多數(shù)是日里上班的成人。其中一位有50歲了,我則是最小的。記得注冊那天碰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去看宿舍,遇到一個二年級學(xué)生問我來干啥。我說剛?cè)雽W(xué)?!笆裁矗 彼辛似饋恚骸翱纯催@些大課本和案例書!我們要每天讀100頁!你這么年輕,怎能跟得上作業(yè)?”我和他都預(yù)見不到我會一連六學(xué)期成為頭名,更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會成為本校校長。生命真是充滿了驚奇,快樂的或不快樂的驚奇。
法律課目外,還有宗教課程,由蘭金上。他要求我們讀《圣經(jīng)》,我深深愛上了它。蘭金本人的表率作用是我尋求他的純潔精神和愛心的活源頭。我們宗教課上所用的課本——俄爾(James Orr)所著的《基督宗教的上主與世界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概觀了基督宗教哲學(xué),以優(yōu)美的筆調(diào)描繪基督,對三一教義具有清晰的看法。這本書我仍帶在身旁,劃滿藍紅著重線,這是30多年前劃的,看上去卻宛如昨日所為。他是這么寫道成肉身(Incarnation)[4]的:
道成肉身不只是將最豐滿的恩寵和能力賦予人性;不只是上主與人靈的動力關(guān)系——上主以異乎尋常的力量改變?nèi)诵幕蛟谌诵膬?nèi)活動;不只是意識到人性與神之間的形而上學(xué)統(tǒng)一——這個統(tǒng)一始終潛伏其中;甚至不是神與信徒之間存在的道德合一、靈性內(nèi)居(spiritual indwelling)、性格和意志的合一(oneness of character and will);更不像異教觀念中的披上人形的諸神之子——甚或諸神暫時采取人的樣子,如毗瑟奴的例子(the Avatars of Vishnu)。《圣經(jīng)》的道成肉身理想的獨特,與整個《圣經(jīng)》一樣獨特。簡而言之,它不只是神性與人性的合一——我承認每個信徒都借著內(nèi)居的圣靈有這種合一——而是神格進入人的人格(the entrance of a Divine Person into the human)。
在自然中有上主的內(nèi)在的臨在,但在自然外亦有上主的超越的存在。故而圣子采取了我們的本性,帶著它人性的局限,但在此之上之外的乃是他神圣意識的廣大的“超越心”(the Divine Son took upon Him our nature with its human limits,but above and beyond that,if we may so express it,was the vast “oversoul” of His Divine consciousness),假如可以這樣表達的話。[5]
論到作為文明的杠桿的基督宗教,俄爾寫道:
我們知道基督宗教在羅馬帝國作為一股社會凈化與變革力量所做的一些事,知道它在中世紀基督化并規(guī)訓(xùn)野蠻民族所做的一些事,知道現(xiàn)代它作為世紀道德與人道運動的啟動力量(inspiration of the great moral and philanthropic movements)的一些事情,基督宗教的這一力量在將來看來要比過去還大。[6]
在19世紀90年代,他寫道:
像騎在水面之上的小帆船,基督的宗教將安全地駕馭今日不信的波濤,正如它在往日曾駕馭不信的波濤一樣,它載著人類未來的希望(bearing in it the hopes of the future of humanity)。[7]
在這本書的末尾,我用鉛筆寫道:“感謝作者的良好教誨”(“I thank the author for his edifying words”)。
長話短說,感謝《圣經(jīng)》和這本書的影響,以及蘭金弟兄良好的榜樣作用,我首次與基督有了接觸,并于1917年冬在循道宗教會受洗;那時我才知道我取若望為名是在學(xué)主所親愛的門徒。[8]
20年后,我成了天主公教徒,“若望”一名仍保留著。最近我才知道“若望”意即“上主乃是仁慈的”(“God has been gracious”)[9],這概括了我生平故事。
成為公教徒后,我自然開始對每日的彌撒感興趣。我的生日是3月28日,故好奇地查找這天是哪位圣人的節(jié)日。令我大為驚異的是,乃是圣若望·加比土拉蘭諾(St.John of Capistrano)![10]更有趣的是,他的職業(yè)跟我一樣是律師!
顯而易見,生日當然不是我自己選的,“若望”這名也不是我自己選擇的,因為只要我父母不給我取“經(jīng)熊”——寧波人的發(fā)音是“清勇”——這種接近如“John”的名字,我便不會以“若望”為名了。只能說上主是仁慈的,早已為我把一切安排好了。
沒有信仰的人可能會說這不過是巧合。但在我,不是這么簡單,它是神意。比如,修院院長陸徵祥(Dom Pierre Celestine Lou)——他批準我《新約》中文翻譯版的發(fā)行——特別欣賞我譯的《若望福音》,這也只是巧合嗎?我本人覺得譯保羅書信最順手,但院長認為《若望福音》譯文是我的名作!在他的遺著《人文學(xué)科的相遇》 (La Rencontre des Humanites)里,他寫過一些我永遠欠他情的話?!霸趨墙?jīng)熊忠實的譯文里,圣約翰的整部福音闡釋為我們中國人獲得了字母語言永遠不能獲得的美與深刻!”(“a beauty and profundity that the versions in alphabetic languages could never equal-for us”)似乎這還不夠,他接著說:“它以這樣的一種方式為我們宣揚著福音,我確信,仿佛是圣若望本人表達并寫下了它,倘若上主讓他成為中國人的話?!彼赡苠e了,但我非常尊敬這樣一個有勇氣的人——他在一戰(zhàn)結(jié)束時敢與全世界為敵、站在中國一邊并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11]——我尊敬他的真誠和判斷。
我引這些話不是為了表揚自己,而是為了揭示上主引導(dǎo)他的一個小孩的神秘方法。那位神圣的院長(陸徵祥)對此說得很好,“我和我的朋友吳經(jīng)熊,盼望的只有一件事:讓所有人的心和眼都愈來愈開放,以看到并接受耶穌,看到并接受他所屈尊啟示和賜予的(as much as He deigns to reveal and give Himself)——至于我們呢,我們就可以走吧!”對我說,這是個好建議,因為盡管我的名隨的是主所愛的門徒圣若望,對施洗若翰(John the Baptist)卻也抱有特別的敬意,他(指施洗若翰)很有道理地說:“他(指耶穌)應(yīng)該興盛,我卻應(yīng)該衰微。”[12]事實上,基督所有的門徒都跟施洗若翰一樣是他的先鋒。無論怎樣,以施洗若翰的精神來追隨主所愛的門徒并沒害處。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哪個跟我更親一些。有時我按這一個來想自己,有時又根據(jù)那一個來想自己。我把二者都選為我的主保圣人(patron saints)。實際上,我認為,天上所有的圣人都是我的主保圣人。因為唯獨基督是我們所愛的,我們可以交他所交的朋友而不淪為拜偶像者或折中派(Christ being our sole Love,we can make friends with all His friends without being an idolater or an eclectic)。如果我們的愛是純正的,它也必須是普遍的(The universality of our love i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its integrity)。
讓我介紹我多年前收到的一封與此有關(guān)的信,寫信人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若望·福開森(John C.Ferguson)[13],他是一個貴格派信徒(a Quaker),也是一個大漢學(xué)家。1940年1月,我在《天下》月刊上發(fā)了一篇文章叫《思想與幻想》(“Thoughts and Fancies”),署名余露稼(“Lucas Yu”)。費古松博士在北京讀到這篇文章,被它打動了,用最絢麗的詞句寫信給我的朋友全增嘏(T.K.Chuan)[14]說:“我在為余露稼寫一則筆記,我當然一眼就認出了他是誰。他是用優(yōu)美的、最引人的詞語寫的。這篇文章注定了不朽,要在別的《天下》月刊上的文章都被遺忘的時候仍被人摘引,因為它觸及一個不朽的主題?!蔽覠o法判斷這是不是真的。這類溢美之詞也不能令我自負,因為自我成為公教徒后,對我作品的表揚在我聽來就像是對另一個人說的一樣。倘若在我所說所為中有什么可取之處的話,也歸功于圣靈;余下的都是屬世的(If there is anything good in what I do or in what I say,it belongs to the Holy Ghost;and the rest is earthenware)。我在這里想說的是,甚至在露稼(Lucas)的名下,在我之中的若望(the John in me)也無法隱藏起來。你會看到,他認為我是依施洗若翰而起名的。另一個動人之處在于可以看出,若望們彼此喜歡。福開森已上天堂領(lǐng)賞去了。若望·吳則仍在涕泣之谷走著朝圣之旅。對福開森博士的記憶珍藏在我心中,在此我請讀者諸君原諒我把他的信附在下面,這也是他曾寫給我的唯一的一封信:
西郊(His-Chiao)胡同3號
北平,中國
1940年1月30日
露稼,我的合作者(《費肋孟書》Philemon 2:4),
你在最新一期《天下》上的“思想與幻想”深深感動了我。我聽說你跟切斯特頓(Chesterton)一樣去了羅馬[15],但未曾從你最近的詩歌翻譯和《道德經(jīng)》翻譯想到你的皈依會令你如此激情洋溢。你的心靈狀態(tài)令我想到了少年時看到的一些人。他們突然受到了靈性的光照,這在臉上也映射了出來。這就稱作皈依或轉(zhuǎn)向神(conversion or turning to the Lord)。我不曾相信許多西方人的那種幻想,他們認為貴國人士都是麻木無情的(Not that I have ever believed the delusion of so many occidentals that your countrymen are stolid);我自己的觀察是,他們是富有感情的,我很高興你做一個基督徒的決定已影響了你的心,因為在我看來,宗教的真理若非是激發(fā)了心意,是算不上真正被領(lǐng)會或贊賞了的(no religious truth is ever actually understood or appreciated unless it stirs the heart)。
我喜歡你的文章,是因為它在基督宗教在中國的長期掙扎中開啟了一個盼望已久的時代。我曾哀嘆它沒有傳到能用語言自如地帶著自己的感染力來表達信念的人,就我所知,你是第一個這么做的中國基督徒。徐光啟多多少少是一個政治的皈依者(Hsu Kuang-chi was more or less a governmental convert),李之藻則是一個科學(xué)的皈依者(and Li Chihtsao a scientific one)。馬相伯有深刻的宗教體驗,但他乃是多變的(Ma Hsiang-pe had a deep religious experience,but he was fickle)?,F(xiàn)在,你已用不朽的句子用英文表達了自己,你不能用自己的語言再表達一次嗎?
現(xiàn)代中國的革命與興起中的遺憾是,它的領(lǐng)導(dǎo)人們,絕大多數(shù)曾是基督徒并自基督宗教教導(dǎo)汲取過靈感的,卻對自己的宗教保持啞默(have been dumb as to their religion)。孫文和他的兒子孫科,倘若像他們的追隨者之一李照寰(J.Usang Ly)那樣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話,他們的影響力就會增加好幾倍。殊為遺憾的是,孫文遇到的是越飛 (Joffe)或鮑羅廷(Borodin)[16],而非某個奧古斯丁(Augustin)或米蘭的盎布羅司(Ambrose of Milan)[17],蔣元帥有多端納(Donald)[18],卻沒有一個像戈登(Gordon)[19]或羅蘭士(Lawrence)那樣的人。我們的近史會多么的不同??!
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歡迎你加入基督宗教會,并祈愿你成為一個像以前的若望(《若望福音》John 5:35)那樣的“燃燒發(fā)亮的光”。不管你是若望還是露稼,我都用手向你致禮。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永遠與你同在。
你的福音弟兄(Your brother in the Gospel)
福開森(John C.Ferguson)
再提一件由我名字引起的振奮體驗。我是在我親密的朋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20]死后成為天主教徒的。我總在祈禱時想到他、記起他,尤其在他生日3月8日那天。我多么高興地發(fā)現(xiàn)3月8日是圣若望節(jié)!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但誰能說圣若望與我們倆的聚在一起毫無關(guān)系呢?以霍姆斯的方式,我傾向于說,盡管我的理性告訴我這些東西無足輕重,但“我的感情卻仍有些年輕人的幻覺?!?/p>
來到火奴魯魯后[21],我結(jié)識了另外兩位若望,或不如說三位,這第三位深藏在我心中。一位是蘇爾比斯會(Sulpicians)的林神父(John Francis Linn)。他是圣斯德望修院(St.Stephen's Seminary)的頭腦,該院深居群山之中。每次他上城都順便來我家一坐。他是我所識最具迷人人格者之一,有著燃燒的仁愛和深邃的智慧。我于一年前結(jié)識他,從一開始就被他吸引住了,自此他便成了我的靈性導(dǎo)師(“神師”,spiritual director)。但直到最近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常叫他林神父,聽來很中國化。約兩周前,正當我沉思與這位對我而言十分珍貴的神父的友誼時,一個靈感突然閃過腦海。我對自己說:“林神父叫什么名字呢?我敢打賭,一定是若望!”我打電話給主教區(qū)校長莫連(Eugine Morin)神父問這件事,預(yù)感得到了證實!他不僅是若望,還是方濟各(Francis),后者也是我特別偏愛的名字!
第二位若望是平信徒若望·夏洛特(Jean Charlot)。我敬佩他的藝術(shù),但更為景仰他的人格。事實上,他的藝術(shù)和他的靈性生活是不可分的。他用他的刷子來做禱告。在他那里,才氣正當?shù)胤亩鞯洌↖n his case,genius is duly subordinated to grace)。若望和他妻子素瑪(Zohmah)都跟我過從甚密,我不禁常感謝上主給了我他們的友誼。他們的孩子中,我最喜歡的是小若望(John Charlot)。有一次,素瑪帶著小若望來上我的關(guān)于基督宗教神秘主義的課。下課后,小若望用我聽不到的聲音跟他媽媽說:“我喜歡吳博士。他這么有智慧!”(“He is so wise!”)就我所知,這是我平生第一回被人稱作“有智慧”。真的,還是需要一個若望才會認出另一個若望?。╥t takes a John to recognize a John?。?/p>
[1]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詩人、作家,強調(diào)人的價值,提倡個性絕對的自由和社會改革,對20世紀初的華人知識分子有巨大的影響。
[2] John,Johann譯為“約翰”(新教)或“若望”“耀漢”“約漢”“若翰洗者”等(公教)。吳經(jīng)熊在他的《新經(jīng)全集》中用“若望” (如《福音若望傳》)和“如望”(約翰洗者)。
[3] 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國政治家,曾任華盛頓的秘書,任財政部長等。
[4] 即“耶穌降生成人的奧秘”。
[5] 原注:Scribner's(New York,1893),第241、243頁。
[6] 原注:Scribner's(New York,1893),第330頁。
[7] 原注:Scribner's(New York,1893),第347頁。
[8] 根據(jù)《若望福音》,John即是耶穌的“愛徒”。
[9] “若望”(John,Johann,Johanan)來自希伯來語的Jo-hanan,Jo(雅威)hanan(表示了仁慈)。
[10] St.John of Capistrano(1386~1456),譯為賈必昌等,意大利人,曾在Perugia研究法律,后在該城任法官一時,后入方濟各會修道,成司鐸;曾多次與異端人物辯論,以保護正統(tǒng)信仰。
[11] 那時,陸徵祥任中國外交官。
[12] 見《若望福音》Jn 3:30。
[13] 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國人,1888年來華,在南京傳教,后任北洋政府顧問等;著作有《中國繪畫》《中國美術(shù)大綱》《歷朝瓷器》《中國藝術(shù)巡禮》《歷代著錄吉金目》《歷代著錄畫目》等。
[14] 全增嘏(1903~1984),浙江紹興人。1923~1927年在美國留學(xué),獲得哲學(xué)碩士學(xué)位,后在華任教。
[15] Chesterton “去了羅馬”,指“進入羅馬公教”。Chesterton于1922年入公教。
[16] Joffe和Borodin是20世紀的革命家和無神論者。
[17] Ambrose of Milan(亦譯“圣安博”等,340~397),古羅馬貴族,圣人,入教后成米蘭主教和神學(xué)家,曾影響奧古斯丁。
[18] 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澳大利亞新聞記者,1911~1919年任上海《遠東時報》編輯,1934年任蔣介石顧問,后來遭宋美齡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