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凡的前半生

衰落的“富二代”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我父親李仲青在福州經(jīng)營大亨錢莊和大亨米莊。他被推舉為福州市商會會長，從這一身份來看，那時他在福州商界，應該是有些聲望的。

后來家業(yè)因為被人設局投機，經(jīng)營連敗失控，導致錢莊和米莊先后倒閉。我就在這個時候出世。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我父親前往贛東的光澤、臨川、南城三縣，興辦“江西民生火柴廠”和“江西農(nóng)產(chǎn)品制造廠”，所以在當?shù)剡€被看作是富人，我還能享受到富家子的待遇。比如上初一時，因為校舍處在較遠的鄉(xiāng)下，于是，我是由人陪著騎馬去上學。我10歲就會騎著馬跑，也算膽大吧。只是此時的家境，比起我父親在福州開錢莊和米莊的年代，顯然差得很多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童年生活，稱為衰落的“富二代”。這樣的經(jīng)歷，對我后來的成長，包括對我的性格，無疑都產(chǎn)生了影響。

上過四所名牌大學

我只念到高二上就因病輟學。經(jīng)自修，于1950年以同等學力，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運輸管理系。因?qū)た迫狈εd趣，1951年我重新考進清華大學經(jīng)濟系。才念一年，趕上全國院系調(diào)整。清華、燕京、輔仁三校的經(jīng)濟系，與北大經(jīng)濟系的部分學生，加上中央財政干部學校，合并成立中央財經(jīng)學院。1952年冬我轉到這個學院才個把月，由于我們的校舍（北河沿原北京大學三院），要騰出來供新成立的國家計委作辦公樓之用，于是安排學生外出生產(chǎn)實習。實習歸來只上了一學期的課，又宣布全院并入中國人民大學。1954年夏從中國人民大學外貿(mào)系畢業(yè)了。就這樣我上了四所大學，其校園生活，各有特色。

我入學交大時上海剛解放一年，校園里還延續(xù)著不少老交大傳統(tǒng)的習俗。那時叫學生自治會，加“自治”兩個字，實際上承擔了不少校總務部門該做的事。有個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學生宿舍，是老房子大房間，條件較差；而禮堂后面的新院，樓新房小條件好，以往都是高年級住新院。解放了有人覺得老規(guī)矩要改，主張各人抽簽，抽到哪里住哪里。面對爭論，校方交給學生自治會去討論，最后認為按高低年級輪流住的老規(guī)矩更公平，難題就這樣解決了。

當年交大校園非?；钴S。一是講座多。講題大到國家大事，小到分析一本書。主講人既有專家名人和教授，有時也有學生。有個講座很有趣：那時交大學生，有穿長袍的，也有穿西裝的。有個講服裝文化的講座，后來竟演變成“長袍派”與“西裝派”的辯論會。

二是社團多。有些社團水平還挺高，如話劇團，請了電影明星高博當指導，排的戲常被請去校外演。此外還有一群相同愛好者自發(fā)組織的“準社團”。例如有個“普通話沙龍”，相當于今日的“英語角”。因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學生的普通話水平很差，于是就請北方同學當小先生，互學互練。

三是競賽多。交大常搞各類體育項目比賽，尤其交大籃球隊，可算是當時上海灘籃球勁旅之一，好幾名隊員都是上海籃球界的明星。當時上海著名的回力籃球隊等常來校比賽，這可大飽了我們的眼福。

清華園值得懷念的事很多。首先校內(nèi)經(jīng)常有形勢報告。有次批判“崇美思想”的報告，舉出協(xié)和醫(yī)院為例。說別人在你身上插了把刀，你還稱贊這刀好，這是對美帝文化侵略的漠然。當時就有人激動地表示不再去協(xié)和看病了。那個年代，有這種認識并不奇怪。

1952年初開展教師思想改造，各人都要在大會或小會上檢討批判舊思想，也就是楊絳先生所說的教師“洗澡”。因為許多名教授的檢討，內(nèi)容豐富，見解新穎，一場檢討就是一篇好文章，所以幾乎每場我必定去聽。記得費孝通檢討時，流著淚把自己痛罵一通，一次就通過了。而潘光旦和雷海宗，只承認教育思想有錯，而未檢討政治立場，以致檢討了好多次還沒過關。

“洗澡”運動尚未結束，又開始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貪污的人被稱作“老虎”，我也被指派參加“打虎”，就是輪流看管被隔離審查的嫌疑人。我看管的對象是一位胖胖的校醫(yī)，他被懷疑把醫(yī)院的藥拿去賣。有一天我上體育課不慎腿刮破了，一下課又趕緊去值班“看管”。那位校醫(yī)見我腿上滲血，指著柜子中的紅汞及紗布，示意我自己包扎一下。因彼此不允許講話，我只默默點了一下頭。

“三反”結束后有次我去校醫(yī)院看病，恰逢那位醫(yī)生在上班，顯然他已被“解放”了。我接過處方后特意朝他說：“那次腿傷，多謝你指點包扎?！彼@出苦笑狀，嘴上沒說心里肯定很抱屈。在清華一年中不斷參加各種政治和社會活動，這對培養(yǎng)我后來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無疑很有幫助。

在中央財院值得一提的有兩件事：一是在實習中發(fā)現(xiàn)外貿(mào)公司，除對蘇貿(mào)易外，包括對東歐在內(nèi)的各國來往，都使用英文，而我們上課學的又全是俄文，于是有些同學就私下暗學英文。那年代學英文，常被看成落后的一種表現(xiàn)，所以避到樹林里背英文單詞的同學，就成了校園一景。二是有次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志來做報告，他說你們這批大學生都是“十一干部”，意思是國家需要十個人，只有一個人能滿足條件。還說為了支援國家建設，四年制的學生要提前一年畢業(yè)。聽了這些話，眼看即將走向建設崗位，同學們都極為興奮，并有了一項直接的成果，就是男女同學戀愛成功的概率明顯提高了。

五十年代的人民大學，“蘇化”的影響很鮮明。課程設置、授課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基本上全是學蘇聯(lián)的，學生除聽課外，很強調(diào)“習明納爾”（相當于課堂討論）的作用?？荚嚪椒ǜ貏e：非主業(yè)課不考試，像俄語、國際私法等，看平時測驗成績就行。期末考試通常只考兩門主業(yè)課，考試全用口試。每人入場后自抽考題，先準備一二十分鐘，然后坐到老師面前，口述對考題的理解，必要時再回答老師的提問?？纪戤攬鲈u分，分5、4、3、2分四檔，3分為及格。這種考法好處是，光死背答案不行，要表現(xiàn)出自己的理解程度及判斷能力。缺點是，口試只能考一兩個大問題，不利于全面衡量所學課程的程度。此外抽題的“運氣”和口才好壞，對評分都會有影響。

人民大學調(diào)干生多，黨員多，校園里政治氛圍很濃。畢業(yè)前夕，有位調(diào)干生同學的妻子從農(nóng)村來校探夫，同學們要組織一次晚會鬧一鬧。我因為聽說夫妻倆昨晚睡覺中被風刮醒，就借此寫了一副對聯(lián)張貼在會場中。上聯(lián)是：“昨夜春風吹醒驚壞紅床好夢”，下聯(lián)是：“今晨朝陽照枕甜憶良宵佳情”。原本是一次取樂玩笑，竟被班干部認為“小資情調(diào)太濃”，只好從會場撤掉。我有件舊大衣嫌小了，就學在上海交大時常見的辦法，寫了張出讓大衣的紙條貼在食堂布告板上。誰知竟招致團支書的批評：“你經(jīng)濟若有困難可以向組織上講，現(xiàn)在公開貼紙條，讓人看到中國大學生竟要出售自己的衣服，影響多不好！”我連忙把紙條撕掉了。上述種種，今天看也許有點可笑。但這就是歷史，也是美好有趣的青春回憶。

走進國家機關大門

人民大學畢業(yè)時，起初分配我留校當助教。因人大外貿(mào)系又與中央外貿(mào)學校合并成立北京外貿(mào)學院，所以改要我去該院教政治經(jīng)濟學。當時全班80多人，只留下譚建業(yè)與我兩個人當助教，無疑是很大的榮幸。但我無意當教師，打報告要求去做外貿(mào)實際工作。居然獲準分配到對外貿(mào)易部所屬的中國茶業(yè)公司，搞茶葉出口商情工作。進“中茶”公司不到一年，調(diào)我去經(jīng)理室當秘書。不是黨員能當秘書，是對我很大的信任。

1955年春外貿(mào)分家，我又跟隨兩位副經(jīng)理轉到新成立的農(nóng)產(chǎn)品采購部茶葉局當秘書。有一天，局長叫我到楊一辰部長辦公室去，說有任務交代。這是我第一次進部長辦公室，心情難免緊張拘謹。不過部長倒很和藹，微笑對我說：“今年春茶豐收，去告訴程局長，選兩種新茶樣品，每種一聽，按我列出的名單和打好的信，分送給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要注意：保證質(zhì)量，細心監(jiān)管，不要聲張，專人專送?！?/p>

局長當然很重視，商量后吩咐我：一、通知評茶室，挑選浙江龍井和安徽毛尖兩種樣茶，就說送展覽之用，必須挑選精品，絕對保證質(zhì)量；二、選茶裝罐時，必須專人全程監(jiān)管，并嚴格封口；三、弄好后，派車由你專程去送，這件事現(xiàn)在不要對別人說。接此任務，我真有誠惶誠恐之感。我看名單算了一下，列有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賀龍、陳毅、鄧子恢、烏蘭夫、李維漢、陸定一等15位，每人2聽，一共30聽。再看信件，大意是說，由于加強收購工作領導，提高收購價格，增加收購網(wǎng)點，改進評茶計價方法，使茶農(nóng)種茶制茶積極性大大提高，迎來了春茶增產(chǎn)提級、入庫量創(chuàng)紀錄的大好局面。特選送兩種新茶樣品，供嘗新品評。

在裝茶之前，局長、幾位副局長還有我，還研究了用什么包裝為好。有說去商店買現(xiàn)成的禮品盒，好看又省事。也有說可以用評茶室的錫茶罐，那是保存茶葉的傳統(tǒng)用具。也許那時我是年少冒失，不知哪來的勇氣，竟敢不贊成領導這些意見，我說：“楊部長信上，說的是送新茶樣品，那就不如仍用常用的馬口鐵樣品罐，顯得就是樣品。”不料這個意見竟被采納。當天下午，一位副局長同我一起在評茶室，監(jiān)管了30聽樣茶的選茶和包裝全過程。每一樣，都另裝有備份，編號留存。

送茶那天，我向辦公廳行政處要了一輛車，只說去中南海送文件。進了中南海北門，向中央辦公廳接待同志說明來意后，他去打了個電話，然后回來對我說：“請把信和茶葉留下。但有三位，你們要另外送去。陳毅同志的，請送到外交部；賀龍同志的，請送到國家體委；烏蘭夫同志的，請送到內(nèi)蒙古駐京辦。”我不便多問，只請他簽收后，按他的吩咐，再分頭去送。

先到體委，送去簽收后，很順利就完成了。接著到外交部，那里的接待非常嚴格。先問同外交部什么人有過約定，陳毅同志知道不知道這件事，茶葉是哪里產(chǎn)的，在什么地方包裝的。隨后又要我先打電話預約，然后由外交部相關的人員出來接待我。我真沒料到會出現(xiàn)這樣的周折，又不想折回去再來一番預約。這時想起，每年外交部禮賓司，都要向我們局選調(diào)一批禮品茶，供駐外使領館招待之用，我同禮賓司里有個人聯(lián)系過。于是就打電話找他，正好他在，就出來見我，答應會把茶葉轉交給陳老總的秘書。不過臨走他笑著補了一句話：“今年給部里的禮品茶，也要選這樣好的哎！”“好，一定向領導反映?！?/p>

最后來到內(nèi)蒙古駐京辦，也很順利簽收完畢，只是一旁有位中年人問我送的是什么茶，我答是綠茶。他好像隨口說了一句：“哦，蠻好，不過我們蒙古族人，多習慣喝磚茶?！边@句話我記在心里，回來向局長說了。局長隨即叮囑：明天再補送兩塊好磚茶去。

幾天后，楊部長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說有好幾位中央領導給楊部長回電或回信，為收到新茶稱謝。楊部長因這件事辦得順利也很高興。他還關照，再給帥孟奇大姐補送一份去。我說好，第二天就送去了。

2002年我在成都看望已九十高齡的程容局長，回憶起當年在農(nóng)產(chǎn)品采購部的一些舊人舊事。得知楊一辰部長，因?qū)Α按筌S進”搞浮夸有不同意見，被貶到青海降為商業(yè)廳廳長?！拔母铩敝杏忠蚓芙^誣指劉少奇是假黨員而備受摧殘，被打斷一根肋骨和三顆牙。平反后先后在河北、河南任職，1980年在河南省副省長崗位上病故。如今想起這件往事，難免深深懷念這位老革命。

農(nóng)產(chǎn)品采購部只成立了一年多就撤銷，其業(yè)務和人員全并入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1957年反右運動后期，我被下放到蚌埠化工廠勞動鍛煉?！按筌S進”年代，我當上了化工廠的化驗室主任。1958年冬調(diào)回北京。此時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又與商業(yè)部合并了，我又調(diào)到商業(yè)部飲食服務局，從事組織撰寫《中國名菜譜》工作。

從1951年到北京，到1962年冬調(diào)離北京，十一年間，我在北京上過三所大學，兩次離校生產(chǎn)實習，待過中央四個部，從事過五項不同的工作，其間還下放安徽一年。算起來，幾乎一年就有一次變動。如此頻繁的變遷，使我認識很多人，見過很多事，無疑豐富了我的閱歷，也增添了我人生的色彩。

反右時參與整人的懺悔

“反右派”運動時，我剛調(diào)到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科研所。因為是新建機構，研究所本身沒有“老賬”可算。所以運動初期，我們主要是學習，談談外面見聞。當《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對“右派”發(fā)起反擊時，發(fā)現(xiàn)風向有點變化。所里幾位黨員的發(fā)言，看得出有針對一名新來年輕人的傾向。

此人叫秦增護，上海人，人民大學國內(nèi)貿(mào)易系畢業(yè)，與我同在商品學研究室。他來所才幾個月，除參加運動，沒干任何工作。平時愛說話，愛插話，還喜歡傳播社會上的消息。因為他在所里，有時曾轉述過社會上某些“右派”的言論，這些后來竟成了他的“罪狀”。

那時我是共青團員，在大學時就是黨員發(fā)展對象，所以運動中，我被列為“左派”積極分子。有一天黨支部開會，也叫我列席?？赡苌厦嬉选跋逻_”了抓“右派”的任務，我們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個。會上認為秦增護有對黨不滿情緒，必須組織力量進行批判。我心中雖有存疑，但在那種環(huán)境和氛圍之下，不僅是我，恐怕到會所有的人，都不敢表達內(nèi)心真實的想法。大家都贊成以秦為目標，開展研究所的反擊“右派”斗爭。

因為秦與我在同一個室，又年齡相近，領導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黨思想。那年代，我真把這看作是黨對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爭取入黨，也指望以積極“批秦”的表現(xiàn)，來為自己的進步加分。有時明知那話不是秦說的，是他轉述他人的話，或也知道秦所講不是那個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現(xiàn)”這種思想支配下，我對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實”、“無限上綱”之類的事。那時，政治上的盲從，已經(jīng)壓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斷。面對“反右派”洪流，我違心地隨波逐流，失去自制。

例如，報上有人批評由組織上選派出國留學生這種做法，秦表示同感，曾發(fā)言支持實行選派留學生公平統(tǒng)考。這本是別人的主張，但我卻說他“惡毒攻擊黨培養(yǎng)干部的方針”，“要剝奪工農(nóng)子弟受教育的優(yōu)先權”。報上有人批評蘇聯(lián)曾運走東北的機器設備，秦在所里發(fā)言時講了這個情況，并沒多說什么。但為了把他“批倒”，我質(zhì)問他：“你沒在東北，怎么知道機器被蘇聯(lián)運走？”“你只講蘇聯(lián)運走東北機器，為什么不講蘇聯(lián)支援我們156項建設？”就是這樣，把“惡毒攻擊蘇聯(lián)”的帽子給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這樣積極分子的批判下，秦增護終于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縣勞動改造時，在一次意外中溺亡。對于這位幾十年前的可憐同事，我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為自己的違心自私，備感愧疚與懺悔。但愿這樣的悲劇，切莫再發(fā)生。那種隨意上綱、違心整人的歷史，更不能再重演。

插隊農(nóng)村五年

1962年我調(diào)到南京，分配在江蘇省手工業(yè)管理局辦公室，還是做秘書工作。1965年春被派去蘇州望亭公社搞“四清”?！拔母铩背跗诒划敊嗯蓛?nèi)定為“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幸好后來批反動路線，才避免了挨斗。1970年起，全家下放蘇北泗陽縣農(nóng)村插隊五年。從出身“富二代少爺”，到住茅屋、抬大糞，這個反差不可謂不大。不過我還算幸運，我的家雖然安在生產(chǎn)隊，但我卻被調(diào)到縣委宣傳部搞新聞報道。

這期間，有一點我至今感到有愧不安。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不少“報道”是不真實的，我自己就寫過假報道。有一次派我去釆訪公社干部在抗災中“活學活用”的典型。我到后看到暴雨已將河堤沖開一個決口，先前投下的石塊太小，收不住口，水流更急，眼看有崩堤的危險。只見有好幾個人，扛起岸邊裝有泥沙的草包，縱身跳入齊腰的河中，迎著湍急的水流，把草包摞在決口上。一人摞好另一人再來。經(jīng)過半個多小時緊張的戰(zhàn)斗，決口終于堵住了。這場抗洪勝利，規(guī)模雖不算大，但其場面還是挺感人的。

到了晚上，公社通訊員交給我一篇他先寫好的報道草稿。文中大段寫了以公社書記為首的公社干部，如何“活學活用”親臨抗洪現(xiàn)場，勇敢跳入河中堵決口。突出宣傳公社書記帶頭，才取得了這次搶險勝利。我到過那里，根本沒見到公社書記在現(xiàn)場，更沒有他帶頭跳下河堵決口這些情節(jié)。本該刪去重寫，但我又想，這樣寫顯然是有人授意，也一定經(jīng)公社相關領導看過。倘若我加以刪除改動，明顯暴露我在做惡人，那往后恐怕要招惹麻煩。內(nèi)心斗爭結果，我的私心占了上風。為了不得罪人，我違心地只稍作文字修改，把假報道發(fā)出去了?；叵氘斈?，我竟也成了浮夸風的一個推手，對此深感自責。

農(nóng)村插隊五年，最大的收獲，就是妻子生了個兒子，我當上父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