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三國文學——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

從文學史的角度而言，三國文學以太和六年（232）曹植去世分為前后兩期，即習稱的建安文學與正始文學，共計70年（196—265）。

一、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三國前期文學）又分為三個小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建安十三年（208）之前，此時的建安文士經(jīng)歷了由分散到聚合的過程，他們大都經(jīng)歷過漢末戰(zhàn)亂，憂時憫亂的作品呈現(xiàn)出慷慨悲涼的風格；第二階段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8—219），此時以三曹為首、七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形成；第三階段為黃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以曹植與曹丕為代表作家。

作為文學自覺時代的開端，建安文學在創(chuàng)作與風格上呈現(xiàn)出一些新的面貌。就詩歌體式而言，五言詩創(chuàng)作開始盛行，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重要體裁形式。另一方面，建安詩歌在繼承漢樂府民歌傳統(tǒng)的基礎之上又對樂府詩加以發(fā)展、改造，使詩歌具有鮮明的個性，曹植的詩歌創(chuàng)作逐漸完成了從樂府詩向文人詩的轉變。而這一時期文學最重要的特點是“建安風骨”的形成。

“建安風骨”是人們對建安時期美學風范的概括。“風骨”一詞最初則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物品評。《世說新語》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以“風神”、“風氣”、“風骨”來品評人物的術語，后來“風骨”概念運用到了書法、繪畫領域，文學批評中運用“風骨”概念始自劉勰?！段男牡颀垺分杏小讹L骨》篇：“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彼f的風骨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時又通過明晰簡練的言辭表現(xiàn)出來剛健有力的美學特征。雖沒有直接與建安文學相聯(lián)系，但文中多舉建安作者為例。而鐘嶸則提出“建安風力”（《詩品序》）作為品評詩歌的標準。唐代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所提到的“漢魏風骨”實指建安風骨。

建安風骨是如何形成，又具有怎樣的內涵呢？“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保ā段男牡颀垺r序》）這句話精確地概括了建安風骨的成因及內涵。建安時期，社會動蕩不寧，經(jīng)歷了漢末戰(zhàn)亂的文人普遍具有憂時傷勢的政治情懷，他們的詩文作品大都內容充實，感情充沛，具有雅好慷慨，梗概多氣的特點，同時又表現(xiàn)出明朗剛健、骨力遒勁的藝術風格。這種充實的思想內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語言表現(xiàn)上的剛健清新完美結合，就是建安風骨的基本內涵。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蔡琰等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建安時期的曹氏家族堪稱文學世家，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曹彪，曹丕的妻子甄后和曹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詩能文。其中成就最高者為有“魏氏三祖”之稱的曹操、曹丕和曹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他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家族社會地位不高。曹操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zhàn)中脫穎而出，“挾天子以令諸侯”，統(tǒng)一了北方中原的廣大地區(qū)。他生性機警，簡易通脫，思想上很少受傳統(tǒng)儒家倫理道德標準的束縛，崇尚刑名之學，這種個性及思想也影響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學家，具有深厚的文化藝術修養(yǎng)，對建安文學的興盛起了決定性作用。漢末文士在社會動亂中顛沛流離，散居各地，是曹操將他們汲引羅納到自己身邊，從而形成了“鄴下文人集團”彬彬之盛的局面，如徐干、劉楨、阮瑀、楊修、邯鄲淳、吳質、陳琳、應玚、王粲等都是在他的感召延攬下來到鄴城的。他在鼓勵這些文人為他效力的同時還勉勵他們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另外，曹操以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推動了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的興盛?！度龂尽の簳氛f他“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歉弑刭x，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興之所至，他往往也要他人參與其事，形成集體性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這些都促進了建安時期文學的繁榮局面。

曹操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詩歌上，他的詩歌今存有22首（包括有疑問的3首），全部是樂府詩。從內容上來看，大致分為紀事、述志、游仙、詠史。紀事作品主要有《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門行》、《卻東西門行》、《苦寒行》等，反映了漢末動蕩的社會現(xiàn)實與人民的苦難生活。述志詩主要表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政治主張，以《度關山》、《對酒》為代表。如《對酒》：“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睂⒊?、民各方面都作出規(guī)范，頗具理想主義色彩?！抖谈栊小泛汀恫匠鱿拈T行》中的《觀滄海》、《龜雖壽》等都表現(xiàn)了統(tǒng)一天下的雄心壯志。游仙詩則有《氣出唱》三首、《精列》、《陌上?！?、《秋胡行》等，這一類作品上承漢樂府中的游仙之作，描寫神仙生活，服食養(yǎng)生，期待高蹈輕舉?！对伿贰酚小渡圃招小啡灼湟?，《短歌行》其二等，以歌詠古人的方式抒寫己意。

曹操的詩歌在藝術方面主要有幾個特點：

第一，從詩題看其詩大部分沿用漢樂府舊題，但在繼承漢樂府的傳統(tǒng)時又有所創(chuàng)新，如漢樂府民歌雖然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但反映現(xiàn)實較為狹小，而他則在樂府詩直接反映漢末重大歷史事件，有“詩史”之稱。這就對民歌的傳統(tǒng)有所突破。另外，他雖沿用樂府古題，卻又是以古題寫時事，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钡摹抖谈栊小穮s加入了渴求賢才的內容?！遁锢镄小?、《薤露行》，原是喪歌，但曹操卻用來寫漢末時事。這些革新都給樂府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其詩風以慷慨悲涼為基調。建安時期社會動蕩，民生凋敝，作為政治家的曹操面對殘破艱難的社會現(xiàn)實，其詩中所抒發(fā)之情感往往慷慨悲涼，這不僅是曹操詩歌風格的基本特征，也是建安文學共同的特征。故鐘嶸評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p>

第三，在體裁上，其詩有四言、五言和雜言三大類，成就皆不凡。比較而言，其四言詩更為出色，四言詩自《詩經(jīng)》之后鮮有佳作，曹操不是機械地摹擬《詩經(jīng)》，而是在內容與情調、句法、詞法方面均有創(chuàng)新，如抒情、述志與寫景結合，多用比興，節(jié)奏強烈等，從而使四言詩在《詩經(jīng)》之后又大放異彩。

曹丕字子桓，是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二年（217）立為魏王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代漢自立。曹丕博學多識，勤于著述，今存辭賦約30篇，詩約40首，另《典論》一書中存《自序》與《論文》2篇。曹丕的詩歌就題材而言可分為三類，一是公宴詩，游賞宴樂，摹寫山水，往往諸子同題共作；二是抒情言志之作；三是男女愛情及游子思婦題材。第三類內容他寫得最有特色。另外，他的詩歌體裁有四、五、六、七言和雜言等。其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xiāng)，何為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fā)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椗b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

這是我國文學史上現(xiàn)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人七言詩。另外，這首詩歌凄婉動人，細膩纏綿，很能體現(xiàn)曹丕詩的藝術風格，與曹操的古直蒼涼不同。

曹植字子建，曾封陳王，死后謚曰“思”，后世稱陳思王。他少年之時以才思敏捷而深受曹操寵愛，但他缺乏政治家的胸懷與手段，最終在與曹丕的明爭暗斗中失敗。這一段經(jīng)歷決定了他后半生的悲劇命運。曹丕繼位后，曹植頗受猜忌，屢徙封地，名為侯王，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依舊不得信任，最終郁郁而終，年僅41歲。

曹植在建安時期文學成就最高。他的詩歌今存80余首，辭賦、散文40余篇，其創(chuàng)作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即位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志滿意得，昂揚樂觀，充滿自信，富于浪漫情調?！栋遵R篇》中慷慨赴國難的游俠少年實際上是自我的化身。后期作品內容與風格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集中抒寫對個人命運、前途的失望和在碌碌無為中空耗生命的哀傷以及對自由生活的向往，深沉的憤激與悲涼成為作品的基調，《贈白馬王彪》可說是其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詩歌體現(xiàn)出了氣骨與丹彩的完美結合，藝術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詩歌個性鮮明，抒情性增強。如曹植詩中有不少樂府詩，但他運用樂府體裁中更多地注入了個人的感情，將樂府詩改變?yōu)橐允闱闉橹?。如《美女篇》從形式上看是模仿《陌上桑》，但內容上表現(xiàn)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悶，實際是以美人遲暮寄托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這樣就使詩歌具有明顯的個性特征。

第二，結構精巧，發(fā)端精警。曹植常以帶有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寫開頭，先聲奪人，渲染氣氛。如《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海水構其波?！币约ち覄邮幒觊煹木跋髞戆凳咀髡叩雌鸱男那楹吞幘车碾U惡，所以沈德潛說他“極工于起調”（《說詩晬語》）。

第三，注重對偶及錘煉字句。曹植詩歌體現(xiàn)了魏晉詩歌駢偶化的趨勢，如“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而煉字如“清風飄飛閣”（《贈丁儀》），“明月澄清影”（《公宴》），都具有警醒的效果。另外，曹植詩中的自然景物描寫也對后世文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建安作家中，曹植留存作品最多，成就最高，對后世的影響也最大，被鐘嶸稱為“建安之杰”。“建安七子”與蔡琰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人。

“建安七子”的名號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宜，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

孔融字文舉，為人機辯，又自恃高門，對曹操多所譏諷，最后被曹操以“亂倫敗德”的罪名殺害。其詩有《六言詩》、《雜詩》、《臨終詩》等。其散文以氣運詞，體現(xiàn)了建安時期文學的新變化。代表作為《論盛孝章書》和《薦禰衡表》。

王粲字仲宜。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稱他為“七子之冠冕”。王粲家世顯赫，曾避難荊州依劉表，未得重用，后依附曹操。他為人聰慧，才思敏捷，以詩賦知名，詩以《七哀詩》最有名，寫軍閥混戰(zhàn)的混亂慘痛的社會場景，觸目驚心。其《登樓賦》是魏晉時期抒情小賦的名篇，將寫景和抒情完美結合，顯示了抒情小賦在藝術上的成熟。

陳琳字孔璋，廣陵射陽（今屬江蘇）人，所長在書檄，以《移豫州檄》為代表，詩以《飲馬長城窟行》最有名。阮瑀字元瑜，《七哀》、《詠史》、《駕出北郭門行》等詩作都具有現(xiàn)實批判意義。

徐干字偉長，他少有才氣，不耽世榮，唯讀書著文自娛。其詩作以《室思》、《情詩》、《為挽船士志新娶妻別》等寫婦女苦悶的作品影響最大，另著有《中論》一書。

劉楨字公干，作品多朋友同僚贈答及歌詠友情之作。

應玚字德璉，汝南（今屬河南）人，詩多公宴、斗雞等應酬之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學有才辯，妙于音律，但在漢末動蕩中遭遇不幸，流落匈奴12年，后被曹操贖回。這種文化教養(yǎng)及人生遭遇，使她寫下了流傳千古的《悲憤詩》。全詩長達540字。詩歌通過社會動蕩中的個人遭遇反映了廣大人民特別是婦女的共同命運，控訴了軍閥混戰(zhàn)的罪惡。全詩脈絡清晰，詳略得當，直賦其事，間用比興，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二、正始文學

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240—249），在其末年發(fā)生了司馬氏篡政的高平陵事件，所以文學史上常以“正始文學”指代三國后期文學。這一時期的文人群體比建安時期規(guī)模略小，主要有“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兩批人物，正始名士有傅嘏、荀粲、裴徽、何晏、夏侯玄、王弼、鐘會等，竹林名士包括阮籍、嵇康、向秀、劉伶、山濤、王戎、阮咸等。這一時期思想自由，文人注重玄學清談，校練名理，文學成就以嵇康、阮籍為最高，其次是應璩、劉劭、何晏、向秀和劉伶等。

就文學整體風貌而言，建安文學中那種積極用世、憂國憂民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對社會人生的理性思索及憂生之嗟成為正始文學的主調。藝術方面，正始作家將抨擊時事與抒寫感憤融為一體，大大加強了新興五言詩的抒情性，使詩歌藝術進一步文人化。另外，正始詩人創(chuàng)造了曲折隱晦、清雋艱深的風格，并開創(chuàng)了五言詠懷組詩的體例，對后世詩歌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這一文學風尚的變化，主要原因在于玄學思潮的影響與政局的變動。

玄學是以老莊思想為骨架，又融合了儒家思想精義而形成的一種哲學思潮。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其淵源可追溯至漢末，但談玄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則出現(xiàn)在正始年間?！罢济俊迸c“竹林七賢”是正始前中期有代表性的談玄群體。他們服膺“以無為本”（王弼《老子》第四十章注），強調“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釋私論》），在人生價值取向上，蔑視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注重自由自在、心與道冥的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這種人生態(tài)度的轉變對文學創(chuàng)作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首先，正始文士立足玄學，對代表政權主流的“禮法之士”展開攻擊，揭露其虛偽丑陋的真實面目，具有尖銳的批判意識；其次，玄學名士盛談老莊玄理，競相撰寫玄學論文，使文章的思辨之風大盛；再次，玄學潮的盛行使文人在詩歌方面追求清虛高曠、自然悠遠的詩歌境界，后世文學理論中談到的沖淡、自然、飄逸、曠達等詩歌風格無不與此有關。更有甚者，詩歌成為敷衍玄學理趣的工具，理過其辭的“玄言詩”得以產生，并在東晉時期成為詩壇的主流。

除玄學思潮的影響之外，政局變遷也對正始文學風貌的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明帝景初三年（239），明帝去世，臨終前命曹爽與司馬懿輔佐曹芳即帝位，而曹爽與司馬懿為爭取主動權展開激烈的斗爭，生活于這一政治背景下的詩人深感苦悶。正始十年（249）司馬懿趁曹爽掃祭高平陵時發(fā)動政變，誅殺曹爽，而依附于曹爽的名士如何晏、鄧飏、丁謐等隨之被害，史稱當時“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馬懿死后，其子司馬師、司馬昭掌權，又鏟除異己，相繼殺害了夏侯玄、毋丘儉、諸葛誕等人，這一系列的殺戮造成政治上的高壓局面，使文人們普遍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幻滅感與危機感，他們在詩文創(chuàng)作時便不得不以曲折隱晦的形式來抒寫憂憤之意與人生之嗟，這種情形自然影響了該時期的文學風格。

總之，政治因素與玄學影響糾葛一起，共同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學特征的形成。正始文學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父親阮瑀為建安七子之一，11歲時，曹丕代漢即帝位，身處曹魏盛世的阮籍具有奮發(fā)進取的時代精神，頗懷功業(yè)志尚。少年時他曾登廣武城，面對楚漢古戰(zhàn)場時感慨：“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晉書》本傳）表現(xiàn)出目空一切的少年英雄之志。但隨著政局的變化，曹魏國運轉衰，曹爽與司馬懿明爭暗斗，政局險惡，社會士風也普遍由積極而轉向消極，阮籍的人生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根本的轉變，他33歲時做過很短時間的尚書郎，38歲曹爽召他為參軍，他又托病沒有應召，兩年后曹爽被誅殺。

高平陵事件之后，司馬氏父子在政治上實行高壓策略，殘殺異己，阮籍作為一正直文士，對司馬氏的行徑心懷不滿，但他在當時盛名已具，司馬氏集團對其倍加注意，使其處境更為艱難。出于“保身”之考慮，他不得不與司馬氏虛于周旋：43歲時作了司馬師的從事郎中，被封為關內侯，其間又做過10年的東平相。司馬師死后又繼任司馬昭的從事郎中，晚年（53歲）求為步兵校尉，后世稱其阮步兵。后又在景元四年（263）被迫乘醉揮毫，寫下“勸進文”，勸司馬昭封晉公，加九錫，這使他內心極為痛苦，數(shù)月之后便郁郁而亡，兩年后魏主正式禪位于晉。

至慎與至狂是阮籍最為顯著的性格特點。一方面，他對于時事政治問題十分謹慎，口不臧否人物，但另一方面，他對虛偽的禮法之士極為蔑視，生活方式上常常表現(xiàn)為放浪形骸，遺落世事，如母親去世時他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他留與決賭，葬母時棄喪禮規(guī)矩于不顧，食酒肉不輟，臨決又舉聲一號，吐血數(shù)升。還善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相對，對志同道合之人則青目有加。這種看似矛盾的行徑恰體現(xiàn)了其內心的痛苦。而之所以能為司馬昭所容，實在是因為他的狂傲不羈多屬倫理道德范疇，于現(xiàn)實政治無害。這種隱忍與矛盾使阮籍一生思想上極其苦悶，他徘徊于高潔與世俗之間，依違于政局內外，希望能在混亂殘酷的政治環(huán)境中全身遠禍。

這樣的性格特點直接影響了阮籍的詩文風格?！对亼言姟?2首是其詩歌的代表之作，內容廣泛，涉及時勢與人生的諸多方面。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憂生之嗟?！对亼言姟分屑s半數(shù)之上皆是阮籍關于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時光飛逝，人生的短促，以及由此而來的深深的憂傷?！对亼言姟菲湟粸榻M詩之總綱：“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鳴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泵鑼懽约涸谝股钊遂o時難以排解的苦悶心情。這樣的心緒源于他對社會的不滿但又無力抗爭的現(xiàn)實。第二，對世俗禮法之士的厭惡，這與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態(tài)度有關，如《洪生資制度》。第三，對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這實際上是他在現(xiàn)實中苦悶而不可解脫的另類表現(xiàn)形式，即通過幻想境界來擺脫世俗的污濁，如《詠懷詩》之十九“西方有佳人”、四十三“鴻鵠相隨飛”和七十九“林中有奇鳥”莫不如此?？傊?，82首《詠懷詩》表現(xiàn)了阮籍苦悶的心靈世界，它非一時一地所作，抒感慨，發(fā)議論，寫理想，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懷詩的先河。

就藝術特色而言，其詩蘊藉含蓄，自然飄逸，風格隱約曲折，“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鐘嶸《詩品》），另外，常借比興與象征的手法來表達感情，寄托懷抱，或借古諷今，或借香草美人以抒寫情懷。其精神實質與建安風骨一脈相承，嚴羽《滄浪詩話》：“黃初之后，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背姼柚猓罴杏形?、賦、傳、論等10篇，《大人先生傳》體現(xiàn)了其文的最高成就。

嵇康（223—263），字叔夜，祖先為會稽人，后移居譙國铚地（今安徽宿州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稱嵇中散。嵇康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其魅力首先因為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才能之士，其次在于其風姿特秀、爽朗清舉的風神外貌。當然，最重要的魅力來源于其人格：高潔、正直、孤傲、特立獨行。嵇康幼年失怙，在母、兄撫育下形成任性不羈的性格。與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不同，他“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與山巨源絕交書》），而《晉書·本傳》記載他“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他的《家誡》也告誡兒子“宏行寡言，慎備自守”，但這些只是他的玄學修養(yǎng)對自我性情的一種約束，現(xiàn)實他是非之心非常明確，對丑惡現(xiàn)象也往往憤激斥責，不肯與當政者虛與委蛇，如他本無榮進仕宦之意，當山濤薦其自代，希望他放棄與司馬氏對抗的立場時，他撰《與山巨源絕交書》斷然拒絕，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職的原因即“七不堪”與“二不可”，譏諷依附于司馬氏集團的無操守文人，并“非湯、武而薄周、孔”，直擊司馬氏借名教以篡權之事實，使其被殺成為必然。而京師三千太學生為之上書請命之舉則加速了他的悲劇結局。

嵇康本時期最有成就的文章家，現(xiàn)存文14篇。其文包括書、論、傳、箴、誡、楚辭等多種文體，其玄學論文體現(xiàn)了很高的理論思維能力，如《答向子期難養(yǎng)生論》、《聲無哀樂論》等皆任心而論，見解獨到。嵇康現(xiàn)存詩50余首，有四言、五言和六言等不同詩體。以四言詩《贈秀才入軍》、《雜詩》、《秋胡行》、《幽憤詩》為代表。《幽憤詩》為其蒙冤入獄之時的作品，可以說是嵇康的絕筆之作，詩中對自己一生的思想與行為作了回顧及反省，結構完整，樸實真率，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嵇康把莊子理想人格境界從哲學境界變?yōu)樵姷木辰?，《回會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揮五弦，目送歸鴻。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便體現(xiàn)了這種優(yōu)游容與的詩歌境界。嵇康由于個性剛烈，詩風以峻切為特征，此外，其詩亦有高古與勁健的風格特點。

阮籍與嵇康同為“竹林名士”，是正始文學中成就最高者，也是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因個性差異而有了不同的命運：阮籍以至慎得以善終，嵇康則因龍性難訓而慘遭殺害，個性形成與生平經(jīng)歷有關，對他們各自文學風格的形成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