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梁任公（名啟超，字卓如）的一生，跨清民兩代，自二十二歲時（甲午年）開始關(guān)心國事，一生事功，在清朝者十八年，在民國者十八年，恰好各得其半。

梁任公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擇取任何一點，都可以累辭數(shù)萬，編著成書。但簡單歸納起來，可以說他是個新聞記者，是個教育家，是個思想家，是個文學家，是個史學家，是個藝術(shù)鑒賞家……。談到他的政治生命，說他是立憲運動者，固為一般論任公者所公認；然而未嘗不可以說他是個革命運動者，因為他實與革命有過一段因緣。至于他在思想界的影響，任公的著述，估計不下千數(shù)百萬言，對近六十年來的中國，無論政治、經(jīng)濟、財政、社會、學術(shù)，其深遠處，幾無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談，都將殘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的。

多彩多姿的梁任公，一生言行所以能有多方面的影響，就當時的環(huán)境及他個人而言，有幾種必然的因素。當時的世界潮流，西方自有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以來，一二百年的演變，民權(quán)政治的思想，已傳播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受進化論影響，與民權(quán)政治同時而起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發(fā)展到了頂點。中國受這三種思想撞擊最厲害的，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所以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的對外關(guān)系，直是一本慘痛的歷史。中國到了求變的時代，就等待求變的人物來推動而已。任公便是求變的人物，他生當其時，這是注定他將發(fā)生影響的外在原因。

就任公本身而言，他具有發(fā)生影響的條件：第一，他生而好學。他曾說：“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shù)十年日在旁皇中?！比喂杂茁敾?，因而能脫穎而出，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在科第時代，一個普通人中舉之后，往往趾高氣揚，容易心滿意足。任公與眾不同。中舉的次年，竟反過來拜尚是秀才身份的康有為為師，又從基本做起。四年萬木草堂的生活，孜孜不倦，奠定了他博大精深的國學基礎(chǔ)。但他并不就此而止。西學之風襲來，他又乘風而去。先讀翻譯作品，不能滿足，再從文字工夫下手。他讀過英文，拉丁文?？上麑W習西洋語文的天分不高，后來雖又涉獵法文，德文，皆無大成。然而日本文給了他最大的方便，西洋知識通過日文而飽為吸收。任公的西學大進，實得力于日文。以后他的求知欲未嘗稍止。四七之年，蟄伏巴黎，以學生為老師，知識仍與時俱進。直至垂暮之年，讀書仍為嗜好，且趣味愈擴愈廣。他曾對子女們說：“我是學問趣味極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專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內(nèi)容異常豐富，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zhuǎn)個新方向，便覺得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覺這種生活是極其可愛的，極有價值的?！比喂某删图坝绊懀拇_倚靠他好學不厭精神的支持。一般人以為任公之學，博而不深。后人看前人，自然很容易發(fā)現(xiàn)他的缺點，但與他同時代者，又有幾人能超過他！？

人或者都能飽學，但未必都能運用其所學，以啟迪社會，激發(fā)后人。任公則二者兼而有之，既好學不厭，且誨人不倦。他一生的言論著述，據(jù)最保守的估計，不下于一千四百萬字，每天執(zhí)筆，平均在三千言以上。他的著作特色，如其自評：“筆端常帶感情，別有一種魔力?！彼堋把匀丝谥兄荒苎裕闹兄浴?。今日讀之，腦筋隨之而去，明日再讀之，腦筋又隨之而轉(zhuǎn)。他能把人當做傀儡，牽動線絲，左之右之，惟其言是聽。譚嗣同譽他有賈誼之筆，張謇稱他“筆破乾坤舌雷雨”。每發(fā)一論，必至風靡而不可收拾。韓文舉說他發(fā)表能力之特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提之以入筆下，又喜歡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痹谛屡f文化交替的時代，自然不少人要隨他轉(zhuǎn)移了，也決定了他的必然影響。

梁任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并不是一貫的，尤其以政治的立場變化最多，有時他站在甲方，有時又轉(zhuǎn)至乙方，而甲乙兩方卻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因此人們認為他個性上有缺點，認為他是善變的。他自己也承認個性流質(zhì)，常?！安幌б越袢罩遥y昨日之我”。如此一來，言論前后不無矛盾之處。一再的改變，自然減少了他的影響力量。

不過，任公的政治理想是不變的。在清朝他反對專制，在民國他依然反對專制。他抱定的宗旨是實現(xiàn)民權(quán)政治。他常常說，不達目的，決不休止。最初他追隨其師康南海弄維新，搞變法，他的手段是溫和的。及至發(fā)覺溫和的路走不通，急轉(zhuǎn)直下，想采取激烈的手段，不惜以流血方式，希冀實現(xiàn)理想。但一番嘗試之后，他發(fā)覺國民并未普遍覺醒，未能獲得他們一致的支持。他又退回到溫和的態(tài)度，想從教育方面先下手，先新民而后興國。惟其所定的目標太高，他以為覺醒國民的努力，非有十年二十年不能為功。豈知他以往所提倡的進取、冒險、破壞等等新國民道德，早已深植人心，當他還沒有來得及再趨轉(zhuǎn)激進的時候，一般國民已朝著他指示的方向走上前去，專制政體已被眾人合力推倒。民國之后，對他誤解的人不少。但請問他是否已經(jīng)忘記了既定的目標？舉兩個顯明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正面的解答：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軍之役，反對康南海張勛的復辟運動，任公都是倡導人，而且都曾親與其事。當這兩出丑劇鑼密鼓緊的時候，他毅然決然發(fā)表聲討宣言，且置生死于度外，誓與之周旋到底。任公所爭的是政體，而不是國體。在過去，他要求虛君實民，而今既為民主，更應該名實相符，顛倒時代本末，搖撼國本的行為是決不容許的。后來，他又甘心卷入政治的漩渦，目標依然是要實現(xiàn)他的理想。他想把那批官僚政客帶上正途，可惜“先時人物”的他，抱著民權(quán)政治的理想而來，抱著民權(quán)政治的理想而去。個人的政治活動，“一生成功者少，失意者多！”

研究梁任公的一生。言史事，在清朝的十八年較諸在民國的十八年為單純；言思想，則清朝的部分，多以政治思想為重要；民國的部分，以學術(shù)方面為重要。因此，他的一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分類法?？梢跃蜁r與事分，也可以就思想而分。就思想而分，原則上不外乎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財政經(jīng)濟思想，人生哲學思想等等。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很少人將任公的思想作一有系統(tǒng)而詳細的分析，蓋任公的方面極多，欲一一研究，實非易事。

大部分評論任公的學者，都用時與事的分類方法。譬如徐佛蘇所記《梁任公先生逸事》便主張分為四時期：“一為戊戌變法及逋日刊報之時期，二為運動立憲請愿及辛亥革命之時期，三為興師起義討伐洪憲及復辟之時期，四為入校講學倡導青年讀書運動愛國運動之時期。”徐氏又稱第一期為維新變法之時期，第二期為立憲與革命雙方并進之時期，第三期為興兵起義恢復共和之時期，第四期為講學育才領(lǐng)導青年救國之時期。毛以亨著《梁啟超》則將之分為五時期：“一、少年讀書時期——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緒二十年甲午；二、維新運動時期——光緒二十年甲午至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流亡辦報時期——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至民國元年；四、民國從政時期——民國六年至民國八年；五、文化運動的晚年——民國八年至民國十八年?！边^去《大公報》、《東方雜志》有幾篇敘述任公的短文，分期也大多類此?？箲?zhàn)時期幾篇論述任公的著作，也與此相似。

對于這幾種分類法，著者稍有不盡同意之處。民國開國前的十八年間，用維新及立憲來代表任公的言行，未免有籠統(tǒng)不清之感。而且注意力放在立憲運動上，忽略了他的一段與革命的關(guān)系，尤其任公鼓吹革命的思想，也因此變得暗淡無光了。這里試擬一個稍異于前的分法。其一生約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成長時期：

1．幼年撫育時期：包括幼年生活及家庭教育。

2．求學時期：包括中舉前后的教育。

二、推翻專制運動時期：

1．求變時期：包括戊戌之前的求變思想及活動。

2．流亡時期：

（1）流亡前期：包括革命思想的流露及從事革命的運動。

（2）流亡后期：包括立憲運動及影響革命的言論。

三、維護民國時期：

1．從政時期：

（1）歸國從政：包括組黨活動。

（2）護國討袁及反復辟：包括躬歷討袁之經(jīng)過，及反復辟的言論。

（3）指導政治：包括卷入政治漩渦及其政治精神。

2．獻身文化學術(shù)時期：

（1）舍政治而獻身文化學術(shù)：包括青年之指導及學術(shù)之提倡。

（2）治學而不忘政治：包括晚年的言論活動。

本文只想說明任公在推翻專制運動時期的政治理想，亦即他的前期思想。因此，除了他的成長時期，略為提及一二，民國以后的行誼，則暫置之不談。私意以為自任公開始關(guān)心國事到辛亥革命，這十八年間，其中許多有關(guān)他的言行問題，亟待解決。第一，即如前面所說，任公抱有一個民權(quán)政治的理想，這個理想以什么為基本理論？初有民權(quán)思想的表現(xiàn)是如何的？以后這個理想是否因為學識的日進而有所蛻變，而至于成熟？成熟之后如何積極的表現(xiàn)？第二，任公既有了理論上的支持，如何趨于激烈，與革命黨的關(guān)系如何？第三，他對于革命的鼓吹如何？第四，他為什么后來又反對流血革命，轉(zhuǎn)變的由來如何？第五，轉(zhuǎn)變后的影響如何？

為了敘述的方便起見，同時又希望指出在這十八年當中任公顯明的幾次起伏轉(zhuǎn)變，在此先說明其時限關(guān)系：

1．戊戌之前：二十二歲至二十六歲，光緒二十年（1894）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謂其為思想孕育，明倡民權(quán)與隱言族類時期，亦即自強學會至戊戌政變?yōu)橹?。此一時期，專注重說明任公思想上的特質(zhì)。

2．流亡日本前期：二十七歲至三十一歲，光緒二十五年（1899）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謂其為破壞主義時期，亦即自《清議報》、《新民叢報》至游新大陸歸來為止。此一時期，任公與革命有多方面的關(guān)系。

3．流亡日本后期：三十二歲至三十九歲，光緒三十年（1904）至宣統(tǒng)三年（1911）謂其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時期，自新大陸歸來至辛亥革命為止。此一時期，任公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行動上棄革命而立憲，然言論上仍多有影響革命之處。

本文依此時限關(guān)系，說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間的行誼，由求變的思想以至于與革命運動的合離，并在合離的運動中檢討其對于清季革命的影響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