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雍正十年中舉(1732年)，乾隆元年(1736年)中進士，到乾隆七年(1742年)出任范縣縣令，兼理朝城縣事務，這十年是板橋人生的相對穩(wěn)定期。中舉之后，板橋幸得江西大商人程羽宸千金之助，安心讀書，作畫；又因社會地位提高，交游更廣，心情稍稍舒暢，詩文創(chuàng)作少了個人牢騷，多了山林的閑適感，如詩作《贈甕山無方上人二首》《甕山示無方上人》《訪青崖和尚和壁間晴嵐學士虛亭侍讀原韻》《寄青崖和尚》《法海寺訪仁公》《同起林上人重訪仁公》《山中夜坐再陪起林上人》等，極寫山中清幽景色，絕少塵世紛擾，有一種濃濃的禪意，非心情寧靜不能寫出。

當然，中進士后，板橋等待做官的心情也更加迫切，亦曾上詩權貴，希望早日得官。乾隆元年五月，與戶部郎中伊福納游西山，訪大同知府圖牧山，作《贈牧山》《又贈圖牧山》二詩。與清廷內閣職掌繕寫文書的小官員方超然也攀結關系，并大肆吹捧方的書法：“書成便擬《蘭亭序》，何用蕭郎賺辯才！”又貶低自己：“笑我筆花枯已盡，半生冤枉作貧兒。”往日板橋的自傲自尊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對國子學正侯嘉亦大大地吹捧一番：“大哉侯生詩，直達其肺腑。不為古所累，氣與意相輔。灑灑如貫珠，斬斬入規(guī)矩。當今文士場，如公那可睹？”同時又貶低自己的詩作：“我詩無部曲，彌漫列卒伍。轉斗屢蹶傷，猶思暴猛虎?！?《贈國子淀在侯嘉弟》)乾隆三年，作《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四首詩。晏老夫子，即晏斯盛，他是康熙朝進士，雍正、乾隆時歷官翰林檢討、貴州學政、鴻臚少卿、安徽布政使、湖北巡撫等職。時晏正官安徽布政使，寄駐江寧(南京)。該詩既歌頌晏斯盛，又展示自己的詩才。詩的結尾表現(xiàn)出明顯的求官之意：“手把干將渾未試，幾回磨淬大江流。”不知何故，此次求官仍未得官。乾隆四年，盧見曾復為淮南鹽運使，板橋書《贈盧雅雨詩墨跡》，便表達了多年求官不得的怨恨之情：“何限鹓鸞供奉班，惟予引對又空還?！痹娭宣[乃指朝廷中官的品位。這一求官不得的怨恨之情，終于找到了恰當?shù)陌l(fā)泄機會。乾隆五年，四十八歲的鄭板橋借序董偉業(yè)的《竹枝詞》之機，再次表達了對金錢與權勢的憤怒、鄙視：“挾荊軻之匕首，血濡縷而皆亡。燃溫嶠之靈犀，怪無微而不照?！辈慌隆罢杏热侵r”，即使“割舌奚辭”！他對董偉業(yè)所抱的“焚香恨晚”的感覺：“識曲憐才，焚香恨晚。”恰恰是自己不被統(tǒng)治者重視的冷落情懷的曲折反映。他要極力展示自己的個性，不顧什么禮教規(guī)范的束縛：“酒情跳蕩，市上呼芻；詩興顛狂，墳頭拉鬼。于嬉笑怒罵之中，具瀟灑風流之致。”我輩雖“身輕似葉，原不借乎縉紳”，本來“眼大如箕，又何知夫錢瞄虜”！對于權錢結合的世界，板橋再次發(fā)出了挑戰(zhàn)，恢復了青壯年落拓時與世俗抗爭的姿態(tài)。

一、風波宦海一釣叟

在專制政體下從事政治活動，無異于在風波不定的海洋上垂釣?！鞍榫绨榛ⅰ保m是一句人人皆知的大俗話，卻亦是地地道道的大實話，它以形象生動的比喻道出了專制政體下政治活動的危險性。作為藝術家的鄭板橋，他憑著藝術家特有的精神氣質和特殊的技藝，在風波不定的宦海之中，釣取他的人生理想，實現(xiàn)他“字養(yǎng)生民”的精神追求。

(一)牛刀初試——范縣做宰

乾隆七年春天，板橋盼望已久的日子終于到來。然而，他只補了個七品縣令的缺，并兼理朝城縣。這與板橋心中所想差距很大。但無論如何，畢竟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他心中還是高興的。辭京赴任之前，板橋作詩贈慎郡王允禧：“紅杏花開應教頻，東風吹動馬頭塵。闌干苜蓿嘗來少，琬琰詩篇捧去新。莫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豳民。我朝開國于今烈，文武成康四圣人?！痹娢漠斎徊荒苊馑?，有吹捧當朝之意。然腹聯(lián)兩句——“莫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豳民”，則表明板橋此時的一腔熱情乃在于為范縣的老百姓做點好事，并不是完全為了個人的升官發(fā)財。詩中“梁園”乃是指漢景帝之子劉武在都城大梁所筑之園，辭賦家枚乘、司馬相如都曾在這里為客。板橋告訴慎郡王自己不愿當詞賦清客，要求積極用世，詩所表達的積極用世之意還是明確的。

范縣，在河南省的東北部，鄰接山東；南面瀕臨黃河，清代時屬山東省。板橋此次為范縣宰，還兼理朝城縣。朝城縣乃一古縣，唐代開元七年(719年)改為武圣縣，天祐三年(906年)改為武陽縣。板橋一身而任兩縣之主，這究竟是上司對他的“器重”呢，還是因為他與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有密切私交的緣故呢？

據(jù)野史記載，板橋初到范縣時，第一件事便是命令皂隸將縣大堂的墻壁挖出許多小孔，與大街相通。當時縣中同僚、皂隸人等，皆不知板橋用意，頗感奇怪，問他此舉為何，板橋出人意料地答道：“出前官惡習俗氣耳?！?sup>這種近乎荒誕的故事，雖然不一定有史料價值，但卻以藝術的真實性揭示了板橋與眾不同的為政之道：與民親近，讓百姓盡可能多地了解官府人員的行動，增加政治行為的透明度。這種與眾不同的為政作風處理的事，亦是歷史上廣為流傳的風流縣令鄭板橋的故事之一。

與板橋的性格、精神氣質相通的另一則故事，便是他“巧點鴛鴦”。板橋一生最看不慣以富欺貧、嫌貧愛富的行為。他要利用手中的暫時權力來為貧寒有德之人主持公道。據(jù)《揚州畫舫錄·虹橋上》卷十所載，板橋為范縣縣令之時，巧用富翁之錢，巧嫁富翁之女。當時，有一富翁反悔，不愿將女兒嫁給一個窮秀才，便送千金為板橋賀壽，意欲利用板橋手中之權，合理合法地退掉這樁婚姻。板橋順水推舟，受下這千金之禮，不動聲色，假裝收富翁之女為義女。先將富翁的未來貧婿潛收在縣衙之中，然后招義女入縣衙拜見義父。板橋拿出富翁所送千金作為妝資，在縣衙為他們舉辦婚事，再送他們同歸秀才故里。板橋的行為，當然算不得是主張婚姻自由，也很難說是追求個性解放。這種行為，與尊重婚姻當事人雙方自由選擇的近代思想差距還甚遠，而毋寧說是傳統(tǒng)價值體系下尊重貧士的德行而已。但這種尊重貧士的德行，反對以富欺貧的舉措，恰恰體現(xiàn)了板橋精神中的人文精神，那就是以人的德行來抗拒外在的金錢“異化”力量，維護人性的尊嚴。而反對以富欺貧這種薄德行為，正是在抗拒當時社會普遍的崇富嫌貧的社會習氣。封建社會的德行，往往正是因封建統(tǒng)治階層內部人物的破壞才走向反面的。這一故事又表明，封建社會的道德必須依賴封建的法權來維護，而封建社會的危機已經(jīng)全面、深刻地暴露出來了。板橋用法權來避免金錢勢力對婚姻的干擾，雖然還談不上是維護人的個性，但卻維護了人性的尊嚴，避免人在自己的創(chuàng)造物——金錢面前的“異化”，具有比較普遍的人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