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當年寫《論〈紅樓夢〉》一著，所幸的是從來不曾把紅學當回事。后來寫作《中國文化冷風景》，所幸有東西方文化經(jīng)典的會當凌絕頂，得以穿越兩千多年的皓首窮經(jīng)歷史，直面先秦諸子。及至論說唐詩宋詞，以為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會輕淡一些。哪里知道，集體無意識創(chuàng)傷造成的心理痼疾，絲毫不下于經(jīng)史子集讀解。正如神話是一個民族的心理原型，審美乃是民族文化的最為敏感的神經(jīng)。世人認為已經(jīng)定論的唐詩宋詞，其實積著歷時千年的塵垢。

在入手唐詩宋詞的解讀之前，曾經(jīng)寫過縱論式的《閑話唐詩論宋詞》，又涉獵了古代詩話文論從而寫了《中國古代詩論、文論流變概說》。然而，一旦進入具體的詩人詞家評析，驀然發(fā)現(xiàn)，以前的詩論詞話是多么的不靠譜。上千年來的詩論詞話，大多好比飄浮在詩詞上空的浮塵，有如霧霾一般。世人習慣了也就習慣了，不習慣的似乎也難以擺脫。于是，上千年唐詩宋詞閱讀本身，也就漸漸地變成了那樣的霧霾。

本著選擇的主要參考對象，可以說是清末民初以降最頂尖的學者論著論文，王國維、陳寅恪、龍榆生以及錢鍾書的一些評述。施蟄存的《唐詩百話》，是因為要對照寅恪先生的有關(guān)論說，才查找的。讀大學時曾經(jīng)讀過沈祖棻的《宋詞賞析》。本筆非常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些頂級學者的學問是毋庸置疑地深湛的，但他們的審美觀念卻并未能幸免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種種污染。

主要是詩言志、文載道那種深入骨髓的影響，往往聚焦于杜甫杜詩的評價，或者于柳永柳詞的如何定位。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庶幾是其隋唐政治制度研究的一個強有力的附注，然一旦涉及晚唐詩風尤其是韓偓《香奩集》評說，傳統(tǒng)的審美慣性馬上顯現(xiàn)，將《香奩集》定論為浮薄放蕩。施蟄存《唐詩百話》更加不留情，將《香奩集》視作唐詩中最下流的，并且對后世產(chǎn)生了許多不良影響。施先生對溫庭筠的評介是輕佻才子。盡管本筆非常尊重這二位前輩學者，但絕不認同他們的上述評判。本筆非常推崇溫庭筠，認為他是不遜于杜甫的唐詩大家，也是與同時的韋莊、此后的南唐二主以及馮延巳比肩而立的宋詞先驅(qū)。本筆更為推崇韓偓的《香奩集》，乃《紅樓夢》真正的先聲。唐代詩人當中，初唐的劉庭芝，晚唐的韓偓，與《紅樓夢》最具文化上、審美上的血脈關(guān)系。

宋代詞家與后世的《紅樓夢》息息相通者，當數(shù)柳永?！都t樓夢》其實是一個審美標高。舉凡于《香奩集》、于溫庭筠、于后主前期宮廷情詞或者于柳永柳詞乃至于周邦彥情詞懷有偏見者，大都與《紅樓夢》多多少少有隔閡。那樣的隔閡又通常意味著，偏見者以有志男人自許，對女性沒有那份情感，沒有那副柔腸，沒有憐香惜玉的悲憫。這類學者通常會推崇杜甫、甚至杜牧，會推崇詩歌合為時而作的白居易。杜甫詩才與李白媲美，但其稷契之志卻過于夸張。杜牧官氣十足，不諳歷史偏要寫史賦，對得不到的美人不管是歷史上的還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在詩作中大肆遐想。要說不堪，這位杜大官人才是有唐詩人當中的最不堪者。至于白居易，雖然被認為性格樂天開朗，其《長恨歌》卻八卦了唐明皇的愛情、曲解了馬嵬兵變。

這樣的偏見也同樣見諸蘇軾蘇詞的評說。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贊揚蘇東坡的“大江東去”，認作豪放，很有男兒氣度，根本無視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里的空洞以及源自無知的茫然。其實，最出色的蘇詞是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但歷代詞話從來不那么認為，因為在那些詞話者心目中，悼念亡妻只是家事小事，惟有心懷天下或者憑吊歷史才是國事大事。蘇軾骨子里是個喜歡隨心所欲的文人，根本不懂政治不懂國事天下事。蘇詞的特征是任性，“一蓑煙雨任平生”，“老夫聊發(fā)少年狂”，但從未豪放過人。豪放的真正鼻祖是賀鑄，那首《六州歌頭·少年俠氣》。然后再是南宋的辛棄疾。后世詞話家們說起豪放為何不提賀鑄？因為《少年俠氣》顯示的是性情，而不是家國情懷。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不喜性情或者愛情，強調(diào)兼濟。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突出的就是柳如是的家國情懷，而不是愛情如何纏綿。換句話說，柳如是得到表彰的原因是，商女知了亡國恨。要是柳如是沒有那樣的情懷，照樣會被歸入不知亡國恨的商女之列，不會得到陳寅恪先生的青睞。再進一層說，要是韓偓筆下的女子，一個個踴躍愛國知亡，那么寅恪先生對《香奩集》的評價就會不一樣了。但問題是，女性為何一定要把自己跟國家、其實是某個王朝綁到一處，才能被列入傳記呢？這恐怕是司馬遷《史記》立下的規(guī)矩吧?！妒酚洝匪娴呐?，都跟國家興亡有關(guān)，根本沒有自己的愛情、自己的人生，或者說，沒有自己個人的存在及其存在理由。歷史是為男人寫的。同樣，詩詞也必須體現(xiàn)男人的意志，從而因為男人而存在。就此而言，陳寅恪也罷，施蟄存也罷，包括錢鍾書、甚至王國維乃至龍榆生，都與司馬遷高度一致。而本筆最不認同的，恰恰就是這樣的高度一致。本筆相信，曹雪芹也正是不認同這樣的一致，才寫了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本筆論說唐詩宋詞的宗旨乃是：詩為心聲，詞乃情物。本筆借此舉例唐詩大觀，借此步入宋詞縱論。就唐詩宋詞閱讀的審美觀念之改觀而言，本著只是開了個小小的口子。霧霾尚未清除，世人還須努力。

是為序。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寫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