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撲朔迷離——花蕊夫人宮詞之真本數目

宮詞，簡便說，即詠敘宮中事之詞。先秦《詩》三百，《關雎》《鵲巢》為始；兩漢樂府歌漸興；唐時最盛，多是五言、七言聲歌，短則四句，長則聯(lián)章。以“宮詞”為題者有張籍、顧況、張祜、杜牧、朱慶馀等，均是單闋或數闋短章。中唐王建作百首《宮詞》，為聯(lián)章宮詞之始，同時代王涯作三十首《宮詞》，晚唐元稹作九十二句《連昌宮詞》。五代十國，歷仕各朝的和凝作百首宮詞，唯獨西蜀花蕊夫人，不同于之前捻弄詞句的文臣，她以宮廷女性視角書寫百首宮詞，為那個短暫時代留下別致的卷帙浩繁之鴻篇。宋徽宗趙佶作《宣和宮詞》，喜效花蕊夫人筆墨，遣詞造境，多處神形皆似。而這位杰出宮廷女作者的身份及她筆下那座真實存在于歷史中的錦繡閬苑，宛若夕照殘錦，始終面目模糊。

注釋花蕊夫人宮詞，必先擇善本為之，諸本中，數目不同，真?zhèn)位祀s。于是追根溯源，探看花蕊夫人宮詞被發(fā)現(xiàn)之初時情狀。關于背景故事有數個版本，內容大致相同。其一是北宋僧人釋文瑩《續(xù)湘山野錄》，根據明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本，文曰：

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而二詩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筆書乃花蕊手寫，而其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辭，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荊公，荊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當世參政愿傳其本，于是盛行于時。文瑩親于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于此……

由文瑩和尚的陳述結合歷史考證可知，宋朝開國不久，宋太宗效唐制，建立昭文館、集賢院、史館收藏圖書經籍，總稱崇文院，又在院內建秘閣，從三館中選善本圖書、字畫入閣收藏。北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崇文院校書、秘閣校理、王安石之弟王安國（字平甫）奉詔定蜀、楚、秦三家所獻書入三館，并令令史李希顏協(xié)同料理此事。三家書多因舊而剝脫，從中發(fā)現(xiàn)兩張“弊紙”（“弊”通“敝”，即破舊簡陋之紙），上書花蕊夫人詩，認為出自花蕊夫人親筆。文辭殊奇，類似中唐王建所作之宮詞，但王建宮詞，從唐至宋，流傳甚廣，誦者不絕，花蕊夫人之詩卻不見流傳而遭遺棄。王安國既然奉詔定三家書入館，便不愿棄之不顧，于是吩咐令史郭祥將它們抄錄入三館，自己又口誦了數篇給荊公即其兄王安石。翌日，王安石在中書省與人提起，禹玉相公、當世參政分別是王珪、馮京，他們表示愿意傳布這些詩章，便得以在當時盛行起來。文瑩和尚從王安國那里得到副本，抄錄三十二章，從年代看，他的陳述比較可靠。

浦江清先生當年校定宮詞時專有說明，《湘山野錄》以汲古閣本為佳，但他所借閱汲古閣刊本有缺頁，暫借不到《津逮秘書》，可惜未見三十二章全貌，不得已自二十五章以下，依《學津討源》本及其他本。數年前，我所幸覓得，細對照，后七章有四處不同，僅是個別用字，但不致影響原意?，F(xiàn)列如下：《學津討源》其二五“樹影花光杳接連”，汲古閣《津逮秘書》本為“樹影花香杳接連”，其二六“蘭槳把來齊拍水”，汲古閣本為“蘭槳棹來齊拍水”；其二七“罨畫船飛別浦中”，汲古閣本為“罨畫船飛到浦中”；其三一“含羞急過御床前”，汲古閣本為“含羞走過御床前”，而此句在北宋劉攽《中山詩話》中與《學津討源》本相同，說明早在北宋流傳時，已出現(xiàn)謄誤現(xiàn)象。

據浦江清先生所閱季滄葦舊藏明萬歷仿宋本花蕊夫人宮詞，序文署名王安國，與文瑩和尚之言極其一致，序曰：

熙寧五年，奉

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而得二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筆書乃出于花蕊夫人手寫，而詞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自唐至今，讀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而口誦數篇與左相王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愿傳其本，于是盛行于時?；ㄈ镎?，偽蜀孟昶侍人。事在國史。王安國題。

從詔字提行看，是宋本特征，則此文在世上流傳，被認為權威之說至少七百余年。

因為南宋初年胡仔撰《苕溪漁隱叢話后集》中的一段話，浦江清先生認為王安國那篇序文大有疑點，書曰：

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愿傳其本，于是盛行于世。夫人偽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

這段話和釋文瑩之述、王安國之序如出一輒。浦江清先生的質疑是，宮詞由郭祥謄錄入崇文院三館后，王安國才將花蕊夫人宮詞誦于其兄，王珪、馮京傳出宮詞后，方盛行于世。那么王安國為宮詞作序時，不可能已經盛行，且當初寫入三館時，必有題識，王安國稱王珪、馮京，均不可能直呼其名，而宜用禹玉、當世之字。

在文瑩和尚的陳述中，稱王安石為荊公，源于他被宋神宗賜封為荊國公，禹玉相公、當世參政為王珪、馮京之字加上官職尊稱，王珪、馮京在當時任參知政事，簡稱“參政”，位同副宰相。傳世諸本均不見原篇題識，則可以大膽推測，花蕊夫人宮詞原本或許在南宋時已經散佚，之后凡署王安國之名的各家刊本之序，均由文瑩和尚的陳述改寫而成。南宋胡仔之所以援引以“王平甫云”，即認可此內容屬于王安國當時的言說，非原序，其根據應是文瑩和尚的《續(xù)湘山野錄》。

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后集》中稱：“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xù)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這說明在南宋初年，花蕊夫人宮詞有九十八首流傳。他為何堅持認為花蕊夫人僅有三十二首為真本？原因只能有一個，釋文瑩當時只抄錄了三十二首，因此凡傳世的其他花蕊詩章，他都稱“別有逸詩”。他沒有見過北宋入崇文院三館的原本，對與王安國有真實交往的釋文瑩之敘述深信不疑。

釋文瑩的原話是“文瑩親于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于此”。幸的是，北宋劉攽曾任館閣校勘，在熙寧年間，任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與釋文瑩、王安國、王安石是同時代人，撰有詩論《中山詩話》，他提到花蕊夫人宮詞說：“王平父（甫）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才三十余篇”由此可知，當時發(fā)現(xiàn)的花蕊夫人原詩數量并不少，釋文瑩獲得的僅是一個謄抄副本，三十二章并非全貌。

據此，我這樣分析，劉攽所云“一軸”與釋文瑩所云“二詩弊紙”之差別，蓋因卷軸裝與其中兩頁之關系。中晚唐，人們以若干書頁鱗次向左排列，僅右側邊與托底紙相黏，裱糊成長卷，打開閱讀，由右向左翻頁，合上即為卷軸，名曰旋風裝、旋風葉，又稱龍鱗裝，所謂“書”者，在卷軸向書籍的過渡時期，形式大抵如此。北宋歐陽修《歸田錄》云：“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后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爆F(xiàn)存唯一旋風裝實物是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即《唐韻》，傳是吳彩鸞真筆，她是唐大和年間活動在西蜀的女書家，元代王惲在《玉堂嘉話》中提到她的《龍鱗楷韻》：“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本C合釋文瑩和劉攽所言，八九十首本在一卷軸中，經年日久，軸散頁脫，即“其書多剝脫”，被郭祥謄寫入三館的，恐怕是其中兩頁紙的內容。

西蜀花蕊夫人宮詞，現(xiàn)今只有明、清本可得。清編《全唐詩》所收錄花蕊夫人宮詞竟達一百五十七首，明顯混入中唐王建、北宋王珪等人的宮詞作品，且字詞錯漏頗多，為最不可信版本。較善本如明林志尹《歷代宮詞》、明毛晉《三家宮詞》、明曹學佺《蜀中名勝記》、明鐘惺《名媛詩歸》、清李調元《全五代詩》，數目均為九十八首至百首不等，釋文瑩所錄三十二首幾乎都有收入，各本順序不一，字詞差別亦不能避免，仍有小部分混入王珪、王建或前蜀妃嬪應制詩。浦江清先生以明萬歷仿宋本林志尹《歷代宮詞》為底本，然世傳明刻本中，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本品質最優(yōu)，我在根據林本校注之時，得清嘉慶萃古齋藏版汲古閣正本《詩詞雜俎》，其中錄入原刊本《三家宮詞》，出自汲古閣前身綠君亭，從毛晉原序可知，此本刊刻于明天啟年間。

經?？?，明毛晉綠君亭本《三家宮詞》所錄花蕊夫人宮詞共一百首整，九五、九六兩首或為湊百首之數，九五原注“此首或見王建集中”，九六出處不明。與諸本比較，明萬歷仿宋本林志尹《歷代宮詞》與之最接近，林本九七、九八兩首，綠君亭本為二九、三十，夾在釋文瑩《續(xù)湘山野錄》所錄三十二首之中，除這兩首及多余兩首，其他次第完全相同，單字誤差最小，僅是諸如“金尊”（林本）、“金樽”（毛本）、“打球”（林本）、“打毬”（毛本）之別，全然不見用詞差異。因此，花蕊夫人存世宮詞數目，當最多為九十八首，便與南宋胡仔所言數目一致，與北宋劉攽所言“一軸八九十首”接近，而胡氏稱六十六首“別有逸詩”，經過逐一考證其內容，與花蕊身處歷史背景相符，故“逸詩”一說只能視為胡的個人判斷。

回看文瑩和尚舊述：“荊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當世參政愿傳其本，于是盛行于時。”是否三十二首之外的詩章，由王珪、馮京隨后傳出，真相雖撲朔迷離，不過另六十六首傳世詩的補充，如“掉鞭橫過小紅樓”“行到東西百尺樓”“鞍韉盤龍鬧色妝”“會仙觀內玉清壇”“回鶻衣裝回鶻馬”“宣徽院約池南岸”與前蜀高祖王建、后主王衍時期蜀王宮的建筑、事件相一致。特別是“法云寺里中元節(jié)，又是官家誕降辰”“緣是太妃新進入，座前頒賜小羅箱”更是為花蕊夫人宮詞進行斷代的有力證明。

今所注次第，前三十二首依明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之釋文瑩《續(xù)湘山野錄》，后六十六首依明毛晉綠君亭《三家宮詞》及明萬歷林志尹《歷代宮詞》，零星字不同處，擇善而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