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崔銘

一

公元1240年五月，辛棄疾（字幼安）誕生在歷城（今山東濟南），這時距離北宋滅亡、宋室南渡已經(jīng)十三年。從小生長在淪陷的北方，辛棄疾親眼目睹、親身感受了漢人在金朝統(tǒng)治下的屈辱與痛苦，多年以后，在《美芹十論》中他寫道：“民有不平，訟之于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疇相鄰，胡人則強而奪之；孳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彼淖娓鸽m在金朝擔任過縣令、知府一類官職，卻始終不忘故國，常常帶領(lǐng)兒孫“登高望遠，指畫山河”，希望有機會“投釁而起”（《美芹十論》），甚至兩次命辛棄疾前往金朝都城燕京觀察山河形勢，了解金軍虛實，為將來起兵反金做準備。這一切深深地影響了辛棄疾，使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fù)中原、報仇雪恥的志向。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率兵五十馀萬大舉南侵，在其后方的漢族民眾趁機揭竿而起，聚結(jié)反抗，一時間烽火遍野。二十二歲的辛棄疾也舉起抗金義旗，召集了兩千志士，參加由耿京領(lǐng)導(dǎo)的一支聲勢浩大的起義軍，并擔任掌書記，協(xié)助耿京處理軍事事務(wù)。在耿京部下，辛棄疾一方面積極聯(lián)絡(luò)并勸說其他義軍歸屬于耿京麾下，使起義軍的力量不斷發(fā)展壯大；一方面建議耿京“決策南向”（《宋史》本傳），主動與南宋朝廷取得聯(lián)系，以便里應(yīng)外合，更有效地打擊金人，完成恢復(fù)中原的大業(yè)。次年（1162）正月，受耿京委派，辛棄疾等抵達建康（今江蘇南京）面見宋高宗。在完成使命北歸途中，驚悉耿京被降金叛將張安國殺害，義軍已遭遣散。辛棄疾遂與耿京部下原馬軍將王世隆等相約，毅然率領(lǐng)五十騎兵，突襲濟州（今山東巨野），從有五萬之眾的金兵營地生擒張安國，綁縛馬上，疾馳渡江，交南宋朝廷處死。這一非凡壯舉使辛棄疾名重朝野，“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圣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這一年，他剛剛二十三歲。朝廷委任他為江陰（今江蘇江陰）簽判，掌管地方司法。

簽判之職雖然卑微，但江陰地處長江南岸，接近宋金邊界，地理位置比較重要。辛棄疾滿懷對于恢復(fù)事業(yè)的信心與希望，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在恪盡職守的同時，時刻準備著為朝廷北伐獻計獻策。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此后的漫長歲月里，他輾轉(zhuǎn)于江西、湖北、湖南、兩淮一帶擔任地方官，雖因政績卓著而屢獲遷升，由簽判升任通判，由知州升任提點刑獄，由轉(zhuǎn)運副使升任安撫使，卻始終無緣參與恢復(fù)中原的大計。在主和派占據(jù)朝政上風的政治背景下，辛棄疾這位主戰(zhàn)干將，越來越遠離抗金前線，他的文韜武略只能被用于平定內(nèi)亂。因此，從二十三歲到四十二歲的二十年間，英雄漸老、時不我與的緊迫感日甚一日地在他內(nèi)心深處焦灼。他積極進取的精神、抗戰(zhàn)復(fù)國的主張與當時朝廷上下茍且偷安、患得患失的政治環(huán)境相沖突，而他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和剛直不阿的性格更使他難免世人的忌恨和排擠，這使他深感孤獨和壓抑。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辛棄疾被劾落職，于大有為之年退居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饒）城北的帶湖。從此，他以稼為軒，自號稼軒居士，開始了漫長的賦閑生活，除一度短暫出任福州知州、福建提點刑獄與福建安撫使之外，先后在帶湖和鉛山瓢泉（今江西鉛山縣西南）閑居達十八年之久。盡管，他的物質(zhì)條件依然優(yōu)越，淳樸的鄉(xiāng)間風俗、清新的田園風光、閑云野鶴般恬淡的生活也常常讓他感受到難得的輕松與愜意，可是，淪陷的家園、破碎的河山總在他夢魂間縈繞：“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清平樂》），他無法放棄他畢生的理想！因此，他的內(nèi)心在多重復(fù)雜的矛盾中起伏不斷：時而壯志滿懷，“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破陣子》）；時而灰心絕望，“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時而嘯傲山林，曠達閑適，慶幸自己能遠離險惡的官場，“長安車馬道上，平地起崔嵬。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水調(diào)歌頭》）；時而委屈抑郁，憤懣辛酸，不甘于盛年廢置、未老投閑，“短燈檠，長劍鋏，欲生苔”，“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洞仙歌》）。矛盾與痛苦無以自解，唯有以詞抒懷，這十八年也因此成為他詞作最為多產(chǎn)的時期。

宋寧宗嘉泰三年（1203）夏，辛棄疾再度獲得起用，被任命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當時朝廷正在計劃北伐，辛棄疾上任不久，即被征召進京，共商恢復(fù)大計。嘉泰四年（1204）三月，他被派往宋金前線的軍事重鎮(zhèn)鎮(zhèn)江任知府，皇帝親賜金帶，勉勵他加強邊備。經(jīng)歷了四十馀年的苦苦等待，六十五歲的辛棄疾終于迎來了一展長才、實現(xiàn)恢復(fù)中原的理想的難得機會，他的興奮與激動可想而知！上任伊始，他立即下令沿邊地區(qū)招募丁壯，制造戰(zhàn)袍萬件，準備親自訓(xùn)練一支軍紀嚴明、英勇善戰(zhàn)的勁旅；又派人潛入金國境內(nèi)，詳細了解敵方虛實，以便知己知彼，立于不敗之地。這年秋天，他登上鎮(zhèn)江城北的北固山，放眼古今，豪情萬丈，寫下了著名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煽盎厥祝鹭傡粝?，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此詞開篇氣勢如虹。上片追懷兩位與鎮(zhèn)江有關(guān)的歷史英雄：三國時稱雄江東、北拒曹操的吳國國主孫權(quán)，以及一度率兵北伐收復(fù)中原大片國土、終于代晉而立成就一代霸業(yè)的南朝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在歲月風雨的侵蝕下，這些英雄人物雖然早已邈不可尋，但他們那種敢于奮起抵抗外侮、擔負國家興亡的英雄氣概，卻仍能給后人以極大的鼓舞。詞人通過緬懷往古，抒發(fā)了自己追步先賢的宏偉壯志，慷慨豪邁之氣溢于言表。然而，作為一位極富遠見卓識的軍事家，辛棄疾深知恢復(fù)中原的大業(yè)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他清醒地認識到當時南宋尚未具備對金用兵決勝的條件，需要周密部署，積極準備，才有可能克敵致勝。因此，詞的下片借古諷今。換頭三句以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年間冒險貪功、慘敗而歸的前車之戒，對已露急躁冒進態(tài)勢的南宋朝廷提出忠告。接著撫今追昔：四十三年前金人攻破揚州，燒殺掠奪，烽火遍野，四十三年后的今天，人們歌舞升平，茍安太平，似乎早已忘記了當年的傷痛；四十三年前詞人正當年少、英姿俊發(fā)，胸懷恢復(fù)中原的大志輕騎南歸，而四十三年來卻在朝野上下因循茍且的氛圍中白白消磨了大好年華！如今英雄雖老，壯心不已，身在前線，仍不免憂讒畏譏，他渴望得到朝廷善始善終的真正重用。

然而現(xiàn)實是如此殘酷，他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任期不滿十五個月，就被彈劾罷職，開禧元年（1205）秋天重回鉛山賦閑。幾個月之后，正如辛棄疾所擔心的，一場沒有充分準備的北伐倉卒拉開了戰(zhàn)幕，宋軍由最初的小勝，很快逆轉(zhuǎn)，節(jié)節(jié)敗退。在此國難當頭之際，朝廷曾多次征召辛棄疾，希望他能力挽頹局。無奈在經(jīng)歷了太多人生打擊之后，辛棄疾早已身勞力瘁、病體難支，于開禧三年（1207）九月帶著滿懷未盡的遺愿含恨去世。第二年，宋金訂立嘉定和議，以獻出主持北伐的大臣韓侂胄的首級和增加歲幣貢物為條件，南宋朝廷再次以恥辱換得了茍安。

二

在中國文學史上，詞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文學樣式。晚唐五代詞初起的時候，它只是配合音樂演唱的歌詞，在人們飲酒作樂時渲染氣氛，以助酒興。文人染指詞的寫作，基本上是抱持一種游戲的、娛樂的心態(tài)，并未將它作為自我抒發(fā)的工具。這種特殊功用與創(chuàng)作心態(tài)，使詞的寫作形成了一種固定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模式上升為傳統(tǒng)，于是，作為一種文體，詞的基本特性得以確立：題材不出乎美女愛情、傷春怨別，風格無外乎婉約纖柔、含蓄蘊藉。然而，“文律運周，日新其業(yè)，變則可久，通則不乏”（劉勰《文心雕龍》）。在長期的文學實踐中形成的詞體特質(zhì)固然有其穩(wěn)定的自足性，也不能不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有所創(chuàng)新。當詞逐漸脫離音樂變?yōu)椤安桓瓒b”并日益走向書面閱讀時，它原有的合樂應(yīng)歌、娛賓遣興的基本功能也就發(fā)生了實質(zhì)性的轉(zhuǎn)換。蘇軾對詞的革新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chǎn)生的。在保持詞體深婉曲折的審美特性的前提下，蘇軾以其雄才健筆擴大了詞的內(nèi)容與題材，刷新了詞的意境與風格，同時也對詞的形式與音律有所突破。不過在強大的傳統(tǒng)慣性面前，蘇軾的革新在當時不僅應(yīng)者寥寥，就連他本人雖已具備“微詞宛轉(zhuǎn)，蓋詩之裔”（蘇軾《祭張子野文》）的理論自覺，將詞視為和詩一樣的抒情言志的文體，但也只是“偶爾作歌”（王灼《碧雞漫志》），而且在詞中表現(xiàn)的更多是失意挫折時的曠達情懷，較少書寫占據(jù)他思想主體層面的用世之志。這表明在創(chuàng)作心態(tài)上，蘇軾尚未真正做到詩詞并重。直到兩百年后辛棄疾的出現(xiàn)，才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在辛棄疾的手中，詞是他思想感情最重要的“陶寫之具”（范開《稼軒詞序》）；在中國文學史上，作為人類思想感情的載體，詞也從此變得與詩、文等傳統(tǒng)文學樣式同等重要。因此，透過辛棄疾留下的六百馀首詞作，我們可以清晰而全面地感知他所處的時代、他的個性，以及他豐富多彩的心靈世界。

生當山河破碎、南北分裂的不幸時代，從小生長于被異族蹂躪的北方，和當時一般士大夫相比，辛棄疾對于民族所蒙受的恥辱有著更為痛切的感受。雖然他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相對和平安定的南方，但始終無法忘卻慘痛的歷史和淪陷的北國，強烈的愛國之志與濃濃的思鄉(xiāng)之情相交織，因此，他常常在詞中抒寫這一份深沉的家國之痛，如《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shù)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這首詞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前后，當時辛棄疾任江西提點刑獄使。宋室南渡之初（1129），金人曾長驅(qū)直入，直抵贛西。四十多年后，辛棄疾佇立郁孤臺上，仰觀俯察之際，舊恨新愁一齊涌上心頭。那滾滾東去的清江水，流淌著多少被金人驅(qū)迫的難民的血淚？那曾經(jīng)輝煌富庶的宋都汴梁，被無數(shù)青山遮擋在生靈涂炭、鐵騎橫行的遠方。詞作以痛切的語句寫出了詞人心頭的悲憤和永不放棄的復(fù)國之志，真情郁勃，悲壯蒼涼。

抒發(fā)對民族恥辱的悲憤，表達抗金報國、恢復(fù)故土的強烈愿望，是辛棄疾詞作最突出的內(nèi)容之一，也是南宋前期至中期文學的中心主題。與其他作家同類題材作品相比較，辛棄疾詞作有一種超群出眾的獨特魅力，這魅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個性中的英雄主義精神。辛棄疾一生以英雄自許，他的人生理想本來是要做一名聲威赫赫的名將，馳騁疆場，像曹操、劉備、孫權(quán)等歷史人物一樣，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yè)。六十八年的人生歷程中，他始終將個人的理想與時代的責任緊密結(jié)合，時刻準備著把一腔愛國壯志化為戰(zhàn)斗行動，在主動承擔民族使命的同時，實現(xiàn)自我的人生價值。因此，一方面在他的詞作中，統(tǒng)一祖國的時代性宏大主題與成就功名的私人化個體抒情相疊加，顯得格外真切感人；另一方面，個性中的英雄氣概也使他的愛國詞作常常在字里行間顯示出軍人的勇毅和豪邁。如《南鄉(xiāng)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晟偃f兜鍪，坐斷東南戰(zhàn)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這是作者晚年名篇之一，與上文所引《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同時，且同為懷古感今之作。詞作以自問自答的手法結(jié)構(gòu)全篇，流暢自然，剛健有力。蘇軾與辛棄疾同以豪放著稱，故詞史上常以“蘇辛”并提。然而，正如清代詞評家陳廷焯所言：“東坡詞極名士之雅，稼軒詞極英雄之氣?！薄皹O名士之雅”者緬懷英雄時，所感慨的是“人生如夢”（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而“極英雄之氣”者憑吊往古時，所激賞的則是少年孫權(quán)敢于與曹操、劉備等前輩爭雄的豪情與勇氣。

然而，在主和派的壓制下，辛棄疾長期處于投閑置散的狀態(tài)，他的愛國之作、英雄之詞，又往往與壯志難酬的苦悶之歌相雜糅。青年時代躍馬橫刀、馳騁沙場的短暫經(jīng)歷，成為他今生可望不可及的永恒追憶，實現(xiàn)復(fù)國大業(yè)、成就不朽功業(yè)的夢想被無情的現(xiàn)實擊碎了！

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fā)生！

——《破陣子》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漢箭朝飛金仆姑。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須。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鷓鴣天》

這一類詞作辛棄疾寫得最多，也寫得最好，奮勇不屈的英雄之氣在強大殘酷的現(xiàn)實壓抑之下盤旋郁結(jié)，呈現(xiàn)于詞作中便自有一種沉郁頓挫、委婉曲折之美，從而與詞體特質(zhì)相契合。如《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菡f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yīng)羞見，劉郎才氣?？上Я髂辏瑧n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詞作以雄渾與清麗兼具的筆觸，寫出了一個無用武之地的壯士的無奈，也寫出了一個有家難歸的游子的悲哀。在詞人眼中，那些如同美人發(fā)髻、玉簪一般清秀嫵媚的山巒，無不含愁帶恨；在詞人耳中，那失群的孤雁凄涼、迷惘的鳴叫，又好似道出了他無人言說的心聲。有時他也想學晉代的張季鷹瀟灑率性、掛冠歸去，可是他的家鄉(xiāng)淪落在敵人之手；有時他也想學三國時代的許汜求田問舍，置天下興亡于不顧，可是他常以劉備一類英雄人物相期許，又如何甘心放棄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歲月無情，年華似水，刀劍閑置，恢復(fù)無望，他只能借酒澆愁，在失望與希望交織中備受煎熬。又如《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shù)。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wǎng)，盡日惹飛絮?！￠L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huán)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這首詞全用比興，細膩纏綿，幽咽悲凄，極具沉郁頓挫之致。上片以傷春惜春之情寄托作者“美人遲暮”、壯志難酬的深沉感慨，同時也隱含著時機屢失、國勢日衰而自己個人力量渺小微弱、無與于時的忡忡憂心。下片從“美人遲暮”一意拓進，借打入冷宮的漢武帝皇后阿嬌自喻，以專寵一時的趙飛燕、楊玉環(huán)比擬嫉賢妒能的政敵，抒寫自己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憤懣情懷。最后以景結(jié)情，以迷離惝恍的斜陽煙柳包孕全篇，含蓄蘊藉。

在前后長達二十馀年被迫閑居的漫長歲月中，盡管辛棄疾其志其情都不在田園山水、松竹鷗鷺，但是作為一位內(nèi)心豐富而敏銳的詞人，美麗的大自然與淳樸的鄉(xiāng)村生活仍不時吸引著他賞愛的目光，他以清新秀麗、活潑靈動的筆觸記錄下了那些美好的村景。如：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發(fā)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

——《清平樂》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甙藗€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zhuǎn)溪橋忽見。

——《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清平樂》寫江南農(nóng)家和樂恬淡的日常生活，質(zhì)樸平凡，有聲有色。那軟媚的吳音，溪邊的頑童，仿佛呼之欲出，如在目前?！段鹘隆穼戅r(nóng)村初夏夜景，明月、清風、蟬鳴、蛙噪、馥郁的稻香、零星的陣雨，為詞人信手拈來，疏淡自然。自詞體確立以來，詞作題材多局限于城市里的青樓歌館和上層社會的生活，極少表現(xiàn)底層民眾尤其是農(nóng)村生活。蘇軾曾以五首《浣溪沙》詞突破這一局限。辛棄疾承蘇軾馀風，進一步開拓了這一題材領(lǐng)域，展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鄉(xiāng)村風俗畫卷。

此外，辛棄疾還寫過一些理趣詞和愛情詞。前者試圖通過哲理的思辨來消解苦悶，安頓身心；后者抒寫純粹的愛情體驗，深婉細膩，嫵媚動人。體現(xiàn)了他思想感情的不同側(cè)面。

三

在唐宋詞史上，辛棄疾歷來以豪放著稱。而“豪放”既體現(xiàn)為由題材、意境、情感等有機結(jié)合所呈現(xiàn)的創(chuàng)作風格，又體現(xiàn)為一種放筆快意、擺脫束縛的創(chuàng)作個性。

首先，豪放是辛棄疾詞作的主體風格。與報國的壯志、英雄的襟懷、軍人的豪情這些宏大雄偉的題材內(nèi)容相適應(yīng)，他的筆下最常見的是弓刀、長劍、畫戟、金戈、鐵馬、旌旗、畫角、將軍等軍事物象，和驚湍、奔雷、駭浪、急雨、裂石、塞塵、西風、飛云等自然物象，在他奔放激越、瞬息萬變的情感的涵攝下，構(gòu)成沉雄開闊、壯麗動蕩的藝術(shù)境界。如果說，蘇軾詞的豪放主要表現(xiàn)為在開闊高遠的意境中展現(xiàn)參透世事的曠達與超然，那么辛棄疾詞的豪放則主要表現(xiàn)為在奔騰聳峙、跌宕不羈的客觀物象中寄寓永不消解的豪情與難以釋懷的悲憤。因此，清代詞評家陳廷焯說，蘇軾“詞極超曠而意極平和”，辛棄疾“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郁”。王國維《人間詞話》也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梢姡K、辛雖然同為豪放詞風的代表詞人，由于身世背景、性情修養(yǎng)等的不同，其區(qū)別仍是十分顯明的。

不過，倘若從放筆快意、擺脫束縛的創(chuàng)作個性而言，蘇、辛的豪放卻自有其一脈相承的緊密關(guān)系。蘇軾“以詩為詞”，從題材、手法、風格、聲律等多個方面沖破傳統(tǒng)藩籬，開創(chuàng)革新詞派。辛棄疾則在此基礎(chǔ)上更進一步，達到詩詞散文合一的境界。他現(xiàn)存的六百多首詞作，從政治、哲理到田園風光、民俗人情，從朋友之情、戀人之思到日常生活、讀書感受，凡當時能寫入其他任何文學樣式的內(nèi)容，皆被他攬入詞中，極大地拓展了詞的題材范圍。與之相應(yīng)，辛詞的藝術(shù)風格亦呈現(xiàn)出無限豐富性，以豪放為主而又變化多端，有時纏綿細致，如《祝英臺近》（寶釵分）；有時樸素清新，如《鷓鴣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有時詼諧幽默，如《沁園春》（杯汝來前）；有時自然散淡，如《鷓鴣天》（不向長安路上行）。傳統(tǒng)詞作多用比興，以情景二字為詞料，至柳永、蘇軾，漸將敘事、議論等表現(xiàn)手法引入詞中。辛棄疾融會前人的藝術(shù)成就，綜合運用抒情、寫景、敘事、議論等多種手法，把詞的表現(xiàn)功能發(fā)揮到極致。如《丑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寓抒情于議論，將難以言說的深沉愁緒寫得馀韻悠長；《八聲甘州》（故將軍飲罷夜歸來）借李廣故事現(xiàn)身說法，夾敘夾議，抒寫出古今同慨的沉郁悲涼。當然，辛棄疾最為人所稱道的還是他對比興手法的運用與發(fā)展。他將這種旨隱辭微、含蓄婉轉(zhuǎn)、極富象征性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手法，與低徊郁抑的志士懷抱相結(jié)合，以雄豪之氣驅(qū)使纖詞麗句，把悲壯深沉的主旋律題材表現(xiàn)得千回百轉(zhuǎn)，開拓和深化了婉約詞的意境。上文所引《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即是此類經(jīng)典之作。在語言上，辛棄疾也體現(xiàn)出前無古人的自由與解放，徹底突破傳統(tǒng)詞家的用語框限，廣泛運用《論語》、《孟子》、《莊子》、《左傳》、《史記》、《漢書》等各種典籍和前人詩詞中的語匯、典故，同時兼收通俗樸拙的民間俗語，大量使用虛詞、語氣助詞和散文句式，以及對話、問答乃至呼喝等獨特語句，如“甚矣吾衰矣”（《沁園春》）直接移用《論語》中的感嘆句，“些底事，誤人那。不成真?zhèn)€不思家”（《鷓鴣天》）采用當時口語，“杯汝來前”（《沁園春》）以對話結(jié)構(gòu)全篇，雖橫放杰出，不拘繩墨，仍別有風味，不失美感。

辛棄疾在詞體寫作上如此全方位、大尺度的出位與突破，無怪乎時人評曰：“東坡為詞詩，稼軒為詞論。”（徐釚《詞苑叢談》引）對此，我們該如何評價呢？一方面，“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故“名家名篇，往往破體，而文體亦因以恢弘焉”（錢鐘書語）。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為通行既久、已成習套的詞體開出新境，使詞的創(chuàng)作擺脫羈絆，進入自由的境界，從而帶來了宋詞繁榮發(fā)達、多姿多態(tài)的昌盛局面。另一方面，我們也須看到，詞自有其不同于詩、文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以寫詩作文的方法寫詞，還需保持詞體婉曲多折的審美特性，“破體為文但不能摧毀其體，出位之思但不能完全脫離本位”（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蘇軾、辛棄疾的名篇佳作，往往都能很好地把握這一分寸，這既得力于他們不凡的藝術(shù)功力，更取決于他們的人品、性情與境界。所以，王國維說：“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保ā度碎g詞話》）這些提示對于我們今天品讀辛棄疾詞作仍有很好的指導(dǎo)作用。

【編者按：此次出版，我們擇要將辛棄疾詞中的典故、化用的古人詩詞文句列于詞后（每條前面用◎表示），另將歷代評論擇要列于每首詞后（每條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讀者對辛棄疾詞的閱讀和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