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自序

這本書由我在北大講課的錄音整理而成。課程的名稱是《當代文學史問題》。上課的地點在一教（第一教學樓）的104教室。課從1999年9月開始，9月的6、13、20、27日，10月的11、18、25日，11月的1、8、15、22日，12月的6、13、20、27日，一共15次。

授課對象原來設(shè)定是當代文學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所以估計人數(shù)會在十幾二十人左右，并打算講授和討論相結(jié)合，在講課的基礎(chǔ)上，提出一些問題，由學生分別準備，在課堂上提出他們的報告。實際的情形卻打亂了最初的設(shè)想。聽課人數(shù)總是一百多人，除了研究生外，還有本科生，也有進修教師和訪問學者。討論當然完全不可能。而為了照顧于當代文學某些情況不甚了解的聽講者，在現(xiàn)象的說明性解說上也只好多用些時間。這樣，原來想講兩方面的問題（“當代文學”的“發(fā)生”和“當代文學”的形態(tài)特征），到學期快結(jié)束，發(fā)現(xiàn)頭一個還沒有講完，剩下的只好作罷。有頭無尾，殘缺不全，是我上課?；嫉拿?，上“當代文學”基礎(chǔ)課也是如此。不過，當初（50年代）林庚、吳組緗、楊晦、王瑤諸位先生給我們上課，也大都是這樣的；楊晦先生講文藝理論，講“九鼎”，一個學期下來，“九鼎”還沒有講完。這好像是中文系的一個“傳統(tǒng)”。這樣一想，也就不會感到特別不安。

“當代文學”的“發(fā)生”，在過去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經(jīng)常被忽略。“當代文學”常被看作因政權(quán)更迭、時代變遷而自然產(chǎn)生。這種敘述方式，對證明“當代文學”誕生的“歷史必然”和它存在的“真理性”雖說相當有效，但在學術(shù)研究上，對問題和現(xiàn)象的這種“平面化”處理，卻引開了我們對許多矛盾、裂縫的注意。所以，在課上便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談“當代文學”的生成過程。這一過程，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左翼文學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演化：它與另外的文學力量、文學成分的緊張、復(fù)雜關(guān)系；它確立了怎樣的文學綱領(lǐng)、路線；以及如何建構(gòu)它的“當代形態(tài)”。從后者而言，又涉及作家分類，文學“資源”選擇，文學“經(jīng)典”的重評，文學體制和文學生產(chǎn)方式的制訂等方面。其中，引出了對“中國左翼文學”在當代命運的討論：這是那時我和一些同學頗感興趣的問題。這一具有“先鋒”意味，在某些時間里表現(xiàn)了相當?shù)幕盍Φ奈膶W，是怎樣走向“制度化”，怎樣失去“彈性”而變得僵硬的？這是無法逃脫的“宿命”嗎？與此相關(guān)的問題是，在文學史敘述和當今文壇上已失去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學”，它的經(jīng)驗，它曾有過的以粗糙、不和諧去抵抗“腐敗”（文學的和社會的）的努力，是否還是一種重要參照，一種不應(yīng)忘卻的遺產(chǎn)？這都是些令人困惑的問題。

從1961年開始，我大學畢業(yè)后就以教書謀生，所以，這些年出版的書，也大多是由講稿整理、修改而成。譬如《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shù)問題》（1986），譬如《作家的姿態(tài)與自我意識》（1990），更不要說《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97）了，它本身就是一份講稿。這些書出版的時候，出版社常會提出要求，即想方設(shè)法抹去講稿的痕跡，改造得像“學術(shù)專著”的樣子。我也樂意于這樣做：這至少對評教授，評“博導(dǎo)”什么的有好處。當然，狐貍尾巴不可能藏住，書里許多地方的語氣、論述的展開方式，明眼人一看就會發(fā)現(xiàn)它與講課之間的關(guān)系。

這一次正好相反。有聽過課的學生，還有出版社的編輯，希望不要弄成正襟危坐的“學術(shù)”樣，要保留講課的那種情景。內(nèi)容維持原樣不說，課堂的氛圍，講述的語氣，一些隨意的發(fā)揮，也盡量不要改變。于是，在整理時，我便這樣去做。不過，這里要說明的是，書現(xiàn)在的這個樣子，也不是講課情景的實錄?！罢鎸崱辈⒉豢赡堋Ｎ抑荒苷f，面貌大致不差。有不少修改，也有不少補充。這樣做的原因有三。一是我拙于言辭，又有潮州口音，上課時總怕學生聽不懂，便會有許多重復(fù)和解釋；這些在成為書面文字時就完全是多余。其次，有些話在課堂上隨便講講無傷大雅，寫到書里會覺得欠妥當。第三，因為天性怯懦，雖然講課已有40年的“歷史”，但只要一站到講臺上，依然還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沒有信心。一旦發(fā)現(xiàn)學生有些不耐煩，或漠然而無反應(yīng)，事先準備好的內(nèi)容就會隨時刪節(jié)。課安排在上午的3、4節(jié)，快到中午12點，就憂慮學生的饑腸轆轆，常常是在做出“不要著急，還有幾句就完了”的聲明之后，趕緊將剩下的用三言兩語潦草帶過。凡此種種，都是無法完全保持原樣，而要做修改、補充的理由。

我講課的時候，當代文學界有的事情還沒有發(fā)生，有的重要的書還未出版。因此，課上的許多說法，現(xiàn)在看來就顯得相當落伍。譬如高行健先生還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時我既沒有讀過，甚至也沒有聽說過《靈山》、《一個人的圣經(jīng)》，對他獲得這一殊榮也沒有絲毫的預(yù)感。這些對于一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來說，是很可慚愧的。許多事情使我認識到，其實不用隔代，不用過幾十年九百年，現(xiàn)實就在不斷證明我和另外一些“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判斷力的可疑。當然，是不是“可疑”，現(xiàn)在也很難說清楚。這一切在書中都保持原樣。另外，按照學術(shù)著作的出版“規(guī)范”，本來應(yīng)該對引文加以注釋，列出引用書籍的出版地和出版時間。但既然不要太“學術(shù)”，要體現(xiàn)“演講錄”的“文體”特征，對這種“規(guī)范”也做了別樣的處理。所有課上談到的重要著作，引用的文字，都不一一加注，只在書后列出這些著作的目錄，在正文的引文后用括弧來注明頁碼。

現(xiàn)在北大建筑布局的另一項創(chuàng)造，是“見縫插針”，只要有空地，就蓋一棟樓，什么校史館，什么光華管理學院等等。

教師在課堂上講課，一般都會很專心，會根據(jù)情況調(diào)整講課內(nèi)容、方式，注意聽講者的情緒、反應(yīng)。但其實也有“走神”的時候。我在“三教”（第三教學樓）上課的時候，就常發(fā)生這種情形。教室朝南的窗戶外面，就是“五四運動場”（1956年我入學時，還沒有這個名字，那時叫“棉花地”，以前是一片種棉花的農(nóng)田？棉花地這個名稱，其實相當不錯）。教學樓緊挨運動場，這是我們學校建筑布局上許多創(chuàng)造中的一項。上課時，從窗戶看出去，有時是無云的晴空·有時就是飛沙走石，塵土蔽日。打籃球的嘈雜喊聲經(jīng)常傳進來?，F(xiàn)在又有了新的景觀：不遠處矗立著那穿西裝、戴瓜皮帽的北大“太平洋大廈”。這時便會想起：五六十年代三教、四教這個地方，是一個小湖，周圍山丘環(huán)繞，湖中間還有長著幾株柏樹的小島。湖邊排列著高大的楊樹。幾陣秋風過后，樹下便積滿厚厚的落葉。東邊小山后面幽深的樹林里，隱藏了一座四合院，住著不知名姓的人家。這一切，如今都已經(jīng)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在北大，那些稱做“園”的地方，如勺園、佟園等等，已是有名無實。著名的朗潤園、鏡春園、蔚秀園、承澤園，和二三十年代才有的燕東園、燕南園，也正在經(jīng)歷著相同的命運。這時，便會有一種傷感。

這次的課是在“一教”上。窗外是馬路，馬路對過是圖書館，而且窗口就有樹，真沒有什么可以看的。不過，有時候也會有另一種想法：面前許多專注的聽講者，他們花這些時間（有的還要從城里老遠趕來）聽“當代文學史”的枯燥問題，是不是值得？如果去讀一本有趣的書呢？或者聽自己喜歡的音樂呢？如果天氣晴朗而且涼爽，那么，躺在草地上曬太陽，坐在未名湖邊看著湖水發(fā)呆，在遍布學校四周的茶館、咖啡室里和朋友聊天，是不是更好？很顯然，一些人為了聽課放棄了更好的選擇，更愜意的享受，這使我對他們產(chǎn)生歉意。所以，我首先要感謝這些在選擇上出了差錯的聽講者。

至于這本書能夠出版，那完全是學生和朋友努力的結(jié)果。沒有他們的推動、幫助，這一切只能是塞在抽屜里的一疊雜亂的講稿，說不定這次搬家就當成廢品處理掉了。

我這樣說并不是夸張。上第一堂課走進教室時，看到講臺上放著錄音機，覺得很奇怪。問是怎么回事。有學生回答說，錄下來可以整理出版。對于這“自作”的“主張”，我將信將疑。但是此后錄音一直堅持著，從不間斷。課程一結(jié)束，學生就整理了錄音，輸入電腦。中間有一兩次錄音機出了毛病，就根據(jù)上課記的筆記補充。不到半個月，我收到了磁盤和一份打印好的稿子。我一邊修改補充，一邊懷疑有出版社肯接受這樣的書稿。但不久又告訴我，確有書店表示了興趣。這時，我便開始生病——近一段時間，每出一本書總要病一場，這好像已成“規(guī)律”；當然這回還有另外的原因，就是貪圖住大一點的房子，忙于裝修和搬家——而稿子還有不少的錯亂，注釋也未全做好；電腦又感染了病毒，格式受到許多損害不說，所有的注釋碼都不打一聲招呼就從正文中消失。所有這一切，都只好由學生去做。出版社的編輯鄭勇先生在北大上過學，不過沒有聽過我的課?？戳酥v稿，大概因為我總歸是“先生”，所以說了不少肯定的話。也提出一些改進的意見，并認真、細心地考慮了版式、裝幀等許多細節(jié)，包括改變注釋的方法。也要我另起一個不那么古板、老套的書名（他們說我過去的書名都古板而老套）。我搜腸刮肚幾天，終于因為缺乏想像力沒有做到。交由他們?nèi)ヌ幚?，他們也不比我高明多少，同樣一籌莫展，只好使用這個大家都不滿意的名字。

我的同事，那位研究魯迅、研究周作人、研究魯迅與周作人、研究曹禺、又研究中學語文教學的教授，曾經(jīng)說過這樣的話（大意如此，出處待查）：我們從學生那里得到的，其實比給予他們的多。我很同意這番話。為了不辜負那些渴求知識的青年人，為了能和他們對話，你就不敢過于懈怠，時時警惕懶惰的本性，而要不斷學習，包括從他們那里學習。這樣，我們的心態(tài)也就不至于衰老得過快。

作者

2001年6月3日于藍旗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