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回顧

在中國古代，正統(tǒng)文學是詩歌和散文，而小說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閑書”，小說家命運也極為悲慘。相當多的作家沒有留下姓名，不少作品在作家生前無力梓行，只靠抄本流傳。小說不被重視，當然小說理論也不發(fā)達。中國古代小說家很少有創(chuàng)作理論，極少有人為自己的作品寫過序跋；明中葉以前，只有零星的小說資料的記載而沒有系統(tǒng)的小說研究；到了明中葉以后，才有李贄、袁宏道、馮夢龍、金圣嘆、毛宗崗、張竹坡、脂硯齋諸人為小說寫的序跋和評點文字，但沒有出現(xiàn)體系嚴密的小說理論著作。小說引起整個社會的重視，那是到了晚清才開始的。但當時對中國古代小說還沒有展開系統(tǒng)的研究，小說史的編撰還無從談起。因此，小說史學成為一門學科是在20世紀逐步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古代小說研究成績斐然，蔚為大觀，并形成世界性的影響，是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

20世紀至今，中國小說史學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1900—1949）。這是傳統(tǒng)的學術范式向現(xiàn)代學術范式轉變，中國小說史學建立的時期。

傳統(tǒng)的小說研究是以為小說作序跋和小說評點為基本方法的。這種方法主要包括對作品的社會批評、道德評判與藝術欣賞。它是直觀式、領悟式、隨感式的，基本上局限于對特定作品的批評鑒賞，還沒有小說史研究的觀念和格局。

從傳統(tǒng)的學術范式向現(xiàn)代學術范式轉變，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和王國維。梁啟超等人為推動政治改良運動，借鑒西方的經驗，十分強調小說的社會作用，把小說作為推行維新的工具。1902年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把小說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梁啟超強調小說的政治功能，有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梁啟超的觀點影響很大，大大提高了小說的地位，但其政治解讀模式也有負面影響，小說研究忽視了審美導向，影響了它的學術品格。

與梁啟超政治解讀方式不同的是王國維。他用西方哲學觀點來評論中國小說。1904年他發(fā)表了《紅樓夢評論》，以哲學和美學作為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認為《紅樓夢》揭示了人生悲劇，是“文學的”，因而具有美學的、倫理學的價值。他的研究具有鮮明的文學研究的學科性質，是小說史學研究轉向現(xiàn)代學術范式的標志。

與此同時，開始了小說史的研究。約在1905年黃人編寫了《中國文學史》講義，小說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907年王鐘麒的《中國歷代小說史論》開始了中國小說史的研究。“五四”運動使中國思想文化界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在民主與科學精神推動下，在文學方面形成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促進了小說史的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和魯迅。胡適用歷史考證的方法，以本事考辨與版本?？睘榛A，貫穿著歷史進化的觀念和母題研究的思路，對作家的家世、生平和生活遭遇進行考證；從故事的演進以及母題變化來理解中國章回小說的演變，取得豐碩的成果。1920年的《水滸傳考證》，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直至1925年的《三俠五義序》，為中國小說史研究作出重要的貢獻。魯迅1920年底開始到北京大學講小說史，注重小說資料的收集整理。《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為小說史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3年底和1924年中，《中國小說史略》分上下冊出版。首創(chuàng)了小說史的理論框架和編撰體例，勾勒出中國小說發(fā)展的基本輪廓，建立起比較科學的體系，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本時期小說史研究的進展，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1.小說史的編撰掀起熱潮。除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外，先后出版的還有張靜廬的《中國小說史大綱》（1920）、范煙橋的《中國小說史》（1927）、阿英的《晚清小說史》（1934）、郭希汾的《中國小說史略》（1934）、譚正璧的《中國小說發(fā)達史》（1935）、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1939）等。

阿英的《晚清小說史》開創(chuàng)了小說斷代史的寫作，成為研究晚清小說的奠基之作。其他小說史都沒突破魯迅小說史的體例，有的只是魯迅小說史的簡單模仿和改編。

2.古代小說文獻研究取得較大成績。孫楷第1932年出版的《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1933年出版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是小說版本目錄學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以后治小說者不可或缺的工具書。鄭振鐸除收集、考證古代小說方面的成就外，對幾部長篇章回小說的演化作了細致的考察和梳理，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趙景深、譚正璧、王古魯、孔另境、葉德均、王利器、劉開榮、馮沅君、戴望舒等為小說文獻研究作出重要貢獻。有的省吃儉用，費盡周折，千辛萬苦地把散佚在國外的古代小說影印回來；有的對古代小說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整理、考證，為小說史的研究作了扎實的基礎性工作。

3.對幾部小說名著和小說史中的若干重要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如俞平伯、茅盾、李辰冬、王昆侖等對《水滸傳》《紅樓夢》、古代神話等方面的研究。

這個時期，由于西方哲學思想、文學理論的影響，在二三十年代，以進化論的觀點為基礎進行小說史研究；四十年代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益深入，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逐步盛行。研究方法的改變，科學性、系統(tǒng)性、實證性得到加強，中國小說史研究的現(xiàn)代學術范式建立起來了。

這個時期中國社會處在激烈的震蕩之中，學者處境艱難，難以潛心研究，重大課題也無力進行，小說史研究處于比較零碎、分散的狀態(tài)，研究還不深入。

第二個時期（1949—1976）。這個時期以反映論為基礎的社會歷史批評成為小說史學研究的主流，名著研究逐步深入，文獻整理更為系統(tǒng)，而小說史著作比較稀少。

在本時期近三十年的時間跨度內，50年代前期和60年代前期成果較為豐碩；50年代后期和1963年以后，由于政治運動的沖擊，古代小說研究比較冷落；而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間則陷于停頓狀態(tài)。

全國解放后，古代文學研究者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反映論為哲學基礎，運用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說，根據“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著力研究不同時代的經濟、政治對小說創(chuàng)作的決定性影響，注重對古代小說作家的階級屬性及其世界觀進行分析，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來評價古代小說，強調挖掘古代小說的現(xiàn)實意義。

這個時期運用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對《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進行研究，從一個側面大大深化了對古代小說思想內容的研究；運用典型理論，分析了古代小說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蘊和審美特征；努力探討古代小說的民族形式，運用古代小說理論中“白描”、“傳神”、“虛實”、“春秋筆法”等概念對作品進行分析，取得較好的成績。何其芳、吳組緗、董每戡、聶紺弩、范寧、劉修業(yè)、吳小如、何滿子、徐士年、許政揚、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李希凡、蔣和森、程毅中、郭豫適、袁世碩、劉世德、戴不凡等一大批學者的研究論文和著作，對古代小說名著和小說史上的若干問題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

這個時期古代小說的文獻資料工作繼續(xù)取得新的進展。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在評注搜集方面開創(chuàng)了良好的先例。王利器輯錄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一書，在古代小說資料搜集方面開辟了新的領域。一粟的《紅樓夢卷》、魏紹昌的《老殘游記資料》等開辟了出版專書研究資料的新路。小說研究資料搜集整理更集中、更完備。張友鶴的《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將評注、版本資料集中在一起，創(chuàng)造了古代小說資料輯錄的新方法。

在這個時期專門小說史的撰寫比較冷落。只有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編寫的《中國小說史稿》（1960）和南開大學中文系編寫的《中國小說史簡編》（1979）。

“文革”十年，整個學科處于被取消的狀態(tài)，雖然也有過“評《紅樓夢》”和“評《水滸》”，但完全是從當時政治斗爭需要出發(fā)，借題發(fā)揮，與古代小說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

綜觀這個時期小說史研究，研究模式單一，具有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缺乏開闊的視野和多角度的研究，如宗教、神話、民俗等與小說史關系的研究；片面強調了作家與時代的關系、作家世界觀對創(chuàng)作的影響，強調評價作品“政治標準第一”，因而不少作品被打入“冷宮”；一些作品和流派成為研究的禁區(qū)，如《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說；對小說的藝術形式、文體演進研究較少，無法全面反映中國小說史發(fā)展的全貌；與海外學術界處于完全隔絕的狀態(tài)，他們小說史研究的成果沒有介紹進來。

第三個時期（1977年至今）。這個時期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探索與嘗試蔚然成風，小說史學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呈現(xiàn)繁榮發(fā)展的大好局面。

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多元化。所謂多元化，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得到重新的認識和闡釋，糾正庸俗社會學所導致的片面性和絕對化；其他各種學術觀念和方法也得到相應的尊重和吸納，使本學科的研究呈現(xiàn)“百家爭鳴”的局面。

這個時期前后三十余年，1985年以前主要是“撥亂反正”，對幾部名著重新研究，清除“左”的影響和“四人幫”制造的混亂；西方的文學理論和方法被大量介紹進來，為多元化的學術研究作準備。1985年以后，出現(xiàn)了古代小說史研究空前活躍的局面。

這個時期小說史學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多元化。研究者一方面從外部拓展古代小說的研究方法，大量引進西方現(xiàn)代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心理學、宗教學、歷史學等理論，倡導一種廣義的文化批評，掀起了一股“文化熱”。另一方面，轉向小說的內部研究，從敘事學、語言學或審美鑒賞角度研究古代小說，對小說文體特征、敘事方式、原型母題等都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這兩方面交叉進行，互相滲透融合，因而在小說流派的演化、小說的文化蘊涵、小說的敘事特征等許多方面的研究大大深入一步，涌現(xiàn)了一批質量較高的專著和論文。

2.打破禁區(qū)，擴大了古代小說研究的范圍。對過去不太敢涉及的作品如《金瓶梅》掀起了研究熱潮；對過去不敢涉及或忽視了的小說流派如才子佳人小說、猥褻小說、狹邪小說等都引起了重視；幾乎出版了保留下來的全部古代小說，為小說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相繼介紹了海外學者的研究論著，如劉世德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導論》、韓南的《中國白話小說史》、柳存仁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等等。

3.小說文獻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目錄學方面：江蘇社科院文學所編輯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袁行霈、侯忠義的《中國文言小說書目》，程毅中的《古小說簡目》，寧稼雨的《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石昌渝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編著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等目錄學著作為小說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李劍國的《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宋代志怪傳奇敘錄》，把鉤沉資料與條析源流、辨別真?zhèn)蔚冉Y合起來，與單純的目錄學著作比較，有了新的發(fā)展。作品方面：有林辰主持編校、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說選刊》，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本小說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說集成》等。研究資料方面：每一部小說名著都出版了多種研究資料集，還出版了綜合性的資料集，如朱一玄編的就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聊齋志異》等名著的資料匯編；黃霖、韓同文編的《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丁錫根編的《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等等。還出版了《水滸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著作的匯評本。

4.研究工作更有組織，更加系統(tǒng)。相繼成立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學會，出版了《紅樓夢學刊》《水滸爭鳴》《聊齋志異研究集刊》《明清小說研究》等刊物。學會和刊物成為團結和組織大批研究者，特別是中青年研究者的學術陣地。

古代小說研究的進展為小說史的撰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八十年代以后，通史、斷代史、題材史、體裁史、專題史爭奇斗艷，蜂擁而出，超過了一百種，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在通史方面，楊子堅《新編中國古代小說史》（1990）、齊裕焜《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1990）、徐君慧《中國小說史》（1991）、李悔吾《中國小說史漫稿》（1992）、王恒展《中國小說發(fā)展史概論》（1996）等相繼出版。此后通史類小說史沒有新著出版，直到2007年，出版了李劍國、陳洪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小說通史》，一百七十余萬字，是迄今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小說通史。信息量豐富，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斷代史方面，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中國小說史叢書》，包括斷代史、題材史、體裁史、通史四類十七種。其中斷代史六種，即王枝忠的《漢魏六朝小說史》、侯忠義的《隋唐五代小說史》、蕭相愷的《宋元小說史》、齊裕焜的《明代小說史》、張俊的《清代小說史》、歐陽健的《晚清小說史》，都在1997年出版，質量好，影響大。“從總體上來看，在資料的輯錄和作品的詮釋兩個方面都達到斷代史著述的新的高度?！?sup>[1]此后最值得重視的是2000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200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的陳大康《明代小說史》，這是迄今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小說斷代史，六十多萬字。不僅規(guī)模很大，內容豐富，而且建構了一個“明清小說在作者、書坊主、評論者、讀者，以及統(tǒng)治者的文化政策五者共同作用下發(fā)展的研究模式”，力圖改變目前小說史多是作家作品連綴的毛病。

以題材為別的小說史較早出版的是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1984）、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1986）、王海林《中國武俠小說史》（1988）等。九十年代初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過四種，即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1990），黃巖柏《中國公案小說史》（1991），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1991），齊裕焜、陳惠琴《中國諷刺小說史》（1993）。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史叢書》中也有四種：林辰的《神怪小說史》（1998）、曹亦冰的《俠義公案小說史》（1998）、向楷的《世情小說史》（2001）、歐陽健的《歷史小說史》（2003）等。

以形式體裁為別的小說史，首先要推1980年出版的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上下冊），這是一本材料豐富、功力深厚的著作，實際上是一部古代短篇白話小說史或說書史。此外還有侯忠義的《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下冊，1990、1993）、吳志達的《中國文言小說史》（1994）、杜貴晨的《中國古代短篇小說史》、徐振貴的《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史》等?！拔逅摹币院笾匾暟自捫≌f，對文言小說研究甚少，侯忠義、吳志達的文言小說史對文言小說進行了梳理，顯示了文言小說的演進歷史，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

為了突破現(xiàn)有的小說史編撰模式，有的著力從小說藝術形式演變和小說流派發(fā)展方面進行探討，如魯德才《中國古代小說藝術論》（1987）、劉上生的《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1993）、陳文新的《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1993）；有的采取以點帶面、史論結合的方法，對小說史研究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探討，如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石昌渝的《中國小說源流論》（1994）、董乃斌《中國小說的文體獨立》（1994）、楊義的《中國古典小說史論》（1995）等等。

與此同時，小說學術史、小說理論批評史也取得豐碩的成果，這里就不贅述了^[2]。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小說史學取得重大進展、成績輝煌。但同時還應該清醒地看到目前小說史的著作主要還是量的擴張，即著作數量的增加和著作規(guī)模的“膨脹”；還只是對小說發(fā)展外在表象的孤立斷續(xù)的描述，雖然在局部問題上有過比較深入的探討，然而還沒有達到對整個小說史內在邏輯的完整的把握，還缺少具有理論形態(tài)的中國小說史著作，說實在還沒有一部小說史能全面超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像它那樣給后代學人以巨大的影響。

[1] 董乃斌等著《中國文學史學史》第三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頁。

[2] 有關小說史研究更具體、詳細情況，可參看齊裕焜《20世紀小說史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