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中國小說史上，炫學小說雖然是一種特殊而且重要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但與其他品種的作品比，它畢竟是為數(shù)極小的部分，況且，從小說發(fā)展史的主潮流來看，其走向應(yīng)該是逐步靠近寫實與描敘人生，由此種意義上講，炫學小說則步入了一條歧途。因此，要探討炫學小說的發(fā)生，便不能不結(jié)合炫學小說創(chuàng)作者的個人具體因素來談。

清初佩蘅子《吳江雪》中有一段話，概括歷代小說創(chuàng)作云：“原來小說有三等。其一，賢人懷著匡君濟世之才，其所作都是驚天動地，流傳天下，傳訓千古。其次，英雄失志，狂歌當泣，嬉笑怒罵，不過借來舒寫自己這一腔磈磊不平之氣，這是中等的了。還有一等的，無非說牝說牡，動人春興的?！保ǖ诰呕兀┕貌徽撆遛孔拥姆诸惣霸u說是否客觀允當，而他能從作者因素著眼探討作品內(nèi)容，確實堪稱慧眼。其實，在三類中，前兩類多有交叉混合。不憤不作，不平而鳴，以創(chuàng)作虛構(gòu)之境，彌補現(xiàn)實中的不足與殘缺，縮小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差距，借人物形象去踐履作者的夢想，求得心理上的平衡，這實際上也是抒憤及敘寫不平的一種。就炫學類小說的作者來看，我以為主要有兩種情形：

（一）世無伯樂，大才不被賞識，進而借生花妙筆，通過創(chuàng)作，顯示其經(jīng)世才略與出眾才華。

天花藏主人《合刻七才子書序》中云：“此其悲在生才之難，猶可委諸天地。獨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篤志詩書，精心翰墨，不負天地所生矣。則吐詞宜為世惜，下筆當使人憐；縱福薄時屯，不能羽儀廊廟，為鳳為麟，亦可詩酒江湖，為花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筆并白頭低垂；狗監(jiān)不逢，《上林》與《長楊》高閣。即萬言倚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時顯達刮一目之青，邈先進名流垂片言之譽，此必不得之數(shù)也。致使巖谷幽花，自開自落；貧窮高士，獨往獨來。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愛才之心，豈不悖哉！此其悲則將誰咎？故人而無才，日于衣冠醉飽中矇生瞎死則已耳。若夫兩眼浮六合之間，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筆時驚風雨，開口秀奪山川，每當春花秋月之時，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為何如？……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氣，而又不忍，計無所之，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fā)泄其黃粱事業(yè)。有時色香援引，兒女相憐；有時針芥關(guān)投，友朋愛敬；有時影動龍蛇，而大臣變色；有時氣沖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紙上之可喜可驚，皆胸中之欲歌欲哭?！碧旎ú刂魅诉@段文字，非常精辟地剖析了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作者原動力。大才不遇于時，既不能出將入相，又不獲當?shù)勒咦R拔，且不甘于沉寂落寞，乃作小說借烏有公以發(fā)泄其黃粱事業(yè)，既顯其文采，又見其經(jīng)濟。這一見解，用來對照炫學小說的作者，十分貼切。據(jù)載，《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抱負不凡，未得黼黻皇朝，至老經(jīng)猷莫展”⁽²⁰⁾；其自云：“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經(jīng)濟顯于時，猶將以經(jīng)濟家之言，上鳴國家之盛，以與得志行道諸公相印證”⁽²¹⁾。又據(jù)趙景深先生《〈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銘年譜》考證：夏氏英敏績學，通經(jīng)史，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shù)之學，靡不淹貫，但其一生不得意于科舉。對夏敬渠之創(chuàng)作《野叟曝言》，趙先生也有評析，謂：“作者一生坎坷，既是‘家貧身老’，抑且‘落第頻年’（《哭妹》第六首），似不曾有甚歡快之事。而他在《野叟曝言》中偏把文素臣寫的備極人間富貴，盡量的做他的‘白日之夢’。這當是缺陷的填補和欲望的滿足?！?sup >(22)再如《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也稱得上碩學名宿，其科舉上也未曾得志，短暫的仕途亦無多少作為，其《鏡花緣》之作，既顯其學博淵深，又見其于社會、政治、婦女等諸多問題的精到見識，這自然也是一種借寄托以求心理平衡，以炫學欲見其不凡。又如《女仙外史》，劉廷璣《在園品題》頗賞識其經(jīng)濟學術(shù)，而于其作者，陳香泉《序》中稱之“文章經(jīng)濟，精奧卓拔，當今奇士也”，但其平生，也僅為人幕僚⁽²³⁾，其經(jīng)濟才學，也只能寄托于書中虛構(gòu)的軍師，借此烏有公施展其大才。其他，如《蟫史》、《燕山外史》等，以辭藻文字、布局謀篇，標新立異，則無非為炫其文采，顯其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