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目不識瓷

第一節(jié) 瓷器保管員

1962年秋冬之際，書畫征集工作結束。因原來瓷器保管員身體不好，院里決定調張浦生到保管部，去瓷器保管組做保管員。剛接到調令時，張浦生的抵觸情緒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認為自己是個大學生，卻被調去當個保管員，實在是大材小用了。知道了張浦生的想法，院長曾昭燏親自找他談話，現身說法。她告訴張浦生，自己就是保管員出身，她曾在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院任庫房管理員。保管部雖然是博物館的二線崗位，工作很枯燥、很單調，但保管部卻是培養(yǎng)專家的地方。她語重心長地說:“你不要以為保管員的職位太低，保管部是出專家的地方,只有保管員才能接觸到實物，只要用心學，你會在業(yè)務上比其他人更優(yōu)秀，因為保管員的規(guī)范稱謂應該是保管研究人員?！毕胪ㄒ院?，張浦生被正式調到保管部古陶瓷組，跟當時是保管研究部古陶瓷組組長王志敏先生學習古陶瓷的研究和鑒定，從此成了王志敏先生的學生。與張浦生一起調到保管部的，還有陳列部的女同事白英。白英比張浦生年長，過去一直在陳列部工作。人品很好，是解放初期金陵大學歷史系的畢業(yè)生，精通日文，白英的丈夫羅宗真也在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他們是金陵大學的同學。

到保管部工作后，張浦生先對南京博物院進行了全面認真地解讀，并細致地了解到博物院雖然是1933年才開始籌備成立，卻因第一任院長蔡元培的不懈努力，院中藏品十分豐富，有文物近四十萬件，是中國最早最現代的博物館。僅陶瓷藏品就有近二十萬件，主要為清宮藏瓷，是個學習古陶瓷最有利的地方。而且每個庫房藏品不同，由張浦生保管的瓷器庫房里就有藏品五千多件。

當時在南京博物院展廳展出的各類文物不到一萬件，剩下的文物均在庫房珍藏。南京博物院共有兩個院管庫房，一個在中山門，一個在朝天宮。庫房里絕大多數文物都還沒有整理歸類，兩個庫房非常堅固安全。尤其是朝天宮庫房，這是一座堅固的鋼筋混凝土堡壘式的建筑，四方結構，大鐵門小窗戶，高出圍墻的建筑窗戶均向內設置，只有正面裝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層，地下一層，每層面積有二千多平方米。在庫房珍藏的物品中，僅朝天宮庫房就深藏著一大批“南遷文物”，有2221箱，一直沒有開封過，大約十萬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窯瓷器和宮廷器物，有的文物價值堪比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zhèn)院之寶“東坡肉”和“翡翠白菜”?！澳线w文物”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為了防止日本人的掠奪，將北京故宮文物遷往南方安全地帶的一次大行動，是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組織的重大文物保護措施。

1933年1月31日北方山海關失陷后，為使大批文物免遭劫毀，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精品文物遷址儲藏，分批運往上海。最初不贊成文物南遷的故宮博物院秘書吳瀛臨危受命，出任文物南遷總押運官 。同年2月5日的深夜，北平全城戒嚴，幾十輛板車從神武門廣場出發(fā)，前往火車站。安靜的道路兩旁軍警林立，車上裝的都是故宮博物院精選出來打包好的文物。從故宮博物院的2118箱第一批南運文物在神武門廣場開始發(fā)運算起，至5月15日這三個月間，故宮博物院、頤和園等單位共有19557箱文物，在軍隊荷槍實彈的保護下分五批運往上海。其中故宮的文物有13427箱又64包。里面有書畫近9000幅，瓷器兩萬七千余件，銅器、銅鏡、銅印二千六百余件，玉器無數，文獻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內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檔案、明清兩朝帝王實錄、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國的檔案史料等。還有《四庫全書》及各種善本、刻本，以及當時國內發(fā)現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羅尼經》五代刻本、國內最古老的石刻“岐陽石鼓”等。押運文物的故宮文獻學專家歐陽道達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中描述道：“溯當日搶運文物出京工作，其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發(fā)?！?/p>

因時間緊迫，約有二十名故宮工作人員立下了“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匆匆告別家人，踏上漫漫南遷路。文物抵滬后，先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的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存放。同時在南京朝天宮搶建文物庫房。這批文物在上海暫存，于1936年開始分五批遷入專門為之新建的南京朝天宮庫房。為此，故宮博物院成立了南京分院，來自“故宮世家”一路護送這批文物的梁廷煒和兒子梁匡忠都進入了南京分院。

在今天看來，故宮文物南遷是明智之舉和不二的選擇，可是放到1932年的北平，卻遭遇到了洶涌的反對聲浪，這種反對浪潮甚至來自一些“有識之士”。

1931年，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后，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日軍占領，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guī)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介于這種情況，故宮博物院金石學家、古物館副館長馬衡為了文物安全，提議南遷。 因為凡遇戰(zhàn)爭，戰(zhàn)火中的文物總逃不開這兩種命運，或遭毀壞，或被掠奪。1860年圓明園的那場大火，依然記憶猶新，灼痛著國人，甲午戰(zhàn)爭期間日本制定的《戰(zhàn)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尤其讓人警覺。馬衡先生認為必須以史為鑒,不惜代價保護好國家珍貴的文物。

反對南遷的北伐大將李左翔要求拍賣文物，購五百架飛機用于抗日；胡適對何處是凈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過國際社會的干預來保障文物安全；魯迅則發(fā)出了“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的詩句；而馬衡先生的兒子馬彥祥則通過報紙與老爹叫板：“要抵抗嗎?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最激烈的反對者是以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為代表的群體，他發(fā)起了“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會”，在太和門集會宣言“誓與國寶共存亡”，并給支持和參與南遷工作的人士打騷擾電話、寄恐嚇信，還鼓動眾人將出入故宮的各個大門給圍堵起來。日本人也在報紙上發(fā)表言論推波助瀾：“此等寶物，由中國國家或民族保管，最為妥當，誠為當然之事。然現處政局混沌狀態(tài)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為致力，以盡保管責任，蓋亦數之自然也?！逼淅亲右靶恼讶蝗艚?。

是遷還是留?留下，可穩(wěn)軍心；遷出，易散難聚。但文物絕不能作為戰(zhàn)爭的賭注?！皣覝缤隹傆袕团d之日；文物被毀永遠不可復得”，“只要文物在，中華文化的根就不會斷，中華民族的精神就不會亡，中國人就不會做亡國奴”，文物南遷最終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北平淪陷后，日本人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宮。他們數次強闖故宮，搶走大銅缸66座、元明清時期所造鐵炮數尊、銅燈亭91個，全運往天津去冶煉屠殺中國人的武器。而此時南遷文物正藏在日寇夠不著的地方。“跋山涉水覓生機，顛沛流離求保全?！惫蕦m人不畏艱辛、不怕犧牲日夜守護著南遷文物，終于在13年后盼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1937年“七七事變”后，南京不保，這批文物又從南京分三路踏上了西遷之路，分別被運往貴州安順的“華巖洞”（ 后又運往四川巴縣）、四川峨眉和四川樂山。曾和父親作對的馬彥祥主動報名，要求加入押運隊伍，馬衡、馬彥祥成了護送文物的父子兵。

因為時局緊張，其中還有2954箱沒有來得及運走，無奈被滯留在南京。故宮南遷文物加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等單位的文物分三處隱藏在四川。其中巴縣存放80箱，峨眉縣存放7287箱，樂山縣存放9331箱。1946年抗戰(zhàn)勝利以后，分散在四川三地的文物先后運抵重慶，并于1947年運回當時的首都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宮庫房。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國民黨政府開始將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運往臺灣，其中南遷文物中的2972箱被運至臺灣，約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現保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而滯留在南京的2954箱來不及運走的文物，在南京淪陷后，全部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并被日本人先后兩次開箱整理，分置在南京各處。雖說抗戰(zhàn)勝利后，這批文物又被接收了回來，但是根據押運文物的故宮文獻學專家歐陽道達手稿記載，滯留在南京的2954箱未及時轉移的文物中，缺失了178箱，那這178箱中究竟裝的是什么文物？至今仍不得而知，且下落不明。

1937年，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中國的商務代表拉貝，在侵華日軍占領南京前后的日子里，用充滿激情而又冷峻的筆觸逐日書寫了日記，真實地記載了南京淪陷后，中國人民所經歷的苦難。這部《拉貝日記》在塵封了六十年后，終于在1997年得以出版，他在這部日記中也記錄了這批國寶的遺失。

1951年以后，留在南京的南遷文物一萬余箱被陸續(xù)運回故宮博物院，還有剩余的2221箱留在了南京庫房，并劃歸為南京博物院所有。這些文物中多為瓷器，如清宮的酒杯、碗、盤等，還有極少數掛品，如書畫、地毯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仿青銅鼎造型的青花瓷壽山福海爐、《八駿圖》、《坤輿萬國全圖》等。

在南京博物院，庫房大門一直都是緊閉的，平時連工作人員也不能隨便入內。進入庫房需要領導批準，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每次進去都要登記，并且不能一人單獨進入，必須有多人結伴才行，平時研究人員就在保管部的庫房里工作。保管部的庫房又分好多間，有不同類型的庫房，每個庫房藏品不同。其中瓷器庫房在南博是最好的，有三道門層層設防，森嚴的安保防護系統(tǒng)如銅墻鐵壁一般，比中國人民銀行的庫房還要堅固。保管部瓷器庫房里的文物，都是經過整理歸類的文物，交由保管部研究人員研究、鑒定、建檔，是研究學習古陶瓷最好的地方。當時瓷器組的近六千件藏品，每一件都是一部值得深讀研究的歷史資料。

張浦生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從老保管員手中接收瓷器庫房里的所有物品。庫房的瓷器、臺賬、檔案等，移交給他時必須實物、臺賬一一對應。地窖里五千多件古陶瓷文物，親自過目時不能光點數字，每一件物品還必須仔細檢查，看看是否完整，不能有半點馬虎，更不能有絲毫差錯。老師王志敏先生告訴他“接收不光要求數字不能錯，藏品的完整程度也不能錯，移交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一定要仔細”。就這樣，張浦生從不認識古瓷到開始接觸古瓷，并深刻地認識到對待古瓷既要小心翼翼又要充滿敬畏。

庫房的交接手續(xù)持續(xù)了一個多月才完成。在文物移交的過程中，張浦生從開始接觸瓷器時的目不識瓷，到開始對瓷器產生興趣，再到慢慢地認識瓷器。 這五千多件古瓷器文物，濃縮了中國五千年的陶瓷發(fā)展歷程，從夏、商、周時期的灰陶、黑陶、紅陶、彩陶、白陶及帶釉的硬陶，到秦漢時期的古磚、瓦當、陶俑，從隋唐朝時期的青瓷、白瓷以及唐三彩，到五代時期的秘色瓷。當然，宋朝時期的汝窯、鈞窯、定窯、官窯、哥窯五大名窯的瓷器，自然不會缺少。元明清的青花瓷、五彩瓷、斗彩瓷、粉彩瓷，更是應有盡有。

經過庫房移交的全過程，張浦生深刻地認識到，每個博物館都是展示歷史記憶、傳承古代文明的圣地。五千多件古瓷器，每個都是奇珍異寶，曾經璀璨，今又流芳。每天看著它們會讓自己心潮澎湃，浮想聯翩。因為每一件國寶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每一件奇珍異寶的背后都有著一個婉轉悠揚的故事，既回味悠長，又讓人流連忘返……

在如今商品經濟的社會里，許多人總是更關注文物的經濟價值，其實文物背后的故事才更加耐人尋味，更加讓人感慨。珍寶存在的意義不僅在于它的價值連城，更在于它是歷史文明的載體，這些載體是勤勞智慧的古人為后人留下的文化遺產，他們光輝燦爛的智慧與創(chuàng)造,值得子子孫孫永世傳承和銘記。

第二節(jié) 恩師王志敏先生

張浦生的恩師王志敏先生(1915—1983年)是著名學者、中國古陶瓷專家，祖籍四川閬中，出身于古董世家。高祖王萬清在咸豐年間官至二品軍門提督，駐扎江北大營，因為這個原因全家離開了四川閬中，跟隨高祖王萬清移居古都揚州。清末民初，父親王炳文是淮揚一帶有名的古董商。王志敏先生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數學系，抗戰(zhàn)期間又就讀于西南聯大，讀生物與哲學。受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他也很喜歡古陶瓷和其他文物雜項，從小耳濡目染，也學有一技之長。 大學畢業(yè)后，他到上海姻親開設的晉寶齋、晉古齋、晉文齋研究古物，也客串做起了古董生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他回到揚州，在當地一所中學當了一名數學老師。他一邊教書一邊研究古瓷，經常到古?；囊皩ひ捁糯善反瞬黄?，這個方式為他日后系統(tǒng)研究古陶瓷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因為他有瓷器鑒定的專長，不久后，經親戚介紹到蘇北文管會工作。1951年又調到江蘇省文管會任保管部組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第一批古陶瓷研究人員。張浦生大學畢業(yè)后分到江蘇省文管會，他們成了同事。

王志敏在古陶瓷方面的造詣，主要來自于家庭。除了自己的父親，其岳父和姐夫，也都從事古董買賣行業(yè)。尤其是姐夫的父親，是當年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大古董商朱鶴亭，人稱“朱二先生”。朱鶴亭在上海五馬路開的“晉古齋”，在當年的上海灘最為有名，并在上海古玩市場獨領風騷四十余年。后來在歐洲、香港揚名的仇淼之，就是晉古齋的學徒。朱二先生精于瓷器鑒定，收藏了大量宋代及明、清時期的官窯瓷器，畢生藏品無數，其收藏規(guī)模、藏品價值，都是同代以及后代藏家難以企及的。

民國時期，中國古董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古董商，最出名的就數南朱北孫。南是朱二先生朱鶴亭，北是琉璃廠敦華齋的孫瀛洲。

孫瀛洲，河北冀縣人，是20世紀文博界最著名的古陶瓷鑒定專家，集收藏、鑒賞、鑒定、學術研究于一身的知名人士，他被同行們譽為“老法師” “宣德青花大王”。20世紀40年代，孫瀛洲就能對歷代陶瓷了如指掌，能準確鑒別宋代五大名窯，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樂、宣德、成化、弘治瓷器，對宋代官窯、哥窯的鑒定，僅用手指捏著瓷器的圈足即可斷定身份，令人欽佩折服。

他1906年來到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做學徒。1923年，稍有積蓄他便在北京開辦“敦華齋”古玩店。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6年公私合營以前，孫瀛洲的“敦華齋”在北京經營古玩生意已長達三十六年，存貨量之大，超乎想象。除瓷器、青銅器，還有不少的犀角杯等文物。

1950年為支援抗美援朝，孫瀛洲先生捐出一批珍貴文物義賣，將籌款悉數捐獻給國家。1956年，他建設新中國心切，毅然將自己多年來精心收藏累積的三千余件珍貴文物，全部慷慨地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其數量之多、品種之全、質量之精，都是史無前例的。他的愛國驚世義舉，為一般收藏家、鑒賞家所望塵莫及。其中僅陶瓷一項就有二千多件，有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獎勵，被聘為故宮博物院的顧問，并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朱鶴亭有兩名著名的學生，仇淼之和陳玉階。孫瀛洲則有從1936年起便在敦華齋做學徒的耿寶昌，他們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大收藏家和鑒賞家。王志敏與他們都很熟悉，尤其是耿寶昌，每次來南京出差時都要拜訪王志敏。

耿寶昌只比張浦生大十二歲，是當代杰出的文物鑒定專家。他長期從事中國古陶瓷及其他古代工藝品的研究，重點研究歷代陶瓷?，F在是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文物局咨議委員會委員、中國古陶瓷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歷史博物館顧問、首都博物館顧問、炎黃藝術館鑒定委員會會長。對張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從1966年開始，在文化部舉辦的瓷、玉培訓班上，他成了張浦生古陶瓷專業(yè)上的另一位老師。

古陶瓷鑒定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涉及考古、歷史、文學、藝術、社會、民族以及自然科學中物理、化學等諸多領域的知識。掌握陶瓷史的發(fā)展脈絡、熟悉古陶瓷文獻是從事鑒定工作的前提。與此同時，還要弄清古陶瓷所處時代的社會狀況、文化背景、民風民俗等背景資料，這樣才能把某時代、某地窯口燒制的瓷器特征匯入整個陶瓷發(fā)展史的長河中，把握其發(fā)展脈絡。如唐代陶瓷造型豐腴，無論南北各地，或陶或瓷，乃至金銀器等，造型都呈現出豐滿壯美的藝術風格。只有具備主動拓展多方面知識的心胸和意識，才能提高古陶瓷鑒定的準確度。

中國古陶瓷的研究工作，是從民國時期開始的，其中有兩位最知名的專家學者，他們在古陶瓷研究界有“南陳北葉”之稱。南陳是指陳萬里，北葉是指葉麟趾。這二位是近代中國陶瓷學術界的泰斗人物。

陳萬里先生不僅是中國新瓷學研究的開拓者，而且也是培育中國新一代瓷器研究人才的一代宗師。故宮博物院的馮先銘先生就是其培養(yǎng)出來的杰出傳承人。近四十年來，我國在陶瓷考古與科研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應該說與陳萬里先生是不可分割的。

葉麟趾先生如今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他，不過其子——清華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剛剛過世的葉喆民先生卻在古陶瓷研究界非常出名，他也是竭盡全力為中國古陶瓷事業(yè)奉獻一生的人。

張浦生與葉喆民先生很熟，20世紀80年代曾多次聘請他到揚州培訓中心講課。葉喆民先生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一名學生上課穿著拖鞋，立即被他攆了出去，換鞋以后才能回來上課。有學生在課堂上用茶壺喝茶，他認為課堂不是茶館，這種情況的學生一律被趕出教室。

民國時期，像南陳北葉這樣專門研究古陶瓷學術的學者很少，但民間研究、鑒賞古玩的人卻有很多，而古陶瓷鑒定的高手大多是古董商人。這些古陶瓷鑒賞商人，每人都有自己秘不外傳的技術，所以過去這個行當幾乎都是家族式生意，也只有這些家族的親屬后代學習研究，才能得到真?zhèn)?。這個情況一直延續(xù)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發(fā)生改變。王志敏先生出身古董世家，加之經過大學教育，所以他對古陶瓷的研究水準，是那些古董商所不能企及的。

遺憾的是，王志敏先生因身體等問題，于1983年逝世，年僅六十八歲。作為中國著名古陶瓷專家，他長期在南京博物院從事古陶瓷研究，使他在明代青花瓷和六朝青瓷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是明代民窯青花瓷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第三節(jié) 初涉古陶瓷

恩師王志敏先生對張浦生的要求極高，對古陶瓷專業(yè)的學習，要求張浦生先從看專業(yè)書入門。他要求張浦生必讀的書有《陶瓷鑒賞》《陶瓷文選》《陶瓷考古》等，除此之外還給張浦生推薦了許多業(yè)內專家所著的書，有馮先銘寫的《民國瓷器考古》、陳萬里寫的《瓷器與浙江》等。

王志敏不僅要求張浦生通讀古陶瓷發(fā)展的歷史，還要求張浦生從書中了解有關中國以及中國周邊地區(qū)的瓷器概況，熟悉歷代的社會風貌和陶瓷產生及發(fā)展的歷史演變，要清楚的知道每個時代有哪些陶瓷器型、工藝、胎釉、款識、紋飾以及它們的特點和發(fā)展變化，還要把每個年代器物的器型、紋飾、款識等結合起來。他告訴張浦生，學習古陶瓷鑒定一定要多讀書，只有多讀書，你才能知道器物所出土的地層和古墓年代，以及古墓中伴隨出土的其他文物，以此來判斷陶瓷的生產年代，從而了解歷代官窯、民窯各自的特點及陶瓷的藝術風格。

但是他又告訴張浦生，學文物鑒定又不能僅僅靠讀書，也不可因循守舊，更要自己去發(fā)現去尋求。因為古陶瓷鑒定又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很重要。理性的前提是對中國陶瓷的歷史發(fā)展和演變過程有全面的了解，這些要靠讀書來獲得。但“書上得來終覺淺”，所以光靠讀書是不夠的，要大量接觸實物多看標本。既然要研究實物，就必須“讀物”！讀物也要像讀書一樣，要做筆記，把自己觀察到的每件古陶瓷的特點逐條寫出來，即所謂理性感性統(tǒng)一。

王志敏先生經常對張浦生說：“讀物不光要看館藏 ，還要出門看窯址、撿瓷片。你們大學生理論知識豐富，但實踐知識較少，如果要跟我學古陶瓷鑒定，就必須放下架子跟我走出去‘撿破爛’，看生產瓷器的窯口遺址，從田野考古和陶瓷窯址發(fā)掘中發(fā)現新資料，尋找研究對象。因為撿到的瓷片是最好的老師，可以隨身攜帶，還可以做科學測試。庫房里盡管有很多實物，可人一旦離開庫房，便什么東西都不能看見。陶瓷考古研究相比書畫研究，有一個很明顯的優(yōu)勢。書畫怕火怕水，燒了就沒了，所以千年以上的字畫少之又少，能給你撕開研究的古字畫更是沒有?？纱善骱腿说纳钣忻芮械年P聯，用壞了扔掉以后，瓷片可在地下千年不爛，給研究古陶瓷的人留下了數千年前的實物，雖是殘片，但研究價值可能超過完整器件。我們要把研究瓷片作為學習陶瓷鑒賞最基礎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理論聯系實際?！?/p>

王志敏先生告訴張浦生一個他認為最廉價、最簡單尋找“研究對象”的方法。就是到郊外、到市區(qū)、到拆遷現場、到施工工地……到一切可能的地方去撿瓷片。正因為他對張浦生這種野外尋覓瓷片讀物的要求，日后成為張浦生奠定瓷片學的基礎方法。

除此以外，王志敏先生還強調學習古陶瓷鑒定應該采取文理相結合的方式。他對張浦生說：“古陶瓷鑒定是門科學，雖屬文科但不是文學，沒有浪漫可言，有的只是嚴謹的科學邏輯和科學規(guī)律，因此要把瓷器研究這門文科當理科來學。工作之余要多撿瓷片，多去收購站，想方設法的得到第一手資料?！?/p>

于是，張浦生一邊做瓷器保管員，近距離地接觸到很多普通人無法觸及的古瓷器；一邊則跟恩師王志敏學習瓷器知識。凡星期天，就跟著他到郊外撿瓷片。撿瓷片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在古人因生活產生的垃圾里翻撿，當年在南京、揚州、杭州、蘇州等古城到處都有古人留下的碎瓷片；一種是到各個窯口去撿，通常在這些地方撿到的瓷片更有價值。所以張浦生從那個時候起，走路喜歡低頭看著地面，養(yǎng)成了時刻準備發(fā)現碎瓷片的習慣，這種習慣一直延續(xù)了五十余年。

通過這樣的學習方式，張浦生不斷進步，他覺得這種既“讀書”又“讀物”的學習方式非常新穎。王志敏當過教師，所以在教張浦生“讀書”“讀物”中善于總結經驗，字字璣珠、言簡意深、凝練有力。在跟王志敏先生學習的過程中，他給了張浦生許許多多的啟發(fā)，他要求張浦生把對瓷器的這種學習當成一門科學來學，屬于陶瓷科技。休息日，張浦生除了跟著老師去撿瓷片，也去古玩店看實物。他慢慢體會王老師的教學方法，反復琢磨其中的辯證觀點，努力把老師交給他的專業(yè)知識融會貫通，用于實踐。這種教學方式讓張浦生受用至今。

若干年后，張浦生總結了王志敏先生教給他的那些專業(yè)經驗，把讀瓷片作為學陶瓷鑒定的基本法。并把王志敏先生的這套理念發(fā)揚光大，形成了“瓷片學”。

張浦生總結了老師王志敏的教學，認為在陶瓷學習的過程中有六個關鍵點。

第一，陶瓷文獻。 要多看歷代的書籍。

第二，陶瓷鑒賞。 要學習前人的鑒定經驗。

第三，陶瓷考古。 跑遺址，撿瓷片。因為瓷片的科學性不強，不準確，所以要跑窯址，只有窯址的考古，才可以使陶瓷的科學性更強、更準確。

第四，陶瓷科技。善于運用現代科技，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瓷器、了解材質成分。

第五，陶瓷美術。研究造型繪畫藝術，了解各時期繪畫風格。

第六，陶瓷經濟。陶瓷不僅是觀賞品，更是商品，要了解并判斷其價值。

古陶瓷研究入門，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難。有人學了很長時間，卻始終不得入門。因此王志敏先生對初學古陶瓷的張浦生告誡：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比外面學習古陶瓷的人有一個最天然的優(yōu)勢，他們有一輩子都研究不完的館藏文物可供研究，這是一般人所無法享受的條件，要加以珍惜，好好利用。學習古陶瓷首先要用心，其次要有愛心，更要有感情，對每一件文物要充滿熱愛，還要有敬畏之心。張浦生始終記著老師的這番教導，常戲言自己信“瓷器教”。

在博物館工作的優(yōu)勢，讓張浦生開始近距離接觸了普通人無法觸及的古代瓷器，看到的古陶瓷不僅好并且多，這是學習瓷器鑒定得天獨厚的條件。他一邊當保管員，在庫房里整天接觸實物做卡片；一邊跟恩師王志敏學習古瓷器知識。從目不識瓷、一無所知開始，閱讀古陶瓷入門的基礎書籍，每天觀看清理瓷器，一點一滴、長年累月地開始了他陶瓷研究的學習過程。慢慢地他認識瓷器，了解瓷器，熟悉瓷器，終于成長為古陶瓷研究方面的專家。因為王志敏先生特別喜歡民窯青花，受他的影響，張浦生也對青花瓷情有獨鐘。這種喜愛，讓張浦生日后成了全國知名的“青花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