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姚愛斌

《王船山“情幾”詩學發(fā)微》是楊寧寧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充實而成的一部專著，此書現(xiàn)將付梓，首先我要向寧寧表示祝賀，并借此機會談一點感想。

楊寧寧是山東濟寧人，來自孔子故里。2009年9月，他和文爽一起成為我指導的第二屆碩士研究生。碩士畢業(yè)之后，他和文爽又雙雙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他報考的是童慶炳先生的博士生，中間雖經歷了一點曲折，但幸運的是，他最終還是成了童慶炳先生的“關門弟子”。童先生因考慮我曾擔任過楊寧寧的碩士導師，就把我列為楊寧寧的副博導。楊寧寧樸實、善良、好學，讀書用心，愛思考，多有自己的思路和看法，因此無論是跟著我讀碩士，還是跟著童先生讀博士，其學業(yè)都很突出、優(yōu)秀。2015年6月，正值楊寧寧博士學業(yè)的關鍵階段，童先生不幸離世，遵照文學院和文藝學所的安排，我接手了楊寧寧博士研究生最后一年的指導工作，幫助他推進博士論文的寫作。2016年5月，楊寧寧以優(yōu)秀成績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圓滿完成了博士研究生的學業(yè)。

楊寧寧對船山詩學的關注和研究，貫穿了他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兩個階段。在碩士研究生第一學期修學的“中國古典詩學專題”課后，楊寧寧曾完成過一個關于船山詩學的讀書報告，闡述了他對船山詩學的初步感受和思考。也許是折服于船山詩學博大而深邃的理論魅力，又也許是契合了他自身執(zhí)著善思的秉性，楊寧寧自此與船山詩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碩士論文以船山詩學中詩歌整體思想為研究對象，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解析船山詩學中蘊涵的“圓凈成章”的詩歌整體結構之美和“駘蕩靈通”的詩歌樂章節(jié)奏之美。選擇船山詩學，對一篇碩士論文來說，其研究難度不言而喻，但因為楊寧寧肯花功夫，學得主動，所以論文完成得比較順利，質量也很高，答辯時得到高度肯定。這次學術經歷也讓楊寧寧對船山詩學內在學理的深刻、系統(tǒng)和復雜有了更深切的感知和認識，并直接促成他在博士研究生階段繼續(xù)探索船山詩學之堂奧的努力。

在決定博士論文選題時，楊寧寧顯然有了更大的目標和勇氣。20世紀30年代以降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船山詩學研究逐漸成為一個學術熱點，一塊學術高地，無論是相對松散的范疇式研究，還是比較縝密的體系性研究，都已積累了豐富成果。如何立足學術前沿，在既有船山詩學研究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是楊寧寧博士論文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個挑戰(zhàn)。可喜的是，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充分消化和認真檢討，通過對船山詩學原典和相關哲學、史學論著的深入研讀及細心揣摩，楊寧寧逐漸明確了其博士論文的著力點和新思路：針對船山詩學范疇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表面化、松散化之弊，楊寧寧的博士論文選擇了對船山詩學進行體系性研究；針對船山詩學體系性研究中存在的套用西方文論模式之偏，楊寧寧的博士論文致力于揭示船山詩學自身獨具的內在理路；針對部分船山詩學體系研究中存在的將其詩學觀點一一對應于其哲學思想的機械劃分之失，楊寧寧的博士論文更重視呈現(xiàn)船山詩學體系的有機性和生命力。倘若說此前關于船山詩學的很多研究（包括北美漢學界提出的“抒情傳統(tǒng)”說）已經充分認識到以“情”為本體是船山詩學的一個基本特征，那么楊寧寧從船山詩學原典中用心拈出的“情幾”之說，就進一步揭示了船山詩學中本體之“情”生成、流動、授受、轉化以及呈現(xiàn)的內在機制，從而在其船山詩學研究中達成了體系性、內在性和有機性的統(tǒng)一，實現(xiàn)了對既有研究思路的超越。楊寧寧的論文牢牢扭住船山詩學中幾個關鍵的人性論命題和詩學命題，如“心者，幾也”，“情者，陰陽之幾”，“詩之情，幾也”等，并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情幾’詩學”這一兼有學理基礎和個人創(chuàng)造的范疇。應該說，楊寧寧博士論文的這個著力點選得很準，抓住了船山詩學的靈魂，也打通了船山詩學的經脈。由此切入，楊寧寧在具體研究中不僅完成了船山人性論與其詩論的內在貫通，而且完成了船山詩論諸層次和諸維度的貫通，刷新了關于船山詩學一系列概念、命題及論述（如“現(xiàn)量”說、“情景”論、“聲情”論、“詩事”說、“詩理”說等）的理解和闡釋，提出了不少富有理據(jù)和創(chuàng)造性的論斷，如“性體情用”（“心體情用”）說、“情體詩用”說、中國古典詩學“主情傳統(tǒng)”總結說等。

童慶炳先生生前指導學生做研究，?；们叭说摹俺鋈搿闭f以啟悟弟子。童先生所說的“入”，是指研究者要深入閱讀原始文獻，入其境，會其心，感其情，通其理，不割裂，不臆斷，不附會，在闡釋具體概念和命題時，不僅要依據(jù)全篇，而且要依據(jù)全書，顧及全人。童先生同時又認為，學術研究尤其是理論研究要真正做到融會貫通，有所發(fā)明，有所創(chuàng)新，有所超越，僅靠“入”的功夫是不夠的，還要善“出”。童先生所說的“出”，是指研究者在深入原典的基礎上，又能跳出文本，將研究對象置于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考察，置于古今對話與中西比較的宏大視野中作深度反思，并重視分析文學文論與其他學科門類之間的關系，自然也包括從更高理論層面對研究對象的觀照和分析。要言之，“入”為基礎，“出”是升華；“入”為返本，“出”為開新；能“入”才能立住腳跟，能“出”方可開拓眼界。楊寧寧考上童先生的博士生后，常面聆童先生之教誨，對其“出入”說應該非常熟悉，且也應能夠領悟在心。我在披覽楊寧寧的博士論文時，有一個非常突出的整體感受：既抓得牢，又放得開。其文思是細致的，其文筆是細膩的，其行文始終緊扣著船山詩學的一手文獻往前推進，這種寫法和文風讓人感到特別踏實，特別牢靠。但同時，楊寧寧的論文又不至于讓人陷沒于文獻的繁雜和材料的瑣碎之中，這是因為作者不僅在論文的首尾等要害之處確立了主腦，明確了主線，敞開了理論視野，而且在篇章結構安排和具體論述的一些節(jié)點上時時拎起，時時提振，從而使材料與思想、細節(jié)與主題、觀點與闡釋之間始終保持著輻輳相接般的呼應和關聯(lián)。這樣的研究和寫作是扎實的，也是靈動的；是學術的，也是有思想的；是歷史的，也是有個性的。

我本人治古代文論已約有20年，但未曾寫過一篇關于治學方法之文字。此非由自謙，實因藏拙。根據(jù)個人很有限的一些經驗和體會，我認為古代文論研究中最基礎、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仍然是對古代文論經典文本、基本概念和重要命題之理論內涵的準確理解。當然，“準確理解”這個說法可能會招致一些爭議、懷疑甚至否定，尤其是來自西方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主義等諸多理論流派的資源似乎也為反對者提供了強大的批判武器。盡管如此，我仍然堅持認為，真正的學術研究應該是樸實的，不能背離常識，要始終面向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保持一種本真的、樸素的關系，這中間不宜前置性地塞進一些看起來很“高大上”的“某某主義”、“某某方法”之類的理論工具。如何做到對古代文論的“準確理解”？我想可以找到一個很普通、很平實的標準，這就是“融會貫通”——如果所研究的問題關乎一篇，即尋求對此一篇的“融會貫通”；如果所研究的問題關乎一書，則尋求對此一書的“融會貫通”；如果所研究的問題關乎一人，則尋求對此一人思想的“融會貫通”。以“融會貫通”為目標的古代文論研究，雖不固持某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但相信能夠做出具體語境中的明確說明（而不是滑向無可無不可的相對主義）；雖不執(zhí)著某種一成不變的思想和觀點，但相信能夠發(fā)現(xiàn)變化背后的規(guī)律、動因和機制（而不是滿眼都是歷史的“斷裂”和“碎片”）。“融會貫通”式研究的要義是使古代文論成為“活物”，激發(fā)古代文論的內在生機，在人心、人性和人情的根基里，應機就便地建立歷史與當下的對話和溝通，促成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融入和轉化。

在我看來，楊寧寧筆下的船山詩學是“活”的——它有性之根基，有情之魂魄，有心目之往還，有物色之葳蕤，有聲韻之流動。在研究中，楊寧寧對船山詩學始終抱著最大的敬意，以“同情心”和“同理心”相對待，讀其書，知其人，會其意，逆其志，然后條理之，發(fā)明之，張皇之。這樣的學術成果是具有建設性和啟發(fā)性的，應屬于學術研究中“有用功”。因此，無論是對楊寧寧，還是對古代文論研究界，此類成果都是多多益善。

是為序。

庚子春避“新冠”之疫，于昌平沙河恒大城之蝸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