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功名所始

左宗棠之參與湖南巡撫戎幕，自非志在功名，顧以后之功名，不能不謂由此始。

最先張亮基以宗棠防守湖南功入告，得旨以知縣用，并加同知銜。其后駱秉章追敘宗棠平征義堂功，奏準以同知直隸州選用，辭不獲。此第一次游幕時期事也。

次曾國藩以宗棠接濟軍餉功，奏準以兵部郎中用，并賞戴花翎。此舉宗棠大為不慊，見于致劉蓉書：

……吾非山人，亦非經(jīng)綸之手，自前年至今，兩次竊預保奏，過其所期。來示謂滌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大非相處之道。長沙、瀏陽、湘潭兄頗有勞，受之尚可無怍。至此次克復岳州，則相距三百余里，未嘗有一日汗馬之勞，又未嘗參帷幄之議，何以處己，何以服人。方望溪（苞）與友論出處：“天不欲廢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進之階，何必假史局以起?！贝搜粤际恰Ｎ嵊龉?，則同知直隸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官耶？且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同知較知縣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實非素愿。知府則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稟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為難，不可為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quán)，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非積怨深仇，斷不至是。滌公質(zhì)厚，必不解出，此大約必潤之從中慫恿，兩諸葛又從而媒孽之，遂有此論。潤之喜任術(shù)，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諸我，尤非所堪。兩諸葛懵焉為其顛倒，一何可笑。幸此議中輟，可以不提。否則必乞詳為滌公陳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議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藍頂加于綸巾之上者，吾當披發(fā)入山，誓不復出矣?！?sup>

此函頗詼諧入趣，惟其后所加之官，乃兵部郎中而非知府耳。復次，秉章以宗棠連年籌辦炮船，選將練勇，均能悉心謀劃入告，請賞加四品卿銜。此第二次游幕時期事也。

不特此也，宗棠參與湖南巡撫幕府既久，功在大局，迭經(jīng)中外大臣保奏，而宗棠之姓名，漸達九重，其最初保奏者，當推御史宗稷辰，略謂：

……自粵寇竄擾長江，數(shù)年以來，武臣之能守者既少，文臣之有膽略者尤少?！罩С謨珊囉幸欢?，如胡林翼、羅澤南，以膽略為士卒先，遂時有斬獲收復。此二人者，實曾國藩有以開之?！悸勔姲茨鼙M識天下之人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權(quán)達變，疆吏倚之，不求榮利，而出其心力，輔翼其間，跡甚微而功甚偉，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于胡、羅。……

詔秉章，悉心訪查，其人果有經(jīng)濟之才，即著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秉章?lián)嵏沧?，請俟湖南軍?wù)告竣，再遵旨給咨送部引見，時在咸豐五年（1855）。次年（1856）林翼奏薦為將材，又次年（1857）復有上諭曰：

湖南舉人左宗棠，前經(jīng)曾國藩奏保，以郎中分發(fā)兵部行走。復經(jīng)駱秉章奏，該員有志觀光，俟湖南軍務(wù)告竣，遇會試之年，再行給咨送部引見?，F(xiàn)當軍務(wù)需才，該員素有謀略，能否幫同曾國藩辦理軍務(wù)，抑或無意仕進，與人寡合，難以位置，著駱秉章?lián)嶊愖唷?/p>

秉章復以湖南軍事方急，覆奏相留。宗棠同鄉(xiāng)郭嵩燾值南書房，文宗亦囑其勸宗棠務(wù)為國家出力。蓋自宗稷辰等保奏之后，宗棠之為人，益簡在帝心，內(nèi)外臣工入見，知其稔宗棠者，文宗必垂詢及之。

然宗棠之作為，固有功于國家，而自身則成為怨府，第一欲得而甘心者，自為太平軍。當宗棠出湖廣總督幕而還居白水洞未久，太平軍由長江重入湖南，知宗棠向嘗在張亮基幕，屢畫策破敗其眾，則游氛四出，謠言疊起，謂將劫以圖報復。宗棠未為動，已而離白水洞赴長沙省城，復參與駱秉章幕。一日者，太平軍逸騎三十余，果馳至梓木洞，幸未抵白水洞，而宗棠先已得訊，自率楚勇一百，前往迎護眷屬以去，故未受其厄。乃甫過湘潭縣城，正在赴其隱山外家途中，而太平軍已繼至，相距不過十里，為時不過數(shù)刻，其不及于難，僅在毫發(fā)間。

抑不第太平軍集怨宗棠也，宗棠助當局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稅厘涓滴歸公，錢糧浮收悉去，進循良，黜貪污，一無假借，于是所有不肖官吏皆集怨于宗棠矣。且近在桑梓，所接觸，非姻婭，即友好，而凡有非分之求，宗棠概裁以法理，無所瞻徇，于是當?shù)厝艘嘟约褂谧谔囊?。及永州?zhèn)總兵樊燮參案作，凡所不慊于宗棠者，更咸思借機泄忿，以圖報復。

樊燮參案凡二次。第一次，系參樊燮由永州入都陛見時之兩點。一為違制乘坐肩輿，證以平日在任，向乘肩輿，眾目共睹。二為隨帶弁兵三十二名護送，證以眷屬住長沙省城南門大街，家中供差兵丁，常有數(shù)十名之多，樊燮遂奉旨革職。第二次系追劾在任時劣跡，凡有數(shù)端。一為出入乘坐綠呢轎，轎夫派中、左、右三營分撥；二為在任兩年，從未操兵一次；三為署內(nèi)供差兵丁，實有一百六十名之多，內(nèi)廚役、裁縫、剃頭、茶水、火夫并花兒匠、泥水匠作等，均冒充額兵，支領(lǐng)糧餉；四為先后修造署內(nèi)花廳上房，共用制錢九百五十千，均派各營于公項下支撥；五為署內(nèi)家宴彩觴戲價賞耗，均派用營中公項；六為前次北行赴省，共用大小船七只，所有一切費用，共計制錢一百八十八千，均派左營于公項下支撥；七為此次北上入京，起程時，預提春夏秋三季俸廉等項一千五百八兩零，而春季兵餉，至今尚未全數(shù)發(fā)放，又動用上年秋季應分米折銀二百二十七兩零，購買綢緞，致該項米折，亦至今尚未支放，又借支中營銀二十二兩七錢，而署中一切零星使用，無一不取之營中，故尚提用銀九百六十二兩，公項錢三千三百六十千零。凡此諸款，均有確鑿證據(jù)，于是復奉旨，樊燮著即拿問，交秉章提同人證嚴審究辦。

以上為樊案經(jīng)過，今吾人就事推究，大概出名者自為秉章，而策動者殆為宗棠。顧樊燮之劣跡，既如是昭著，當軍務(wù)如此緊張之時，而為堂堂總兵者，猶如此貪黷，誠屬罪無可逭，不能謂宗棠之文致羅織。顧樊燮所以尚敢蒙詞相訐者，則一由于湖南有人深惡痛絕于宗棠，故意慫恿樊燮與宗棠為難。二由官文對于本案有牽涉難堪之處。其時官文已派樊燮署理湖南提督，秉章第一次參奏中，連帶敘入，乃奉旨著官文另行派員署理，此一難堪也。官文對于永州鎮(zhèn)總兵遺缺，系奏委栗襄署理，而栗襄原為秉章在湖北巡撫任內(nèi)撫標中軍參將。秉章曾飭其整頓營務(wù)，一味支飾，毫無實際，甚至各城門應派弁兵，經(jīng)秉章親往查視，并無一人。又張亮基署湖廣總督時，飭栗襄監(jiān)造鳥槍，及抽提試驗，則內(nèi)膛并未鉆過，木殼外雖涂飾光彩，料極脆薄，所有鐵箍，均是濃墨畫成，著手即脫。亮基恨其作偽，令其自行點放，栗襄不敢點放，自認賠造，請求免究，一時咸以為笑。秉章于第二次參奏中附片和盤托出，于是又奉旨著官文查明參奏，此亦一難堪也。且宗棠素賤視官文，平日兩湖間公事往來，尤時有與官文抵牾之處，官文銜恨已久，至是遂被樊燮等利用而不自覺，遽據(jù)樊燮所控問官飭換親供，挾嫌串害。并永州府知府黃文琛濫邀優(yōu)保各情，聞于清廷，清廷即交官文會同湖北鄉(xiāng)試主考錢寶青查辦，牽入宗棠。秉章雖為剖辯，清廷亦偏聽官文一面之詞，轉(zhuǎn)責秉章受屬員慫恿，劣幕把持。斯時，宗棠有與李續(xù)賓一書，申其憤慨：

……自二年（1852）至今，介于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早已為世所指目。今更孤蹤特立，日與忌我疑我者為伍，身家無可惜，性命不足惜，特拼此身家性命，而于大局桑梓，均無絲毫之裨，則殊不值耳。謹奉身暫退，以待機之可轉(zhuǎn)。……

咸豐十年（1871）正月，宗棠乃攜婿陶桄，借會試名義，北走京師，且以問心無他，欲自直于清廷。于是以公私關(guān)系，為宗棠解救者，外有胡林翼，內(nèi)有郭嵩燾。

林翼知宗棠北行，亟遣急足追蹤而往。故宗棠抵襄陽，而林翼之密函已先在。略謂含沙者意猶未慊，網(wǎng)羅四布，北上正墮其計。宗棠遂折回漢川，復沿江而下，至英山。先晤林翼，至宿松，再晤國藩。于是宗棠欲以親歷行間自效，以為與其死于小人，未若死于盜賊之快。國藩與林翼慰勉之。會聞長子孝威病篤，姑回家省視，其間林翼更以私情為解于官文，以緩其獄。

嵩燾時尚值南書房，為言于同值之潘祖蔭，認宗棠之去留，關(guān)系大局。祖蔭遂奏保宗棠，辨其誣，且謂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一日不可無宗棠，文宗果為動容，以特旨詢國藩：

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勢，運籌決策，所向克敵，惟秉性剛直，嫉惡如仇，以至謠諑沸騰，官文亦惑于浮言，未免有指摘瑕疵之處。左宗棠奉身而退，現(xiàn)在賊勢x猖，東南蹂躪，請酌量任用等語。左宗棠熟習湖南形勢，戰(zhàn)勝攻取，調(diào)度有方，目下賊氛甚熾，兩湖亦所必欲甘心，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抑或調(diào)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

國藩覆陳，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林翼亦奏請酌量器使，募勇以救江西、浙江、安徽。

于是宗棠回家不三日，即奉詔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曾國藩軍務(wù)。牽涉樊燮之案，無形消除。故宗棠對文宗特達之知，與祖蔭等素無一面之緣而力保，深引為知遇之感。其后家書致長子孝威備述之：

吾以婞直狷狹之性，不合時宜，自分長為農(nóng)夫以沒世。遭際亂離，始應當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圍城。初意亦只保衛(wèi)桑梓，未敢侈談大局也。蒙文宗顯皇帝以中外交章論薦，始有意乎其為人，凡兩湖之人及官于兩湖者，入覲時無不垂詢及之，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稀世之奇遇。駱、曾、胡之保，則已在乎圣明洞鑒之后矣。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構(gòu)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訟其冤者，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深意入告。其奏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某人。于是蒙圣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咸豐六年（1856），給諫宗君稷辰之薦舉人才，以我居首。咸豐十年（1860），少詹潘君祖蔭之直糾官文，皆與我無一面之緣，無一字之交。宗蓋得聞之嚴丈仙舫（正基），潘蓋得聞之郭仁先（嵩燾）也。郭仁先與我交稍深，咸豐元年（1851），與吾邑人公議，以我應孝廉方正制科，其與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語。宗疏所稱，則嚴丈仙舫親得之長沙城中及武昌城中者，與我共患難之日多，故得知其詳，而直道如此，卻從不于我處道及只字。亦知我不以私情感之，此誼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意正人，見義之勇，亦非尋?？杉耙印！?sup>

時石達開竄四川，形勢驟張，清廷又議令宗棠督辦四川軍務(wù)，先咨詢官文、林翼意見。宗棠本人殊不愿，兩人覆陳，亦認為難收速效。于是清廷明令，即著無庸入川，仍著襄辦國藩軍務(wù)。一面調(diào)秉章督辦四川軍務(wù)，而秉章又奏調(diào)宗棠襄辦，會江蘇情形危急，希望國藩往援，國藩則以宗棠募勇未到，不能前進，故清廷亦仍命宗棠毋庸入川，但趕赴國藩軍營。嗣是而后，宗棠躬事軍政，可分為六時期：（一）援應江西、安徽時期；（二）平定浙江時期；（三）肅清福建、廣東邊境時期；（四）協(xié)剿西捻時期；（五）肅清陜西、甘肅時期；（六）平定新疆時期。前三期亦可括為東征時期，后三期括為西征時期。

1. 《左文襄公年譜》卷一頁33。
2. 《咸豐東華錄》卷三十七頁2。
3. 《左文襄公書牘》卷二頁27—28《答劉霞仙（蓉）》。兩諸葛指郭崑燾、劉蓉。劉蓉，字孟容，號霞仙，湖南湘鄉(xiāng)人，縣學生，官至陜西巡撫，同治十二年（1873）卒，著述有《劉中丞奏議》、《養(yǎng)晦堂詩文集》。
4. 《左文襄公年譜》卷二頁27。
5. 宗稷辰《躬恥齋詩文鈔》卷四頁8?！蹲笪南骞曜V》卷二頁14。宗稷辰，字滌甫，號滌樓，浙江會稽人，道光六年（1867）舉人，官至山東運河道，同治六年（1867）卒，著述有《躬恥齋詩文鈔》。
6. 《胡文忠公遺集》卷十頁19《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
7. 《左文襄公年譜》卷二頁22。
8. 《左文襄公年譜》卷二頁15。
9. 《左文襄公書牘》卷二頁16《與夏憩亭（廷樾）》，頁17《與陶少云（桄）》。
10. 《湘軍志》卷一頁11—12。
11. 《駱文忠公奏稿》卷八頁88—90《參劾永州鎮(zhèn)樊燮違例乘輿私役弁兵折》，卷九頁7—11《已革樊總兵劣跡有據(jù)請?zhí)崾【哭k折》。
12. 官文，字秀峰，姓王佳氏，滿洲正白旗人，江寧省城克復，封一等果毅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同治十年（1871）正月卒，謚文恭，著述有《敦復堂詩鈔》。
13. 《駱文忠公奏稿》卷八頁91—92《永州栗署鎮(zhèn)難期勝任片》。
14. 《咸豐實錄》卷二百八十八頁13?！蹲笪南骞珪鵂肪砦屙?4—25《答李迪庵（續(xù)賓）》。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著述有《玩靈集》。錢寶青，字萍矼。
15. 《駱文忠公自訂年譜》（四川初刻本）頁15?！蹲笪南骞珪鵂肪砦屙?9《與劉印渠（長佑）》。
16. 《左文襄公書牘》卷五頁36《與郭意城（崑燾）》，頁37《與陶少云（桄）》，頁38—40《答李希庵（續(xù)宜）》。《胡文忠公年譜》卷三。
17. 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頁6?！断特S實錄》卷三百十五頁4?！对恼喔濉肪硎豁?05《請簡用左宗棠折》。《胡文忠公遺集》卷三十七頁8《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潘祖蔭，字伯寅，號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二年（1852）一甲三名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光緒十六年（1890）十月卒，謚文勤。
18. 《咸豐實錄》卷三百十六頁29。
19. 《左文襄公家書》卷上頁40。嚴正基，原名芝，字仙舫，湖南溆浦人，副貢生，官至通政使，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卒。
20. 《咸豐東華錄》卷六十三頁7，卷六十四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