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賈姆希德到吉米

“你現(xiàn)在來加爾各答不是時候，”出版商說，“這座可愛的古老城市恐怕正在滑入布爾喬亞的安逸生活方式之中，幾乎沒有抵抗?！?/p>

“他們前幾天不是還燒了一輛有軌電車嗎？”我問道。

“沒錯。但那是五年來燒的第一輛電車。”

的確，我本來希望在加爾各答看到更多的東西。這里有尼赫魯先生的“噩夢經(jīng)驗”，是一位近乎歇斯底里的美國作家最近所寫的“疫獸”；這座城市的設計規(guī)模是容納兩百萬人，而今天在它的人行道和地下室里，就容納了超過六百萬人，這些人的處境讓世界銀行一九六○項目的人手嚴重不足，并促使其寫下了“令人驚駭?shù)娜祟悪n案”（孟買《經(jīng)濟周刊》語）。

和每一個愛讀報的人一樣，我所知道的加爾各答是電車縱火者的城市，是經(jīng)常與警察發(fā)生“沖突”的學生的城市。一九五四年《泰晤士報》刊登的一則短訊，提到這里的勞工問題，讓人難以忘記：一些心懷怨恨的工人把他們的經(jīng)理扔進了熔爐。我在印度逗留期間，一直在關注國大黨控股公司的作為，這家機構(gòu)在二十年代是進步民族主義者的大本營，現(xiàn)在卻腐化變質(zhì)了，在一些印度事務研究者看來，它已經(jīng)是印度大批腐敗的公共機構(gòu)中，腐敗最為露骨的一家：公司擁有的五百五十輛車，有一半已經(jīng)壞掉，許多可售賣的零部件已被拆走，維修工遭到攔阻，連續(xù)四年負債，邦政府、新德里和絕望的福特基金會的“干預”一再遭遇阻礙。

我發(fā)現(xiàn)，加爾各答在各個方面都享有美妙的名聲。孟加拉人的傲慢讓人無法忍受（如果你不說孟加拉語，賣鍋的人就不會正眼看你）；孟加拉人很懶；人行道被檳榔汁染紅了，中央公園散落著用過的衛(wèi)生巾（“很不講衛(wèi)生的人”，這是南印度小說家的評語）；即使在孟買，這個流行腸胃炎的地方，人們也會帶著驚恐的神情談到，加爾各答的自來水既不干凈、又很匱乏（百分之五十九的公共自來水供應處的管井是壞的）。

我因而在心理上做足了準備，而豪拉火車站也的確讓我看到了希望。鐵路員工比平常更加漫不經(jīng)心、昏昏欲睡；賣煙的人看也不看我；在車站餐廳，一個服務員笑著讓我看一只掉了一些毛發(fā)的老鼠在地板磚上無精打采地游蕩。但我怎么也沒有想到，如果忽略人群、畜欄、人力車夫和蹲下小便的人，河^[1]對岸那座紅磚砌成的城市看上去不像是熱帶或東方的城市，更像是伯明翰的中心城區(qū)。我同樣也沒有想到，黃昏時分的麥丹廣場綠樹點綴，沉浸在一片薄霧之中，讓人想起了海德公園，而喬林基大街^[2]就像是更為明亮的牛津街。我也沒有想到，我會在麥丹廣場看到卡里阿帕將軍^[3]身著黑色西裝，像英國人一樣挺立，面對著一小群閑適的人發(fā)表演講，用帶有桑赫斯特口音的印度斯坦語討論中印爭議；而那些有軌電車像戰(zhàn)艦一樣發(fā)灰，頭部呈楔形，總是以每小時八英里的速度穿行在街道上——這遠近馳名的加爾各答電車，笨重又脆弱，在車站吞吐著身著白衣的職員；而在麥丹廣場外面，霓虹燈在薄霧中閃爍，在邀請人們?nèi)タХ葟d、夜總會，或是乘飛機去旅行。在這里，我第一次意外地發(fā)現(xiàn)，我正置身于印度的大城市之中，一個一眼就能認出的大都市，有著與熙攘的人群似乎并不相稱的街道名——埃爾金、艾倫比、帕克、林賽——霧氣漸濃，在去往郊區(qū)的途中，我看到工廠的煙囪在棕櫚樹間噴吐煙霧，心里的不協(xié)調(diào)感愈加深重。

在光鮮的市中心，除了那些隨地小便的人，別人跟我說的成堆的垃圾在哪里？那些衛(wèi)生巾又在哪里？事實上，正如出版商所說，我現(xiàn)在來加爾各答并不是時候。新上任的孟加拉總理組織“志愿者”對這個城市進行了一次迅捷的瘋狂大掃除，期望借此提高公司職員的“工作熱情”。他們發(fā)動了“公牛行動”，意圖趕走加爾各答市中心的公牛。這些公牛是虔誠的印度教徒放出來為圣母牛服務的。他們本來以為母牛會跟著公牛離開，結(jié)果母牛留了下來，公牛卻跑了回去。加爾各答沒有哪個居民會懷疑，隨著志愿者撤走，印度又有那么多事務因為緊急狀態(tài)而懸而未決——政府正在用拖延和禁令取代行動——垃圾將重新回到大街上。但現(xiàn)在大街上仍然保留著前所未有的光彩。

印度的四個主要城市都是英國人建造的，加爾各答的英國痕跡最為濃重。魯琴斯建造的新德里是一場災難，是對帝國建筑的可笑模仿，既非英國式，也非印度式，是一座為了游行、而不是居住而建造的城市；今天，在長長的大街上，在無窮無盡的小巷里，機動小三輪喧鬧地疾馳，讓這個城市顯得格外龐雜。馬德拉斯的圣喬治堡是不列顛之外最精美的十八世紀英式建筑群，除此而外，卻只是一個懶散的殖民地。孟買人有進取心，富有公民精神，在文化上充滿雄心，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其帕西人社群；據(jù)說歇斯底里的美國人已經(jīng)把孟買的建筑稱為“硬紙盒風格”。的確，這個印度最好的城市，只在沒有個性的意義上可以被稱作大都市。只有加爾各答是仿造英格蘭的建筑風格建造起來的，不同尋常的是，英國人在這里陷入了同法國人和葡萄牙人一樣的帝國主義行徑之中。加爾各答成了一座宏偉的城市，比新德里更有根基。他們稱加爾各答為“宮殿之城”。這里的宮殿，無論是印度式的還是英國式的，其風格的最佳稱謂是“加爾各答科林斯式”：加爾各答長久以來一直是英屬印度的首都，是大英帝國的第二大城市。

在印度，東西方之間的沖突在加爾各答表現(xiàn)得最為激烈，有兩座現(xiàn)在被認為有紀念意義的建筑見證了這種沖突的激烈程度：穆里克宮和維多利亞紀念館。穆里克宮現(xiàn)在已經(jīng)衰敗，仆人在大理石走廊里做飯，但這里看起來仍然像是電影里的場景。高高的科林斯式圓柱支撐著宮殿；庭院里，意大利式噴泉在歌唱；大理石房間里懸掛著過于碩大的枝形吊燈，上百家十九世紀歐洲古董店雜亂地擁塞在這些房間里，一座希臘寧芙石膏模型積滿灰塵，遮住了一幅褪了色的、平淡無奇的畫，畫上畫的是身著紅衣的士兵正在擊退土著的進攻。庭院里有四座大理石像，象征著四個主要大陸；在更低的樓層有一座青年維多利亞女王像，體積碩大，讓一間大大的房間也顯得狹小。穆里克宮這些積滿灰塵的寶藏，也許除了收藏者的一幅肖像，沒有一件屬于印度風格：最早的孟加拉巴布^[4]急于向目空一切的歐洲人證明，他也有能力欣賞歐洲文化。維多利亞紀念館矗立在麥丹廣場上，是寇松勛爵^[5]對泰姬陵的回應；像穆里克宮一樣，這座紀念館也是刻意仿造的，有些地方讓人想起泰姬陵，有些地方又讓人想起安康圣母教堂?！按┻^女王紀念館的門廳，就到了位于圓形屋頂之下的紀念館大廳。”默里的《手冊》如是說。這本書給予這座“皇家泰姬陵”的篇幅，是艾羅拉的凱拉薩神廟的兩倍，這也是這本書的典型做法。

我看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高貴雕像，其年紀仿若她登基之時（托馬斯·布魯克·RA爵士的作品）；這座雕像為整座宏偉建筑定下了基調(diào)。

但經(jīng)由這樣的沖突，在印度出現(xiàn)了一種新興文化，以爆炸性的方式把東方與西方融匯在一起；盡管加爾各答以外的孟加拉人蔑稱其為“暴發(fā)戶”和“隨軍仆從”，這種獨特的文化讓印度產(chǎn)生了眾多民族先知和英雄。孟加拉人會告訴你，英國官員迫切地想把南印度人當作奴隸，把旁遮普人當作朋友，把孟加拉人當作敵人。但孟加拉人對你說這些，只是把這些當作過去的光榮在講述，因為在今天，隨著印度獨立和印巴分治（在加爾各答兩者是同一個意思），加爾各答已經(jīng)不再是中心。這是一個沒有腹地的城市，一個垂死的城市。就連胡格利河也在淤塞，而所有人都認為，無論加爾各答的面積如何擴大，其經(jīng)濟已經(jīng)停止增長。例如，盡管在薩丹·庫馬爾·高希教授的文學批評中，穆里克宮的那種心態(tài)仍然留有討人喜歡的痕跡（在《新政治家》周刊上，馬爾科姆·馬格里奇懷著同情談到這位教授的批評），但加爾各答已經(jīng)衰竭，加爾各答人越來越與外界隔絕。這座城市擁有電影導演薩蒂亞吉特·雷伊，擁有世界聞名的攝影家蘇尼爾·詹納；孟加拉的印刷工藝擁有一種神經(jīng)質(zhì)的優(yōu)雅，也許是全印度最好的。但無論是泰戈爾、班吉姆·錢德拉·查特吉^[6]、恐怖分子，還是蘇巴斯·錢德拉·鮑斯^[7]，光榮已成往事（對于鮑斯家族的傳奇名聲而言，一九六二年是一個不錯的年頭：該家族的一位成員控告一名英國女性誹謗，而另一位成員，據(jù)報道在喜馬拉雅山上被人發(fā)現(xiàn)，成了一位苦行僧）。

無論是在高速增長時期，在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混亂時期，還是在平靜的日子里，加爾各答始終如一。盡管受到孟買的強烈挑戰(zhàn)，這座城市仍然是印度最重要的商業(yè)之都。如果說有什么是加爾各答文化的決定性要素，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達爾豪西廣場的商業(yè)建筑，還有喬林基大街上低矮的帝國煙草公司與金屬盒公司的商業(yè)用房。在空調(diào)辦公室里，能找到年輕的印度籍經(jīng)理、箱販、新印度精英。上一代印度人，無論誰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職位，他也幾乎肯定不會被雇用。但印度人妥協(xié)的才能并不輸給英國人。加爾各答的箱販文化格外豐富多彩，如果還沒有哪位印度作家描繪他們的生活，那是因為這些作家太忙于剽竊他人或創(chuàng)作膚淺的故事，講述年輕女孩貧窮而美麗，因為無法解釋的原因死去。這種文化屬于加爾各答，但并不一定屬于孟加拉人。商業(yè)被英國人控制，獨立以后又日益被馬爾瓦爾人控制——孟加拉人幾乎會用驕傲的口吻告訴你，沒有哪個孟加拉商人是名副其實的。馬爾瓦爾人是印度人，但在印度到處被認為是比英國人還要疏遠的異族：在加爾各答，當?shù)厝藢λ麄兊姆锤袕娏业胶薏坏脛拥蹲?。有點身份的人都不愿意被馬爾瓦爾人直接雇用，他們提供的工作待遇沒有值得信賴的英國人提供的那么好；在公眾心目中，馬爾瓦爾商人總是和黑市或投機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為馬爾瓦爾人工作的人不能名正言順地被當作箱販——真正的箱販只為最好的英國公司工作。（“告訴我，”有人在帝國煙草公司問他們，“女王的巨幅畫像是為了女王的來訪專門掛上去的嗎？”“不是，”箱販回答說，“一直就在那兒?！保?/p>

在加爾各答，沒有誰確切地知道“box-wallah”這個詞的來源。有人說，這個詞源自街頭小販的箱子；但在加爾各答，這個詞的含義太宏大、太特有所指，我覺得它更有可能源自英裔印度人的辦公箱（office-box），吉卜林在《談談我自己》中曾經(jīng)充滿感情地談到過它。也許辦公箱和遮陽帽（solar topee，那些無望升遷的ICS官員仍然懷著沮喪而又輕蔑的心情佩戴這種帽子）一樣，是權(quán)威的象征；盡管象征已經(jīng)改變，權(quán)威卻傳遞并保留下來。

加爾各答的箱販出身于良好的家庭、ICS、軍隊或大商人家庭，他甚至有可能是王族。他在印度或英國公立學校以及兩所英國大學中的一所受過教育，盡管處在印度各種口音的包圍之中，他仍然固執(zhí)地保持著自己的口音。一旦進入公司，他就會改掉自己的名字。例如，印度名字阿南德（Anand）可能會改成安迪（Andy），丹德華（Dhandeva）改成丹尼（Danny），賈姆希德（Jamshed）改成吉米（Jimmy）。如果原來的印度名字不好改成英文名字，他通常就會叫邦迪（Bunty）。他的聘用條件里面有一項是會打高爾夫球；在每一堂高爾夫球課上你都能看到，他和同樣不高興的安迪在一起，兩個人都在忍受倫敦開出的生意加享樂的混合處方。

邦迪肯定會娶一個不錯的太太，而且他知道，如果和他通婚的是異族女性，那也算是他的成就。比如，如果身為旁遮普人的他娶一個孟加拉穆斯林或者孟買的帕西人。邦迪和他的太太將居住在公司的豪華公寓里；他們的兩個小孩說英語，叫他們爹地媽咪。他們家中的陳設融合了東方與西方的風格（印度的瓷器剛剛送到）。他們的食物（午餐是印度風味，晚餐是西式的）、書籍、唱片（晦澀難懂的印度古典音樂、歐洲室內(nèi)樂）、藏畫（北印度細密畫、甘尼美模仿梵高的作品）也是如此。

邦迪和他的太太不再信守種姓制度，但他們會采納另外一套行為準則。如果他的辦公室用的是軟式陳設，他就要和安迪保持距離，因為安迪的陳設是硬式的；安迪和弗雷迪共用同一個空調(diào)辦公室，而邦迪有自己的辦公室，如果他讓安迪去家里玩，就是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邦迪的新種姓制度要求他按照種種儀軌行事。每周五，他要在位于喬林基大街的菲爾波餐廳吃午餐，整個下午的歡宴標志著一周工作的結(jié)束。在英國人統(tǒng)治時期，周五在菲爾波餐廳舉行這樣的午餐會，是為了慶祝郵輪離開港口，前往英格蘭。現(xiàn)在邦迪發(fā)往英格蘭的信件都是空運過去，但他很有傳統(tǒng)意識。

只要落筆寫下邦迪的事情，就不可能不讓他顯得荒謬可笑。但在他那群人當中，邦迪是最愛詆毀別人的一個；在印度這個地方，他是一個特別值得欽佩的人，關于這一點，我們已經(jīng)說得夠多了。在這里，鍛煉被認為是敗壞的事情，一身肥肉被認為是富足的象征，然而邦迪會去打高爾夫球，或是去游泳。要在這里贏得選舉，需要借重社群的力量，而邦迪與他的社群之外的人結(jié)了婚。邦迪聰明，閱讀廣泛；和大多數(shù)受過教育的印度人一樣，他能說會道；盡管他放棄了印度式大家族的社會責任，他仍是一個慷慨好客的人；他還支持藝術活動。他的洗手間里一塵不染，這只是他的重要美德之一。在他身上，東西方文化不費力氣就融合在一起。對他這樣一個在獨立后的印度長大的人而言，西化再也不像他的父輩所處時代那樣成為一個問題。他心無怨尤，不覺得有必要和外來者談論古印度文化。

有些時候，只在極少數(shù)的時候，邦迪的平靜會被打破。“這些該死的英國人！”他喊道，“他們什么時候才明白，一九四七年真的存在過？”他的話語像是穆里克宮的回音。但邦迪的情緒正在平復，他很快就要外出，和安迪一起去上高爾夫課。他們倆現(xiàn)在都喜歡打高爾夫。

一九六三年

（馬維達譯）

注釋

[1]指胡格利河。

[2]加爾各答最熱鬧的大街，到處呈現(xiàn)歐洲風格。

[3]印度擺脫英國近兩百年殖民統(tǒng)治后的第一任陸軍參謀長。

[4]印度語中“先生、紳士”的叫法。

[5]喬治·寇松，曾任印度總督。

[6]班吉姆·錢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i，1838－1894），印度孟加拉語作家。

[7]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1897－1945），印度激進獨立運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