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

程光煒

由于涉及對“新時期文學”的規(guī)劃和潛在解釋權，各種論文和教材對它的概說已經很多，繼續(xù)重復已沒有意義。我這篇文章是試圖談論對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的歷史理解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恰恰被人們忽略了。而這一忽略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對新時期以來許多文學觀念、主張、流派、創(chuàng)作和現象的再認識。我希望這只是諸多問題中的一個“點”的探討，雖然它在不少人看來也許意義并不是很大。

一、問題的由來

近年來的80年代文學研究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在將該時期文學歷史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值得注意的密集知識化、觀念化的現象。所以，我首先想強調一下研究問題時的歷史感和歷史語境。我以為研究什么問題，都不能籠統(tǒng)化，以至出現新的本質化判斷，而應該考慮問題所產生的具體歷史語境。我們知道，就今天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來說，它們都有一個“80年代”這樣的歷史立足點，或者叫歷史起點，它包含著我將要分析的“起源性”的東西。80年代以來人文社會科學包括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刻巨變，事實上都得益于改革與開放國策的實施和調整。可以說這是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最大的歷史語境，也是支持我們討論新時期文學起源性問題的歷史語境。這種語境建立起一個“反思文革”和“走向世界”的歷史敘述框架，它某種意義上也構成了我們將問題充分打開的基本視野。

在這樣一個視野里想問題，我認為還要對它有一點限定，這個所謂歷史起點——也即“80年代”與“十七年”兩個歷史范疇究竟應該建立怎樣一種關系才最為合適的問題。在我看來，“十七年”是對建構社會主義文化想象的一種嘗試。毛澤東在1940年發(fā)表的文章《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此有過清楚的論斷：“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qū)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qū)別又互相聯結起來。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zhàn)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zhàn)線?！?sup>

這種以勞苦工農為中心的文化建構和服務模式，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貫穿“十七年”、“文革”始終的一種文化想象方式和政策。它盡管具有歷史想象特征，卻不像新時期的很多人所表述的都那樣不好。但又因為它夾雜著某種違背人性、否定現代知識的農民的文化蒙昧性和殘酷性，才在“文革”破滅，成為喜劇性的歷史遺產。這就是歷史的復雜性。當一種以“社會公平”為前提的文化想象形態(tài)被推向極端，被某種目的所利用，它必然會失敗；然而它的失敗不一定就必然表明其中沒有關注普通民眾命運的某種人間關懷的因素。所以，我們不能把歷史的結果等同于歷史的過程，以歷史結果為評價尺度來把歷史過程再次簡縮化，如果那樣，我們的學術研究就無所謂真正的歷史感。如果將歷史語境人為地剔除出歷史研究之外，那么它最終將會導致歷史語境的重新抽象化和虛無化。當然，“歷史破滅”牽連的東西太多，不是我這篇論文討論的對象。到80年代，這種文化想象方式完全變了。由于“文革災難”和“思想解放”等知識的強力介入，某些極端的價值觀和歷史敘述被人們無情拋棄。這就造成歷史斷裂的印象，但實際并非如此。比如，以前我們都認為“80年代”是對“十七年”的“斷裂”，事實上它只是與“文革”斷裂?！?0年代”不過是對社會主義文化想象的另一種建構方式，它在利用“十七年”的社會主義資源的基礎上，與“走向世界”的策略謹慎地并軌，在不損害社會主義根本價值系統(tǒng)的前提下，試圖找到重新激活社會主義文化想象的歷史活力和可能性。那時候，很多傷痕、反思、改革小說和詩歌都在幫助做這件事，我們沒有必要為這段歷史隱諱。

最近，蔡翔、羅崗和倪文尖等有一篇《當代文學六十年三人談》的文章很受注意。他們認為，“整個的‘三十年’，一些重要的敘事主題已經包含在‘前三年’之中”。而“前三年”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和建立“80年代”與“十七年”歷史聯系的問題。他們說，“講‘撥亂反正’，撥的是文革的‘亂’，返回到十七年的‘正’，但‘前三年’畢竟不可能回到‘十七年’，因為一個‘整全性’的社會正在被一個‘分化’的社會所取代”。也就是說，整個“社會主義體系”出現了危機。但是，怎么解決讓“80年代”重回“十七年”，同時通過“十七年”再回到“80年代”并進而證明社會主義的永久合理性呢？這就需要一個“歷史敘述”，這個敘述就是從80年代延續(xù)至今仍然對中國社會具有強烈價值主導性的“現代化敘述”。他們說，“對于1980年代還是有一個共識的，這個共識或許就是所謂的現代”?！啊F代’的故事究竟應該怎樣講述，什么樣的講述才是現代的。所有的分歧、矛盾和沖突可能都在這里?！彼⒌恼切碌慕忉寶v史的方法，即中國/世界、歷史/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等等。于是他們進一步論述道：“也就是說，1980年代要回應的，實際上是‘前三年’提出來的敘事主題和敘事方式。而1990年代實際回應的，又是1980年代的敘事主題和敘事方式，每一個時代，如果有‘時代’的話，都在于如何回應前一個時代。所以我想所謂起源性的問題，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對它進行一種動態(tài)的描述?！?/p>

二十多年來，各種時髦的西學和國學競相登場，熱鬧非凡。但同時，這熱鬧話語反倒把一些值得關注的歷史線索掐斷了，其中就包括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的問題。賀照田認為，那種在知識界普遍存在的拿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問題”從而導致80年代的學術問題比較浮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意識主要為意識形態(tài)邏輯和對其他國家有選擇的宣傳乃至虛假性宣傳所定型?！?0年代以來，隨著這套意識形態(tài)喪失信譽，人們更多地通過和其他國家、民族比較，與自己先前經歷比較，來確定對現在狀況的評估?！钡@種評估卻沒有顧及中國的后發(fā)展國家現實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理論的歷史差異性。所以他反省說：當時“很多人在處理原本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時，習慣上把其只在某一觀念架構中或某一理論、知識脈絡中定位，結果，很快這一真問題就被封閉于一理論和知識氛圍中，被脫歷史脈絡和脫現實情境化了。這樣原本鮮活的問題，就變得抽象和封閉，不再具備向歷史和現實直接開放的能力了”。而我這里所說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指的就是，80年代的“現代化想象”與十七年的“當代史”之間由于某些“根源性”矛盾和沖突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這些“根源性”矛盾的意義是，80年代很多思想斗爭、文化運動和文藝論爭都因它而興起。從90年代到今天，它又在社會結構、社會倫理中繼續(xù)隱藏和積蓄，如腐敗、貧富懸殊和社會分配不公等。它隱蔽于各種時髦話語深處，一直在制約著我們對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被遮蔽，新時期文學乃至當代文學六十年的許多現象實際上都沒有被充分的“問題化”。很多問題的討論，事實上一直缺乏真正的歷史支撐點。我們的歷史分析還沒有真正開始。

二、80年代文學的“現代化想象”

我想接著他們的討論來論述我的問題。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支撐點，這個支撐點就叫“現代化想象”。當時，鄧小平對中國如何搞“現代化”有一個完整的展望和規(guī)劃，這就是既要堅持“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著名理論。在這一歷史場域里，老作家徐遲從新時期文學角度敏銳注意到了“四個現代化”與“現代派文藝作品”之間所包含的必然矛盾，他認為在“現代化”和“現代派”的“原發(fā)地”的西方國家這兩樣東西具有同一性，然而在新時期的中國卻出現了“二分法”的理解，這就是把四個現代化與從事現代派文學創(chuàng)作對立起來。他對這種二分法雖然非常不滿，但他對“文學現代化”的設想又不自覺返回到“十七年”文學的軌道上：“前兩年里，現代化的呼聲較高，我們的現代派也露出了一點兒抽象畫、朦朧詩和意識流小說的鋒芒。隨著責難聲和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提出來，眼看它已到了尾聲了。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文藝又將是我們文藝的主要方法，但不久將來我國必然要出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最終仍將給我們帶來建立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基礎上的現代派文藝?！?sup>正是在這種提倡現代派與兩結合理論重新合作的歷史氛圍和奇怪的知識脈絡里，當時頻繁發(fā)生針對“朦朧詩”、“人道主義”、“現代派文學”、“主體論”的所謂“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思想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激烈論爭和批判運動。也是基于這種捆綁銷售式的“現代化想象”的邏輯架構，80年代以來的許多文學作品，如《回答》、《致橡樹》、《班主任》、《人生》、《喬廠長上任記》、《無主題變奏》、《在同一地平線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5·19長鏡頭》、《棋王》、《爸爸爸》、《紅高粱》、《虛構》、《現實一種》、《方舟》、《離婚啟示錄》、《頑主》等等，才可能莫名其妙地既在80年代的文學軌道上，同時也在“十七年”文學的軌道上一起混裝上歷史列車，被整體打包地推給當時的讀者，并介紹給今天的文學史敘述。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在價值觀念、主題、題材和藝術風格上都差異很大的文學作品突然擁擠在一個文學期，正是因為當年人們對“現代化”差異甚巨的理解所造成的。因為理解的角度和方式不同，才產生了不同的關于現代化的想象。沒有80年代全民族的“現代化想象”，這些文藝論爭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情境是很難有深刻的理解的。

但新時期文學“現代化想象”的歷史結果，卻造成了“人”與“歷史”的嚴重脫節(jié)。當時很多作家和文學作品，都不想按照徐遲一廂情愿的文學路線發(fā)展，這就造成了一個時期里“人”與自己“歷史”的“脫軌”，即“脫歷史化”。這種“脫歷史化”的傾向在當時文學作品中非常普遍，雖然它所反映的層次和表現有所不同。我想舉路瑤小說《人生》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很多人都會記憶猶新，80年代初，小說主人公高加林之所以讓很多人激動，同時也飽受爭議，關鍵正是他首先啟動了那個年代整整一代中國農村青年“脫歷史”的歷史進程，把中國走向“現代化”將必然面對的“歷史困境”嚴峻地擺在了人們面前。高家莊民辦教師高加林之所以背叛農村女朋友巧珍的癡情，而選擇與縣城姑娘黃亞萍結合，是因為他要離開鄉(xiāng)村到縣城尋找新的人生歸宿?！翱h城”就是高加林對80年代“現代化”的最美好的想象。這就在高加林面前出現了一個新的歷史關系，“農村”是他的“歷史”，而“縣城”則是他的“未來”，他必須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小說中的高加林就這樣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他是農民的兒子，知道在這貧瘠的山區(qū)當個農民意味著什么?！彼⒎菂挆壡烧溥@個具體的人，而是她身后貧困的農村，和她來縣城探訪他時一起攜帶來的他所不愿面對的“歷史”：

一進加林的辦公室，巧珍就向他懷里撲來。加林趕緊把她推開，說：“這不是在莊稼地里！我的領導就住在隔壁……你先坐在椅子上，我給你倒一杯水?！彼f著就去取水杯。

巧珍沒有坐，一直親熱地看著他親愛的人，委屈地說：“你走了，再也不回來……我已經到城里找了你幾回，人家都說你下鄉(xiāng)去了……”

“我確實忙！”加林一邊說，一邊把水杯放在辦公桌上，讓巧珍喝。

巧珍沒喝，過去在他床鋪上摸了摸，又揣揣被子，捏捏褥子，嘴里嘮叨著：“被子太薄了，罷了地給我絮一點新棉花；褥子下面光氈也不行，我把我們家那張狗皮褥子給你拿來……”

“哎呀，”加林說，“狗皮褥子掂到這縣委機關，毛烘烘的，人家笑話哩！”

“狗皮暖和……”

“我不冷！你千萬不要拿來！”加林有點嚴厲地說。

……

他又很心疼她了，站起來對她說：“快吃下午飯了，你在辦公室先等著，讓我到食堂里給咱打飯去，咱倆一塊吃。”

巧珍趕忙說：“我一點也不餓！我得趕快回去。我為了趕三星的車，鋤還在地里擱著，也沒給其他人安咐……”

她從床邊站起來，從懷里貼身的地方掏出一卷錢，走到加林面前說：“加林哥，你在城里花銷大，工資又不高，這五十塊錢給你，灶上吃不飽，你就到街上食堂里買得吃去。再給你買一雙運動鞋，聽三星說你常打球，費鞋……前半年紅利已經快分了，我分了九十二塊錢……”

高加林忍不住鼻根一酸，淚花子在眼里旋轉開了。他抓住巧珍遞錢的手說：“巧珍！我現在有錢，也能吃得飽，根本不缺錢……這錢你給你買幾件時興衣裳……”

“你一定要拿上！”巧珍硬給他手里塞。

他只好說：“你如果再這樣，我就惱了！”

在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上，這恐怕是最讓人難過和難言的一幕吧。因為剛剛掙脫農村的高加林雖然在理智上拋棄了巧珍，但是面對活生生的人，他的感情和歉疚卻還在揪扯著他。更有意味的是，此后不久高加林因人揭發(fā)被退回農村。在這人生劫難面前，他第一個想到的仍然是巧珍，但這時她已經嫁人離開了高家莊。在中國剛剛開啟現代化進程的時候，高加林這個野心勃勃的農村青年的“現代化之夢”就被粗暴地掐斷。他試圖以“脫歷史”的方式進城，還付出傷害心愛的巧珍的高昂代價，但“歷史”最終仍將他“收回”。這大概是對高加林“脫歷史”行為的最嚴厲的懲罰。這一幕實際預示了中國人的歷史命運。它以寓言化的方式，既在深刻影響著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開篇，也將深刻地制約新時期文學的每一步發(fā)展。

不難看到的是，鄧小平、徐遲等人所強調的“現代化”，事實上是一種在國家控制范圍內的“現代化”，這是由于中國的歷史語境，例如“社會主義”、“十七年經驗”等“當代傳統(tǒng)”所決定的。然而，新時期的很多作家所理解的“現代化”，卻意味著對這種語境的偏離和超越，是對鄉(xiāng)土中國環(huán)境的大膽叛逃，所以，“走向縣城”成為當時文學書寫中最為熱門“現代化題材”之一。這種“現代化想象”在中國作家那里有相當的普遍性，如賈平凹《浮躁》等許多小說都是這樣理解歷史的發(fā)展的。這是因為，“現代化”的本義就是鼓勵傳統(tǒng)社會的人們以“脫歷史”的方式來建立一種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對于80年代中國的小說而言，強烈地表現人物與地緣、血緣關系的告別，表現人物與單位、熟人的告別，則是它重新組織中國文學敘述和組織新型文學市場的必要前提，我們發(fā)現很多作家都是在這一知識譜系上出名和贏得自己的讀者群的。“現代化”的要義還在通過社會的分化和撕裂，來達到對傳統(tǒng)社會關系的重組。這就使“斷裂”成為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新的政治倫理和文化倫理，使得“80年代文學”迅速脫離“十七年文學”控制和影響，而成為所謂“新時期文學”的歷史秘訣。我們注意到，高加林正是不顧上述論者關于外來思潮與本土經驗“兩結合”的警告，才釀成他個人的人生悲劇的。然而，又是作家路遙和高加林把縣城建構成“現代化”的符號象征、把巧珍理解成“傳統(tǒng)”的這種非常奇怪的“80年代現代化想象”，才促使我們重新去思考高加林這個人物形象的價值，并進而深入到這一文化想象的內部，重新啟動了對這一問題的思索和討論的。“高加林一代”也許并沒有真正意識到，他試圖告別熟人社會和鄉(xiāng)村倫理（對巧珍的愛情承諾），成為城里人（現代化的主要指標是所謂“城市化進程”）的行為的背后，實際是一場剛剛開始的“80年代現代化”與“十七年經驗”之間的歷史博弈。“十七年”社會體制以“開后門”為借口葬送了這位鄉(xiāng)村青年“進城”的歷史創(chuàng)舉，但是它代表的“當代史”同時也懸空了高加林在鄉(xiāng)村社會的位置，這就是安排巧珍另嫁別人，以斷其后路。而80年代的現代化還沒有準備好為這位雄心勃勃的鄉(xiāng)村青年提供更理想的人生出路。直到十年后，這一出路才由獲得制度環(huán)境支持并大力提倡的“進城務工”，而被歷史正式命名。作家路遙這時也許已經意識到，高加林們已經走到了人生的絕路，他在那時不可能有更好的歷史的選擇。高加林先一代鄉(xiāng)村青年一步的“進城”行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他沒有幸運地趕上應該更屬于他的90年代，這就是這個人物形象的全部意義。

正是這一歷史線索幫助我們有機會面對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如何理解80年代“尋根”和“先鋒”文學之“發(fā)生”的原因。我們可以討論的是，高加林們命運的終結，或許正是“先鋒文學”（那時還叫“現代派文學”）的起點；配置了高加林這個歷史人物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終結，才迎來了新時期“先鋒文學”這個新歷史的興起罷。高加林這個歷史人物之短命和終結說明了什么呢？說明“新時期文學”如果要與“80年代現代化想象”捆綁在一起，必然會宣布在告別“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社會主義經驗”也即“中國當代史”的前提下，在“現代化方案”中重新安排“新時期文學”的歷史出?？凇Ｒ虼?，它必然會出現1985年以后新時期文學的“去政治化”、“去歷史化”的文學史結果。它必然會以“形式意識形態(tài)”來終結“文學意識形態(tài)”，在這道歷史門檻上促使人們把1985年以后的新時期文學理解成所謂的“形式革命”、“純文學”、“文學自主性”、“主體論”，等等。于是人們發(fā)現，影響整整一代人的80年代現代化想象使人們相信，越是遠離“中國當代史”的文學才是新時期文學的正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加林的話題幫助我們理解了為什么1985年以后的新時期文學會越來越形式化，越來越不愿意面對“中國經驗”也即“社會主義經驗”，因為所謂新時期文學就是要抽去“當代史記憶”。正是由于文學史內部的這一死結并沒有被清理，所以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辦法在一種更有效的意義上去理解“80年代”與“90年代”、尤其是它與“十七年”的內在關聯。

三、被遺忘的“十七年”文學資源

與“起源性”問題具有內在關聯性的另一個問題，是我接著想談的被新時期文學遺忘的“十七年”文學資源。因為不這樣去看問題，就無法真正去理解“80年代文學”之發(fā)生，更無法理解“90年代文學”為何會以那種方式進一步地展開。如果不像家庭的影碟機那樣用“倒放”按鈕重新觀看和思考，“十七年”的文學資源這個被歷史埋葬著的“風景”也許就不會被注意到。

對“十七年”文學資源的故意性遺忘，也許最大限度地表現在劉再復的著名長文《論文學的主體性》中，而它對新時期文學一代的影響在于，通過對“十七年”文學資源的遮蔽或跳過，讓人們發(fā)現了一個叫做“新時期文學”也即“80年代文學”和“90年代文學”的新大陸。劉再復是這樣去整理“十七年”文學資源的：“我國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藝術接受者的審美主體性之所以失落，是因為主體本身的審美心理結構受到嚴重破壞，變得畸形化、簡單化和粗糙化。就像謝惠敏式的人物，她本能地對某些帶有性愛內容的小說感到恐懼，以至認為《牛虻》是‘黃色小說’。”所以，“如果我們充分地注意接受主體性，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藝術接受者身上構筑一個現代的、健康的、強大的審美心理結構，我們就將找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鍵點”?！耙粋€人，具備了這種文明的內在審美機制，自然就會有吸收人類文化中一切優(yōu)秀的遺產的要求，在真善美與假惡丑面前，就會有正確的價值選擇，也自然就會有美好的品格，美好的行為，美好的語言?！薄岸@種自覺的手段，就是審美的手段，就是人自身的完善的審美心理結構?！?sup>這樣的歷史整理使人想到，劉再復之所以能夠順利跳過“十七年”的文學資源，就在于他把后者定位在“非主體”、“畸形化”、“簡單化”、“粗糙化”和“非審美”的文學狀態(tài)中，他跳過“十七年”是要為“新時期文學”的最終出山鋪平歷史道路。

如果說劉再復是用文學與政治二元對立的歷史敘述請出“新時期文學”的話，那么魯樞元則把這一敘述落實到具體創(chuàng)作實踐上：“‘向內轉’是對長期以來束縛作家手腳的機械的創(chuàng)作理論的反撥。在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那種急功近利的文藝創(chuàng)作心理定勢的制約下，文學反映社會生活被理解為一種‘鏡映式’的反映；而‘現實生活’又只被理解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之類的人的外指向的實際活動，甚至只被理解為當前的政治中心工作。于是，在文學的視野長期被局限在一個狹窄、機械的天地里，失去了內在精神創(chuàng)造的靈動性和自由性，大量平板、粗直、空洞、枯燥的作品，倒盡了讀者的胃口?！币虼?，“逆反心理即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求新求異趨向。文藝欣賞和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那種明顯的逆反心理，促動了一大批中青年詩人、作家充當了藝術叛逆者的角色”。這種借助“20世紀西方現代派”資源來替換“十七年”歷史寫實主義資源的做法，是要發(fā)掘出一個與“十七年歷史”相對峙的“自我”，繼而將“向內轉”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隆重地推到新時期文學前臺。這就為先鋒文學回避歷史敘述的純文學實驗進行了理論辯護和支援。這種理論更對“十七年”文學做了整體化的概括，于是“十七年”的豐富性就被做了壓縮性處理，它被判定為“鏡映式的反映”、“人的外指向的實際活動”，和“平板、粗直、空洞、枯燥”的產物。在這種“現代化想象”的觀照下，“十七年”與“80年代”被人為地置于一種非常緊張的歷史關系之中。

張偉棟在以劉心武小說《班主任》為參照而對《5·19長鏡頭》所做的解析中，發(fā)現了一個“文革的共同經歷塑造了一個非常龐大的讀者群”的歷史秘密。這種秘密中顯然包括了“十七年”資源被遺忘和如何被遺忘的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一思考推向深入，會進一步覺察中國當代文學史從“十七年”到“80年代”的轉型所依據的主要歷史動力是“政策改變”而非來自對“當代史經驗”的深刻反思。劉再復、魯樞元等“80年代一代”批評家們的知識結構中實際儲藏著大量的“十七年”的文學資源，當他們要讓“新時期文學”與“現代化想象”接軌的時候，他們采取的是對前者記憶的故意遺忘式的理論表述方式。而當他們要為自己的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做“歷史命名”時，又從儲藏庫中取回了“十七年”的文學資源。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原就具有的東西從這些批評家的批評文本中釋放出來，將它們做分門別類地整理，那么就會影響到我們對什么是“80年代”的歷史認識。舉例來說，劉心武在1980年寫的題為《淚珠為何在睫毛上閃光——回憶我的少先隊生活》的文章中，似乎已經說得非常明白：“我的第一個正式的創(chuàng)作沖動，是我十四歲即將離開少先隊的時候，偷偷寫出來的一篇小說，它就是表現這個篝火晚會的。那雖然是一件廢品，而且早已不知失落到了何處，但是，難道在我成長后寫出的《班主任》等小說中，沒有潛移默化地體現著這樣一種境界嗎？少先隊員時代啊，你在我記憶中留下的金線，將永遠編織在我今后的作品之中……”這正像劉再復在前面所表述的，他力倡文學主體性的價值目標，仍然強調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藝術接受者身上構筑一個現代的、健康的、強大的審美心理結構”，這樣“我們就將找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鍵點”。像張偉棟所發(fā)現的那個歷史秘密一樣，我們所發(fā)現的秘密是80年代的批評家實際都在巧妙地利用“十七年”的文學資源來為自己所建構的“新時期文學”鳴鑼開道。因為我們如果不這樣去觀察，我們就無法解釋“80年代文學”為什么會以“這種方式”而發(fā)生。不將“十七年”設定為“歷史對立物”，那么“80年代文學”的歷史合法性又能建立在哪里呢？但是，如果不把“十七年”暗中建構為自己的“精神原鄉(xiāng)”和文學出發(fā)地，那么與西方“人道主義”和“20世紀現代派文學”聯姻的“80年代文學”就會被人誤認為純粹的“西方文學故事”而非“80年代中國的文學故事”了。失去“當代史”支撐的“80年代文學”，也不可能如前面張偉棟所說“‘文革’的共同經歷塑造了一個非常龐大的讀者群”，那樣“新時期文學”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新時期讀者群”，它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故鄉(xiāng)。

“十七年”的文學資源正如柄谷行人所說，是一個“倒過來”才能看得見的“風景”?！笆吣辍蹦撤N意義上是任何中國作家和批評家都無法繞過去的“中國當代史”（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十七年”變成他們批判、反思和敘述的對象，但與此同時“十七年”的精神生活和文學規(guī)范又在暗中支配并影響著他們對自己所創(chuàng)制的“80年代”和“90年代”文學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沒有具有中國當代史思想特色的“十七年”文學資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80年代”和“90年代”。當然，如果沒有80年代的“現代化想象”的關照和介入，“十七年”文學資源可能永遠都會是沉睡著的，它不可能被80年代一代作家和批評家們拿出來，重新去建立另一個與“十七年”有著錯綜復雜歷史關系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學。這個“倒過來”發(fā)現的“風景”，或者叫作通向“過去”歷史的一段被廢棄舊鐵路軌道，正是在我們經歷了80年代、90年代后才能看得到的。這個“倒過來看”的“風景”，也只有在我們重審80年代、90年代文學意義的時候，它才能生成出有用的認識論的價值。

四、“80年代”與“十七年”的關系

通過上面的簡要分析，我們會發(fā)現與“起源性”相關并更重要的問題，是“80年代”和“十七年”都不是可以“單方面”的存在的。對于類似現象，黑格爾曾有非常精彩的論析，因此我想以他的論點表達我的認識：“我們要求，對于全體的性質和目的有一個概括的觀念，庶幾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所期待的是什么。猶如我們首先要對于一個地方的風景加以概觀，如果我們只流連于這風景的個別地方，我們就會看不到它的全景。事實上個別部分之所以有其優(yōu)良的價值，即由于它們對全體的關系?！闭驗檫^去我們都是埋著頭看歷史全貌，或只相信所謂“斷裂論”而忽視了“關系論”，黑格爾的以下觀點才會給我們某種理論忠告的意義：“在這種關系里，個別的事實取得它們對于一個目的或目標的特殊地位和關系，并因而獲得它們的意義。因為歷史里面有意義的成分，就是對‘普遍’的關系或聯系?？匆娏诉@個‘普遍’，也就是認識了它的意義。”

前面說過，之所以提出要深切關注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是由于“80年代”是作為一種“現代表述”，“十七年”是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歷史經驗”而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們的關系可以說是一種歷史復調的關系。我們來看新時期初期影響很大的兩篇小說，就可以明白這兩個時期原來是糾結在一起的，只有通過“這一個”才能看清楚“那一個”。王蒙的《布禮》，寫的是一個叫鐘亦成的人，在“反右”運動中蒙受冤屈，被開除公職強迫勞動。這種人生境遇本來是很容易對社會產生怨恨的，但他沒有這樣，而是一遍遍地通過對當年參加革命的回憶來激勵自己。一個被社會拋棄那么可憐的人，為什么不怨恨拋棄他的社會群體和體制，而要癡心不改地堅守對過去年代的信仰和忠誠呢？這正因為鐘亦成那代人的生活雖然非常不幸，但同時他們的生活又是有歷史邏輯和理想根據的，是一種用理想來支撐著的生活。而與這一切最直接和最深刻的關聯，就是對社會生活的忠誠的問題。再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小說寫的是母女兩代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但那是一種沒有理由或結果的愛情，是絕望的愛情。母親鐘雨與老干部一生接觸的時間不足二十四小時，“連手也沒有握過一次”，她卻甘愿與他二十多年精神相守，“就像一對恩愛的夫妻?！钡赣H這種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老干部居然完全不知道。然而母親就在對方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一次次組織自己愛情的“高潮”：老干部去世，母親為他戴黑紗；母親臨終，又要求女兒把老干部無意中送她的《契訶夫小說選集》、一本筆記本同她一道火葬。這段“沒有未來”也“沒有結果”刻骨銘心的愛情居然支撐了母親的一生。這種絕望的愛情，正是通過對絕望年代的無望的反抗，在表達著對于愛的理解的。剛開始，女兒對母親這種苦行僧般充滿宗教意味的愛情無法理解，最后她終于明白：“只有當我從頭到尾把它們讀了一遍的時候，漸漸地，那些只言片語與我那支離破碎的回憶交織成了一個形狀模糊的東西。經過久久的思索，我終于明白，我手里捧著的，并不是沒有生命、沒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顆灼人的、充滿了愛情和痛苦的心，我還看見那顆心怎樣在愛情和痛苦里掙扎、熬煎。二十多年啦，那個人占著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卻得不到他，她只有把這些筆記當做他的替身，在這上面和他傾心交談。每時，每天，每月，每年?！边@是一篇在“文革”之后最早也最大膽地重新解釋愛的圣潔意義的小說。這兩篇小說中顯然都有一個叫做復調的東西，即故事發(fā)生在“十七年”，而講述者則站在“80年代”來講述它?；蛘哒f它們是用80年代的現代化眼光發(fā)掘出了一個發(fā)生在“十七年”的“革命者的故事”。在新時期文學的最初幾年，這種復調的文學敘述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但到80年代，“現代化想象”將這種敘述徹底轉移到自我、個人的敘述上來，并將這種認識變成文學界一種新的歷史共識時，自我這個“部分的風景”就完全壓倒并封鎖了忠誠和愛這個“全部的風景”。就這樣，“80年代”與“十七年”割裂了。“80年代”成為一種沒有任何“歷史聯系”的歷史敘述。

我們正是在這里來討論“部分風景”與“全部風景”之間的歷史關系的。我對這兩種風景關系的理解是，為什么《布禮》和《愛，是不能忘記的》這兩篇小說在新時期最初幾年被人們普遍肯定，而到尋根、先鋒文學興起后又被人們忽視了呢？是因為這兩個階段文學背后都有一個支撐性的哲學，即“文革”和“80年代現代化想象”。在“文革”/“十七年”、80年代/“十七年”這種“部分風景”中，歷史的取舍是根據暫時性文學需要來決定的。所謂“沒有‘文革’，何來新時期”、“沒有‘十七年’，哪有‘80年代’”的歷史想象邏輯，就是在“部分風景”中采取斷裂式的方式來思考文學問題的，也是在這部分風景中產生的一種新想法。某種意義上，這種“部分風景”的思維格局，決定了《布禮》和《愛，是不能忘記的》這些小說的文學史命運；而正是這種文學史命運的存在，又決定了我們必須像黑格爾所說的需要打開文學史的“全部風景”，并把“部分風景”重新裝進去，才能對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產生真正的思考。具體點說，恰恰是“80年代”與“十七年”的歷史復調關系提醒我們要注意，鐘亦誠的忠誠和母親鐘雨柏拉圖式的愛可能不只是“十七年”所能包容的，也可能不只是由于“80年代”才被激活的一個問題，它也許已經超越了它們，也許自從文學誕生之日起，它就是作為一個“元問題”而存在了。或者自從人類誕生之日起，這個問題就存在了。只是我們站在“文學史內部”來看問題時，是看不到這個“全部風景”的，當我們偶爾站到“文學史外部”來看問題時，這個“全部風景”就在那里了，通過它，也就能夠看到“全部風景”與“部分風景”之間的歷史關系了。

那么這樣，我們就可以在“80年代”與“十七年”的歷史關系中重新討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在我看來，“80年代”要對“十七年”（尤其是“文革”）進行撥亂反正，實際是要指出，“十七年”盡管也是“社會主義歷史經驗”，但是這種歷史經驗在不斷清除所謂“資產階級”的“人與愛”這些東西時，會不自覺地把這些屬于人類“普世價值”的東西也吸納到“社會主義歷史經驗”之中來。否則就不能理解，鐘亦誠、鐘雨這些革命者，為什么會遵循資產階級這些“普世價值”，而對革命原義中的“人與愛”那么癡心不改、忠貞不渝了?！恫级Y》第二節(jié)的描寫，作為一種歷史參照可能更有利于我們對歷史復雜情況的分析。在這里，作者向讀者描述了對生活在日常狀態(tài)中的鐘亦誠來說非常有力度而且新奇的人與人之間的嶄新“稱謂”，一種精神的提升：“布禮”?！坝幸淮危谌ス臉堑穆飞?，凌雪忽然向他喊道：‘致以布禮！’‘什么？布禮？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的敬禮，康姆尼斯特——共產黨人的敬禮！’他感到，當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第一次聽到它，這真是烈火狂飆一樣的名詞，神圣而又令人滿懷喜悅的問候。不過他聽說，在解放區(qū)，黨的組織和機關之間來往的公文，早已使用這一‘稱呼了’……”之所以在這里引用這段描寫，是因為我們在討論復雜的文學史問題時，一定不要對已經存在的歷史忽略不計，用“跳過”的研究方式把已經存在的“歷史”故意矮化和人為刪除掉。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通過對鐘亦誠這些革命者忠誠概念進行一層層剝離式的分析，認清哪些是革命原義的、哪些是普世價值的、哪些又經過替代性的變遷而具備了“十七年”復雜和豐富的“社會主義經驗”的內涵的，仍然顯得必要。

之所以通過兩篇小說將“80年代”與“十七年”的歷史關系單獨拿出來討論，是因為我意識到，單獨在這種關系中實在是看不清楚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這種關系用一葉障目的方式影響了我們對整個新時期文學的理解。新時期文學被剪裁成一段又一段的“文學史現象”，這就陷入到黑格爾在上面批評的“如果我們只流連于這風景的個別地方，我們就會看不到它的全景。事實上個別部分之所以有其優(yōu)良的價值，即由于它們對全體的關系”這一對歷史全部復雜而豐富狀況的盲視當中。因此在我看來，重新考察“80年代”與“十七年”的關系并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把它作為一種方法來進一步逼近對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的理解。因為只有通過在“問題”的周邊建立一個個臨時性的“歷史參照物”，通過比較的方法，最后的問題才有可能真正浮現出來。

五、再回到對80年代“現代化想象”的檢討之中

由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方案直到1984年后才逐步落實，例如“城市改革”、“雙軌制價格”、“計件工資”、“鼓勵第二職業(yè)”、“個體戶”等等，使社會體制大幅度向著現代化的管理方式轉型。1985年后，中國社會明顯表現出了內部的緊張與斷裂。這就是，“80年代”在加速與“十七年”的斷裂，“現代化想象”與“社會主義經驗”開始在這里分手。尋根、先鋒的興起，于是被人宣布是1949到1984年“工農兵文學”的終結，1985年成為“當代文學”的起點。

但是今天看來，這種轉型在簡單宣布了“工農兵文學”的歷史退場之后，也把自己的“脫歷史化”問題暴露在文學史面前，“現代化想象”在拉開自己新的一幕的同時，也同時關閉了人們對新時期文學“起源性”的思考?！拔覈奈膶W，在本世紀末將達到世界文學先進水平。這種預測以近年中國文學現狀為根據，我也許悲觀了，總覺得有些根據不足。我的悲觀根據是中國文學尚沒有建立在一個廣泛深厚的文化開掘之中。沒有一個強大的、獨特的文化限制，大約是不好達到文學先進水平這種自由的，同樣也是與世界文化對不起話的?！?sup>這種裝著文化遺老面孔的言論，是要強行超越“十七年”的歷史，而與西方“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實行接軌。這種以“出國熱”、“文化人類學熱”、和“藏之于文化典籍與窮鄉(xiāng)僻壤的文學書寫”為標志的尋根及后來的先鋒文學，正在以故意遺忘現代化想象所造成的社會動蕩、危機加劇、工農階層淪落等歷史的痛苦為前提，而把新近發(fā)現的另一個“當代文學”變成一列高速前進的火車。這列火車把“工農兵文學”、“十七年”、“社會主義經驗”、“反右”、“大躍進”、“文革”統(tǒng)統(tǒng)拋在車后，它是要在記憶遺忘中駛向“世界文學”的新歷史車站。

我之所以要對以現代化想象為思想根基的尋根、先鋒文學做歷史性檢討，是因為我們不能只在“文學內部”看文學問題，這種考察視野還要同時建立在“文學外部”。就在尋根作家宣布“去政治化”和鼓吹“重建中國文化”的同時，社會學家唐鈞的調查報告卻讓我們再次回到嚴峻的文學史實踐之中，進一步看清了文學/社會關系的真面目：“中國的城市貧困群體規(guī)模究竟有多大？在中國政府和學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唐鈞是這樣估計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的：約150萬沒能領到失業(yè)保險津貼的失業(yè)者，約310萬沒能領到下崗職工生活補貼的下崗無業(yè)者，加上190萬停發(fā)、減發(fā)退休金的離退休人員，共計650萬人。假設上述人員因收入減少或中斷對2個被贍養(yǎng)的家庭成員產生影響的話，再加上民政部門傳統(tǒng)的救濟對象不到100萬人，1997年，中國城鎮(zhèn)貧困人口大約是1500萬人左右。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數字可以支持上述觀點。1999年，按照各地頒布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當地標準的企業(yè)職工（含退休職工）進行調查統(tǒng)計，得到的數據是420萬戶，1500萬人。按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朱慶芳的估算，中國的城市貧困人口有3100多萬。其根據是，1998年，下崗職工877萬人，登記失業(yè)人員571萬人，被拖欠退休金的退休人員約60多萬人，加起來就是1500萬人。加上其贍養(yǎng)的家庭人口，按兩個人計算，就是3000萬人。還有民政部門供養(yǎng)的城鎮(zhèn)孤老殘幼，大概100萬人，共計3100多萬人?！?sup>……

我這樣引用社會學家的歷史資料，用意不是簡單否定尋根、先鋒文學的歷史功績，事實上，它們的文化熱視野和強調文本自足性，確實激發(fā)了“當代文學”的深刻變革，促使文學的主題、題材和創(chuàng)作方法進一步走進改革開放的懷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雖然閉關鎖國被證明是逆世界歷史潮流而動的錯誤政策，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發(fā)展，但“十七年”歷史的結構性問題和矛盾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直被革命詞匯修飾性掩蓋和隱藏的社會就業(yè)危機（1968年起的長達10年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方式暫時轉移），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終于全面地爆發(fā)。因此我的問題是，1985年的中國文學界為什么沒把這一“嚴重的歷史”裝進自己的歷史視野，反而發(fā)明了另一種“脫歷史”的尋根、先鋒文學？如果全面搜索一下1985到1988年間的尋根、先鋒小說，我們會驚訝地發(fā)現上述材料提到的在中國社會大振蕩中的城市貧民、失地農民等歷史小人物基本在文學作品中缺席，這些小說也沒有正面描寫當時中國社會已經非常復雜和艱難的社會改革。所謂的“當代文學”，實際沒有關于“當代”社會歷史痛苦和社會矛盾的任何記錄，它根本不關心普通人的生死病痛，這難道不是一種文學史的遺憾？我們的文學史，偏重對脫離社會和歷史情況的文學觀念的強調，然而它卻為后代讀者留下了許多不應該留下的歷史空白。這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去做一點認真的反?。?985到1988年之間的尋根、先鋒小說，事實上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活在那個年代、同時又能對未來時代產生豐富的啟示性的“歷史主人公”。這難道不應該在清理當代文學史的時候稍微予以注意？

這就是說，1985年后，當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大批工人下崗，破產農民進城，社會問題和族群關系嚴重撕裂且日益加劇，現代化想象正在把“當代史”所積蓄的大量沖突和矛盾推向高潮的時候，當代文學卻在自己設定的現代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它以“脫歷史”的文學口號為掩護，對中國社會的急劇動蕩視而不見。在80年代中國現代化軌道的交叉口上，“文學”與“社會”在這里分道揚鑣?！拔膶W”以告別工農兵文學和追求純文學為名義，正在遠離中國社會的中心。2010年6月在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召開的“鄉(xiāng)土中國與鄉(xiāng)土題材小說的轉型”的研討會上，該校中文系一位青年教師在分析當前小說失去大量讀者的原因時，曾尖銳批評當前小說中“沒有青年”。這種批評確實犀利，而且富有深度。我在這里換一種說法，是當前小說中“沒有社會”，社會生活的每一次敏感脈動，都在作家這里得不到反映。我這樣說，不是要回到“反映生活”的簡單理解中，而是意在提醒人們，應該去注意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無比豐富、激烈而深刻的現代化實踐，為什么反而促使當代文學遠離歷史的旋渦，成為一種孤芳自賞的存在，成為文學圈子中的文化產品，這里面深層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這些問題顯然是不容回避的。

六、重回“十七年”的一些問題

我在前面的論述中，反復提到本論文的一個關鍵詞：“脫歷史”。我的意思是，籠統(tǒng)而缺乏針對性地引用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化理論，是無法解釋和理解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充滿激烈矛盾和問題的歷史生活的。因此，正像馬克思他們所言，對歷史的解釋只能從歷史出發(fā)。我們只能從“我們的歷史”中來解釋它，正視它，而不能再像80年代那種以脫歷史的方式去重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歷史”。我們的歷史今天看來就是“十七年”。這正如我在本文開頭就提到的：在我看來，“十七年”是對建構社會主義文化想象的一種嘗試。毛澤東在1940年發(fā)表的文章《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此有過清楚的論斷：“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qū)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qū)別又互相聯結起來。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zhàn)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zhàn)線?！北M管毛澤東的理論因為歷史的巨大代價出現了負面評論，它本身固然也存在極端民粹主義和農民意識的嚴重缺陷，但它確是因幾十年戰(zhàn)爭生活和貧富懸殊引起的“社會不公”而針鋒相對地提出的在當時富有活力的思想方案。

無可否認的是，經過三十年不乏殘酷的“原始積累”，90年代后，尤其是最近幾年，一種呼吁“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的潮流已在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蓬勃涌動。而這種呼吁最根本的歷史參照（至少在中國當代史中能夠找到的資源），就是被“80年代現代化”所拋棄、而如今又擺在人們面前的“十七年”主張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以平等的社會資源分配權的浪漫化的社會實踐?！罢x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因此，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那么，怎么解決這一矛盾呢？論者提出了“社會轉讓”和“第二次分配”的假設：“即給那些出身和天賦較低的人以某種補償，縮小以至拉平他們與出身和天賦較高的人們在出發(fā)點方面的差距?！币虼耍八磳r間的偏愛，即反對為了未來而犧牲現在，或者只顧現在而不管未來”；他強調代際之間的公平，“反對功利主義可能要求的過高的積累率”，“強調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為借口而損害現在這一代的公平份額”。我認為這種直接能進入“十七年”社會內部，既能對之加以批判性反省、同時又能對之產生歷史的理解與同情的理論，因為它具有現實針對性，反而被看作一種從中國當代史實際出發(fā)的理論，它的“歷史化”恰恰是從我們重回“十七年”的過程中獲得的。

由此我覺得應該重新認識周揚1949年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意義，對它進行再次“歷史化”的思考。周揚說：“民族的、階級的斗爭與勞動生產成為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作為整個人民解放事業(yè)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為與體力勞動者相結合的腦力勞動者被描寫著。知識分子離開了人民的斗爭、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內的生活及個人情感的世界，這樣的主題就顯得渺小與沒有意義了?！?sup>我們必須知道，“80年代”對這篇文章及它所代表的文藝思潮的“重評”，是基于“批判文革”，或者直接說是基于“80年代現代化”提高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而工農社會地位因為現代化分工而明顯降低的國策需要而做出的一種歷史判斷；但是，這種判斷不能因為“80年代”的現代化需要而對“十七年”為建立新中國因此把工農變成歷史的主體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我們還應該注意的是，如果認為80年代以后出現的當代文學的知識分子文學取代“十七年”的工農兵文學一定是“歷史的必然”，“工農兵文學”的終結，才是“純文學”（實際是知識分子文學）的幸事，這樣的判斷是否值得？如果我們不再把“十七年”文學放在“80年代”文學的對立面上，同時放入“當代文學六十年”的整個歷史框架中，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說，《新的人民的文藝》所表達的不也是一種“社會公平”的歷史訴求？盡管它帶有人們不喜歡的政治強制性，和過分霸道的話語的力量。但是，我們重新把它放在對90年代后中國社會呼吁“社會正義”、“社會公平”的歷史視野里，這種過激的理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然而，重回“十七年”確實有一些問題不能不予以注意。首先，1985年后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總體“脫歷史化”，使其在對中國歷史國情的認識上主動把自己放在“邊緣化”的歷史位置上。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下，80年代后期的社會資源開始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文學由為“大多數人”服務而變成為“少數人”服務，文學由此遠離千百萬普遍人的歷史命運，它同時也失去了對牽涉到千百萬人歷史命運的重大轉變及其復雜性的深刻把握的敏感度，由此新時期文學出現了一個不容置疑的歷史認識的盲點。但要求文學掌握重大歷史命運并不等于重回“重大題材”和“反映論”的模式之中，重新強化文學的“工具化”功能。其次，應該意識到，8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進程，最終目的并不僅僅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全民族走“共同富?！钡牡缆?。在這個意義上，毛、周的文學理論并非沒有一點歷史合理性。然而，對這些理論的重回，必須以剔除其中極端民粹和濃厚農民落后意識的成分，剔除簡單大平等的成分為前提，同時吸收其關注民生疾苦和普通人命運的合理因素。由此可見，高曉聲《李順大造屋》、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鐵凝《哦，香雪》等被現代化所遺忘的社會群體的思考，也許還需要做更深廣的展開。第三，不應該把重回“十七年”理解成再次把“普通人”與“知識者”放在相對立的位置上，以“普通人”來壓“知識者”，重走極端民粹主義和農民意識至上的老路。而應該理解為，在現代化的大背景中，知識者（在這里可以擴大和泛化為充分享受社會各種保障的“城里人”）只是普通人（這里可專指千百萬離井背鄉(xiāng)的進城務工者）中的“一部分人”，普通人也有權利享受現代化進程帶來的各種資源和利益，而不應成為“被歷史遺忘的人”。在這里，“十七年”對普通人命運的思考和表現，正是新時期文學不應回避的重要歷史參照。最后，重回“十七年”只有以“80年代”現代化想象為參照，它才具有有效性，才有歷史深度。在這個意義上，“十七年”不只是作為一種歷史資源，同時也是作為一種重新研究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的方法而存在著的。但是，我們這種重回的“十七年”并不是“十七年”本身，而是對一種“十七年”重新想象的方式的展開，具體地說，是因為這一“十七年”本身已經攜帶了反思“80年代”現代化想象的批判性力量和動力。也就是說，只是因為“80年代”的現代化出現了一大堆它本身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十七年”的歷史資源才變得有意義?；蛘哌M一步說，正是由于“十七年”所代表的“中國當代史”與“80年代”的“現代化想象”必然發(fā)生的嚴重沖突、摩擦和矛盾，才促使了我們對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的深刻追問和思考。

七、怎么來理解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

80年代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使得受到各種教育的“知識者”成為最大的獲益者。這是毋庸規(guī)避的歷史事實。而該階層之外千百萬的“普通人”盡管也得到了一定實惠，但他們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損失。這種歷史事實同樣不能坐視不聞。

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來理解什么是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的。我在文章開頭已經明確指出，所謂文學史研究，一定得要有歷史感和歷史語境。這種歷史感和語境中就包含著我們要討論的“起源性”的問題。從晚清以來兩百年的中國歷史中，我們這個民族最想實現的目標是什么？我覺得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并由此把中華民族推向世界強國之林。孫文革命和“毛式”革命，盡管內容不同，但追求的都是這個目標。相比之下，“毛式”革命對中國當代史和我們思想構成的影響最大。所以，我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思考和想象，必須從他這里開始。我前面已經說過，毛的理想是要通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去實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生活的平等，他追求的是大多數人的現代化，而不是少數人的現代化。當然，他最后卻把中國引上了另一條不符合中國國情和民心的道路上去。而8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最大的失誤在什么地方？我認為就是實現了“少數人”的現代化，而沒有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由于過分鼓勵“少數人”，把它變成主導性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一種價值導向和評價系統(tǒng)，這就孕育出了新時期文學被無限膨脹和扭曲的“自我”、“個人”與“欲望”；雖然“自我”這些東西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的發(fā)展，可它們卻使我們的文學最終“脫歷史化”。新時期文學，一直沒有把這三十年最為深刻、復雜、矛盾和激動人心的社會內容與變遷規(guī)劃為自己的內容。由于對“自我”、“個人”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不加限制和反省，這種文學觀正在嚴重阻礙著我們對中國當代史和新時期文學的更為清醒深刻的認識，這種狹隘的歷史認識，實際也沒有真正把中國的現狀放在“世界現代化史”的框架之中。我認為中國的當代史和新時期文學，應該是那種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當代史和文學史處在不同狀態(tài)中的當代史和新時期文學。80年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現代化迄今并沒有解決好那些越來越尖銳、激烈和深層次的社會矛盾與問題，所以我們今天只能在“中國國情”與“中國現狀”的歷史鏡框中才能看得到。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應該重審“80年代的‘現代化想象’”、“被遺忘的‘十七年’資源”、“‘80年代’與‘十七年’”的關系、對“80年代的現代化想象”做再檢討，并對“重回‘十七年’”所面臨的諸多難題進行理性的界定和分析。

在這個意義上，我把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理解為人與自己歷史的關系問題。在新時期文學的前幾年，傷痕、反思文學曾對這一問題進行過大規(guī)模和相當深入的思考。例如張弦的《記憶》寫一位年輕的女電影放映員因為把領袖的像倒過來放映出去，結果導致了她后來一系列的人生悲劇。他的《掙不斷的紅絲線》寫女大學生被老干部追求，但她為愛情嫁給了男同學，后來男同學被打成“右派”，她也跟著經歷了許多年人生的挫折。最后，她還是改嫁給了老干部。她繞了一個彎，最終仍然回到了年輕時的起點上。這就提出了一個事關人與中國當代史的“關系”的問題。即在那個年代，處在“革命”（權力）/“愛情”（自由）之間，一個女人的選擇空間實際是很小的，但怎樣選擇卻對她的一生都有重大影響。因為人生不可能歲月倒流，推倒一切重來。我在前面談到過高曉聲《李順大造屋》、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和鐵凝《哦，香雪》，非常感慨這種對農民與現代化的“關系”的思考為什么都這么短促，還沒有獲得充分發(fā)展的空間就夭折了。這是我這些年一直非常重視對路遙的《人生》的討論的一個原因。高加林真正的痛苦，也許就是他與他原來那個“鄉(xiāng)村史”的關系變了。他心里還是愛巧珍的，所以一直懷著深刻的負疚的心情；但他又不能真正融入即將開始卻并不真正屬于他隸屬的農民群體的80年代的現代化之中。當他重新“回家”要再找回他的巧珍的時候，巧珍已經嫁人，他也已經回不到他“過去”的“歷史”中了。但是，這么一個涉及整個新時期文學，也將一直關乎未來中國龐大的青年農民群體歷史道路的重要問題，很可惜只存在于這么一部短篇小說里，而沒有發(fā)展成一個“歷史問題”。還有我曾討論的王蒙的《布禮》、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對忠誠和愛的思考，也因為新時期文學向先鋒文學的“轉型”，而沒有發(fā)展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史問題，如此等等。由于新時期文學的“理想目標”被理解成“表現自我和個人”的“純文學”，上述小說對人與自己歷史關系的最關鍵的設定，就這么被輕易地放棄了。

我之所以把人與自己歷史的關系，理解成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還來源于我對1985年興起的先鋒文學思潮的重新觀察和檢討。我們知道，后起于傷痕、反思文學的現代派、尋根、先鋒和新寫實文學思潮，沒有出現一篇能夠揭示這三十年深刻復雜歷史面貌、可以稱之為大氣的文學作品。我認為這與它們對人與自己歷史關系的理解出現了偏差有極大的關系。在這些思潮中，我們發(fā)現很多主人公都沒有“自己的歷史”?，F代派小說的歷史是剛剛崛起的城市，尋根小說的歷史是虛幻的窮鄉(xiāng)僻壤和原始邊地，先鋒小說的歷史是作家潛意識中的某個地方，新寫實的歷史是日常生活，這些“歷史”即使有所指涉，但都不關涉活在歷史中的人們最深刻難耐的痛苦。也就是說，新時期文學發(fā)展到這里已經將主人公與當代史的血緣紐帶人為地剪斷。他們把這種歷史整體理解成“走向世界”的“文學的現代化”。而且作家們?yōu)槭裁垂室饨档臀膶W與歷史的必然聯系，這是因為新時期文學向先鋒轉型之后，受“翻譯文學”影響、為“海外漢學家寫作”，已經成為不少人的功利選擇。而當他們終于醒悟過來，再想回到他們當年思考的起點上時，文學史已經形成新的“成規(guī)”，所以他們只有依靠“探親還鄉(xiāng)”、“童年記憶”和“上海檔案材料”進行小說的制作。在這個意義上，對新時期文學1985年轉型“是否值得”的重新檢討，可能給了我們某種重新理解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的一個機會。我們由“起源性”的問題看到了“先鋒文學思潮”存在的許多問題。與此同時，返回“先鋒文學思潮”的諸多問題之中，我們也意識到深入思考“起源性”的問題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另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一個最大的聚焦點，是“80年代”與“十七年”的關系應該怎樣理解，或者建立怎樣的理解方式才能使這個問題更具有效性和普遍性的問題。我已經指出，所謂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指的就是，80年代的“現代化想象”與十七年的“當代史”之間由于某些“根源性”矛盾和沖突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問題。這需要在兩個層面上來討論。從社會模式層面看，十七年的社會主義是要重新分配社會資源，把少數人掌握的社會資源通過激烈革命和粗暴剝奪的方式轉移到大多數人手里。這種社會改造由于將整個國家的發(fā)展人為阻隔于全世界的“現代化”潮流之外，又采取各種防范措施壓制人民對物質的渴望，所以這種“閉關鎖國式”的“社會主義實驗”失敗了。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目的是借助西方現代化的歷史經驗、管理方式與技術，來激活社會主義，以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創(chuàng)造力。這就使在長達十年的“80年代”中，中國/世界、歷史/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少數人/大多數人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一直處在激烈的較量、妥協、爭執(zhí)和協商之中。它給人的深刻啟示是，“8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想象必須在取得“十七年”也即中國大多數人同意的情況下，在有機協調少數人/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基礎上，才可能比較平穩(wěn)、較快地發(fā)展，最終達到一個相對理想與合適的歷史狀態(tài)。但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后，社會絕大多數資源明顯被少數人壟斷和占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沖突日益公開和劇烈，前十年全社會的暫時“平衡”被打破。所以，又不得不重回“十七年”。最近幾年“重回十七年”的思潮，實際就是在重新探討建立一種社會各個集團“相對平衡”的可能性。從文學層面上看，1985年后激進的先鋒文學思潮極大地推動了新時期文學的進步，但它的“非歷史化”，卻使文學離開了它非常重要的一個原點，即如何面對中國現代化帶來的最大矛盾與問題。依我的理解，最為重要的文學家，都應該去處理“歷史題材”，如對我們今天生活仍然影響巨大的“建國”、“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等等。文學只有抓住這些根本的問題，才能叫作一種歷史分析，沒有歷史分析的文學注定不是真正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但這一點，至今仍然沒有被更多的作家、批評家意識到。

在這個意義上，“80年代”與“十七年”的關系正是我所要說的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只有弄清楚了什么是“80年代文學”，我們才能夠更為深刻地理解“十七年”的文學；只有弄清楚了“80年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的根本矛盾在哪里，我們才能夠去理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90年代文學”。因為“80年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的基本矛盾即是如何在堅持一種“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基礎上來重建新的文學生態(tài)、文學秩序和文學成規(guī)，而這種“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既不是知識者專有的，也不是社會大眾專有的，而應該是為全體國民所擁有并認真遵守的。今天看來，《人生》中高加林們的痛苦，新時期初期文學的痛苦，1985年轉折后文學的無方向感和緊接著出現的相對主義文學思潮，都是與舊的社會倫理和文化信仰（一種沒有植入普世價值有益成分的那種狹義的“社會主義經驗”，即純粹的“革命經驗”）在逐漸失效后，另一種更適應今天社會思潮和現代生活方式的新的社會倫理和文化信仰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是直接相關的。它們構成了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的某種“起源性”的東西，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還成為我們今天言說歷史和文學的“元話語”，任何企圖超越或規(guī)避的行動都會因為自己的不負責任而暴露出某種歷史輕浮感。它們還可以稱得上是一道被時尚性的歷史認識所封閉的“全部的風景”，我們只有把許多已經過去并成為結論的文學現象再次“問題化”，那么這“全部的風景”最后才會真正地呈現出來。而從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中去尋找和整理“問題”，這就是我整篇要說的“建立怎樣的理解方式”的觀點。

1. 這是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載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號。當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刊登時，題目被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2. 蔡翔、羅崗、倪文尖：《當代文學六十年三人談》，《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2月16日J37版，人文。
3. 賀照田：《制約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的幾個問題》，《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2月，第13、9頁。
4. 這是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之初到他去世一直堅持的理論主張，它們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有集中表述，這些表述和歷史實踐，對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發(fā)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5. 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
6. 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7. 魯樞元：《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1986年10月18日《文藝報》。
8. 張偉棟：《足球賽與新的國家想象——劉心武紀實小說〈5·19長鏡頭〉解析》，2009年5月在中國人民大學“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課堂討論課上的發(fā)言，未刊。
9. 劉心武：《淚珠為何在睫毛上閃光——回憶我的少先隊生活》，《輔導員》1980年第5期。
10. 這是借用柄谷行人的觀點。他在著名的討論日本文學史的隨筆性著作《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關于“風景”的理論，和對這一關鍵性文學史概念的多層化和復雜的探討，成為這本著作的重要根據和價值所在。該書為趙京華譯，2003年1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11.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1頁。
12. 此為李陀和李劼的觀點，這種觀點所針對的正是1949到1984年之間“工農兵文藝”統(tǒng)治“當代文學”長達三十五年的歷史。不過，如果這樣去看，宣布“終結”的理由恰恰是我們需要去討論的。
13. 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1985年7月6日《文藝報》。
14. 唐鈞：《中國的城市貧困問題與社會救助制度》，《民主與科學》2001年第6期。
15. 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3月，第1—2頁。
16. 同上書，譯者前言。
17.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原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