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得知部分三聯(lián)·哈佛燕京學術(shù)叢書作品即將再版，而拙作《推敲“自我”：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忝列其中，我覺得很幸運，同時對三聯(lián)書店在一意追求經(jīng)濟效益的時潮中支持學術(shù)、倡導思想的舉措深感敬重。

《推敲“自我”》初版時由于一些主客觀原因，存在若干疏誤。對此我一直心存遺憾。再版給了我修訂的機會，雖然只是小修小補，畢竟得以了卻一個心愿。而且，就思考主題和基本論述而言，我以為原書尚不需大改。西方學術(shù)工業(yè)年年有新品推出，如果今天來寫同一論著，參考書目和引文等等自然會有所不同。但是，該書以社會轉(zhuǎn)型時期中國學人的獨特視角切入，試圖通過細讀18世紀英國小說辨識現(xiàn)代社會中個人“自我”與群體/他人關系的危機，其問題意識、思想理路和具體分析并未過時，仍可一讀。

《推敲“自我”》動筆于二十多年前。

我們這一茬人不知不覺走到了回首往事的年紀。這兩年因為親友憶舊，我“遭遇”了自己在“文革”期間留下的一些文字，簡直有些不敢相認。當年的我下筆那么直白粗率，情緒那么慷慨激憤，而且其中“我”字的出場率高得令人驚愕。這使我意識到自己已經(jīng)走過了多么長遠的路。

回想起來，如果不計少年時代學習雷鋒和不斷“斗私”的體驗，我對于“自我”或“個人”的疑惑始于“文革”結(jié)束之后。當時，伴隨傷痕文學、朦朧詩等等問世出現(xiàn)了強調(diào)“個性解放”、“自我實現(xiàn)”以及“惡是歷史發(fā)展動力”的高聲浪言說，我隱約地感到這類議論似有偏頗。1980年代中期我在美國留學，讀了不少18—19世紀的英國文學作品。文化哲人卡萊爾曾在維多利亞時代將要揭幕之際撰文剖析時風世情，包括一時熱絡的道德哲學研討和“善感情調(diào)的統(tǒng)治”（the reign of sentimentality）。他認為這些及其他種種“自我關注”表現(xiàn)都是病象，還引用了醫(yī)家箴言“健康人不覺其康健，唯患病者深感其疾苦”⁽¹⁾。他的話觸動了我。是的，有關個體/個人喧囂的自我意識顯然也并非亙古天然的存在，個人主義話語在西方現(xiàn)代化過程中逐步升溫并成為主流主導，自有其文化特質(zhì)和可以追溯考察的起因和過程。“自我”之所以成為文學作品反復關注的話題，是因為它在現(xiàn)實中的存在已經(jīng)“顛倒混亂”，需要思量了再思量，有如莎士比亞筆下遲疑不決的哈姆雷特王子對自身處境的痛苦感受。

這些就是《推敲“自我”》一書題旨最初形成的根由。在長達十余年的閱讀和寫作過程中，我的一些思考與美國學者南?！ぐ⒛匪固乩实挠^點有不少相近之處。阿氏認為：“小說的歷史和現(xiàn)代主體（subject）的歷史……是同一的”，“這一有特定階級和文化屬性的主體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她把18—19世紀英國小說的主旨歸納為試圖在不沖擊社會秩序的前提下彌合自我與其社會位置之間的鴻溝，“將本質(zhì)上非社會的欲望置換為被社會認為合宜的目標。這一置換過程促生了構(gòu)成利維斯所謂‘偉大傳統(tǒng)’的那些小說中內(nèi)心沖突的主體”。⁽²⁾“內(nèi)心沖突的主體”云云，在非專業(yè)人士聽來不免有些聱牙佶屈。其實，她指的大體上就是《推敲“自我”》所關注的在理查遜書信體小說《帕梅拉》中已初步成形的那類主人公，其根本特征是既受個人欲望驅(qū)動又被責任意識和道德理念領引，不斷在一己內(nèi)心進行思想對話和交鋒——中國人比較熟悉的簡·愛就是其中之一。阿氏還進一步認為，小說把個人主義“意識形態(tài)內(nèi)核”帶到了全世界：“即，凡有小說寫成并被閱讀，它們便極有可能既在虛構(gòu)故事中也在生活現(xiàn)實中再造現(xiàn)代個人。”⁽³⁾

20世紀中國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和《青春之歌》（1958）等等似乎印證著阿氏的后一論斷。它們所折射出的“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女性精神世界，既有西方現(xiàn)代主人公的許多特征，也不無本土舊文人孤芳自賞的⁽⁴⁾情味。再聯(lián)系到自己青年時代某些“我”字當頭、直抒胸臆的私人寫作，我想，我們近年來對“革命集體主義”年代的評說恐怕難免有盲點和片面性，在某些根本判斷上反不如阿氏更透辟精準。莎菲和林道靜（上述兩書的主人公）乃至她們身后的作者恐怕如我一樣，在更大程度上還得算是小說的女兒?！奥萁z釘精神”盡管在某些時段曾得到官方大力倡導，但是即使對于真誠服膺的人們，它發(fā)揮作用的機制大約也是作為一方面的思想?yún)⑴c向往崇高的自我對話，那情形或許更像伯克維奇對美國式清教個人主義心理的描述，即自我關注與自我斥責彼此呼應糾結(jié)。⁽⁵⁾也就是說，自覺的集體主義“主”旋律其實是以種種非群體甚至反群體意識的豐厚存在為前提的。

小說的兒女們曾經(jīng)受到壓抑卻仍根深葉繁，應該是中國在“文革”結(jié)束以后不久個人主義思潮便得以狂飆突進的原因之一。1970年代末以來，西方（比如英國）兩三百年發(fā)展進程被高度濃縮到三十多年里，中國社會快速工業(yè)化、商業(yè)化。張旭東教授在本雅明《啟迪》（Illuminations）中譯本前言中說：“商品時代在中國姍姍來遲，隨即卻以復仇的激情橫掃城市的大街小巷”，并進而叩問“這個由跨國資本、股票指數(shù)、溫室效應、遺傳工程、卡拉OK、好萊塢巨片、房屋按揭、倉儲式購物、牙醫(yī)保險、個人財務、高速路、因特網(wǎng)維持著的時代究竟是資本的來世，還是‘一個階級的最后的掙扎’呢”？⁽⁶⁾在這個“新時期”里，社會急速轉(zhuǎn)型的劇烈震動造成了嚴重精神迷失。西式消費主義文化恣肆流播，中國古老積弊陋習沉渣泛起，兩者交匯，彼此推波助瀾。原有人際關系紐帶迅速瓦解，“陌生人社會”驟然來臨。人們對物質(zhì)利益的追求常常極端短視，夸張得近乎怪誕。民間最具蠱惑力的是傳銷講堂聲嘶力竭張揚的失去節(jié)制的發(fā)財欲望，而19世紀英國式“內(nèi)心沖突的主體”企圖彌合個人與群體/社會間鴻溝的努力尚待發(fā)育。社會亂象的一個突出體現(xiàn)是當前激化的醫(yī)患矛盾，一連串惡性傷醫(yī)事件幾乎成為我們撞到人際關系崩解之“南墻”的令人絕望的象征。不過，很可能這也標志著反思和調(diào)整的開始。最近幾年有關價值觀和道德重建的討論升溫，似乎表明中國社會已不得不對物欲世界中人我關系或群己關系的潰散脫序做出某種反應。也許確如卡萊爾提示，“自我意識”是疾病癥狀也是治愈的途徑？

我在《推敲“自我”》一書“余語”中曾點明：不無悖論意味，中國視角和中國關懷使我對英國“偉大傳統(tǒng)”版“內(nèi)心沖突的主體”持相對肯定的態(tài)度。這是我和阿姆斯特朗們的一個分歧點。其部分原因是：西方一些左翼或自由派批評家（阿氏是其中一位）是兩百多年來主流小說思想成果的繼承人，對既存的文學模式和思想規(guī)范有解構(gòu)的沖動；但是身處歷史發(fā)展不同節(jié)點的我們卻痛切感知，編織那一類“意識形態(tài)補丁”對于紊亂的社會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何況，英國經(jīng)典小說作為個人主義思想的思辨場和“宣傳車”，不僅炮制并全方位地探討了某種階段性“答案”，而且通過不斷的思想反芻，以豐富而深刻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揭示著問題的全貌。

步入工業(yè)化甚至后工業(yè)化的21世紀，有關個人與群體/他人關系的思考仍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所面臨的最重大思想議題之一。去年，我為一位同行討論18世紀英國情感主義文學的論著寫推薦時曾表示：希望有更多國人注意英國社會在工業(yè)化起步及商業(yè)主義勃興的時代，以“反復深入討論‘sensibility’（情感主義關鍵詞之一）的方式回應道德失范、進行‘思想建設’的歷史經(jīng)驗”。這也是我最初寫《推敲“自我”》并且樂見它今年再版的緣由——盡管我只是通過相對熟悉的專業(yè)細節(jié)來管窺那個此后影響全世界兩百余年的重要歷程。

借助他山之石，我們能更恰切地認識自身的歷史處境、更全面地反思華夏文化自我觀的得失，并由此更好地應對當前面臨的與社會生活失序互為因果的價值觀危機。我們還有可能秉持中國立場并參照西方國家晚近的發(fā)展，進一步拷問英國當年思想建設的局限與誤區(qū)。英語小說“偉大傳統(tǒng)”所標舉的“內(nèi)心沖突的個人”的確如阿姆斯特朗所說，恰是西方個人主義經(jīng)過調(diào)適后的正統(tǒng)存在方式而非破解現(xiàn)代社會人際關系困局的根本出路。不過，真正的“替代”方案或者新共同體，恐怕不會發(fā)端于虛構(gòu)敘事，而只能醞釀、誕生于超越私有產(chǎn)權(quán)邏輯的曲折漫長、紛繁多樣的創(chuàng)新社會實踐。擁有東方文化基因并曾經(jīng)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烽火淬煉的中國人，是否能在人類構(gòu)建未來新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中寫下獨特的一筆呢？

黃梅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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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Carlyle：“Characteristics，”in George Levine（ed．）：The Emergence of Victorian Consciousness：The Spirit of the Ag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p．39-68．

(2) Nancy Armstrong：How Novels Think：The Limits of Individualism from 1719-1900（New York：Columbia UP，2005），pp．3，8．

(3) i．e．，pp．9-10．

(4) 參看陸建德：《自我的風景》，《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186—195頁。

(5) 參看Sacvan Bercovitch：The Puritan Origins of American Self（New Haven：Yale UP，1975），pp．16-17。

(6) 張旭東：《前言》，見本雅明：《啟迪》（Illuminations）（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張旭東、王斑譯），xxvi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