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共和國首任外交部部長

周恩來（1898～1976），1898年3月5日生，祖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淮安，字翔宇，1921年春加入旅法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

1910年春入奉天省銀州（今遼寧省鐵嶺縣）銀岡書院讀書。半年后轉(zhuǎn)入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后改名為東關模范學校）學習。1913年春入天津南開學校學習。1917年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yè)，后赴日本留學。1919年4月從日本回國后，參加五四運動，為天津?qū)W生界主要領導人之一，并組織覺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春加入旅法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1922年6月與趙世炎等發(fā)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chǎn)黨，任中央執(zhí)委會委員，負責宣傳工作。隨后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3年6月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旅歐組織。同年1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執(zhí)行部總務科主任、代理執(zhí)行部部長。1924年9月回國，歷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委員長、中共廣東區(qū)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起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和副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1926年初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26年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中共江浙區(qū)軍委書記。1927年2月起任中共上海區(qū)委軍委書記；3月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總指揮；5月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后列席政治局常委會；5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其間：5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軍委主任，7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委員。

大革命失敗后，與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起義發(fā)動后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參謀團委員。1927年8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常委，其間，曾兼任中共中央軍事科科長。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后在上海堅持黨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軍事部委員、常委、部長、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主任、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1年12月進人中央革命根據(jù)地，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副主席等職。1934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后為中共中央負責軍事行動的三人小組成員。1935年11月至1936年12月任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副主席，并負責軍委組織局工作，1935年1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任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副主席，其間：1936年12月起任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36年12月作為中共全權(quán)代表赴西安，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開展工作。1937年2月至9月作為中共首席代表同國民黨就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進行多次談判?？谷諔?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副主席，歷任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負責領導除西北以外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黨的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副主席。1945年8月起作為中共代表之一參加重慶國共談判。達成“雙十協(xié)定”后，率中共代表團繼續(xù)在重慶、南京同國民黨談判。1946年初起代表中共方面參加執(zhí)行國共停戰(zhàn)協(xié)定的軍事三人小組。1946年11月回到解放區(qū)，1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1947年8月起兼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1949年6月起任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1954年9月至1976年1月任國務院總理。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建國初期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部長。1949年10月當選為政協(xié)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5年1月相繼當選為政協(xié)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起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任職至1927年8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7年8月至11月任職）、委員（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職），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1927年5月至6月任職）、臨時常委（1927年7月至8月任職），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職），第六屆、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六屆（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職）、第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歷任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主任、書記，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相繼任中央軍委委員、副主席。

“外交無小事”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外交部隨之組建。作為外交部長，周恩來一直在考慮外交人員的篩選問題。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組工作人員的基礎上挑選外，他又從中央其他各部門的干部、軍隊的高中級將領、地方領導干部以及新畢業(yè)的大學生中間選調(diào)了一部分人員。不僅考慮人選，他還“邊招人邊工作”，到1949年10月底，僅一個月的時間，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國送達開國公告和公函的任務，相繼辦理了10個國家與共和國建交的有關事宜，同時擬訂了外交部組織條例、確定了外交部內(nèi)部組織機構(gòu)和人員的配備等。

1954年6月，中國總理周恩來與印度總理J．尼赫魯舉行會談，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構(gòu)想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東單外交部街31號召開成立大會。晚上8時整，周恩來在李克農(nóng)、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了二樓大廳。在幾張舊桌子拼成的主席臺坐下后，李克農(nóng)說：“同志們，我們的成?立大會，首先請周總理給大家講話?！敝芏鱽碚酒饋碚f：“首先我要糾正李克農(nóng)副部長的一個錯誤?！睍隽⒓醋兊脟烂C起來，大家不清楚李克農(nóng)有什么錯，李克農(nóng)也茫然。周恩來繼續(xù)說道：“我是外交部長，今天到外交部上任來，你們是不是該稱我周外長？不要叫我周總理嘛?！睍鰵夥樟⒖逃肿兊幂p松起來。

1955年4月，周恩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發(fā)言

接著，周恩來微笑著對大家說：“有的好久沒見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見面，我來點點名，認識認識?！彼闷鸹麅?，依次點著各位的名字，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從司長到科員一個都不落。頭一個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長。第二個是辦公廳主任王炳南，曾經(jīng)在重慶、南京的中共辦事處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組成立后，擔任外事組副組長。第三個是蘇聯(lián)東歐司司長伍修權(quán)，第四個是亞洲司司長沈端先（即夏衍）。另外，還有喬冠華、龔澎、浦三、龔普生、董越千、宦鄉(xiāng)、柯柏年、賴亞力……周恩來將外交人員花名冊上的同志一個一個都點到了，點到熟人，還開一兩句玩笑。

共和國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從軍隊中選調(diào)來的，為使大家盡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專門組織了學習班，請來有關方面的專家和一些國家的駐華外交官介紹國際形勢，中國的對外政策，有關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概況、風俗習慣，以及外交工作經(jīng)驗和外交禮儀。除此之外，還組織他們學習穿西裝打領帶和跳舞等。

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來專門組織外交人員躲在屏風后面觀摩了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的儀式。儀式結(jié)束后，周恩來又陪同毛澤東主席一起接見了大家，人們異常興奮，七嘴八舌地向毛澤東問了許多問題。當有人提出不懂外語，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時，毛澤東說，現(xiàn)在的高級干部中懂外語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當好大使。他舉例說，漢代的班超、張騫也不懂外語，不照樣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績卓著嗎？他幽默地對大家說：將軍當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們出去我們放心，因為你們不會跑掉。這時周恩來也笑著插話：革命軍人嘛，政治覺悟高，立場堅定，紀律性強。接見結(jié)束時，周恩來語重心長地給大家作了動員講話，最后他鄭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權(quán)有限，所以你們要經(jīng)常向國內(nèi)請示匯報，外交無小事，切不可掉以輕心。

首屆駐外大使經(jīng)過嚴格培訓，紛紛走馬上任。他們謹記周恩來的諄諄教導，走過風雨，走過輝煌，走過每一個春夏秋冬。直到今天，周恩來“外交無小事”的教誨還影響著一批又一批中國駐外使節(jié)，激勵他們?yōu)橹腥A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47年和1949年，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的印度、中國人民通過斗爭相繼取得獨立和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印度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但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影響了兩國關系的發(fā)展。1953年九十月間，中、印總理通過外交途徑商定，兩國政府代表于12月就解決中國西藏地方同印度的關系問題在北京談判。

12月3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以駐華大使賴嘉文為團長的印度政府代表團。周恩來說：“我們相信，中印兩國的關系一天一天地會好起來。某些業(yè)已成熟但仍懸而未決的問題一定會順利地解決的。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是從新中國建國時確立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quán)、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nèi)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處的原則。”賴嘉文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后來舉世聞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經(jīng)過4個月的協(xié)商，雙方于1954年4月29日簽訂《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xié)定》。周恩來提出的五項原則寫進了該協(xié)定的前言，成為指導兩國關系的準則。這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一次寫進國與國之間簽署的正式文件。

同年6月，周恩來在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回國途中訪問了印度、緬甸。6月24日至28日，周恩來應印度總理尼赫魯?shù)难堅L問印度，其間和尼赫魯總理進行了6次正式會談。會談中周恩來提出：“我們應該以我們共信的原則給世界建立一個范例，證明各國是可以和平共處的?！蹦岷蒸斝廊毁澩?。6月28日，中印兩國總理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聲明規(guī)定了有關指導兩國之間關系的原則。這些原則也適用于處理一般國際關系。

緊接著，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于6月28日至29日訪問緬甸。6月29日，雙方發(fā)表了《中緬兩國總理聯(lián)合聲明》，宣布五項原則“也應該是指導中國和緬甸之間關系的原則”，“如果這些原則能為一切國家所遵守，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和平共處就有了保證。而侵略和干涉內(nèi)政的威脅和對于侵略和干涉內(nèi)政的恐懼就將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印、中緬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立即受到國際輿論的重視和贊揚，得到許多國家特別是亞非拉國家的支持和贊同。

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引申和發(fā)展，并被吸納進會議通過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之中。

幾十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jīng)受了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促進世界和平與國際友好合作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中國不僅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而且是其忠誠的奉行者。在這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與絕大多數(shù)鄰國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與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亮相日內(nèi)瓦

1954年1月，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在柏林舉行，會上決定4月在瑞士日內(nèi)瓦舉行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蘇、美、法、英、中五國全程參加會議。會議委托蘇聯(lián)政府將這個消息告知了中國。周恩來決定接受邀請，并派全權(quán)代表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

這是共和國第一次以大國的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也是一場極其復雜的多邊外交斗爭。會前，周恩來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為會議做好了充分的準備。4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正式任命周恩來為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nóng)為代表。4月20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前往瑞士，參加日內(nèi)瓦會議。4月26日，會議在日內(nèi)瓦國聯(lián)大廈召開。

會議的第一個議程是朝鮮問題。正如周恩來在會前就預計到的那樣，對朝鮮問題的討論，形?成了一個“僵局”。盡管這次討論長達51天，但最終在美國的阻撓下沒有達成任何協(xié)議而結(jié)束。然而在這次討論上，周恩來表現(xiàn)出的那種寬闊的政治家胸懷、合情合理的主張和機智靈活的才干，給與會者以至國際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會議第二階段討論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當會議陷入僵局時，周恩來就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提出6點建議，推動了整個會議的進展，終于達成《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nèi)瓦協(xié)議》。

日內(nèi)瓦會議期間，為了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中方代表團帶了一些影片播放。代表團先是播放了一部國慶大閱兵的紀錄片，想讓世界看到共和國正在步入強大。但是一些人士看過后卻說，中國要搞軍國主義。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代表團播放了另一部影片，就是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當時，工作人員擔心外國人看不懂中國的戲劇，就準備了一些宣傳資料，用很詳細的英文介紹越劇，介紹梁祝的故事，足足有好幾頁紙。宣傳資料的最終稿被周恩來改得只有一句話：“請大家看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影片最后放映時，整個大廳擠滿了人，超出了主辦者的預料。影片結(jié)束后，所有人都默不作聲，都沉浸在那種悲劇的氣氛里，稍后，所有人都起立，為中國有這么好的電影、這么好的文化熱烈鼓掌。這是周恩來日內(nèi)瓦外交中很小但也是異常光彩的一筆。

1956年11月，周恩來訪問印度抵達新德里時，向歡迎群眾揮手致意

萬隆會議三次“力挽狂瀾”

為了在外交工作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周恩來除了著手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系外，更加重視發(fā)展同亞非國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鄰關系。1954年四五月間，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在錫蘭（今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舉行的緬甸、錫蘭、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五國總理會議上提倡召開亞非國家會議，這個提議得到了24個亞非國家的同意，中國也接受了邀請，決定派代表參加這次會議。

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在危機四伏的國際環(huán)境中艱難開幕了。當時，美國正在對中國進行封鎖，并扶持臺灣當局制造緊張局勢，企圖將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不負眾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會議上3次力挽狂瀾，樹立了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萬隆精神”。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外交舉動有效地贏得了亞非國家的同情與支持，打破了中國所處的外交僵局。

在赴印尼出席萬隆會議之前，周恩來審時度勢，認真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中國代表團制定了戰(zhàn)略總方針：在妥協(xié)中堅持原則，在和解中達到目的。這顯然是一個以柔克剛的、唯一現(xiàn)實可行的、正確的戰(zhàn)略方案。

還在亞非會議剛醞釀時，周恩來就在日內(nèi)瓦會議休會期間閃電般地訪問了印度和緬甸。亞非會議開幕前夕，他不是直飛萬隆，而是特地繞道去印度同尼赫魯?shù)热嗽俅螘睿竭_成中立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在亞非會議上合作的君子協(xié)定，為以后的亞非會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萬隆會議召開之初，總體上還是傾向于親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長，這種和諧的局面在第一天會議快要結(jié)束時被打破，伊拉克的發(fā)言人法迪爾·賈馬利開始攻擊共產(chǎn)主義。賈馬利的發(fā)言猶如向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塊巨石，瞬間激起了軒然大波。第二天，大會的形勢急劇惡化。

周恩來當機立斷，抓住時機發(fā)表了演說，第一句話就擲地有聲地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jié)而不是來吵架的?！毕惹熬o張的會場氣氛一下子松弛了下來，也打破了美國妄圖讓萬隆會議演變?yōu)橐粓鲆庾R形態(tài)大戰(zhàn)的陰謀。周恩來巧妙的語言既申述了中國的立場，又給與會者留下了一種自我克制、通情達理的印象。最為重要的是，周恩來發(fā)言中貫穿始終的中心思想——求同存異，實際上為與會國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準則，而這也是后來被稱為“萬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來以他的真誠和機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機。

兩天的公開發(fā)言結(jié)束之后，萬隆會議進入秘密會議階段。這個階段，錫蘭總理科特拉瓦拉充當了第二次進攻的“號手”，當時錫蘭的反共立場是非常極端的。

但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委婉地說他昨天的發(fā)言無意把會議引向分裂。為什么他會產(chǎn)生這么明顯的變化呢？原來在前一天下午的會議結(jié)束后，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周恩來和科特拉瓦拉才從會議室里并肩走出來。隨后周恩來發(fā)言稱，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經(jīng)在私下通過交談彼此取得了諒解，雖然他無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義的解釋，但他贊賞科特拉瓦拉積極的精神。周恩來就這樣消除了科特拉瓦拉的誤解。

隨后中立國家與親西方的國家為中立和結(jié)盟問題又吵得不可開交。當中立國領導人印度總理尼赫魯被親西方國家攻擊得異常憤怒時，周恩來不失時機地站了出來，靈巧地避開爭論，重申求同存異的主導思想，寬宏大量地建議把有人不喜歡的“共處”改為《聯(lián)合國憲章》中的“和平共處”，將5項原則改為7項原則。周恩來充滿和解精神的講話再次平息了爭論，使會議又回到了正確的軌道。

亞非會議的圓滿成功，使會議中體現(xiàn)的那種平等、協(xié)商、和平共處的“萬隆精神”深深地印在了人們心中。它揭開了亞非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的歷史性的新的一頁。從萬隆會議結(jié)束到1959年底，已經(jīng)先后有11個亞非國家與中國建交。亞非會議為共和國的外交活動打開了新的天地。

由于周恩來政務活動過于繁忙，自1958年起，外交部部長一職交予陳毅擔任。但是周恩來對中國外交的關注并沒有停止，他對共和國外交事業(yè)所作出的貢獻將永載史冊。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