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問題的提出
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是我國戲曲史和文學史上的一部經(jīng)典作品?！短一ㄉ取纷鳛榻?jīng)典作品而存在，不僅因為其豐富、復雜的思想內容和偉大、杰出的藝術成就，還因為它在主題意旨、敘事筆法、排場布局等方面對戲曲史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同時，因緣際會，《桃花扇》創(chuàng)作和誕生前后的社會環(huán)境和戲曲發(fā)展的現(xiàn)實情況為它的文學藝術經(jīng)典地位的確立提供了有利因素?！短一ㄉ取方?jīng)典地位的確立是在動態(tài)的歷時性、長時段的接受活動中逐漸完成的。
明清戲曲創(chuàng)作有歷史與愛情兩大題材，又有三大主題，即“對社會政治中忠奸斗爭的關注”、“對人性結構中情理沖突的探索”和“對歷史演變中興亡交替的反思”。[1]孔尚任的《桃花扇》兼具這兩大題材和三大主題。同時期的《長生殿》雖然在題材和主題上與《桃花扇》近似，但該劇后半多敘寫李、楊月宮重圓，屬于想象和虛構，《桃花扇》所述史實則近于時事。孔尚任在《桃花扇》試一出《先聲》中借劇中人物老贊禮之口道出該劇的主旨“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無論孰主孰次，都清楚地表明了孔尚任對家國興亡和兒女離合兩種題材的重視，此種重視應該是建立在此前戲曲作品影響的基礎上的。
中國古代戲曲創(chuàng)作和戲曲批評中的虛實之爭，是一個歷久不衰的話題?？咨腥我苍凇斗怖分刑岢隽俗约簩@一問題的看法，并以創(chuàng)作實踐具體化了自己的意見。這種至少在理念上有突出表現(xiàn)的征實要求，影響了此后多部歷史題材傳奇劇作的題材處理?？咨腥卧趧?chuàng)作《桃花扇》時，在曲辭說白、選宮用調、插科打諢、角色分配等諸多方面都力求別出心裁，這在《凡例》中有具體的說明，其中最突出、最明顯的是排場布局。其中，最引人注目并被后世爭論不已的便是第四十出《入道》中侯方域、李香君二人乍合即離、頓悟入道。這和《桃花扇》的整體結構布局有關，又與孔尚任獨特的歷史認識有關。如若將此前數(shù)出合并觀照，也可以看出如此設置是他對于此前傳奇創(chuàng)作中大團圓結局的俗濫的一種有意反對。明代傳奇戲曲中多有女子身經(jīng)亂離，暫棲庵中或觀中，最終出庵團圓的情節(jié)?？咨腥卧诘谌懦觥稐妗分袑懤钕憔龝簳r托身于卞玉京主持的葆真庵中，侯方域暫時托身于丁繼之修道的采真觀中，一庵一觀又同在棲霞山上。如此安排一方面是為下一出侯、李重逢做鋪墊，另一方面可造成二人終將團圓的假象，從而加強第四十出《入道》中反轉的力度。
《桃花扇》既敘寫明亡清興時事，其問世又在明亡后不久，故臣遺老尚多在世，此等人士便能在《桃花扇》的閱讀和觀演中獲得強烈的情感共鳴。明末清初，諸腔雜陳競彩，昆腔不能獨尊，在此后的“花雅之爭”中更是逐漸落于下風。在此情勢下，“南洪北孔”之一孔尚任創(chuàng)作的《桃花扇》作為傳奇戲曲創(chuàng)作最后輝煌的代表，便更易得到掌握話語權且崇雅黜俗的文人群體的關注和肯定。作為包括戲曲在內的古典文學的一種重要闡釋、批評方式的評點，在明末清初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發(fā)展動向，即創(chuàng)作與評點合一。兩者相互助力，既提高了戲曲作品的文學地位，使作品的思想主旨和藝術成就得到更準確、更深入的闡發(fā)，又充分地挖掘了評點的功能，使之得到更多的重視。[2]《桃花扇》即是如此。此劇以抄本形式流傳時，眾多借讀者即隨手在其上予以評點，對《桃花扇》的思想意涵和藝術手法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統(tǒng)和深入的闡釋。孔尚任也極為重視這些評點，稱這些評點“忖度予心，百不失一”[3]，并在初次刊刻時予以保留和載錄。以上數(shù)點，在《桃花扇》問世前后，便或隱或顯地為這部劇作此后的逐漸經(jīng)典化提供了有利條件?！短一ㄉ取房局械脑u語更是為研究《桃花扇》的早期接受活動保存和提供了真實而豐富的珍貴文獻。
《桃花扇》問世之初，時人對此劇的評論和搬演均極為活躍。此后，伴隨著“花雅之爭”中昆腔的逐漸衰落和昆腔傳奇的演出形式由全本戲轉向折子戲，《桃花扇》的舞臺搬演不復最初的盛況。以評點為主，包括序、跋、題辭在內的最初評論文字的細致、全面和深刻，使后來對《桃花扇》的評論和闡釋顯得有些重復和沉寂。不過，《桃花扇》的刊刻、演唱并未中斷。《桃花扇》自康熙介安堂刊本后，至民國初年，有十余種刊本問世，其間前后或有相續(xù)，質量參差不齊?！短一ㄉ取返那昂髷?shù)次刊刻，在刊刻動機和意圖方面或有差異，但都表明了讀者閱讀需求的存在?！短一ㄉ取穭”镜目?、流傳本身，也是《桃花扇》接受的一個重要方面。無論活躍、興盛，還是重復、沉寂，都屬于《桃花扇》的接受活動，不能厚此薄彼。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現(xiàn)象，都有被研究的價值。有清一代，直至民國初年，《桃花扇》的搬演有盛有衰，觀演者留下的詩詞記述了演出的確切時地、具體情形和自己的現(xiàn)場感受。許多文人寫有大量的《桃花扇》詠劇詩詞，雖多籠罩在孔尚任的闡述和刊本評點之下，但也有少數(shù)篇章體現(xiàn)了作者獨特的戲劇觀念及見解，值得我們重視。
因為社會發(fā)展和技術條件的限制，《桃花扇》在清代和民國年間演唱的實際情形無法被錄存、流傳，只得主要依靠詠劇詩詞得到保存。這些詠劇詩詞是研究《桃花扇》舞臺搬演和觀眾接受不可或缺的文獻材料。同時，這些詠劇詩詞對研究古代戲曲理論的發(fā)展，觀眾審美心態(tài)的演變，戲曲聲腔的源流、分化等，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單就《桃花扇》的詠劇詩詞而論，清人所作的數(shù)量即非?？捎^。孔尚任在《本末》中提到，當時“讀《桃花扇》者，有題辭、有跋語，今已錄于前后。……至于投詩贈歌，充盈篋笥，美且不勝收矣，俟錄專集”。[4]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卷十四“《湖海集》十三卷”條指出清代作有《桃花扇》詠劇詩者有數(shù)十家，數(shù)量也“較諸詠《長生殿傳奇》不啻數(shù)十百倍”：
至詠《桃花扇傳奇》及觀演《桃花扇》劇詩，散見后人詩集者極多。光緒間蘭雪堂刊本《桃花扇》卷首載諸家題詞，十不一二耳。以歌行論，孔傳鐸、孔傳鋕、劉中柱、吳璜、朱錦琮詩集均有《桃花扇歌》，以近體言，有《桃花扇》題辭而見于諸家詩集者，為田雯、王革、帥家相、程夢星、商盤、魯曾煜、商嘉言、陳沆、沈初、錢琦、孫士毅、何晫、韓是升、李燧、邵颿、茹綸常、龔褆身、舒位、李賡蕓、張問陶、蔣一元、斌良、陳偕燦、陸繼輅、吳爚文、陳鶴、馮鎮(zhèn)巒、王斯年、林楓、何盛斯、方熊、瑞瑸、吳勤邦、恒慶、居瑾、李彥章、方炳奎、賈樹
、楊季鸞、楊澤闿、劉存仁、陳榮昌，各存數(shù)首至十首不等。最多者為黃體正，一人作四十四首，分詠各出，羅天閶一人作百十六首，幾成專集。若廣為甄錄所存，則張令儀《橐窗詩集》十首，黃理《畊南詩鈔》四首，宋之?！稇寥獣菰姼濉肪攀?，陳梓《玲瓏山房詩集》四首，孫蓀意《貽硯齋詩稿》四首，柳邁祖《四松堂詩集》三首，李世伸《屈翁詩鈔》五首，劉肇春《嘯笑齋存草》三首，王偁《蓮舫詩吟》一首，梁承誥《獨慎齋詩鈔》二首，何煥綸《棠蔭書屋詩鈔》四首，周實《無盡庵遺集》五首，秦金《燭藜軒詩稿》（應作秦金燭《藜軒詩稿》）十四首。見于《海虞詩苑》、《山左詩鈔》、《曲阿詩鈔》等總集者，尚有若干首。較諸詠《長生殿傳奇》不啻數(shù)十百倍。清代士夫多趨尚此南明亡國故事。尊洪抑孔，乃近人之見也。[5]
可見清人對《桃花扇》的題詠之多，但袁行云所列也只是現(xiàn)存《桃花扇》詠劇詩詞的一小部分。清人所作有關《桃花扇》的詠劇詩詞已經(jīng)得到《桃花扇》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并被作為分析、研究《桃花扇》有關問題的基礎或對象。如王小恒《清詩所及〈桃花扇〉傳奇文獻述略》、單永軍《〈桃花扇〉的詠劇詩傳播》、陳仕國《從詠劇詩看清代文人對〈桃花扇〉的接受》和南京師范大學趙彥軍的碩士學位論文《〈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這些利用詠劇詩詞等文獻材料所開展的對《桃花扇》傳播、接受的新研究，對于真實而充分地還原《桃花扇》這部優(yōu)秀經(jīng)典劇作在有清一代的演唱、接受情形，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可以對中國古代其他戲曲作品的傳播、接受研究提供一些啟發(fā)和新的思考。但僅就《桃花扇》清代詠劇詩詞而論，大部分還未被搜集、整理，并加之具體、深入的分析、研究。此種情況會阻礙包括接受研究在內的《桃花扇》的學術研究，以及中國古代戲曲傳播、接受研究的積極開展?！端膸煳词諘嬁贰端膸烊珪婺繀矔贰独m(xù)修四庫全書》，特別是《清代詩文集匯編》《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等的編纂，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狹義的接受和研究之間既有差異，又相互關聯(lián)。由于社會政治的現(xiàn)代轉型、維新救國思潮的興起以及西方現(xiàn)代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的輸入，中國傳統(tǒng)學術向現(xiàn)代學術全面過渡和轉換。就文學研究而言，這種過渡和轉換大致有四個方面的表現(xiàn)。第一，文學價值觀念的更新，表現(xiàn)為雜文學觀消退，純文學觀凸顯，文學特別是小說、戲曲的地位上升。第二，在進行文學研究時，抱持客觀、科學的研究態(tài)度，以超功利的嚴肅態(tài)度、純粹的眼光視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為客觀實在的研究對象，進而或追本溯源、探究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或歸納演繹、總結文學發(fā)展的動因規(guī)律，不再僅停留于鑒賞、品評的淺層次。第三，以客觀、實用的態(tài)度，多方采納、施用和轉化中國傳統(tǒng)和西方現(xiàn)代的眾多學術研究方法，重客觀實證，重深入分析，重多方比較，同時也積極從美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尋找切實適用的研究方法。第四，在前述三者的基礎上，開展全面、深入而系統(tǒng)的研究，借鑒西方學術研究體制，形成新的研究撰述形式，即條理化、邏輯化的學術論文和專業(yè)論著。
《桃花扇》在清末民初時期的現(xiàn)代研究的起步，也同樣具有上述四種表現(xiàn)。其間，《桃花扇》現(xiàn)代研究的展開受到了《桃花扇》接受活動和接受成果的很大影響。
一方面，清代和民國初期《桃花扇》的接受活動和記述、反映這些活動的相關文獻，既是《桃花扇》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研究活動開展的重要基礎，又對現(xiàn)代研究的具體范疇、觀點有很大的影響。盡管有西方現(xiàn)代的學術理念、研究方法可供借鑒和取用，但西方的現(xiàn)代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植根于西方獨特的社會文化土壤，又是自古至今經(jīng)歷長時間的發(fā)展、完善而形成的，如若不加采擇、生搬硬套，勢必方枘圓鑿、格格不入。而且，可供借鑒、取用的僅是理念和方法，不是具體的文本分析和評價意見，現(xiàn)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又不必從零開始、憑空開展，完全拋棄和推翻前人對古典作品的認識和評價。
就實際而論，如完全自西方借鑒而來的現(xiàn)代著述形式之一的文學史著作、清末民初的許多文學史和戲曲史著作中對《桃花扇》的分析、評價，都或直接引用前人的評論，或受到前人觀點的影響。如梁廷楠在其《曲話》中評價《桃花扇》：“文詞之妙，其艷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著雨梨花?！?sup>[6]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7]、鄭振鐸《文學大綱》[8]、張振鏞《中國文學史分論》[9]、劉經(jīng)庵《中國純文學史綱》[10]、陸敏車《最新中國文學流變史》[11]、蘇雪林《中國文學史略》[12]等文學史著作，都借用了梁廷楠的話語評論《桃花扇》的文辭，而且多數(shù)并未說明出處。
而包括戲曲史在內的文學史著述的大部分曾作為教科書在各級學校被廣泛使用，這是包括語文教學和中國文學史教學在內的中國現(xiàn)當代教育教學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特點。自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京師大學堂成立、作為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的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在光緒三十年（1904）的撰成和使用，至今一百余年仍然如是。中國現(xiàn)今大多數(shù)讀者和觀眾對于《桃花扇》的最初印象和認識，不是來自自身直接的閱讀和觀演，而是得自各種文學史、戲曲史教科書和教師的課堂講授。古代文學作品進入以教科書為主要載體的文學知識的授受、傳播過程，有利有弊，但具體文學作品被載入文學史、戲曲史著述和教科書，無疑是文學作品現(xiàn)代經(jīng)典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重要途徑。
另一方面，現(xiàn)代學者在對《桃花扇》進行研究時，也必然要以自身對《桃花扇》的直接、感性接受為前提和基礎。現(xiàn)代學者在相關論著中的記述對此有所表現(xiàn)。如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中論述《桃花扇》時，說：“我少時嘗讀之，一再讀之，至鄙夷《西廂》、《拜月》，不欲再看，至于《燕子箋》，則直拋擲庭下而已。這些書的氣氛與《桃花扇》完全不同，任怎樣好，所引起的讀者的情緒，總遠不如《桃花扇》[之]崇高、之偉大、之能博得熱情少年的狂愛?！?sup>[13]另外，清末民初，發(fā)表在報刊上的關于《桃花扇》的詠劇詩詞也有很多，而這部分篇章至今未見有人提及，更未進行搜集、整理和研究。
目前有關中國古代戲曲的傳播、接受研究的綜合性成果，有趙山林教授的《中國戲曲觀眾學》和《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但都注重整體性的宏觀研究，對于具體戲曲作品的傳播、接受的研究有欠深入。而對于具體戲曲作品的傳播、接受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古代的幾部經(jīng)典劇作。有關《桃花扇》的傳播、接受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幾部20世紀文學研究學術史著述中的有關章節(jié)和數(shù)篇碩士畢業(yè)論文。如汪龍麟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清代文學研究》第十二章“《桃花扇》研究”，李修生、康保成、黃仕忠等著的《中國古代戲劇研究論辯》第八章“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主要是對《桃花扇》批評研究的發(fā)展歷程進行梳理、綜述，沒有涉及演唱、改編、影響等其他接受活動。碩士學位論文有上海戲劇學院2006屆劉政宏的《二十世紀〈桃花扇〉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9屆周佳的《浩然之氣：〈桃花扇〉的媒介譜系、意象變奏及審美認同》和南京師范大學2012屆趙彥軍的《〈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這些論著都只是著眼于《桃花扇》的傳播、接受活動的某一階段或某一側面，所發(fā)掘和使用的文獻材料也比較有限。為使《桃花扇》的傳播、接受研究和《桃花扇》的整體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亟須全面清理《桃花扇》問世至今的有關傳播、接受的各種文獻材料和相關的研究成果，而后加以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努力還原《桃花扇》傳播、接受的歷史情形和源流正變，探索和總結其間的特點和規(guī)律，并尋繹《桃花扇》的傳播、接受與社會文化發(fā)展、學術思潮演進、文學理論進化、觀眾審美心態(tài)變更等方面的深層、密切聯(lián)系。
二 研究對象的界定
“接受”的意涵，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狹義的接受，就戲曲作品而論，包括它的演唱（搬演和清唱），觀眾的觀劇、鑒賞活動以及對直接而感性的觀劇感受的表達和記錄；淺層次的、非系統(tǒng)的、較為零散的評論文字，如序、跋、評點、曲話、詩、詞等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文論載體，所涉及的內容則繁雜而又全面，包括藝術風格、人物形象、情節(jié)結構、主題意旨以及逸聞軼事等許多方面；戲曲選本和曲譜依據(jù)一定的原則和理念，對戲曲作品數(shù)量不定的出目和曲辭的選擇性收錄；相同或不同體裁的改作和續(xù)作，以及戲曲作品對于后來的相同或不同體裁的文藝作品的多方面影響等。廣義的接受，除上述諸項外，還包括具有現(xiàn)代學術意義的客觀、科學、系統(tǒng)的分析、研究及其成果。本書對于《桃花扇》的接受活動的研究，取其廣義層次的意涵。清末民國時期，雖然沒有《桃花扇》研究專著的出現(xiàn)，但對于《桃花扇》較為全面、系統(tǒng)、深入和細致的研究已經(jīng)展開，具有現(xiàn)代性學術研究意義的單篇論文已有多篇發(fā)表。如王彥銘《讀〈桃花扇〉后》[14]、盧冀野《〈桃花扇〉“余韻”出中〈哀江南〉之本來面目》[15]、陳玨人《讀〈桃花扇傳奇〉拾偶》[16]，特別是方霞光的《校點〈桃花扇〉新序》[17]和游帛銘的《讀〈桃花扇傳奇〉》。[18]新中國成立后，有關《桃花扇》的研究論文在質量上有很大的提高，在數(shù)量上有很大的增長，研究也有過波折和停頓。在20世紀之前長達兩百年的時期內，《桃花扇》的各類接受皆屬狹義上的接受，20世紀《桃花扇》的接受則包括狹義接受和學術研究，即屬廣義上的接受，以及兼具兩者特點的帶有過渡性質的接受活動和接受成果。具體則包括對前述狹義接受的各項內容的研究，和對具有現(xiàn)代學術特征和意義的主要以論文（包括報章文字）、著作為載體的《桃花扇》現(xiàn)代研究的學術考察。
三 研究綜述
（一）《桃花扇》成書、版本研究
《桃花扇》的文本生成是其傳播、接受的基本前提條件。學界目前尚沒有對其成書過程進行詳細、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的成果問世?？咨腥卧凇侗灸分凶允觥短一ㄉ取返膭?chuàng)作緣起和大致過程時，謂“凡三易稿而書成”，但對于“三易稿”則語焉不詳?！短一ㄉ取返某蓵尘昂蛣?chuàng)作過程，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孔尚任的歷史認識和藝術構思的前后轉變和調整，對我們分析、研究《桃花扇》的主題思想、藝術特征等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有必要詳加考證。而且，關于《桃花扇》創(chuàng)作過程的文獻中還存在一些相沿已久的謬論，需要加以指出和辨正，以避免以訛傳訛。
《桃花扇》自清代至民初有多種刊本問世、流傳，在民國時期也有多種現(xiàn)代整理排印本和注本。20世紀末，有學者撰文考察《桃花扇》刊本的流傳演變情況，最早為戚培根的《〈桃花扇〉傳奇版本源流考》。[19]戚文首先簡單列舉了《桃花扇》在清代和現(xiàn)代的眾多刊本、整理本和注本，之后詳細考察了西園本、海陵沈成垣刊本、蘭雪堂本和暖紅室本這四種刊本各自的版本特征和相互間的承傳關系。戚文引發(fā)了人們對《桃花扇》版刻源流的重視。只是戚培根未提及一些重要刊本，如《桃花扇》現(xiàn)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康熙間介安堂本，對列出的刊本也缺乏深入細致的考察，其文章存在不少錯誤。宋平生的《〈桃花扇傳奇〉版刻源流考》主要考察了《桃花扇》多種刊本的版本特征和價值，但對《桃花扇》版刻源流的考察尚不夠詳盡。[20]宋文最大的貢獻是首次提出了康熙間介安堂刊本是《桃花扇》的原刊本，使這一重要版本得到了重視。吳新雷的《〈桃花扇〉的木刻本》，按照時間前后，論列了從康熙間介安堂刊本到清末暖紅室刊本的《桃花扇》的九種刊本。[21]限于篇幅，該文主要說明了各刊本的主要版本特征，并未論析各刊本間的關系。吳書蔭的《〈桃花扇〉的影印本和整理本》主要指出了《古本戲曲叢刊五集》所收康熙間刊本《桃花扇》和王季思等的《桃花扇》注本、劉葉秋《孔尚任詩和〈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注本在?？?、影印、體例和注釋等方面的不足之處。[22]王季思等的《桃花扇》注本、劉葉秋《孔尚任詩和〈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注本，除吳書蔭羅列的一些不足和錯誤，還存在其他不足有待說明。
蔣星煜《〈桃花扇〉的三種完全不同的注釋本》以《桃花扇》第七出《卻奩》為例，考察了梁啟超的《桃花扇注》、王季思等注的《桃花扇》和徐振貴主編的《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各自注釋的體例和特點，并簡要指明了三者總體的優(yōu)點和不足。[23]蔣星煜的《〈桃花扇〉研究與欣賞》“評論與注釋”部分收有《徐振貴的評論與注釋》、《大學者梁啟超為何注釋〈桃花扇〉》和《王季思等注釋〈桃花扇〉》三篇文章，分別對三種注本做了更詳細、深入的考察、論述，指明了各自的特點和優(yōu)劣。[24]蔣星煜對《桃花扇》諸注本，特別是對梁啟超《桃花扇注》的考察，主要是針對注釋本身展開，而未論及相關的社會背景和成書情況。沈崇照的《梁啟超注〈桃花扇〉研究》則首先詳細論述了晚清民初的社會狀況，其次結合梁啟超的人生歷程和學術活動探討了梁啟超為《桃花扇》做注的緣由，最后評價了梁啟超《桃花扇注》的特點和得失。[25]沈文秉承“知人論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注者的生平、思想來研究梁啟超的《桃花扇注》，視野開闊，論述深入，相關結論有很強的說服力。但沈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對社會背景和梁啟超生平、思想和學術活動的探討，并未在最后對《桃花扇注》本身的考察中得到呼應，兩部分基本是互不關聯(lián)的；其次，沒有探討梁啟超在撰寫《桃花扇注》之前的學術歷程中對《桃花扇》的評論和研究，比如《小說叢話》和《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xiàn)的情感》中的有關論述，也就沒有涉及它們與《桃花扇注》之間的關系，以及《桃花扇注》中有關論點的形成與梁啟超學術思想發(fā)展的深層關系。
此外，民國三十多年間，《桃花扇》的現(xiàn)代整理排印本就有十余種，而且絕大多數(shù)保留了刊本中的各種附錄文字和批語。在此點上，這些排印本都勝于后來流傳甚廣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季思等的注本。王季思等的《桃花扇》注本，為普及使用考慮，把刊本中原有的大量批語全部刪去，尚且可以理解，但把諸家題辭、跋語、后序和孔尚任自作的《砌抹》等內容也刪除凈盡，脫漏《考據(jù)》中的大量條目，則屬較嚴重的缺陷。部分《桃花扇》民國整理排印本的書首還有一些序文和重要的其他文字，如大達圖書供應社出版的《桃花扇》有朱太忙的《標點〈桃花扇〉序》、上海大中書局印行的陶樂勤“新編”《（新式標點）桃花扇》（1931）有陶樂勤的《新序》、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發(fā)行的《詳注桃花扇傳奇》有盧前所作《新序》，這些文字也有助于考察《桃花扇》的現(xiàn)代接受和作序者的文藝理論觀點和思想。大達圖書供應社出版的《桃花扇》在朱太忙的《標點〈桃花扇〉序》之后，還有一篇《〈桃花扇〉考證》，自多種文獻中采錄了較大量的對于《桃花扇》的評論文字，其中的《毗梨耶室隨筆》《銷夏閑記》《曲欄閑話》《見山樓叢錄》均屬稀見文獻。這些都為我們考察、研究前人對《桃花扇》的接受和評價提供了文獻線索。
（二）《桃花扇》舞臺接受研究
《桃花扇》的舞臺接受，主要包括搬演和清唱，也涉及多種聲腔劇種。目前學界對于《桃花扇》舞臺接受的研究都只側重某一方面，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和研究尚屬空白。最早關注此問題者為蔣星煜。他在《〈桃花扇〉在清代流傳的軌跡》中根據(jù)清代不同時期幾位文人的觀劇、詠劇詩歌，初步探討了《桃花扇》在清代的舞臺接受情況。但所據(jù)材料不多，一些論斷屬于推測。[26]后來，蔣星煜在《〈桃花扇〉從未被表演藝術所漠視——二百多年來〈桃花扇〉演出盛況述略》中對《桃花扇》在清代的舞臺接受做了更為全面的研究，涉及的材料更多，不過對很多材料沒有做更深入、細致的分析，個別結論仍舊欠妥。[27]
王小恒《清詩所及〈桃花扇〉傳奇文獻述略》分四個方面對部分《桃花扇》詠劇詩詞的內容進行了分析和歸納，分別為：“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完美結合”、“興亡之感的飽滿抒發(fā)”、“瑣屑本事的精密考證”和“獨具一格的戲劇語言與對后世的巨大影響”。[28]單永軍《〈桃花扇〉的詠劇詩傳播》借鑒傳播學的理論方法，分析、研究了《桃花扇》的詠劇詩詞，較有新意。[29]該文分三方面考察總結了部分《桃花扇》詠劇詩的內容，總結了《桃花扇》詠劇詩的傳播特征。研究視角的轉換和傳播學理論方法的借用具有一定新意，但不夠深入。陳仕國《從詠劇詩看清代文人對〈桃花扇〉的接受》分康熙年間、雍乾以降和清末三個時段，考察分析《桃花扇》詠劇詩詞的思想內容，并結合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較深入地分析了不同時期詠劇詩詞的內容特點和彼此間的差異。[30]這種持發(fā)展觀點、注重差異性的研究更符合研究對象的實際，值得肯定和繼承。但該文的論述部分有失偏頗。實則雍正、乾隆年間，詠劇詩更多地注重對《桃花扇》中的人事進行辯證和補充，主要不是因為社會穩(wěn)定，而是受到當時盛行的考據(jù)學風的影響。
趙彥軍在《〈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的第一章《〈桃花扇〉清代舞臺接受》中利用新發(fā)現(xiàn)的一些文獻材料，對《桃花扇》的清代舞臺接受做了較全面的考察。他在第一章的第一節(jié)中首先分清初、清中期和晚清三個時段對《桃花扇》在清代的演出狀況進行了考察，第二節(jié)又從演出場所的不同，分廳堂和勾欄，即家班演出和公共劇場，對《桃花扇》在清代的演出狀況進行了考察和總結?？v橫結合，能夠更全面地反映《桃花扇》清代舞臺演出的狀況和特點。遺憾的是兩節(jié)在篇幅上并不對等，第二節(jié)的篇幅不大，論述欠具體和深入，而且一些材料沒有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比如第二節(jié)提到了陳森的《品花寶鑒》，只是用來說明昆腔劇種和地方聲腔在市民戲曲接受中的地位升降和影響消長。其實，《品花寶鑒》的第一回、第四十一回分別提到了折子戲《寄扇》的演出和十珠清唱《訪翠》《眠香》。[31]盡管來源于小說，但這些敘述也可從側面反映在《品花寶鑒》創(chuàng)作前后《桃花扇》的流傳和接受情況。張筱梅《孔尚任的讀者意識與〈桃花扇〉的小眾傳播》所使用的雖為常見材料，卻從較新的視角確認了《桃花扇》在康熙年間主要是在文人士大夫的小眾群體中傳播和接受。[32]文章后半部分運用接受美學的視角和方法，考察了孔尚任的讀者意識對于其創(chuàng)作《桃花扇》的影響，但對孔尚任讀者意識的自覺有夸大之嫌。
除昆腔外，清末民國時期，《桃花扇》還曾被京劇、桂劇等多種聲腔劇種和話劇藝術形式不斷改編和搬演。這些多數(shù)尚未得到具體、深入的研究。汪笑儂曾將《桃花扇》改編為京劇，并搬上舞臺，歐陽予倩對《桃花扇》情有獨鐘，曾先后將之改編為京劇、桂劇和話劇，并搬上舞臺，周貽白改編的話劇《李香君》也曾多次上演。蔣星煜在《〈桃花扇〉研究與欣賞》中簡單介紹了汪笑儂、歐陽予倩、周貽白和郭啟宏等諸位劇作家改編《桃花扇》及改編之作上演的情況。[33]劉政宏在《二十世紀〈桃花扇〉研究》中也介紹和分析了《桃花扇》在20世紀的一些改編、演出情況，但不夠全面和深入。
（三）《桃花扇》改編研究
孔尚任的《桃花扇》問世不久，即被其友人顧彩改編為《南桃花扇》，這是《桃花扇》接受史上的第一次改編，也是孔尚任在世時的唯一的改編?？咨腥卧凇侗灸分姓J為《南桃花扇》“詞華精警，追步臨川”，但對于其改變原有結局，“令生旦當場團
，以快觀者之目”，則不甚滿意。后世絕大多數(shù)論者肯定孔尚任原作的結局，而否定顧彩改編的大團圓結局的淺薄。僅有黃文旸的《曲?？偰刻嵋贰秱髌鎱R考》和錢基博的《〈桃花扇傳奇〉考》肯定大團圓的結局，認為比孔尚任原作更善。顧彩的《南桃花扇》曾經(jīng)是否刊刻，已不可考，今亦無傳本，劇情關目與孔尚任原作的具體差異也不可知。黃文旸《曲?？偰刻嵋泛汀秱髌鎱R考》對其劇情的復述，與孔尚任原作比較，有《入道》以外的其他數(shù)處差異，但不詳所據(jù)。除顧彩外，清代文人王縈緒（1713～1784）也曾對《桃花扇》進行過改編，山東省圖書館藏有清抄本。鄭志良第一次指出了王縈緒改本的存在，并對王縈緒其人的生平經(jīng)歷、王縈緒改本的具體內容做了介紹，同時分析了王縈緒刪改《桃花扇》的意圖。[34]清人還曾將《桃花扇》改編為同名章回體小說，原書封面題“竹窗齋評”“翰香樓梓”，無序跋，佚名。路工認為是乾隆初年刊本。趙彥軍在《〈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第三章第二節(jié)中對其與《桃花扇》原劇的情節(jié)差異進行了簡單比較。
民國時期對《桃花扇》的改編，有劇本出版和流傳的，主要有歐陽予倩改編的話劇本和重編的京劇本、周貽白的話劇本。對于這些改編劇本的研究，目前也仍未多見?，F(xiàn)代作家谷斯范曾在1946年創(chuàng)作長篇通俗歷史小說《桃花扇底送南朝》，1948年5月由上海新紀元出版社出版時更名為《新桃花扇》，在新中國成立后又先后經(jīng)過兩次修訂。王知伊的《讀歷史小說“新桃花扇”》和劉昕的《論〈新桃花扇〉中的士人形象》對這部小說進行了介紹和初步研究。
（四）《桃花扇》批評研究
《桃花扇》康熙介安堂刊本中卷首、卷末的題辭、序、跋和劇本中大量的批語是《桃花扇》接受史上最早的評論文字，特別是其中的批語，經(jīng)過了孔尚任親手編定，并獲得了他的高度評價，被認為是“忖度予心，百不失一”?？咨腥卧凇侗灸分姓f明這些批語均是“借讀者信筆書之，縱橫滿紙，已不記出自誰手”。自李慈銘（1830～1894）在其光緒十二年（1886）十二月初三的日記中提出異議后，對于他的粗率認定，后來論者各自表示肯定或否定，形成兩種觀點對立的態(tài)勢。梁啟超在《桃花扇注》書首的《著者略歷及其他著作》中，認為《桃花扇》的眉批是孔尚任經(jīng)月寫定的。[35]葉長海在《中國戲劇學史稿》中、徐振貴在《孔尚任評傳》中，都在未做詳細考察的情況下，直接確認和肯定了《桃花扇》批語為孔尚任自作。董每戡在《五大名劇論》的《〈桃花扇〉論》中由《小引》和《本末》的“說法不一”，認為批語其實是孔尚任自作，一方面“生怕讀者只注意桃花扇面上的事物而忽略了系于桃花扇底的亡明痛史和民族悲劇”，另一方面說“不記出自誰手”，是避免觸犯忌諱。[36]這只是董每戡的推測，他說：“我這樣認為，也許是臆測妄說?！?sup>[37]黃熾《靈犀相通 正中肯綮——試論〈桃花扇〉早期刻本的批評》的第一部分已對此做了透徹、切實的駁正。[38]但是2012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評點本《桃花扇》，仍然在封面和版權頁標明“云亭山人評點”。
王永健最早對《桃花扇》批語的內容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見其《〈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桃花扇〉“批語”漫談》。[39]他的《“從此看去，總是別有天地”——〈桃花扇〉批語初探》又通過梳理和整合，詳細分析了批語對《桃花扇》劇作旨意、人物塑造、藝術結構、曲白語言、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等方面的揭示和評價，并指出了它們的戲曲美學意義。[40]葉長海在《中國戲劇學史稿》第九章第四節(jié)“孔尚任和《桃花扇》批評”的最后一個小節(jié)從三個方面分析了《桃花扇》批語的內容和意義。[41]吳新雷的《〈桃花扇〉批語發(fā)微》將《桃花扇》批語的內容歸納總結為五個方面，舉例說明了每個方面批語的意義和價值。[42]王璦玲在《“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論〈桃花扇〉評本中批評語境之提示性與詮釋性》中以《桃花扇》評本為研究對象，分別從《桃花扇》之創(chuàng)作演出，孔尚任之“批評意識”和“讀者意識”，《桃花扇》之文本構思、文本構成，藝術境界之呈現(xiàn)，人物塑造綱領與筆法等方面，探討了評本中“批評語境”之提示性與詮釋性。[43]王璦玲認為《桃花扇》批語的作者，借由評點做了某種程度的“詮釋性閱讀”示范，展現(xiàn)了其對于戲劇觀賞、戲劇理論和戲劇表演的“期待視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批語的作者不僅符合了“歷史讀者”甚或“理想讀者”的角色功能，并在爾后的文本閱讀中，產(chǎn)生了一種巨大的附加影響力。黃熾《靈犀相通 正中肯綮——試論〈桃花扇〉早期刻本的批評》對于批語在接受影響和讀者、作者共鳴方面略有論及。其第二部分主要論述了批語對孔尚任創(chuàng)作意圖和《桃花扇》主旨的闡發(fā)和揭示，第三部分主要論述了批語對《桃花扇》藝術技巧的揭示。
在《桃花扇》批語的真實作者身份問題上，對于孔尚任的相關自述，我們應該持尊重和肯定的態(tài)度。孔尚任自己既“已不記出自誰手”，今人更難以確考，還是籠統(tǒng)地認為是“借讀者信筆書之”為妥。對于《桃花扇》批語的研究，還有不少可以開拓和深入的方面。目前學界對于《桃花扇》批語的分析研究，基本都將其孤立起來，而沒有將其置于明末清初，或者明清兩代戲曲批評特別是戲曲評點的發(fā)展演變歷程中加以考察，深入細致地分析其對前代戲曲評點的繼承和超越?！短一ㄉ取放Z的特點和價值還有未被注意和發(fā)掘的方面。如雖然《桃花扇》批語作者的身份無法確定，但可以確定其中一些批語的作者為同一人，而且許多批語是作者在通讀全劇，對劇作進行整體觀照、前后對照并積極思考之后才認定的，如此則更能夠切實地揭示《桃花扇》的具體藝術構思。
四 研究設想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想
《桃花扇》“三易稿”的具體創(chuàng)作過程，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孔尚任自身的政治觀念和文藝思想的變遷有密切的關系，又決定著《桃花扇》成書文本的主題思想、藝術特征等，也是《桃花扇》接受的起點。因此，本書就目前所見的文獻材料進行分析、探究，希望充分還原《桃花扇》的具體創(chuàng)作過程。《桃花扇》劇作文本的刻印、出版和流通是《桃花扇》接受的直接的和根本的基礎，此劇在清代至民國初年有多種刊本印行、流傳，民國至今又有許多現(xiàn)代排印本出現(xiàn)，此外注釋本對讀者閱讀、接受《桃花扇》也產(chǎn)生了幫助。對于這些多種樣態(tài)的《桃花扇》文本的成書、內容、特點和價值都需要進行細致、全面的分析、挖掘。
《桃花扇》作為傳奇，既是文學作品，更是戲曲藝術，它的創(chuàng)作和問世便是為了搬上舞臺，孔尚任在構思、寫作時對此自始至終有清醒而正確的自覺認識。《桃花扇》作為戲曲作品，它的藝術創(chuàng)造成功與否，只有通過舞臺搬演，才能得到真實的檢驗；它的優(yōu)點與不足，也只有通過舞臺搬演，才能更為充分地顯現(xiàn)出來。舞臺演出的受眾，較之讀者，是遠為大量而多樣的，《桃花扇》廣泛而長久的流傳、獲得眾口贊譽和深入人心，也主要依靠舞臺演出。同時，因為觀眾人群的多層次性，對《桃花扇》的舞臺演出和觀眾接受及其特征、規(guī)律的研究，也就具有更大、更多的價值和意義，能夠給予我們有關古代戲曲傳播、接受的更多的啟發(fā)。因此，本書在文本成書、刊刻研究之后，在搜集、整理有關《桃花扇》演唱的大量文獻的基礎上，對《桃花扇》在清代、民國間的多種聲腔劇種和當代昆劇改編的演唱活動和接受情形進行了全面、詳細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并歸納、總結了其特點和規(guī)律。戲曲的演唱與接受涉及多種身份和職業(yè)的個體與群體，如演員，導演，觀眾和負責布景、燈光等的大量技術性人員，他們的共同參與組成了一部戲曲作品演唱的完整接受過程。受他們的身份、知識結構、藝術修養(yǎng)、社會地位、經(jīng)濟狀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每一次的演唱都成為一次獨特的接受，因此研究具體的演唱和接受活動，必須對這些因素也進行細致的還原和考察。
《桃花扇》的演唱和接受還和多種社會因素密切相關，如道德觀念、宗教信仰、政策法令、社會經(jīng)濟、藝術思潮等。一部文藝作品得到改編，或多或少、或正或反，都是它本身價值、影響的一種重要體現(xiàn)。改編成果一般又都帶有改編者個人和所處時代的多方面狀況的印跡，如道德觀念、政治思想、社會思潮、藝術潮流等。改編本身又屬于接受的一項重要內容。因此，本書也將清代、民國間對《桃花扇》的各種體裁的改編列為獨立章節(jié)之一，涉及的研究對象包括顧彩的《南桃花扇》、王縈緒改編本、成書于乾隆年間的章回體小說《桃花扇》和谷斯范的長篇小說《新桃花扇》。在文本閱讀和舞臺接受的基礎上，《桃花扇》的接受者又將接受活動的類別提升到更高層次，在感性、被動接受之外，自身自覺、積極的主體思考也有所介入，并將這種思考通過文字成形和外顯。
本書對于《桃花扇》的批評和學術研究的論析，避免僅停留在排列觀點的淺層次上，而是積極尋求在此基礎之上，捕捉批評與研究范式、剖析批評與研究旨趣、總結批評和研究發(fā)展的規(guī)律。因此，本書此部分的論析主要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描述《桃花扇》批評和研究的發(fā)展歷程，描述力求詳細，希望能夠呈現(xiàn)其實際和完整的面貌。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礎上，在一個更大的文化背景上透視各種批評旨趣與研究方法，探尋和確定各種批評旨趣與研究方法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價值。
（二）研究方法
1.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
本書計劃包括兩個基本環(huán)節(jié)：一是文獻學意義上對接受史料和批評研究史料的系統(tǒng)搜集和整理；二是批評學意義上對接受背景、接受歷程和接受效應與意義的現(xiàn)代闡釋，以及對批評旨趣和研究指向的深刻探尋與闡釋。并重視兩者間的密切關系，交互為用，緊密配合。
2.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
追求開闊的視野和具體的分析相結合，系統(tǒng)的框架和豐實的內容相結合。既考察、分析和總結《桃花扇》傳播接受、批評闡釋和學術研究的總體狀況和特點，也具體分析每個部分演變過程的差異和特點。同時，在每個部分內部，也注重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整體的演變流程和具體單個問題的接受情況。
3.學術史研究的理論、方法
重視第一手材料，尊重歷史客體，強調實證方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評價論證和闡釋發(fā)揮。力求客觀辯證地評判研究對象的意義、價值，把握研究對象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重視和揭示前后研究之間的影響、繼承關系，并重視研究者及其論著的創(chuàng)新性。在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分期上，力求貼近歷史實際，同時也重視自身的主體性。
[1] 郭英德：《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第44頁。
[2] 參加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7～30頁。
[3]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第一冊，齊魯書社，2004，第21頁。
[4]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第一冊，齊魯書社，2004，第20～21頁。
[5] 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卷十四，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第475頁。
[6] 梁廷楠：《曲話》卷三，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清代編第四集，黃山書社，2008，第38頁。
[7] 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23。
[8] 鄭振鐸：《文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27。
[9] 張振鏞：《中國文學史分論》，商務印書館，1934。
[10] 劉經(jīng)庵：《中國純文學史綱》，北平著者書店，1935。
[11] 陸敏車：《最新中國文學流變史》，漢光印書館，1937。
[12] 蘇雪林：《中國文學史略》，國立武漢大學，1938。
[13] 鄭振鐸：《文學大綱》，《鄭振鐸全集》第十一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第406～407頁。
[14] 載于《國文月刊》1945年第39期。
[15] 載于《京滬周刊》1947年第1卷第4期。
[16] 載于《京滬周刊》1948年第2卷第31期。
[17] 載于《國文月刊》1943年第21期。
[18] 載于《民力副刊》第183、184、186、187、189期。
[19] 載于《圖書館論壇》1992年第1期。
[20] 載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2年第6期。
[21] 載于《中國文化報》2000年9月14日，第3版。
[22] 載于《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
[23] 載于《戲文》2005年第4期。
[24] 參見蔣星煜《〈桃花扇〉研究與欣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5] 載于《戲劇藝術》1991年第2期。
[26] 參見蔣星煜《中國戲曲史索隱》，齊魯書社，1988，第219～223頁。
[27] 載于《藝術百家》2001年第1期。
[28] 載于《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29] 載于《四川戲劇》2012年第2期。
[30] 載于《戲劇藝術》（上海戲劇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31] 陳森：《品花寶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8、585～588頁。
[32] 載于《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33] 蔣星煜：《〈桃花扇〉研究與欣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81～195頁。
[34] 鄭志良：《明清戲曲文學與文獻論考》，中華書局，2014，第398～415頁。
[35] 梁啟超：《著者略歷及其他著作》，梁啟超《桃花扇注》上，《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專集》之九十五上，上海中華書局，1936，第2頁。
[36] 董每戡：《五大名劇論》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499～500頁。
[37] 董每戡：《五大名劇論》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500頁。
[38] 載于《文學遺產(chǎn)》2007年第2期。
[39] 載于《江蘇戲劇》1981年第3期。
[40] 載于《藝術百家》2001年第4期。
[41] 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第364～367頁。
[42] 載于《戲曲研究》2003年第1期。
[43] 載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6期，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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