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屈原 千載毀譽
兩千多年來,不同時代、不同文人,不同學者的筆下有著不同的屈原形象。屈原形象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正面的很多,反面的也漸有不少。正面的如文人才子、愛國、高潔君子、不同流合污、憂國憂民、堅貞不屈、報國身死,等等,很“高大上”;反面的也很激烈,潔身自好、狂狷、自夸自賣、不孝子、不吊鬼、生謗徒,等等。
但作為一個文人、才子,文采飛揚這一點,大家似乎沒有異議。
關于屈原其他方面的符號形象,2008年李中華、鄒福清在《屈原形象的歷史詮釋及其演變》一文中,從朝代變更的角度概括了五點:“一、兩漢:悲劇的屈原”;“二、唐代:矛盾的屈原”;“三、宋代:圣賢的屈原”;“四、明末清初:民族志士的屈原”;“五、近代:屈原形象的新變?!?/p>
作者概括的五點,也不是一致的定評,也介紹有各朝代的復雜情況。大家對屈原文采的佩服幾近一致,但對其言行舉止的議論,也是多方面的,有不理解的,有贊揚的,有反對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甚至在同一朝代,同一人身上,也出現(xiàn)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現(xiàn)進行一番簡單梳理。
兩漢時期,賈誼首作《吊屈原賦》,確立了漢人緬懷、悼念屈原的基調(diào)。繼之有東方朔的《七諫》,對于屈原的人生道路做了進一步具體的描寫。
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jīng)學便上升成為漢代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話語霸權。此后對《楚辭》中所表現(xiàn)的屈原人格,便出現(xiàn)了貶責的意向與負面的批評。班固在《離騷序》中,一反自己當年對屈原的推崇與贊許,從人格、倫理道德、審美三個方面嚴厲地批評了屈原。認為屈原應該明哲保身,而不是露才揚己,指責屈原作賦“責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的做法,又批評屈原沉江而死,乃是狂狷之舉。班固前后不同的兩種態(tài)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價值選擇:一是強調(diào)屈原的忠信,二是批評屈原的“狂狷”性格,并把責任歸咎于屈原的人格缺陷。后來,盡管王逸對班固的觀點感到不滿,但也沒有否認屈原作為狂狷之士的形象。
在唐代,人們甚至全面否定了屈原。首先,對《楚辭》的評價出現(xiàn)了不同的聲音。李白、杜甫仰慕、追蹤屈原的文采風流,韓愈、裴度從“不平則鳴”、“發(fā)憤之文”
的角度,把屈原引為文學創(chuàng)作動機的一個例證。賈至、盧照鄰等則對屈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持此論者將“詩人”與“騷人”“詞人”嚴加區(qū)分,以“詩人”為作者之正統(tǒng),而以“騷人”“詞人”為詩流之別調(diào)。屈原則被定位為“騷人”“詞人”之祖。他們認為《詩經(jīng)》體制純粹、情感雅正,屈原以后詩體漸入別流,每況愈下。
而對于屈原的道德人格,《游子吟》的作者孟郊更是給予了全面否定:
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長途。經(jīng)過湘水源,懷古方踟躕。
舊稱楚靈均,此處殞忠軀。側聆故老言,遂得旌賢愚。
名參君子場,行為小人儒。騷文炫貞亮,體物情崎嶇。
三黜有慍色,即非賢哲模。五十爵高秩,謬膺從大夫。
胸襟積憂愁,容鬢復凋枯。死為不吊鬼,生作猜謗徒。
吟澤潔其身,忠節(jié)寧見輸?懷沙滅其性,孝行焉能俱?
且聞善稱君,一何善自殊!且聞過稱己,一何過不渝!
悠哉風土人,角黍投川隅。相傳歷千祀,哀悼延八區(qū)。
如今圣明朝,養(yǎng)育無羈孤。君臣逸雍熙,德化盈紛敷。
巾車徇前侶,白日猶昆吾。寄君臣子心,戒此真良圖。
——《旅次湘沅有懷靈均》
此詩今譯:
性急愛沖動,游歷路漫長。途經(jīng)湘沅水,懷古意彷徨。
舊時楚屈原,葬身在此地。我聽老人言,才得辨賢愚。
名在君子列,行為似小人。離騷夸忠厚,托物訴委婉。
三貶常埋怨,不是賢哲人。五十得高祿,枉做官大夫。
胸中懷不滿,容貌常槁枯。死為不吊鬼,生作猜謗徒。
撰文夸自身,忠心不獻君。懷恨抱石沉,豈能算孝行?
英明屬于君,豈能夸自身?錯誤屬于臣,為何不見聞?
悠悠鄉(xiāng)土情,端午投粽忙。相傳歷千年,哀悼及八方。
如今逢盛世,養(yǎng)育孤獨人。君臣融洽洽,以德育萬民。
旅車順路行,不覺日正午。寄語為人臣,戒除不良心。
孟郊在這首詩里,把屈原說得一無是處。他對屈原的言行很是不滿,歷數(shù)他的罪過。屈原自吹自擂,牢騷埋怨,推卸責任,不能忍辱負重,行政不作為,枉為人臣;自殺身亡,不孝之子、不吊之鬼,尤其是“名在君子列,行為似小人”“死為不吊鬼,生作猜謗徒”,做人做鬼都是很失敗的。這也許是歷史上對屈原最嚴厲最發(fā)狠的批評和責難了。孟郊的批評,是從儒家思想的角度做出的審判。
宋朝,屈原又被重新塑造成一個忠君愛國的圣賢形象。他眷顧楚國,心系君王,在道義傾頹、倫理衰落時期不愧為儒家思想承前啟后的中流砥柱。筆者認為,洪興祖在《楚辭補注·離騷后序》中,則將屈原比作商代末年為國獻身的忠臣烈士比干。他說:“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
洪興祖認為屈原之忠包括忠于君主和忠于宗族的兩層含義,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愛國的精神,還將屈原的作用無限夸大,以為楚國興亡系于屈原一身,從而將其行為高度政治倫理化。筆者認為,洪興祖從“諷諫”人角度去組構屈原的“忠君愛國”形象顯然有點牽強,因為比干是被殺,屈原是生氣后自逐、自殺。
朱熹也極力為屈原鳴不平,認為他忠君愛國。他說:“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以增飾之??磥砬臼且粋€忠誠惻怛愛君的人,觀他所作《離騷》數(shù)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舍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偏躁之心。后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作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sup>朱熹繞開了屈原行為合不合乎中庸的問題,而是從其所謂狂狷行為中解讀出忠君、愛國的動機。他也承認屈原的行為不中庸:“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sup>
這等于說,我沒有功勞,總有苦勞吧?并以繞口令的方式為屈原辯解:“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jié),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圣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何尚說哉!”
朱熹呼吁要看屈原的大節(jié),不能糾纏他的小節(jié)。大節(jié)上,屈原是忠君、愛國的。當時也有司馬光的《屈平》贊揚屈原。
在明代,屈原成了富有民族氣節(jié)的愛國者,成了一個宿志抗敵的英雄,成了滿懷孤憤的志士?!冻o箋注》的作者李陳玉,崇禎年間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明亡之后披發(fā)入山,隱逸不仕,以著述終。李陳玉沒有自殺,而是以隱居而注楚辭的方式軟抗清朝。
另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則是直接參軍抗清。清兵入關時,年輕的王夫之曾經(jīng)與人組織衡山起義,抗擊清軍,失敗之后投奔明桂王政權。桂林陷落后,他才逃回家鄉(xiāng),知事不可為,退而著書,但仍然無法忘懷故國之戚。于是,他也選擇隱居而注《楚辭》以表述心愿。他的《楚辭通釋》寫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8年),彼時的他,已然是一個歲月垂暮的老人了,但在《楚辭通釋》中,儼然以屈原自命。
無論是以屈原之事為題材寫詩作文,還是隱居而注《楚辭》,或者還有今人吟誦《楚辭》,都是托屈原符號,傳達自己的高潔之志。
近代,尤其是20世紀以來,西學東漸,造成中外文化的大激蕩、大整合、大融匯。傳統(tǒng)的屈原形象在新的文化思潮沖擊下發(fā)生了深刻的裂變,新的屈原形象帶著新的時代氣息不斷地涌現(xiàn)出來。
清末王闿運在《楚辭釋》中,將屈原塑造為縱橫捭闔的策士。他以情報密碼的方法,把一部《楚辭》解讀成了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式的宮廷政變的秘錄,而詩人屈原則成了一個縱橫家式的人物。你信服嗎?
還有學者把屈原描寫為一個有潔癖的單相思的“殉情者”、一個文學弄臣、一個以宗教為職業(yè)的巫官,一個“箭垛式的人物”,一個不存在的人物。你信服嗎?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輸入,有人則試圖從心理分析的層面透視屈原,說屈原是一個有著幻視、幻聽、幻覺、孤獨癥、自戀癥、易裝癖的病態(tài)狂人。你信服嗎?
其實,讓屈原承載這么多,屈原是不是很累?屈原之事與亡國復國不同,屈原怎能為你李陳玉、王夫之反清復明代言呢?屈原只不過暫時被排擠,如果忍辱負重,以后還有機會復出的。歷史上受胯下之辱而統(tǒng)百萬雄兵、幾落幾起而后舒展宏圖的英雄不也大有人在?
有意拔高屈原或者無視事實,都是對屈原的曲解。還是讓屈原做回文人吧,一個自命清高的孤傲詩人,懷才不遇、自戀、牢騷、不滿、偏執(zhí)、瘋狂、神經(jīng)質(zhì),或許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點。
這樣才能證實一個事實:中國文人離不開政治。文人、文壇、政壇又統(tǒng)屬君主領導,中國文人與大一統(tǒng)的君主體制相互依存而又兩相沖突。中國文人不可避免地在沖突中走入政治困境、精神困境。這就是屈原的困境。屈原之困境,吾等之困惑。
這正是:
江山更替物易容,謗妒貶謫古今同。
莫作汨羅不吊鬼,世間萬事終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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