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703？—765），字達夫，《舊唐書》本傳說他是“渤海蓨人”。渤?？ど娍h是漢代的建置，《舊唐書》實際是以郡望相稱，至于他的真正籍貫，現(xiàn)在已很難考知了。

高適的祖父高偘（侃），是高宗時的名將，立有戰(zhàn)功，官左監(jiān)門衛(wèi)大將軍（正三品），遼東道、隴右道持節(jié)大總管，封平原郡公，食邑二千戶；父親崇文，“位終韶州長史”。出身于這樣的家庭，高適少時有學書學劍的良好條件，而且非常自負，雄心勃勃，自以為獲取公卿的高位，指日可待。根據(jù)高適的出身條件，當時擺在他面前的入仕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科舉入仕，二是門蔭入仕。殷璠稱高適“恥預?？啤保褪钦f不屑于走考進士、明經(jīng)的常道，但于“所以待非常之才”的制科之途，也不拒絕走。唐代制度規(guī)定，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可由門蔭入仕，根據(jù)祖父的官位，高適是擁有門蔭特權的。以門蔭入仕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學館，二是直接以門蔭入仕。通過學館就是先充當弘文館、崇文館或國子學、太學的學生，而后入仕，高適的伯父崇德的長子高琛，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年十有六，以門子補弘文生，居三歲而參涇州軍事?！保ā陡哞∧怪尽罚┖胛酿^、崇文館取皇帝、皇后近親子弟及京官職事三品以上子孫入學，因?qū)W生“資蔭全高”，故在學業(yè)上對他們的要求較低，“粗通文義”即可通過考試，而通過考試后一般就能授官，所以這是一條快速的入仕之路；但是，由于弘文、崇文生的員額很少（兩者合計只有五十名），朝廷也不允許貴官的所有子孫都通過此途入仕，譬如規(guī)定職事二品以上，“一蔭聽二人選”，而身任京官職事正三品官的高偘，只能“一蔭一人”，即只許有一個子孫充當弘文、崇文生，此種幸運既然已被高琛獲得（他大約是高家的長房長孫），高適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走此路。然而，高適仍有資格充當國子學的學生。唐國子學學生三百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孫為之。當時對國子生學業(yè)的要求，比起對弘文、崇文生的要求要高得多，國子生一般需要經(jīng)過四五年的刻苦學習，方能通過考試。而考試通過后，入仕的途徑依然有二：一是參加進士、明經(jīng)試，及第者可以進階授職；二是參加吏部銓選，但不一定能立即授官。對于這一條通過國子學入仕的路，高適沒有表現(xiàn)出興趣。

高適少時客居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學書學劍；二十歲的時候（約開元十年），西游長安，首探仕路?！秳e韋參軍》說：“二十解書劍，西游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阻到匝再n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笨磥?，詩人想走的仕路是：經(jīng)人舉薦受到天子的召見和賞識，不多時即獲取公卿的高位，一飛沖天。年輕的詩人涉世未深，想得天真，結(jié)果自然是美夢破滅。此時他若想返回去再走入國子學的路，已無可能（國子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但仍有另一條直接以門蔭入仕的路擺在面前。這就是根據(jù)資蔭高低，先充當秩品不等的皇帝或太子的侍衛(wèi)，經(jīng)五至八年執(zhí)勤期滿，再參加吏部的銓選而授官。不過經(jīng)銓選哪年哪月方得以授官，往往沒有準譜，走此路的人中，就有一些累歷銓選，終未得一官，至死仍是個“吏部常選”的倒霉蛋。高適對走這一條路同樣不感興趣，于是便自長安又回到了宋州。高適之所以不愿走考進士、明經(jīng)和以門蔭入仕的常道，可能是由于恃才自負和希望快速入仕。

首探仕路失敗，對高適的打擊很大，但也使他的頭腦變得清醒，觀察社會的目光透出冷峻，而且也并沒有能使他放棄追求和失去自信。《田家春望》說：“可嘆無知己，高陽一酒徒?！笔б庵腥砸栽騽钸M獻奪取天下之計的酈食其自比，足見壯心不已。

從長安返回后約近十年，高適一直居于宋州，一面從事農(nóng)耕，一面孜孜攻讀；他讀書不限于儒家的經(jīng)籍，對史書及諸子百家尤廣泛涉獵?！杜f唐書》本傳稱高適“喜言王霸大略”，在他的詩中也每每提到“縱橫謨”、“經(jīng)濟策”、“濟時略”等，說明平治天下的方略，乃詩人著重鉆研的學問。

高適的祖父雖是達官，但到了高適的青年時代家道已衰落。開元名相姚崇曾說：“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后，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保ā杜f唐書·姚崇傳》）高家也未能擺脫此種命運，高適的父親僅官至韶州長史（正六品上），堂兄高琛雖入仕很早，卻也只官至郡佐，《舊唐書》本傳說：“（高適）不事生業(yè)，家貧……以求丐取給。”看來，詩人把希望都寄托在出仕上，把精力都用在為出仕作準備上，以至于使本已敗落的家業(yè)愈益敗落，只能仰賴朋友的接濟度日。

開元十九年（731）秋，高適從宋州出發(fā)，北游燕趙。這說明詩人想走從戎入幕而登仕途的道路。唐代制度規(guī)定，邊帥可以自辟佐吏，所以從戎入幕也就成為士人仕進的一條途徑。高適的祖父曾任邊帥，自己又鉆研過安邊的策略，所以走這一條路是適宜的。他所選擇的游邊時地也頗合宜——當時契丹首領可突于勾結(jié)突厥，屢犯幽薊一帶，東北邊地正值用人之秋。然而他在幽薊前后約兩年，卻一直沒有謀取到入幕的機會，“逢時事多謬，失路心彌折”，最后只有失望地離開幽薊南返。

高適胸懷大志，性情狂放不羈，但眼睛卻始終注視著社會現(xiàn)實。這個階段兩次求仕的失敗，加深了他對現(xiàn)實的認識，增廣了他的社會閱歷和生活體驗，使得他這個階段寫作的詩歌，大都具有充實、深刻的社會內(nèi)容。宏大的抱負、狂放的性情和失路的遭遇，又使得他這個階段的詩歌，具有一種慷慨悲壯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