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論
——主題與形式

本書所要探討研究的離別詩，實際上是把兩個不同的問題合并在一起的課題。

一個是“離別”，從六朝后期（齊梁）至唐代中期（大歷·貞元），“離別”在諸多的作品中成為了重要的主題。仔細觀察圍繞著這一主題表現(xiàn)出來的各個時代的風貌，對于理解包括這一時期在內(nèi)的前后數(shù)百年的文學變遷，應該是有效的方法。于是本書以東漢末年的建安時代至中唐前期的大歷、貞元時期約六百年的文學史為對象，即針對從曹植到韋應物等離別詩的主要作者，以及離別詩所展示的具體情況進行考察。無論怎樣來說，離別的主題在離別詩創(chuàng)作最興盛的天寶至大歷時期，是具有極為特殊地位的重要主題，每位詩人的作品中平均有二成乃至三成屬于離別主題的詩作。如果不能正確認識這個事實，那么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風貌，則可以說是一件相對困難的工作。

本書的寫作還有另外一個背景，那就是筆者對文學的更為本質(zhì)性的問題所抱有的問題意識。

文學的主題不可能是先歷史而存在的，也就是說它并不是與永恒不變的人性相呼應而成立的。反之，它是在歷史內(nèi)部，隨著人們的價值觀變化逐步形成的。將這個命題通過對離別主題的考察來加以確認，則是本書的另一個課題。筆者所抱有的這個想法，僅限離別這個中國古典詩歌中最為重要的主題而言，大概是并不為錯的。

毋庸多言，離別之類的事件，無論是死別還是生別，在哪一個時代都是存在的。在建安這個分裂混亂的時代，離別乃是世間較常見的現(xiàn)象；而另一方面，在所謂太平盛世的玄宗開元年間，離別的問題仍然是較多的現(xiàn)象。因時代不同離別的多寡上雖然有微妙的差異，但離別的事件無論是在哪個時代，總是存在的。

但是，從以離別為主題的作品來看，其具體情況又完全不同。在建安時代，離別詩的數(shù)量較少，是一些零星的隨想之作。離別事件在很多情況下，都埋沒在了沒有離別主題的作品中，作為作品本身的主題，幾乎沒有什么提示。其后離別詩開始不間斷地被創(chuàng)作，則是在劉宋鮑照以后、特別是南齊永明年間以后。這里存在的時間差不容忽視。也就是說，作為“實際存在”的離別事件，和“令詩人難以釋懷”的離別主題，二者屬于完全不同的事情，這是必須認清的一點。從原理上而言，離別事件無論在哪一個時代都存在，但與此不同的是，離別的主題卻是在文學史的某個時點上開始萌芽、形成，最后達到成熟的。因此，本書在選取離別主題試作論述時，其方法是對文學史上離別詩的萌芽、形成、成熟的歷史軌跡進行考察。

關于主題的歷史考察，首先要觀察離別題材在作品中是通過何種樣式（表現(xiàn)方法）表現(xiàn)出來的，其次按照時代順序對樣式的演變加以考察?！膶W的主題，并不是作為純粹個體而存在的。通常是其主題與特定的樣式合為一體的狀態(tài)下存在。如果從本書中選取一例論述的話，六朝時期離別詩中送別者的視點“送別”和旅行者的視點“留別”沒有區(qū)分。也就是說，離別詩的制作注重表達面臨離別的人們所共同帶有惜別的感情，這一類作品正是六朝離別詩的基本樣式，它到了何遜時期成為了一種典型。與此相對，唐代離別詩的基本樣式區(qū)分送別與留別，作者的立場反映得比較明確。關于離別的主題，若從歷史角度來考察，其樣式存在著不同，這是首先要有所認知的一點。其次，要考察的是，是什么樣的原因，導致了樣式上出現(xiàn)這樣的不同。第三，樣式的不同，反過來又如何使離別主題這一內(nèi)在因素發(fā)生了變化，這更是必須要考察的內(nèi)容。以上三點如果能有機結合起來，關于主題的歷史性考察才會有所收獲。

這里筆者想借用一個比喻。這便是把文學的主題看成一個人從誕生至死亡之間所具備的精神。每個人在大致的情況下，把連續(xù)產(chǎn)生于自己頭腦中的意識，當作為自己的固有精神來理解的。而且往往把這種精神看作是超越時間、一成不變的實體。但顯然這里存在著一個較大誤解。就像身體在胚胎形成以前，是否存在著精神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胚胎在母體中成長，出生后更會繼續(xù)長大，這期間難道只有精神還停留在原處不見成長么？答案也是否定的。身體到了壯年之后開始衰弱，精神是否一直會像壯年時那樣昂揚呢？答案更是否定的。當最后身體衰亡之后，精神作為不變的實體是否會永遠存在呢？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從某種意義而言，精神與身體是不可分割的一體，身體的變化，規(guī)定了其中的精神。作為有機物的身體，是一種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存在，這就意味著精神也是一種在時間范圍內(nèi)變化的存在，而并不是超越時間的實體。正如把精神比喻為文學的“主題”那樣，這里所談到的身體，則不妨轉讀成文學中的“樣式”。亦即正如語言本身存在于歷史內(nèi)部一樣，以語言為材料的文學樣式也是在歷史中萌芽、成長、成熟的。在歷史中變化的樣式，同時也規(guī)定、制約著其主題內(nèi)容的變化。把主題看作一種歷史存在的意義正在于此。

一般在談到文學主題有一個形成的歷史時，“離別”也并不例外?！半x別”的主題，雖然在魏晉時期似乎有一些存在，但卻處于了幾乎不太顯眼的萌芽狀態(tài)。其后經(jīng)南北朝至唐代中期的數(shù)百年間，才逐漸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離別主題。

東漢后期的建安年間（196—219），是后來中國古典詩歌在文學史上繼續(xù)發(fā)展的時代。五言詩體的活用、個人作品的出現(xiàn)，使建安時期的詩歌成為了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相對唐詩而言，在這個時代里，把離別當作主題的作品幾乎是看不到的。而在分裂和戰(zhàn)亂的建安時代，離別并不少見，因而反映離別事件的作品例子也是不少的。但這一類詩要么作為贈答詩的一部分處于潛在的位置，要么避開直接歌詠離別場面，而通過想象別后遙遠的時間來朦朧地表白一種感傷。這與唐詩中所看到的典型的離別詩，即緊緊圍繞離別來歌詠的離別詩是不同的?？傊?，當時的“離別”還沒有成為可以與其他主題相抗衡而獨立存在的成熟主題。

到了曹魏后期，阮籍和嵇康等所謂的“竹林七賢”文人開始出現(xiàn)了，但這一時期卻并沒有留下離別詩。這一事實表明，從建安到曹魏一代，離別的主題似乎尚未形成。與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離別詩平均占到每位詩人作品的四分之一相比，這一時期的離別詩數(shù)量應該說是極少的。雖然我們不能單純的以作品數(shù)量的多寡來看待問題，但這一事實預示了文學的主題是有一個發(fā)生、形成、確立以及衰退的歷史性消長過程的，而且這恰恰與主題論在本質(zhì)上有著深刻關系。

離別詩進入自覺創(chuàng)作的階段，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樣式，大約是在西晉時期。這一時期在皇權的背景下，借官僚赴任的機會各種隆重的祖餞宴會舉辦起來，在宴席上所作的詩則是祖道詩（祖道是古代為出行者祭祀路神和設宴送行的禮儀?！g者注）。當時的祖道詩一般采用典雅、莊重的長篇四言詩格式，內(nèi)容以贊美皇帝和國家的權威為主，樣式整齊劃一。也就是說，祖道詩雖然是在祖餞送別的宴席上所作，但離別并沒有成為其主題。而這一類祖道詩的出現(xiàn)，卻是離別詩形成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祖餞的離別場所，是祖道詩創(chuàng)作的重要因素。其后的離別詩便是以離別的宴席為創(chuàng)作場所的，并與這種場所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一體關系。從這一點來考慮，離別中“場所”與“詩歌”的密切關系，便是在西晉時期形成的。

從東晉到劉宋前期，離別詩的創(chuàng)作處于不活潑的狀態(tài)。但到了鮑照之時，離別詩便以嶄新的抒情方式出現(xiàn)了。它是把抒情的基點放在離別事件當中來直接描寫離別的悲傷，這與歷來眾多離別詩是在別后的長久時間內(nèi)以散漫的抒情來描寫朦朧的感傷相比，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表現(xiàn)手法。在此之后直到唐代，離別詩把抒情的基點設定在分手的瞬間，這可以說是導入了鮑照手法的結果。

鮑照之后，借助這種手法所寫的離別詩，其創(chuàng)作數(shù)量逐漸的增加了起來。其間起到積極作用的，是南齊永明年間文人聚會的詩篇唱和風潮。除了樂府、詠物詩之外，離別宴席上離別詩的唱和成為了詩歌唱和主流。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南齊時期的離別詩逐漸具備了固定的樣式并擁有了一定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遂成長為一個詩歌類別。

在南朝的梁代，何遜是離別詩創(chuàng)作的代表性作家。他捕捉離別瞬間的眼光更加細致，進一步鮮明地表現(xiàn)了離別的悲傷。在六朝離別詩中，何遜的創(chuàng)作堪稱達到了極點。此外，重要的一點是，六朝的離別詩相對唐代的離別詩而言，有著本質(zhì)上的不同。即唐代的離別詩分成了送者作的送別詩和行者作的留別詩兩種類型。在六朝的離別詩中，送別與留別的視點差異幾乎沒有被關注。抒情的重點被放在臨別之際送與被送的雙方所共有的濃濃惜別之情上。這種樣式上的基本差異，也反映在離別詩的命題方法上。在唐代，送別詩題中用“送～”、留別詩題中用“留別～”、“別～”，兩者是有明顯區(qū)別的，但在六朝時期，在“別～”、“贈～別”的命題下，送別和留別都可能成為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

因此，唐代的離別詩中發(fā)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要數(shù)六朝期尚未分化的離別詩至此分化成了送別和留別兩種類型。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創(chuàng)造出了“送序”這種新的文體。這種文體就是在送別宴席上由參加者所作的“送別詩集”的序文。這類的送序具備了兩個具體能動的功能。第一，對送別宴席的參加者來說，具有促使他們一律寫作送別詩的作用。假如是二十人參加的送別宴席，如果有人當場寫“送序”，便可以產(chǎn)生二十篇送別詩。送別詩創(chuàng)作數(shù)量的增加，似乎也是必然的結果了。第二，“送序”使離別詩分化成了送別與留別的兩種類型。“送序”既然是送別詩集的序文，它要求的便是為行將登程者而作的送別詩。在這里，不分送別還是留別、送者與被送者表達同種惜別之情的六朝式離別詩已經(jīng)沒有存在的余地了。

在初唐后期，離別詩中送別、留別開始了迅速的分化。盛唐詩人們面臨的課題是，該如何為送別詩賦予適當?shù)谋憩F(xiàn)樣式。送別詩的樣式，應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在送別的宴席上，參加者的作詩技巧是千差萬別的，有一個作詩的指南是他們作送別詩的大前提。也就是說，這里需要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樣式，只要遵照這種表現(xiàn)樣式，保證誰都能作出送別詩來。第二，這里還需要一種中立的、客觀的抒情方式，以保證送行者都能夠順利參與創(chuàng)作，無論他與被送者的關系是親還是疏，惜別的感情是濃還是淡。面對這兩個條件要求，最后提出答案的是王維。他的送別詩具有如下兩個特點：①以五言律詩作為標準的格式；②對行者即將遇到的沿途風景進行“沿路敘景”的描寫。此外，這一類敘景并不是本人親眼所見的，而是在眾所周知的文獻知識基礎上，由作者進行的文學重新創(chuàng)作出來的。王維是玄宗朝后期具有代表性的臺閣詩人。由他完善起來的樣式統(tǒng)一的送別詩，不僅有他在為官員赴任壯行的送別宴席上實際創(chuàng)作的詩作留存，而且隨著王維權威性的影響不斷擴大，很快作為送別詩的標準典型被固定了下來。

由于“送序”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要求和作詩方法的徹底樣式化，使得送別宴席上一次創(chuàng)作數(shù)篇乃至數(shù)十篇的送別詩便成為了常事。送別詩數(shù)量的增多，已成為了不可避免的趨勢。這樣一來，在盛唐后期，送別詩（包括留別的離別）在眾多詩歌類別中處于了最為重要的地位。

中唐前期（大歷、貞元時期），送別詩的創(chuàng)作達到了高峰。在大歷十才子的詩歌作品中，離別詩（送別、留別）比例占到了全部作品的三成。在這一時期，王維被代宗皇帝盛贊為了“天下文宗”，其下面聚集了不少追隨者。大歷十才子們一旦有機會參加王侯宅邸中舉辦的送別宴會，便紛紛祖述模仿王維典雅的送別詩，為安史之亂以后的朝代中興歌功頌德，粉飾太平。

然而這一類典型的祖述所帶來的徹底樣式化，招致了送別詩機械的單一化，此后送別詩的創(chuàng)作過多過濫，也成為了必須克服的對象。率先解決這個問題的詩人是韋應物。他早年創(chuàng)作的送別詩為五言古體詩，如果從文學史上來看，這是對以五言律詩為標準，以沿途敘景為主要抒情方式的大歷樣式所作的一次重大改變。韋應物晩年任蘇州刺史時所寫的送別詩《送云陽鄒儒立少府侍奉還京師》，是他在蘇州郡閣招請當?shù)匚娜嗣繛猷u儒立赴長安送行時的作品，當時的唱和者中有年輕的孟郊。這件事所表現(xiàn)的象征意義是，韋應物才是將中唐前期文學引向中唐后期（元和）過渡的詩人。

到了中唐后期，“送別”（還有“離別”）盡管還保持著作為主要詩歌類別之一的地位，但像從前那樣在各位詩人作品中占二三成以上的情形已不復存在，離別詩不再是占壓倒多數(shù)的特殊詩歌類別了。

本書所概括的是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中期約六百年間的離別詩歷史。離別的主題，在某個歷史階段上萌芽，到后來成為擁有整齊樣式和大量作品的重要主題，再到最后離別詩樣式的僵化帶來了內(nèi)容上的千篇一律，從而退出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舞臺。這些事實表明，離別的主題在文學史上描繪出了一條自萌芽、形成、確立、直至衰退的巨大的消長弧線。亦即在文學中，主題本身與其固有的樣式同樣，都是歷史的產(chǎn)物；離別主題自身所形成歷史的軌跡，便是此現(xiàn)象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