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論 禁歌詩樂舞、儀式擬劇及偶發(fā)事件（約公元前七世紀中期——秦末）
小引
作為戲劇史發(fā)生的源頭，上古至秦代的歌詩樂舞和宗教祭祀儀式活動，積存了豐富的戲劇因子。與早期社會階段性文化特征相聯系，從遠古人類征服自然的農事、狩獵等生活中產生了勞動樂歌，巫覡祭儀孕育了表演歌舞的女樂，氏族社會分化出了為貴族豢養(yǎng)、供人娛樂、地位貧賤的優(yōu)。經由女樂和優(yōu)的發(fā)展，那些手執(zhí)尾羽、踏足擊節(jié)、扮獸演怪、祝禱狂歡的場面，在樂文化傳統(tǒng)的確立中，已開始形成一些載歌載舞的擬劇式表演和初級的戲劇形態(tài)。
帝堯之世太和老人發(fā)明的擲木擊壤游戲，即伴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歌吟?！渡袝虻洹吩唬骸坝钃羰允佾F率舞”，夔敲擊石制樂器，百獸便應合音樂翩然起舞的情景，可與云南滄源第六地點巖刻新石器時代戰(zhàn)爭巖畫的扮獸儀式圖對讀。1973年在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村發(fā)掘出土了一件彩陶盆，其內壁上畫著15個上有發(fā)辮、下有尾飾的女子，她們被分為三組，并肩攜手、翩翩起舞。從舞蹈者的尾飾看，這一仰韶文化時期的原始歌舞，已有了與狩獵文化相關的擬獸表演?！秴问洗呵铩す艠菲酚小拔舾鹛焓现畼?，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的記載，數人頭飾牛角，手揮牛尾，隨著音樂節(jié)奏踏步唱歌。旁有人敲擊一種方形木鼓，地上還有一種口小肚大壇狀的陶器——瓦擊缶?！案鹛焓现畼贰钡陌藗€部分，以完整的音樂歌舞擬劇形式，描述了先民們農事耕作、敬天酬地、祈禱豐收的生產生活，同時也反映了氏族社會的先民與圖騰崇拜活動。《大韶》和《大武》是周代文舞與武舞的代表，分別執(zhí)籥（類排簫的樂器）、翟（野雞毛裝飾的舞具）和朱干、玉斧表演，歌頌的是舜的圣德和武王伐紂的武功。雖然孔子聽《大韶》而三月不識肉味，贊其盡善盡美，卻從儒家禮樂文化角度褒《大韶》而貶《大武》，稱《大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但從《史記·樂書》中賓牟賈和孔子對“大武”之樂“永嘆、淫液”的歌聲、“總干而立、發(fā)揚蹈厲”的表演描述看，那舞者揚袂踏足、獰厲威勇的表演形象與模擬征戰(zhàn)打斗的場面，無疑更具有戲劇沖突性，更具體地顯示了歌舞作為戲劇要素的發(fā)生過程。中國古代戲劇母體在歌舞凝聚層、儀式凝聚層、俳優(yōu)凝聚層，不斷凝聚著自身的資源和質素?！对娊洝|門之枌》《楚辭·九歌》所勾勒的巫覡歌舞娛神場面，已具有擬劇搬演的特征。從傳世的戰(zhàn)國畫像銅壺蓋上的女樂俑、戰(zhàn)國燕樂漁獵紋銅壺上的擊磬女樂俑看，那戴有尖頂或圓頂的帽飾、長袖飛舞者，正是楊慎《升庵集》卷四四所云“女樂之興，本由巫覡”的表征。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曰：“楚人謂巫為靈”，“靈之為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后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儺儀是一種初民用以驅鬼除疫的禳祭活動，被稱為戲曲活化石。據高承《事物紀源》，它始于黃帝，比蠟祭早，最初在宮廷里按季節(jié)進行?！吨芏Y·方相氏》說：“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zhí)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儺），以索室驅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方相氏作為領祭者，頭戴四目面具，身披覆發(fā)著頭的整張熊皮，著黑衣紅裙，揮戈舞盾，率儀眾于宮內外搜尋驅掃，做打鬼驅怪之狀，有驅儺呼號之聲，后騎馬持炬投送疫鬼于郊外河中。這種表演形式是早期人類面對天災人禍、生老病死的威脅時求庇于鬼神的一種驅鬼儀式，包含代言體的敘述表演，有一定的故事內容。它是巫文化與民俗文化的混合物，有一個從喪家之樂向嘉會之樂、民俗戲樂的轉變過程。王國維《古劇腳色考》證以戲曲角色臉譜程式的形成與儺儀關系密切。炎帝時蠟祭為田事年終祭百神以報天地，“土返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草木歸其澤”，即是有名的《蠟祭歌》。據《禮記·郊特牲》，其所奉八神為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水庸、昆蟲，即農神、后稷、阡陌之神、禽獸之靈及土地諸神，以期皇天后土庇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這種儀式最早是祭祀農業(yè)始祖神農氏的，蠟即索，求神之意，是勞作的人們年終祈豐酬神的典禮，這種向神靈表達虔誠的典禮后來逐漸變成了民間慶豐的狂歡。東坡云：“八蠟，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今蠟謂之‘祭’，蓋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為之？置鹿與女，誰當為之？非倡優(yōu)而誰？”這種祭儀“一國之人皆若狂”的熱鬧場景，顯示了其宗教意味逐步褪色與民俗戲樂不斷增殖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儀式表演中，有尸化裝成受祭的人出現，似透露了優(yōu)人的一個來源?！蹲髠鳌は骞辍份d魯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淫刑優(yōu)施，襄公時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yōu)戲行進緩馬驚，此外還有晉優(yōu)施諫里克，楚國優(yōu)孟諫莊王賤人貴馬，秦國優(yōu)旃諫始皇擴苑囿、諫二世漆城等故事，尤其是《史記·滑稽列傳》優(yōu)孟扮楚故相孫叔敖的“優(yōu)孟衣冠”故事，都是優(yōu)人通過對弄調笑和滑稽歌舞來表演故事的實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一千余枚竹簡，據研究顯示，約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為墓主陪葬，竹簡中最早的，可能在戰(zhàn)國末期；其中的《為吏之道》與講唱類文學作品《荀子·成相篇》相類。
可以說，詩樂一體的樂舞精神、宗教祭儀的擬劇式裝扮，敏捷詼諧的俳優(yōu)模仿扮演，在歌舞凝聚層、儀式凝聚層、俳優(yōu)凝聚層，共同豐富著后世戲劇的本體形式和藝術裝飾性。
一方面，在早期歌詩樂舞和儀式裝扮的豐富片斷中，歌舞、儀式、俳優(yōu)，作為中國古代戲劇母體生成的重要資源和活態(tài)基因，參與到古代戲劇形態(tài)建構中。另一方面，樂舞中新樂、“淫樂”不斷翻新出奇，儀式裝扮中擬劇式故事表演漸趨溢出宗教祭儀，巫向優(yōu)下移轉生，俳優(yōu)調謔中增加了隱刺內容，與民俗雜糅的節(jié)日慶典中透露出底層的僭越。正是在禮樂文化初成期所形成的以樂設政、以禮治世的觀念形態(tài)對早期戲劇萌芽的排抑和刪理中，正樂與禁戲發(fā)生了關聯。
公元前639年魯僖公二十一年
臧文仲諫魯僖公焚巫尫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惫珡闹Ｊ菤q也，饑而不害。
按 遠古以災禍為上天懲罰，便有殺人祭天事。魯僖公以天旱推究“天意”，企圖燒死巫人和尫羸以求天雨解災，后從諫未罪巫尫，筑城減廩，節(jié)用重農，魯無亂。臧文仲責殺巫覡畸人不利反害，雖出于統(tǒng)治策略，卻讓這些祈舞娛神、與原始擬劇表演相關的特殊人群躲過了一場人主臆斷的政治陷害。
巫覡原是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他們可以達到身神合一、沒有雜念的境界；是與“史”相對的、能歌善舞的、事神筮法的神職人員，女為巫，男為覡，他們是兼祭神、制樂、醫(yī)病為一體的神的使者。賀蘭山巖畫上的巫覡，其放大的頭部線條勾勒圖，頭上有長長的彎曲羽毛裝飾，兩邊垂落身旁的長發(fā)又像古人使用的長柄彎刀或木棍。額上的印記、眉頭相連的彎眉、拉直成線的眼睛、人中的虛線和整個鼻梁，使整個臉部鑲嵌進了一個完整的人體身形，像一個巫師雙臂夸張地隆起，揚起過肩的法服，手執(zhí)法器，幾條裙裾的下擺在下垂中還顯示出一種微妙的舞動感。早期巫覡活動與當時的山川大典、國體政道、外交禮儀都有十分密切的關聯。巫覡作為通天達神的使者，須領受官方意旨，舉行符合官方禮典的祭祀儀式，敬奉官方認可的神祇。巫覡活動如若越過官方掌控的敬德通神、禳解災異的邊界而“疑眾”蠱惑，則會遭到質疑和打擊?！豆艃?yōu)解》云：“古優(yōu)的遠祖，導‘師、瞽、醫(yī)、史’先路的不是別人，就是巫?！?sup>《中國戲劇史長編》也說俳優(yōu)來源于“降神的巫覡”。巫覡作為神的使者地位的動搖，其實透露了巫覡向優(yōu)伶身份的轉變與下移，如《楚辭·九歌》所描繪的祭神歌舞和擬劇裝扮，《九歌·山鬼》所呈示的巫扮山鬼、覡扮公子的痕跡，信陽市長臺關楚墓出土的漆瑟彩繪巫師樂舞圖意等。
公元前636年晉文公元年
侏儒扶盧之戲
文公問于胥臣……對曰：“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蒙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镈，蘧篨蒙璆，侏儒扶盧，蒙瞍修聲，聾聵司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按 侏儒扶盧之戲，古雜技，矮人滑稽，作攀援矛戟等兵器之柄表演，類后世緣竿之伎。此以蘧篨（不能俯者，或比喻諂諛獻媚之人。蒙璆：擊玉磬）、戚施（蟾蜍別名，取其四足據地、無頸、不能仰視喻，直镈：主擊鐘）、僬僥（矮人，以國名）、侏儒（身材特矮者，后以指其充優(yōu)伶者）、蒙瞍（盲人）、嚚瘖（不能言者）、聾聵（生而聾者）、童昏（愚昧無知者）為八疾。官師用人之策雖標榜“因體能質而利之”，但《國語·鄭語》史伯曾對鄭桓公說周幽王“侏儒、戚施實御在側”，韋昭注：“侏儒、戚施皆優(yōu)笑之人”。因侏儒、籧篨、戚施與先秦古優(yōu)的關系，戚施侏儒常為優(yōu)笑戲弄，因身體殘疾而其所操之伎受到愚弄。
公元前500年魯定公十年齊景公四十八年
夾谷之會，孔子淫刑優(yōu)施
《經》：“（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薄秱鳌罚骸半x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以執(zhí)魯君?？鬃託v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硕鴮倨涠蠓蛟唬骸蛉寺势渚?，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yōu)施舞于魯君之幕下?？鬃釉唬骸咦锂斔?！’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sup>
按 “頰谷”，《左傳》作“夾谷”，此后文獻所及均寫作“夾谷”?！短接[》卷四二“《地理志》曰：‘懷仁縣有夾山’，《左傳》齊魯會于夾谷，即此也，在縣西四十里”?！短接[》卷一六〇釋“海州”：“《十道志》曰：‘海州，東?？ぶ迷陔陨娇h，禹貢徐州之域，春秋魯國之東境。七國時屬楚，秦為薛郡地，后分薛郡為郯，漢改郯為東?？?。’《漢書》曰：‘朐屬東?？?，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衷唬骸畺|海郡祝其羽山，在南鯀所殛之地?！趺г唬骸q亭?！蹲髠鳌吩唬骸珪R侯于夾谷’，即此?！薄段宥Y通考》卷二〇八：“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杜注即祝其。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臺，為定公會齊侯處。案：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刼魯侯處，庶幾近之?！贝藠A谷，即祝其，今山東省萊蕪縣，古九夷之一萊夷居地，乃齊魯兩國居間之地。會盟處當以此為是。此事《公羊傳》不載，《史記·孔子世家》有錄，后世史籍經傳為尊者賢者諱，多刪不及。略有征引者，如《史記》《新語》《孔子家語》《禮記正義》《春秋通說》等，述事出入不一。“離會”乃兩國相會，各執(zhí)是非、懷異想?！跋唷蹦讼鄷x，《史記》解為會遇之禮。以簡疏之禮應好會之請，以相依之表而行離析之舉，已見此會氛圍之不諧。
《史記》言齊以魯用孔子為危而求和會，魯司寇孔子設武備，具左右司馬，以會遇之禮相齊。齊演奏旂旄、羽矛、戟劍等夷狄之樂為孔子斥，后奏宮中之樂，優(yōu)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命主兵之官淫刑優(yōu)施。對此，陸賈《新語·辨惑》是為“以禮相率，以樂相化”?！犊鬃蛹艺Z》亦引《左傳》孔子語“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責齊人失禮愆義。《禮記正義》卷六六釋“引重鼎不程其力”以“齊人之樂并優(yōu)及侏儒者于魯幕下弄魯君”，許夫子用武之功為“儒者有勇不避艱難”。而宋黃仲炎《春秋通說》卷一二解經，則以“諸侯私會”動刑，為不足信之談；甚而以圣人“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刃為威，以敢殺為能，以求索為功哉”為儒家先師一辯，以《榖梁傳》厚誣圣人，侈言夾谷之功沒儒道者為大不滿。至《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則直言“此事亦出于假托”。文獻及解經者未及優(yōu)施其人，更未有正面論及優(yōu)施被殺事。任二北《優(yōu)語集》弁言始辨此冤，為“夾谷原則”淫刑優(yōu)施論難。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曰：“優(yōu)施一舞，而孔子謂其笑君，則于言語之外，其調戲亦以動作行之，與后世之優(yōu)，頗復相類。”若論優(yōu)施戲弄事，所謂傲戲弄君，將戲作武，乘隙兵變，概為孔子臆測，其事焦點在“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在旄羽劍戟、滑稽戲弄不合儀禮之正統(tǒng)；在古優(yōu)無人身自由和獨立人格，作為人主私有物，為殺為杖，宰割任人；而不在執(zhí)相權推義行事以禮見之，也不在禮樂濟濟之表、武備森森之里。春秋時期，殺人裂尸、除穢建威乃常行古俗；優(yōu)人如賤畜，烹殺由人，乃禮樂文化初成期社會等級意識之特征。從歷史上看，春秋以降優(yōu)語無忌，并未形成優(yōu)諛優(yōu)諫約定俗成的節(jié)度規(guī)則?！秶Z·晉語》言優(yōu)施為春秋時晉獻公夫人驪姬弄臣，曾自恃“我優(yōu)也，言無郵”而短歌起舞，以鳥聚豐林示大臣里克審時避害、免毀于“枯且有傷”。優(yōu)施的擬劇式表演，使里克對驪姬另立太子一事保持了沉默，因權力支撐，優(yōu)施并未受懲罰。而夾谷之會，又一個叫優(yōu)施的以輕慢笑君被首足異處，無辜充當了齊魯政治爭霸的犧牲品，因權力制衡造成了早期戲劇史上重刑罪優(yōu)之一大案。
～公元前546——前525年齊景公時期
晏子諫齊景公罷新樂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fā)不可以朝?！标套釉唬骸昂喂?？”對曰：“梁丘據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惫唬骸爸T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愿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愿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yè)，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sup>
按 晉平公六年至十年（約前552——前548），平公說“新聲”，有師曠以“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jié)之”諫平公遠琴樂，“新聲”于此首現，系諸侯國興起的各地民間音樂的統(tǒng)稱。數年后，晏子見大臣杜扃待朝，問知近臣梁丘據貢獻一名叫虞的歌人，他唱的曲子變齊音而格調迥異，齊景公沉迷逸樂、荒怠朝政至廢早朝。晏子召禮官修飭禮樂，拘歌人虞。景公怒，晏子從禮樂治政角度闡發(fā)新樂害政之理，以正其失，并舉紂好北里之聲亡國事，戒輕變樂制，說服景公。晏子以樂設政、諫君治國，為景公贊賞并推行，“新聲”受到宮廷音樂的剪理。
～公元前531——前517年宋元公時期
宋元公怒拘燕戲干君者蘭子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并趨并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燕戲者（張湛注：如今之絕倒投俠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按 身懷絕技的伎藝人蘭子踩高蹺表演飛刀弄劍，宋元公觀后驚羨不已，即厚賜。后又有自稱蘭子的伎藝人以倒立筋斗、身穿劍圈等異伎取寵，卻差點丟了性命。陳旸《樂書》卷一八六《劍戲燕戲》云“蘭子能燕戲者，亦謂之燕濯，若今絕倒技也”。為何踩高蹺弄劍有賞，倒立翻筋斗則被拘而擬戮。人君喜怒無常和偏癖褊狹只是其表，演員表演的身體順逆形式被不倫之罪加以規(guī)范，伎藝的奇巧弄險被以供奉失禮加以懲罰，則是其里。
～公元前485年魯哀公十年前后
孔子正樂刪詩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按 論者對孔子定禮樂刪詩、書真?zhèn)斡修q?？鬃右贼敯Ч荒攴掉敒榇蠓?，時年七十以后修述也。將俗樂雅化，所謂正樂，即去其淫聲使歸雅正。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蓋春秋以降，維護奴隸制王權的禮樂制度瀕臨崩潰，官方政治文化活動需要的制藝體系不備?？鬃由钜詾閼n，四處奔走，追跡三代之禮，觀殷夏所損益、杞宋之不足征，方有自衛(wèi)返魯正樂之舉，自此雅頌方各得其所?？鬃诱龢返木唧w內容是什么呢？所謂“禮失而求諸于野”，面對始自后稷、殷周大盛的上古歌謠三千余篇，重復的棄去大半，可施之禮義的指摘精選，萃選出三百零五篇，厘而為“風”“雅”“頌”三類樂詩，并譜為弦歌，合之聲誦，用之禮典，于是王道、六藝統(tǒng)于禮樂之制?？鬃诱龢穭h詩，是對禮樂文化的一種倡揚，也是對早期歌詩樂舞的一種官方管理和規(guī)范、對民間傳誦的風歌樂詩的一種傾向性引導。而在形式上，原始戲劇萌芽亦歌亦舞的樣式，是完全融入樂、樂詩、樂舞的整體范疇的。自戲劇發(fā)生起，歌詩樂舞就伴隨著宗教儀式和禮樂制度傳承下來，并成為古代戲劇表演藝術的最顯要特征。后世戲劇藝術的具體表演形式，即使不斷吸納其他藝術和世俗伎藝形式（如滑稽科諢、說書唱賺等）的成分，其凝固下來的程式化裝扮表演仍然具有極強的可歌可舞性，不僅如此，原始戲劇蘊涵的那種樂舞精神也深深積淀在后世戲劇母體中?？鬃诱龢穭h詩，不僅是就詩樂的歌誦弦唱體制大動干戈，而且是就詩樂表現的具體內容予以厘定修正?？鬃诱龢穭h詩，作為官方認定推行的一種文化政策，代表早期儒家禮樂文化的支配意識，或許對早期原始戲劇中豐富活躍的戲劇因子產生了抑制性影響。
～公元前485——前476年魯哀公十年至十九年
哀公問儒行于孔子，當時服而不敢以儒為戲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sup>
按 約哀公十九年前數年，孔子四處奔走、宣講儒家學說、傳布禮樂思想。哀公問儒服、儒行于孔子，孔子從儒者容貌規(guī)為、特立獨行、剛毅憂思、備豫寬裕、舉賢援能、任舉交友、懷仁尊讓等方面述儒之正義，哀公大為贊賞，因有是語。哀公于孔子生而未用、死而誄之，見哀公輕儒、不用孔子之道，是以當時服。又《孔子家語·儒行解第五》卷一云：“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sup>《禮記正義》卷六六云：“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為戲’，明此時意以為戲也。”時諸國紛爭、百家爭鳴，孔子逡巡奔走于諸侯間，四處游說，其學說并未得到當政者施用。“逢掖之衣”“章甫之冠”為國人丑戲，執(zhí)殷禮不改故服的孔子為人詬病，即在魯國，孔子學說要為統(tǒng)治者接納并作為治國經略推行，也非一蹴而就。哀公問儒行于孔子、聆聽儒家正義后，遂生虔敬而不敢復以儒為戲的感慨。
～公元前445——前396年戰(zhàn)國魏時
魏文侯問新樂，子夏否之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wèi)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fā)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yōu)侏儒，猱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fā)也。”
按 此古樂即雅樂，新樂則不僅包括鄭衛(wèi)之音，還涵蓋了后文所言之“溺音”。旅：并、同，鄭玄注：“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备呵积R，鄭玄注：“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奔椋焊煞?。溺：沉湎、無節(jié)制?！斑M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音調不合律，樂聲參差不齊，干犯古樂之和正，全無節(jié)制。優(yōu)侏儒：以侏儒為優(yōu)。猱雜子女：孔穎達疏“猱雜，謂狝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狝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狝猴，男女無別也”。《隋書·音樂志》云“倡優(yōu)猱雜，咸來萃止”。宋馬令《南唐書》卷二二《舒雅傳》曰“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為笑樂”，蓋鄭衛(wèi)之音雜以優(yōu)侏裝演，甚而男易女裝，主婢丑謔，混淆尊卑，喧囂無序，不尊禮法也。
對“鄭衛(wèi)之音”含義的研究界定，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主要是指春秋時期各諸侯國興起的以鄭國、衛(wèi)國地區(qū)（今河南省新鄭、滑縣一帶）為代表的民間音樂。廣義則是一切非官方的民間音樂的代稱，包括那些與“古樂”“雅樂”之和正相悖的“淫樂”。魏文侯表達了對新樂情不自禁的喜悅與沉溺，子夏恰恰抓住新樂“溺”人的特點展開勸服，所以還有下文“‘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wèi)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的一段對話。子夏不僅從音調、樂聲以及優(yōu)侏等參與者方面，指出新樂高低、快慢、進退等音聲不比、混亂無節(jié)、不合禮制，且從鄭、齊、宋、衛(wèi)地音樂所具有的僭越無度、耽于女色、短促急迫、倨傲邪辟的地域色彩，概括出它們使人心志放縱、沉溺、煩勞、驕逸的影響。與此前后，田子方亦曾以“鐘聲不比”“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于聲，臣恐君之聾于官”諫魏文侯遠淫樂。這些說法，體現了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的禮樂意識對各地蓬勃興起的民間新樂的限制。如《論語·陽貨》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僅要分別朱紫、清理真贗，且要“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然《左傳·昭公元年》引醫(yī)和語曰：“先王之樂，所以節(jié)百事也，故有五節(jié)。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倍蓬A釋此淫聲即鄭聲：“五降而不息，則雜聲并奏，所謂鄭衛(wèi)之聲?！边@樣看來，所謂新樂之“溺”、鄭聲之“淫”，原本只是音樂形式上出現更多變化、演奏技巧更加繁復的問題，但因失去了古樂舊有節(jié)奏，打亂了和正的音樂標準，在禮樂思想觀念控制下，淫過、淫慢上升為淫靡、淫邪，以鄭聲為代表的新樂因豐富的情感體驗而成了亡國之音增悲導欲、沉溺放縱的代名詞。
～公元238年前戰(zhàn)國末期
荀子論審詩商、禁淫聲
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xiāng)，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sup>
按 姚冶：美艷、妖冶。流僈：放縱、放蕩。危削：衰亡。序官：六官所司。太師：古樂官之長，掌教詩樂。詩商：一說詩章。憲命：法令。淫聲：即后言夷俗邪音。詩章可解，而若以詩樂一體看，亦可從詩商之商音究之：《管子》卷一九曰：“凡聽商，如離群羊?！蔽逍兄幸陨膛浣?，象殺伐，用事秋時，其聲凋素哀弱，沉郁怊悵。《纂圖互注禮記》卷一一載賓侔賈侍坐孔子而論武音，有“聲淫及商”之語，與此云“詩商”與“淫聲”對舉意近。《韓非子》卷三述晉平公好音，師曠援琴鼓音，述及清商調聲情之悲；曹丕《燕歌行》有“援琴鳴弦發(fā)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句；阮籍《詠懷》八十二首其九有“素質由商聲，凄愴傷我心”句，均示商音縈繞揮之不去的哀感悲情。
荀子以詩樂繁復多變，技巧新奇，夷俗邪音，其淫而過，不合于雅樂的雍容舒緩，以官方禮制雅樂修飭勒禁，提出序官司禮樂要把握“聲凡非雅聲者俱廢”的原則。后賈誼《新書·輔佐篇》“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之論，則在去商息淫的音聲結構剪理之外，疊加了察民俗禁邪言的倫教風化內容。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相李斯議焚禁《詩》、《書》、百家語，詔可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chuàng)大業(yè)，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敝圃唬骸翱??！?sup>
按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曾稱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士甚眾，欲以興太平?！?sup>博士淳于越卻當庭質疑郡縣制度的合理性，丞相李斯以儒學之士議復分封、以古非今的言論威脅政權而諫議焚書：史書除秦紀外，六國史籍一概燒毀；《詩》《書》、百家語除官方特藏外，民間所存悉交地方官府統(tǒng)一燒毀。同時還制律：有敢談論詩書、非議時事的，誅滅九族，官吏不告首亦滅族，禁令頒布三十天還沒有執(zhí)行焚毀的，罰為四年筑城勞役。焚《詩》《書》，制律、禁私學，燒民間之書，是秦始皇強化初立的統(tǒng)一中央集權統(tǒng)治的需要，也是一朝一姓的君主專制實行文化壟斷的王霸意識的集中體現。次年，秦始皇寵信的方士侯生和盧生私下攻擊他，并且逃之夭夭。秦始皇遷怒于儒生，將四百多名儒生坑殺于咸陽，焚書令終于演化為歷史上駭人聽聞的焚書坑儒事件。
陳恭尹《讀秦紀》曰：“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即將始皇焚書坑儒與張良圮橋受兵法事相聯系，諷刺專制獨裁政權鉗制言論自由的徒然。有一種說法：秦世焚書，而詩書藏，漢儒窮經，而詩書亡，很值得玩味：其一，民間到底總是有一些高人，冒著殺頭抄家、滿門滅族的危險，通過極隱密的方式珍藏那些為官方嚴厲禁絕的書籍文獻，焚書并未能完全滅絕詩書的竹帛物質形態(tài)。其二，一旦那些流傳民間的鮮活的藝術作品經過統(tǒng)治者意識形態(tài)代言人的刪削修正、焚毀棄取，如“樂”修成“禮”，“詩”演為“經”，被納入官方規(guī)范的文化體制后，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多姿多彩的生命活力，變成烙印教化觀念的僵尸。其三，古代有誦讀詩書的習慣，集音、詩、舞為一體的樂本體，在官方文化政策的禁絕中，尋求著自我生存策略。詩書被焚以后，仍存在著口誦、傳唱，甚至歌演的另一種流傳方式。唐魏徵《群書治要》卷四三述及此事，提到侯生后得始皇召見，并陳言：“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yōu)，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笨梢姡对姟?、《書》、百家語、民間之書被焚后，和樂的音詩或以口傳、歌演、說唱形式更頑強生動地存活下來，而蘊含在音詩樂舞中的倡優(yōu)樂唱、擬劇裝演萌芽，在政治權力控制的夾縫中亦得以保存流傳。
小結
因為文獻可見先秦時代的原始戲劇表演場合，大多是宮廷禮儀、外交對策、宗教祈祀等關切國政之地，所以禮官、樂師、諫臣不斷從政統(tǒng)、道統(tǒng)觀念出發(fā)，申言正樂的重要和禁樂的必要。在三代以降以樂設教的樂政，尊崇古樂可通天享神、尚聲可治世平天下的理念覆蓋下，正樂關系圣德之形容、社會之道義，更關系定思想一統(tǒng)、正人倫之序；而禁樂則最終落實到正樂、純俗、清政上。春秋戰(zhàn)國至秦是禮樂文化制度得以確立并發(fā)展的時期，以禮制樂、以樂設政的樂教思想影響所及，對戲劇萌芽的禁治，大多出于治世以禮的思想反映。從源頭上看，戲孕于樂，樂歌、樂舞、樂詩三位一體的樂文化本體，為中國古代戲劇母體的生長提供了鮮活的資源。在體現官方文化視野的正樂觀念支撐下，罷新樂、審詩商、禁淫聲，正體現了從治巫、正樂到禁戲、罪優(yōu)的內應性。
正樂與禁戲存在的這種內在關聯，還經由一些中介和焦點問題凸現出來，比如鄭衛(wèi)之音的問題。其實孔子刪詩、存雅頌而去鄭衛(wèi)，不僅是語言與音樂上的雙重變革。鄭衛(wèi)之音，包括從“古樂”“雅樂”中分離出“亡國之音”“淫樂”，都是在俗樂的音聲、語言等形式因素中強加了“禮”義的內涵，去鄭聲之靡漫，否桑間濮上之聲色，以合于中正平和的雅樂教化觀念的體現。這種以樂本體為依托，以禮文化為隱性控制的社會意識和觀念形態(tài)，不僅使得春秋戰(zhàn)國至秦時的中國戲劇始終徘徊在一種歌舞、儀式、散樂、俳優(yōu)散在混雜的原始形態(tài)和緩慢初孕過程中，且在后世戲劇的艱難孕育和緩慢發(fā)展態(tài)勢中積存下來。如生活在戰(zhàn)國末的荀子，他的雅正觀念與孔子亦一脈相承，《荀子·王制》“夷俗邪音不敢亂雅”的說法，就不僅反對的是鄭聲衛(wèi)音，而且反對“夷俗邪音”。這種以儒家禮樂思想為主導的鮮明雅正觀，給后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無論是春秋戰(zhàn)國以后的正樂與禁新聲、治巫與罪優(yōu)，還是后來孔子刪詩與李斯焚書，還是強勢下延至漢以后的音聲觀念對戲樂活動的抑制，在這些層面上，有的問題可能看似與戲劇發(fā)生關系不大，若著眼于中國文化遠源上整體的樂本體特征，實際上這些事件卻可能是于源頭和形態(tài)上影響早期戲劇史生成與構造的內在關捩。這一時期的正樂與禁戲相關聯的言論，以帝王個人詔令、臣子諫言勸責言論為主，也包括一些道德訓誡、輿論宣傳，律法制度上的禁制不多見。正樂與禁戲的參與者，雖身份復雜，階層各異，除了以上事件牽出的人物外，如墨子非樂，或許亦昭示了與正樂相向的另一脈聲音，但這種聲音與后來的禁毀戲劇史事卻并沒有發(fā)生直接關聯。而孔子正樂刪詩，不僅在當世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影響力和社會控制力，而且延續(xù)下來，貫穿在后來的戲劇史禁毀輿論中。當然，以儒家為主流觀念形態(tài)的正樂意識與禁戲之關聯，對早期戲劇的發(fā)生究竟產生了多大的作用，這個問題還是需要仔細再審思的。
雖然，孔子刪詩和李斯焚書的言論及焚書事件的重心不在戲，作為偶發(fā)事件，似乎亦沒有劇史發(fā)展的必然性，制動作用也并未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中顯現出來，正樂禁戲的觀念對民間祭祀戲樂活動有反向促動亦未可知，然這種抑制的隱性作用作為觀念形態(tài)積存下來，卻影響了后世文獻對早期樂舞中包含的戲劇因子的非議。如《史記》有“帝辛（紂）……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于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的載述。阮籍《詠懷》八十二首其十有“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句，晉張華《輕薄篇》有“北里獻奇舞，大陵奏名歌，新聲逾激楚，妙伎絕陽阿”句。左思《詠居二首》有“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句。梁元帝《纂要》曰古艷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結風》《陽阿》之曲。元劉履《風雅翼》卷三：“北里、濮上，皆紂都近地。”對照看來，是知北里本地名，故地在殷都城之北，后演為樂舞音聲之謂，因其地音聲高亢蒼涼、凄厲幽咽，后多以北里之地樂舞為新聲奇舞。而《管子》第八十《輕重甲》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噪晨樂，聞于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薄堵肥贰吩疲骸皬V優(yōu)猱，戲奇?zhèn)ィ鳀|哥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驕溢妄行，于是君臣相持而唱于庭。靡靡之音，人以龜其必亡?！?sup>劉熙《釋名》之《釋樂器·箜篌》曰：“箜篌，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后出于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wèi)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wèi)之音，謂之淫樂也?！庇纱送茰y，《靡靡》最初可能是古代北方邊鄙之地用箜篌或笙竽等樂器演奏的音聲清揚、剛厲勁節(jié)的樂曲。伴隨著伎樂嘈切、倡優(yōu)雜沓、俗艷新奇的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在民間祭祀游藝活動中，漸漸滋生著優(yōu)猱奇?zhèn)ァ⑸冯s戲、魚龍曼延等擬劇式表演。殷亡，其地分入鄭衛(wèi)，北里、靡靡演而為鄭衛(wèi)之音，因其世俗化的表演形式和內容，與古樂雅音失之于合，遂目為亂心、蕩志、亡國的“淫樂”新聲。據《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二，宋范祖禹曰“昔紂作靡靡之樂、北里之舞以亡其國……國朝祖宗以來教坊宴樂隸宣徽院。自宣徽院廢乃屬太常，以鄭衛(wèi)之樂，瀆典禮之司，此有司官制之失也”。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四《聲樂》有“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之說。如此，可以看出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經由鄭衛(wèi)之音、亡國女樂的指摘，與倡優(yōu)奇?zhèn)ァ⑸冯s戲等百戲伎樂在音聲形態(tài)及“桑間濮上”男女歡會內容上的淵源關系?！读信畟鳌坟熛摹拌罴葪壎Y義，淫于婦人，求美女，積之于后宮，收倡優(yōu)侏儒狎徒能為奇?zhèn)蛘?，聚之于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東漢末對夏桀時期奇?zhèn)ブ畱虻脑u價，以“棄禮義”為因，以“淫于婦人”為果，在沉湎、過度沉溺之意外，對聲容靡漫的“爛漫之樂”附著了道德褒貶的意味?！短接[》卷八二《帝桀》引《帝王世紀》述此事則對舉“設奇?zhèn)ブ畱?，縱靡靡之聲”；陳旸《樂書》卷一八七引述稱爛漫樂“作為淫巧以悅婦人，亡國之音也，比于慢矣”；楊維楨《優(yōu)戲錄序》稱“侏儒奇?zhèn)ブ畱?，出于古亡國之君”，歸于優(yōu)戲。由此看來，自漢以后認為新樂妖艷粗鄙、奸慝淫濫、褻狎怨怒，是俗樂“淫聲”、亡國之兆；倡優(yōu)伎藝失倫敗德、迷君惑民，是政治腐敗之始的言論，不斷強化并延續(xù)了從政治上發(fā)難、指斥新樂的禮樂雅正觀。從靡靡之聲、淫巧慢音到亡國之音、女樂優(yōu)戲，可以看出在音聲觀念下延過程中禮制、禮樂文化對劇史源頭的影響和痕跡。
-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
- 蘇軾《東坡志林》卷二，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頁。
- 《湖北云夢睡虎地十一座秦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9期。
- 楊伯峻注《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90頁。
- 馮沅君《馮沅君古典文學論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頁。
- 周貽白《中國戲劇史長編》，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頁。
- 《國語》卷一一《晉語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6-387頁。
- 《春秋榖梁傳·定公十年》，阮元?？獭妒涀⑹琛ご呵飿b梁傳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45頁。
- 任二北《優(yōu)語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1頁。
-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頁。
-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六》，張純一校注，《諸子集成》（四），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9頁。
- 《國語》卷一四《晉語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60-461頁。
- 《列子·說符》，張湛注，《諸子集成》（三），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頁。
- 司馬遷《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935-1937頁。
- 《禮記·儒行第四十一》，陸費逵總勘四部備要本《十三經注疏·經部》，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第628頁。
- 王肅《孔子家語》卷一《儒行解第五》，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
- 《禮記·魏文侯篇》，陸費逵總勘四部備要本《十三經注疏·經部》，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第438、443頁。
- 劉向輯錄《戰(zhàn)國策》卷二二《魏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80頁。
- 《荀子·樂論》，《諸子集成》（二），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頁。
-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54-255頁。
-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58頁。
- 此據《韓非子·十過》“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的傳說，將師延誤為師涓。
- 司馬遷《史記》卷三《殷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5頁。
- 羅泌《路史·后紀十三》，陸費逵總勘四部備要本《十三經注疏·史部》，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第157頁。
- 劉向《列女傳》卷七《孽嬖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
- 《列女傳》成于元延三年（前10），時年劉向七十歲?！段奈铩?996年8期《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發(fā)掘報告》元延三年前下葬的墓主陪葬品有《列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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