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宮刑忍辱著書

司馬遷為太史令，開始書寫《史記》六年后，突然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司馬遷因替李陵說話而受宮刑，這件事的前后過程，詳見于《報任少卿書》。一來由于這篇文章本身不是很好讀，再加上生活在不同歷史時代的讀者立場觀點不同，所以圍繞司馬遷受宮刑的一系列問題，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與評價?，F(xiàn)根據(jù)我的認識談幾點意見。

一、司馬遷為何替李陵說話

據(jù)《報任少卿書》說：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后數(shù)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于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

這段話有四層意思：其一，他認為李陵平時為人不錯，“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其二，他認為李陵此戰(zhàn)雖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其三，他認為李陵目下之降，有可能是思圖后效，“欲得其當而報于漢”。其四，他說自己這次說話是由于看著皇上太難過，想安慰一下皇上；同時又是因為看不慣滿朝文武的見風使舵，想要堵上那群想要落井下石的小人的嘴。而且即使如此他還不是自己搶著要說，而是正好趕上皇帝點名讓他說，他才說的。對這些我們應該分析一下：

其一，司馬遷對李陵的評價大概是太高了，我們可以看一下《漢書·蘇武傳》：當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時，李陵先已投降。單于派李陵去勸降蘇武，蘇武不聽，李陵說：“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又說：“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等到蘇武熬過了漫長的十九年，終于要回國時，李陵又羨慕地說：“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于是又作歌云：“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比绱说鹊龋枷肭昂竺?。他所想的就是“名”，至于“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的事情，他是不干的。這里人們看到的李陵實在是一個令人遺憾的角色，根本上不像司馬遷所說的那樣好。

其二，李陵的戰(zhàn)功顯然是被司馬遷過分地夸大了。據(jù)《漢書·李陵傳》說，開始李陵遇到的敵人是“騎可三萬”，后來單于又“召左右地兵八萬余騎攻陵”。而《報任少卿書》是怎么說的呢？它說李陵是“仰億萬之師”，是把敵人打得“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請注意，李陵只有五千步兵，能把匈奴打成那個樣子么？如果《漢書》還可以讓人勉強相信的話，那么《報任少卿書》則是絕對不可信的，夸張得太不著邊際了。

其三，司馬遷說李陵眼下的投降有可能是“思圖后效”，的確，《漢書·蘇武傳》中李陵也對蘇武說過類似的話：“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可惜這話在司馬遷當時只能是一種推測，說服力不強；而李陵說這話時，則已經是在他投降匈奴十八年以后了，頗有文過飾非之嫌?？傊?，這種初心是否真有，無從證明。

其四，司馬遷很善于說話。司馬遷寫《報任少卿書》是在太始四年（前93，用王國維說），上距他受宮刑已過去五年了。他是帶著一種濃厚的感情色彩在回憶過去的事情。他首先說：“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余歡?！边@就先把自己從私人感情中擇了出來，說明自己當時為李陵說話完全是出于公心；接著他又夸說李陵的為人之好，軍功之大，進一步證明自己為之說話的合情合理；接著又盡量說自己當時如何地不想說，是皇帝點名才說的；而且自己又完全是出于開慰皇帝的好意。這一切都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無辜和自己受宮刑的委屈。這么說是不是表明司馬遷不太實在呢？大直小曲，一個人在極端憤怒的情況下訴說自己倒霉的過程，有時有點言過其實，我想也是人之常情吧！

二、漢武帝為何如此動怒

評說一個人的功過，即使有些不準確，又有什么了不起，何至于大發(fā)雷霆，處人以“極刑”呢？但事情的確就這樣發(fā)生了。據(jù)《報任少卿書》說，當司馬遷出于對皇帝的同情和極大的公心發(fā)表了上述看法后，“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其罪名有兩條：一條是“沮貳師”，另一條是“誣上”。所謂“沮貳師”，就是誹謗、詆毀貳師將軍李廣利。李廣利是這次討伐匈奴的主力，他帶著三萬人從酒泉出發(fā)，北伐匈奴；李陵帶著五千步兵，從居延（在今內蒙古的額濟納旗）出發(fā)北伐匈奴。李廣利在這次作戰(zhàn)中，俘殺敵人萬余，自己損失兩萬，付出的犧牲為二比一；李陵在這次作戰(zhàn)失敗后，逃回來四百余人，損失數(shù)為四千六百，而殺敵累計也在萬余人，取得的戰(zhàn)果為一比二。以戰(zhàn)績而論，是李廣利的四倍。從這個角度看，司馬遷說李陵的“摧敗功亦可以暴于天下”，說他“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也實在不能算過分。但問題是司馬遷一味地稱說李陵的實際戰(zhàn)功，這就在客觀上明顯地貶低了李廣利，更何況李陵畢竟是兵敗投降了，其“喪師辱國”的事實在明處，無所藏掩。真正打損仗的是李廣利，但他畢竟“勝利”而歸，他的“喪師辱國”在暗處，可以用“勝利”作掩蓋。而漢武帝又是一個好大喜功，是個只要“勝利”而不計算犧牲多少士卒、付出多少代價的人，于是這“沮貳師”的罪名便這樣成立了。既然李陵如此忠勇，既然他孤軍戰(zhàn)斗得如此艱苦，甚至連他的兵敗投降也不應該受到指責，那么究竟應該由誰來負李陵這次失敗的責任呢？問題自然就轉到朝廷方面來了，這就是“誣上”。拋開李陵兵敗投降的個人行為，應該說，司馬遷的這種“沮貳師”與“誣上”，都是有理由的、正確的。

漢武帝的發(fā)怒，也許還有著更早的原因，這就是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史記》中有許多進步的觀點，有一種“不虛美、不隱惡”，敢于堅持真理，秉筆直書的精神，這些都是不能被漢武帝及其所寵用的將相們所容的。據(jù)史書記載：

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

總之，漢武帝這次對司馬遷的動怒，是一種新舊矛盾的總爆發(fā)。

話又說回來，漢武帝既然如此怒不可遏地處置了司馬遷，為什么又要任用他為中書令呢？中書令任職于宮中，它雖然不像班固所說的那么“尊寵任職”，但也絕不像司馬遷所說的那樣是“為掃除之吏”。他為皇帝掌管文書、起草詔書，品級不高，但位置還是相當重要的。漢武帝為什么要把一個受過處置的人放在身邊，難道他就不怕出什么事嗎？分析起來大概原因有四：一、強大的封建帝國，正處在極盛時期，統(tǒng)治鞏固，不怕一個小文人造反。二、司馬遷兩世為史官，具有一定名聲，處以嚴刑，警告他要老實點；再示優(yōu)遇，正可以顯示雄主的博大胸懷。三、司馬遷富有才華，可供驅使，受過宮刑，正合出入宮苑，兩者兼?zhèn)涞娜苏噪y找。四、將司馬遷放在身邊，便于監(jiān)督考察。這恐怕是漢武帝為其他一切孱弱皇帝所永遠不可企及的一種“雄才大略”吧！

三、司馬遷自請受宮刑

司馬遷的罪名是“沮貳師”與“誣上”，“沮貳師”罪不輕，但總不至死；而“誣上”（誣蔑皇上）則是“大不敬”，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我認為，司馬遷開始被判的是死刑，后來是經過他自己的請求才改為宮刑的。

大概正因為受宮刑是司馬遷自己請求或是用錢贖來的，所以這件事在當時很為社會輿論所不齒。例如桑弘羊就曾說過：“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于茍生。何者？一日下蠶室，瘡未瘳，宿衛(wèi)人主，出入宮殿由得（按：當為“得由”）受俸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鹽鐵論·周秦》）這大概就是指司馬遷。不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給司馬遷的信中也觸及了這個問題，說了些什么應該“不辱”呀、應該“守節(jié)”呀的話，表現(xiàn)了他對司馬遷的誤解。所以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古說今、比物連類地反復講這個辱與不辱的問題。

附帶再說明一點，最早的宮刑，可能是用于懲辦“淫亂”罪的，《漢書》顏師古注：“宮，淫刑，男子腐勢，婦人幽閉?！钡胶髞?，尤其是到了漢代，就只是作為一種懲罰等級，而與犯什么罪沒有關系了。至于漢景帝與漢武帝為什么允許死刑犯人改為宮刑，大概不是因為他們心善好生，或者是缺少那點錢用，而是隨著漢帝國的逐漸強大，皇家的離宮別殿、宗廟園陵日漸其多，而這些地方是需要大量太監(jiān)的，改死刑為宮刑正是一個獲得太監(jiān)的來源。司馬遷受過宮刑之后，立即當了中書令，到皇帝的“阘茸”之中去當“掃除之吏”，正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四、忍辱著書動力的來源

受宮刑對司馬遷來說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是對司馬遷精神和肉體無以復加的折磨與摧殘。他在《報任少卿書》中說：

仆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xiāng)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

但是，他終于硬挺著活下來了。他是從哪里來的這種動力呢？他說：“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比绻宦?lián)系其他資料進行全面的分析，便會很容易片面地理解為這是為了他個人的立身揚名，但這顯然是太表面了。司馬遷是個有血性的人，他贊成那種有作為、有骨氣的漢子，而瞧不起那種渾渾噩噩、庸庸碌碌的人物?！蛾惿媸兰摇分杏校骸敖裢鲆嗨溃e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廉頗藺相如列傳》有：“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fā)。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痹谶@種生死問題的抉擇上，司馬遷是有其理論的：“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标惿妗⑻A相如這樣的抉擇，即使自己死了也是光彩的、有價值的。至于韓信受辱于惡少年，伍子胥面對楚王的緝吏，則不宜斗毆致死或束手就擒，因為那樣的死輕如鴻毛。大丈夫抱有命世之才，自當暫忍一時之困辱，以圖后日之功效?！跋蛄钗樽玉銖纳菥闼?，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伍子胥列傳》）他是用這個尺度來衡量古人的，也是用這個思想來指導自己的行動的。司馬遷的這種生死觀，無疑是推動他忍辱著書的巨大動力。這是其一。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司馬遷對于自己事業(yè)的正義性是充滿自信的。他不是政治家，不可能提出改革社會的方案，并使之付諸實行。他是個歷史家，他只能通過寫歷史的方法，寓褒貶、別善惡，從《史記》中來顯示自己的社會理想，顯示自己對那些不同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愛憎。司馬遷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但他對于大漢帝國那些黑暗面、那些非常腐朽的東西，是極力鞭撻的。他要用寫歷史的手段來達到自己改良社會、實現(xiàn)理想的目的。他的書受到了漢武帝的忌恨，人也遭到了漢王朝的摧殘，在當時“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整個茫茫的天地間，他沒有一個知音，沒有一個同情者。但是他相信自己事業(yè)的正義性，而正義的事業(yè)終究是會勝利的。他的《史記》暫時或者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可能被摧抑、被禁止，但是他深信總有一天它將大行于人世，它將像日月一樣地發(fā)出光華，像大山一樣地高出于歷代皇帝的陵墓之上。正是由于他對自己的事業(yè)有如此的自信，才促使他如此堅定地“述往事、思來者”，才使他如此急切地渴望著“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如果一個人缺乏明確的理想，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沒有堅定的信念，那他還會有什么行動的力量呢？這是其二。

司馬遷的這種生死觀和這種堅定信念的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這里有父親的臨終囑托，有古人困厄著書的榜樣，也有他個人遭禍后的發(fā)憤，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受宮刑對司馬遷的肉體和精神是一種莫大的摧殘，但是對于司馬遷思想的升華，卻是一種莫大的促進。這個事件使他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統(tǒng)治者的兇殘，使他更加看透了那種趨炎附勢、蠅營狗茍的仕途官場的惡濁，這就讓他的眼睛更加向下，從而看到了下層人民的精神和力量，也更加增強了他與黑暗邪惡勢力進行抗爭的毅力和決心。這是主觀方面的原因。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當時的時代因素對司馬遷的影響。當時的大漢帝國盡管有它腐朽黑暗的一面，但它畢竟是強大的。開國以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這種局面下，“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太史公自序》）。強大的國勢給文人士大夫們展示了廣闊的遠景，使他們充滿了建功立業(yè)的抱負與自信。這不是產生阮籍、劉伶那種酒徒的時代，也不是產生陶淵明那種隱士的時代。這時期的文人士大夫盡管在個人的仕途上遭到不幸，但它仍不可能抵消整個時代氣氛對他們的積極影響。他們仍在充滿信心地想為國家、為社會做一份自己應做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以著述《史記》為己任，是很自然的。應當看到，這種時代因素既關系著司馬遷思想信念的形成，又是直接呼喚司馬遷忍辱含垢、發(fā)憤著書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