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許多變易的創(chuàng)始者，自從1850年以來，這些變化已經(jīng)改造了中國人民的結(jié)構與行為，在這個意義上，李鴻章無疑可以算作19世紀的一個打造者。不過，正如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其有關“偉人”歷史觀的評析中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記住，“偉人必須歸入那個誕生了他的社會中的其他現(xiàn)象之列，把他當作其先前發(fā)生的現(xiàn)象的一個產(chǎn)物。他是整代人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和整代人一起，都是已經(jīng)合作很長時間的巨大力量集合的必然結(jié)果?！?/p>

為了公正地評價現(xiàn)代中國偉人中第一號人物的事業(yè)生涯，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他的起步，并仔細地考察其所處環(huán)境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與政治影響。

因此，在記述李鴻章的畢生事業(yè)及其對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影響之前，我們最好概要地回顧一下在其步入官場時的中國形勢，并格外注重歐洲物質(zhì)文明的強力沖擊在此導致的結(jié)果。

李鴻章一度是鎮(zhèn)壓太平軍的軍事領導人，在他為這段出色的事業(yè)打下基礎的時候，西方的軍隊和商人對中國閉關自鎖的入侵，已經(jīng)成為一個持久的因素，顯然注定要改變中國人民的態(tài)度和習慣。新力量以如此強大的力道突然沖擊一個天性反感變化的民族，必然會使適應的過程變得很困難，并且使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充滿很大的危險。作為一名政治家，李鴻章天賦中最出色的特征包括，他在同時代人中幾乎是孤獨的，他當即便意識到了這些新力量的能量，意識到了必須通過迅速改革古老的教育與行政體制來迎合這些力量（如同日本取得了成功的做法）。中國政府治國之術的原則與傳統(tǒng)，到這時為止具有的特點是：在多個世紀的閉關自守期間，對于維護基于道德力量的獨裁體制，以及以其單一延續(xù)性而著稱的一種文明形態(tài)，其有效性得到了實踐的證明。李鴻章作為大人物的首要資格，以及其充滿五花八門活動的漫長事業(yè)生涯中的基調(diào)，都建立在一個事實之上：他從一開始就領悟到，西方的蒸汽驅(qū)動與軍事科學，必然會飛快地將其祖國的許多古老的傳統(tǒng)扔棄到容納無用和過時之物的廢物場。他努力引導同胞們認識這個真理，盡量減少變化莫測的環(huán)境導致的危險，但他的努力注定要失敗，不僅因為中國人民從天性而言無法完成要求他們做出的迅速轉(zhuǎn)化，而且因為李鴻章本人在某些重要的層面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僚。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個人野心和貪財，他的工作中存在腐敗，而其效用遭到了損害，而就連他最具進步性的追求，有時也被儒士與生俱來的偏見破壞了。由于他身邊是深邃的黑暗，他的光輝顯得格外明亮——他滿懷勇氣與愛國的熱情；他身心的能量都非同尋常；他的潛力無限，不論是在災禍還是泰福之中，他都發(fā)揮了許多令人欽佩的品質(zhì)。然而，在他完成了上述功績的同時，他本質(zhì)上仍然是其祖先的自然產(chǎn)物，塑造他的社會形態(tài)在他身上刻下了其所有的品質(zhì)與缺陷。

我們且來概略地考察一下在他初登政治舞臺時那種社會形態(tài)的狀況。太平天國運動在1851年取得了重要的進展，李鴻章后來正是因為鎮(zhèn)壓這場運動，首次贏得慈禧皇太后的感激，并得到其同時代人高度的評價。李鴻章當時大約28歲，剛剛以優(yōu)異的成績通過了經(jīng)典課程的最終殿試，這使他能夠進入翰林院，即進入卓越學者的學院。這場長達13年的大規(guī)模運動破壞了9個省份，使人口減損達到1億多，它是全部中國歷史中反復循環(huán)發(fā)生的那些動亂之一，是由中國社會體制打造的經(jīng)濟狀況所不可避免帶來的結(jié)果。筆者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

回顧一下自從唐朝末年以來（粗略地說，就是自從諾曼人征服英格蘭以來）中國的歷史記載，我們發(fā)現(xiàn)歷史一直堅持重復自身，復制其暴力造反，復制其伴隨有大屠殺的“天命氣數(shù)已盡”的王朝的垮臺，復制其循環(huán)交替發(fā)生的動亂和休養(yǎng)生息。在一個向人們諄諄教誨消極抵抗原理并將不顧一切地繁衍后代當作宗教義務的社會體系里，這一切都有跡可循，幾乎形成一個按照節(jié)奏發(fā)生的系列。這里的經(jīng)濟壓力比歐洲經(jīng)歷過的任何困難都要嚴重，而經(jīng)濟壓力緩解的間歇，是以導致廣大地區(qū)人口減少的社會劇變?yōu)榇鷥r換來的。在活著的人們的記憶里，整個過程都已被見證——在因太平天國運動與回民運動而荒廢的土地上，這一代人中有其他地方過剩的人口過來進行再次殖民，而到了下一世代，他們又再次面對饑荒幽靈那張猙獰的面孔。

只要中國在地理上閉關鎖國，在政治上故步自封，這種循環(huán)發(fā)生的動亂與流血之災，這種無節(jié)制的繁殖與過剩生命的大批量毀滅，就會得到統(tǒng)治者的認可，并被判定為不可避免的人類宿命的一個部分。這個民族的恢復能力，因其生存斗爭的激烈及其國家體制堅實的凝聚力而增強了，在災難的周期性發(fā)作中總是成功地被激發(fā)出來。盡管有這么多的災難，世界上最古老、最可敬的文明已經(jīng)建立起來，并且由于遵守著必須以德治國而非以物質(zhì)力量治國的信條，它維持了無比長的壽命。但是太平天國運動不同于過去所有的動亂，它不容許自然程序的進展，它要推翻大清王朝，因為已經(jīng)連續(xù)有3位清帝表明這個王朝已經(jīng)衰敗，無法指導道德力量去達成政府的正當目標。外國人以武力進行干預，支持衰敗無能的清政府。他們成功地保住了這個王朝的地位，但其權威已經(jīng)動搖，無望長久地挽回。對于那些能夠讀懂墻上告示的人們而言，未來籠罩在暗影中，變化的危險即將到來。李鴻章作為曾國藩手下的一名軍事指揮官，根據(jù)戰(zhàn)場上的個人經(jīng)驗，根據(jù)他與戈登、華爾、白齊文和其他外國人的交往，很快意識到洋夷所擁有的力量，是中國以其久經(jīng)考驗的兵法或治國之術也無望與之對抗的。李鴻章以清醒而敏捷的洞察力預見到這種局面必然導致的結(jié)果，他認識到，如果中國堅守古老傳統(tǒng)的連貫延續(xù)，那么她將絕對無望于重建舊秩序，甚至無望于維護其主權與獨立。此后，他的整個人生經(jīng)歷都記載了他的這種努力：試圖讓他的同胞接受這個真理。他加入19世紀打造者行列的主要資格，在于他的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于他的進步觀念和他對當代中國人的管理所具有的影響力。本書的宗旨就是揭示其影響力究竟何在，以及是怎樣獲得成功的。

李鴻章于1867年給皇帝呈上的一份奏疏清楚地表明，對于西方的沖擊，對于改革中國行政與國防體系以適應這種沖擊的必要性，他都把握了其關鍵的意義。這份重要的文件為解讀李鴻章此后作為外交官與行政管理者的事業(yè)生涯提供了鑰匙，我們在適當?shù)臅r候會對它進行充分的討論。在這里，我只需指出，它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其作者作為當時的湖廣總督，大膽提出改革的主張，其理由是外國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優(yōu)越性是不容置疑的。為了弄清楚向朝廷提交這樣一份奏疏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氣，必須考察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及其同僚們——各省巡撫與中央各部權貴們的智力素養(yǎng)。泛而言之，那個時期的中國宮廷、檢察機關、高官和儒士們，都超然地隔絕于外部世界，這正是過去兩千年中中央王國統(tǒng)治者們的特性。

有些讀者或許不熟悉中國的行政體系，為了給他們提供必要的信息，這里概略地介紹一下最后幾位清朝的統(tǒng)治者，或許能使我們較為方便地研究這位大總督的事跡。從理論上講，從遙遠的歲月直到20世紀初，中國的政府是絕對的獨裁政府，是原始形態(tài)的帝國主義，其基礎是祖先崇拜，是由于儒家體系的連貫延續(xù)性而已成為人們生活一部分的家長制。但在實際上，寶座上的皇帝（除了乾隆那樣乾綱獨斷的君主）比政府華美大廈上的裝飾性屋檐強不了多少。他的日常生活日程，每個細節(jié)有皇室法律的條律加以規(guī)定和限制，實際上讓天子成了紫禁城圍墻內(nèi)的囚徒。作為天命的家族體系的中心，他擔任的角色是在圣殿中主持莊嚴儀式的大祭司。的確，就他享有的個人動議權而言，他沒有機會發(fā)揮官僚組織的無數(shù)功能中最小的職能。甚至在皇室開支和私帑這么至關重要的事情上，中國的絕對統(tǒng)治者首先得依賴于人們的好意與忠誠，首先靠著官僚階層，走投無路時便求助于百姓。中國政府行使的這種專制權力，實際上歸屬于官僚群體，但即便如此，歷史表明，這種權力還總是被百姓自動主張的造反權所制約。還有一個基本事實也限制了這種權力，即中國行政體系下的整個當局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而非建立于自然力量之上。

已故的梅輝立先生（Mr.W.F.Mayers）曾于1877年在其有關中國政府的模范著作中指出：

中國的建立依賴于無處不在的官僚群體，這個群體是通過國民教育體系訓練出來的，實踐著基督教紀元破曉之前便已傳播了數(shù)個世紀的行政格言，并受到私利動機的驅(qū)使，反對引進有異于古老教條的所有原則。

在這段準確的描述之后，他又適時地加了一段，為了提醒那些樂觀的理想主義者，因為那些人即便在當時還在預言：中國人的國民性及其所有的政治體制將會發(fā)生突飛猛進的變化。他寫道：

對于事態(tài)的這種估計，或許會讓我們修改過于樂觀的看法，它認為作為政府和百姓的中國人有一個快速入口，走上歐洲進步之路。為了獲得任何實質(zhì)性的成果，必須拋棄國民信仰中最執(zhí)著的原則，必須把文學崇拜的偶像趕下寶座，必須離開公認的全部美譽之源，以支持現(xiàn)在遭到輕忽的那些追求與主義。這種變化的發(fā)生，若非革命的結(jié)果，便是迫切需要的壓力所催生的，但若期待自動的發(fā)展帶來這種結(jié)果，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太平天國運動長久的動亂和破壞動搖了滿族人的威望，使之無法永久性地復原，但它未能削減官僚群體的特權與力量，也沒能挫傷其揚揚得意的自負。1860年以來，只有一個特征使清政府區(qū)別于其從前的狀態(tài)，那就是創(chuàng)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部門來處理外交事務。這就是著名的總理衙門，一個無脊柱的膠質(zhì)軀體，隨著時間推移，它在人事上越來越緊密地與化石一般頑固的內(nèi)閣融為一體，忠實地反映了后者由狡猾的規(guī)避來調(diào)劑的遲鈍的保守主義。在30個年頭里，也就是說，在李鴻章總督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總理衙門的首要功能是作為中國行政部門與外國駐京代表之間的緩沖器；它進行的這類活動，趨向于縮短而非擴展中國的外交關系。直到1890年為止，在政府各部門的官方名單中總是遺漏了對其存在的所有解說，這等于強調(diào)這個部門是多余的。在隨后的各章中我們將會看到，中國從1870年至1895年之間對外交關系的處理實際上是由李鴻章操作的，依賴于他作為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雙重能力。李鴻章本人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于1896年離開直隸總督任上，成為總理衙門的一員。他活到了1901年外務部建立的那一天，這個部門具有的權力和聲望，說明了舊秩序的無能，說明皇太后終于姍姍來遲地采納了新的行政方法。如果他活著目擊了清王朝的垮臺和1911年的所謂革命，他會看到官僚群體再次從動亂的浪潮中毫發(fā)無損地冒了出來，在成堆的經(jīng)濟危機和政治混亂中維持傲然獨立。他會看到官僚群體安然無恙地穩(wěn)操勝券，超然于新舊中國的斗爭之上。

在李鴻章的一生中，獨裁的權力表面上屬于皇帝，實際上由京城與各省的高官們所掌控，這些人根據(jù)朝廷的任命擁有官職。由于18世紀末葉乾隆統(tǒng)治結(jié)束后皇族身體與道德開始發(fā)生的衰敗，滿族人日益減損的威望和強力統(tǒng)治國家的無能，逐漸明顯地反映在最高官位上漢人對滿族人的比例中。在20世紀初，后者在人數(shù)和等級上都被無望地遠遠超過了。只是靠著皇帝自遠古以來就擁有的通過圣旨罷免任何官員的權力，以及對于由儒家傳統(tǒng)所賦予的那些天命所持有的無可置疑的尊重，皇太后才得以在有生之年以其治國之術將帝國在不穩(wěn)定的平衡狀態(tài)下攏合在一起。

皇帝統(tǒng)治帝國的助手，首先有軍機處，一個在皇帝面前日常正式處理國事的顧問團；其次是內(nèi)閣，其功能在滿族人統(tǒng)治下主要是榮譽性的；此外還有在京的六部九卿，以及各省督撫的奏疏，和都察院的忠告。御史團體（總共56名）的特殊使命是就影響政府行為與百姓福祉的所有情況向皇帝提供信息與忠告。他們享有特權的職位與功能在兩千多年來從一個朝代到另一朝代一直未受影響。甚至在今天（指作者寫作的年代），在所謂的民國體制之下，他們?nèi)匀皇且怀刹蛔兊闹袊倭判姓C器的一部分。在最后一批滿族人君主的統(tǒng)治下，都察院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總體道德敗壞；“皇帝的眼睛和耳朵”過于頻繁地聽從最高發(fā)令者的支配，他們的活動服務于敵對政治派別的基本目標。他們當中總是不乏正直而勇敢的斗士，堅定不移地追求在黃金時代創(chuàng)立都察院所要達到的正當目標，他們揭發(fā)國家的腐敗，行使上訴法庭的作用，對付上層的不公正。其中有些人依仗他們的職位所特有的不可褻瀆的傳統(tǒng)，大膽地行使他們的權利，批評朝廷及皇太后本人的弊端。不過，御史們的大部分功能是用于卑劣的謀劃，收買情報，或用于針對高官們（如李鴻章）的陰謀，那些人的財富和名聲導致“局外人”聯(lián)合起來反對他們，希望以此來獲得戰(zhàn)利品。

最后，在看得見的權威行政機構后面，還有宮內(nèi)的宦官在起作用，他們“蟄伏深宮”，天天近侍于萬尊之軀的身邊，自從嘉慶王朝以來，這個群體對國家大事的影響一直逐步增強。在喜好淫樂的咸豐皇帝治下，這些對主子言聽計從的宮廷奴才們羽翼豐滿了，變得活躍起來，所起的作用，如同他們的前人對明朝可悲結(jié)局的影響。咸豐死后，在他的遺孀慈禧皇太后攝政期間，其近侍大太監(jiān)們的致命影響變得無比重要，不僅發(fā)生在宮禁之內(nèi)，而且蔓延到帝國的所有層次和各種權利，還關系到必須由皇恩給予的拔擢。李鴻章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同時又忠于以慈禧為代表的君主，毫不猶豫地以不義之財與她最寵愛的侍從交朋友，尤其是結(jié)交大太監(jiān)李連英。此人的影響一直主宰著從1870年到其女主子在1908年去世為止的全部宮廷政治。按照清朝的皇室法律，太監(jiān)不得擁有任何官職，也不許以任何借口離開京城。直到咸豐治下，這些規(guī)矩一直得到強化。可是，在慈禧攝政期間，她把權力交到太監(jiān)手中，結(jié)果是，明王朝衰亡時宮廷內(nèi)十分顯著的腐敗與陰謀，都被重新導入了宮廷。在她保護下發(fā)生的這些弊端，在她統(tǒng)治下愈演愈烈，直到1898年的政變之后，她寵愛的李連英，她的私房錢保管者，竟然常常公開夸口說他能夠造就也能毀掉帝國的高官，他還膽敢對抗光緒皇帝在位時的權勢。李鴻章在官宦生涯中有許多次被捆住了手腳，他的政策被李連英及其爪牙影響廣泛的陰謀破壞掉了，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一是在中日戰(zhàn)爭之前為海軍提供資金，二是后來與俄國締結(jié)秘密條約。即便在光緒成年后的1889年至1898年，慈禧表面上退休了，住在頤和園，李連英那只無形的手還在通過她繼續(xù)操縱高級官員的任免，并通過其結(jié)果獲得豐厚的油水。

這些宮中“諂媚小人”施加的影響，就和京城各部與都察院冥頑不化的官僚施加的影響一樣，從一開始就對抗著自由思想與改革措施的介入，而在李鴻章寬博的洞察力看來，那正是拯救國家所必不可少的東西。

1901年，在義和團起義造成的劇烈騷亂中，鷺賓·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就中國問題而言，此人是個永遠的樂觀主義者）將中國統(tǒng)治階級一成不變的態(tài)度歸因于自豪——“由遺傳而得的自豪，有其極樂無知的廣闊而富麗堂皇的背景”。這種超然疏遠的態(tài)度從那時起因世事無情的邏輯而有所改變，但是，在李鴻章最初試圖通過坦率的講理來加以改變時，它卻是巋然不動，依然堅持著“民族的自豪，智慧的自豪，文明的自豪，無上權力的自豪”。我們可以悲嘆這種天賦的自豪感頑固地拒絕直面明顯的事實，但我們很難不欽佩這個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堅信道德最終會戰(zhàn)勝自然力量，真理最終會戰(zhàn)勝強權，并繼續(xù)把非中國的事物當作外部的黑暗。

在李鴻章事業(yè)早期的中國，本質(zhì)上還是古代的中國——一種凝結(jié)的社會結(jié)構，通過時好時壞的運氣，挺住了造反與入侵的無數(shù)次打擊，完整地保持著其輝煌的文明，以及生來就有祖先崇拜與家長制一神論的農(nóng)業(yè)人口的固有傳統(tǒng)。就像我們可以為歐洲文明的科學藝術、為我們的許多發(fā)明和機械成果感到自豪一樣，在中國針對務實的、功利主義的觀念經(jīng)過深思熟慮產(chǎn)生的優(yōu)越感中，在其冥思哲學的觀點中，在其物質(zhì)住所毀滅的過程中仍然揚揚自得的感覺中，必定有某種東西博得本能的尊敬，有時甚至博得妒羨的欽慕。這種家長制，以及為其提供基礎的道德學，早在歐洲遠未從蠻荒時代進入希臘與羅馬文明之前，就已有效地將1/3的人類融入了根深蒂固的同類國民性。部分因為其地理位置，部分因為一個民族自我滿足于已被證明有效的經(jīng)驗，中國度過了許多世紀，對“無規(guī)則的次要生殖”不聞不問，做著自己的美夢，追尋自己的冥想，關心終極目標而不急功近利，甚至在后來的這些歲月里，絲毫不為洋夷取得的驚天動地的進步所打動。中國供奉在其圣殿中的古老信仰，永遠強于新信條的主張與科學的發(fā)明。在其連貫閉鎖的漫長的幽暗時期，會有令其不安的聲音來自西方。印度對其遙遠邊境的入侵，以及印度—塞西亞在中亞的征服——“光榮屬于希臘”的微弱回聲——都已經(jīng)傳到了中國，并且記錄于沿著西方貿(mào)易路線上最遙遠的邊境修建的瞭望塔與佛寺之中。在歐洲的整個中世紀，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那些行商的冒險家，將香料、乳香、象牙與寶石帶到中國的南海岸，與這些貨物一起，還帶來了有關外夷的生活方式與風俗以及有關中央王國前哨以外輿圖未載的大片水域的奇談。天主教圣芳濟會的牧師們，以及來自地中海東部與愛琴海沿岸國家和島嶼的商人們，從印度洋上不辭艱險來到華南，中國的統(tǒng)治者們從他們那里獲得了有關13與14世紀天主教歐洲的信息，但只是片言只語的第二手知識。但是，儒士們?nèi)匀粺o動于衷，因自負而缺乏對外部世界及其事務的好奇心。馬可·波羅及其親戚在忽必烈汗的宮廷里享有的聲望與影響，在王朝的記載中很少或沒有留下痕跡，在中國很快就被遺忘了，就像他有關13世紀遙遠中國的記述已被西方世界忘得一干二凈，他們的記憶直到兩百年后才被葡萄牙的航海家們重新喚醒?，F(xiàn)在，北京反過來輕蔑地把他們當成從夷島跑來求拜的商人，出于容忍心而批準他們在廣州做生意，但必須處處都低人一等。

在東印度公司的壟斷于1834年廢止以后，第一批自由貿(mào)易的英國商人來到中國，這時官僚階層中的少數(shù)有識之士開始相信危險即將來臨，感覺到這些來自海外的商人背后有力量為他們撐腰。在律勞卑（Lord Napier）成為國王（而非公司）派駐廣州的代表之前的300多年間，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沒有產(chǎn)生任何東西足以矯正中國統(tǒng)治者的古老而可敬的信仰，即他們國家是固定的宇宙中心。直到大不列顛對他們發(fā)起第一次戰(zhàn)爭（1839—1842）的時候為止，中國政府和中國百姓一樣，充分地信任龍座上的皇帝用于對付外夷的那種謀略智慧，即“統(tǒng)治他們的實在而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專制暴政”。傳教士郭施拉（the Rev.Charles Gutzlaff）在1838年準確地把當時的中國描述為“絕對隔絕于整個世界，以無可形容的鄙夷看待其他每個國家”。其他所有國家都被當作野蠻人“注定居住在四方形大地的邊緣，或者住在中央王國周邊四海中的某些小島上”。這位作者還寫道：“中國意識到她的高貴，認為全世界無所不包的帝國支配著四海，總是以憐憫來進行統(tǒng)治。她以同樣的柔情懷抱所有的國家，但與此同時，如果遠方的蠻夷愚昧到不承認世界上唯一文明的國家所具有的優(yōu)越性，那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好了?！边@就是中國統(tǒng)治者與大不列顛的使者馬嘎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1793）及阿默斯特爵士（1816）打交道時指導其行為的精神。他們當時通過西藏和尼泊爾得到了報告，得知莫臥兒帝國的瓦解，以及白種人在印度的軍事優(yōu)勢，但他們?nèi)匀徊粸樗鶆?。乾隆皇帝在熱河接見馬嘎爾尼伯爵幾天之后頒發(fā)給喬治三世國王陛下的圣旨，以及嘉慶皇帝于1816年頒發(fā)給喬治四世的圣旨，都以其堅定的無知展示了這種精神。

與中國的第一次戰(zhàn)爭以簽訂《南京條約》（1842）而結(jié)束，此后直到李鴻章作為對抗太平軍的歐洲雇傭軍的組織者登上歷史舞臺為止，西方的沖擊也許已經(jīng)打開了一些中國人的眼界，使他們看到了沒有武力支撐的夜郎自大的政策是有危險的。但這絲毫未能消除清政府及其派駐各省省會的代表們的傲慢態(tài)度，就連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也未能使之動搖。因為這種自豪的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傳統(tǒng)的感情，是中國人所有道德觀念的基礎，勝過了任何明顯的事實與政治信念。這種堅定不移的道德優(yōu)越感的信念，生來就在中國統(tǒng)治階級的骨子里，歲月無法將之動搖，也不會輕易為外國人在物質(zhì)上取得的任何成功而顛覆。官僚群體總認為這些成功是偶然事件，希望這只是暫時的現(xiàn)象，因為他們在各個時期都堅持他們的企圖，一直到1900年，最后一次嘗試“將夷人趕進海里”。在與外國列強發(fā)生間歇性關系的任何一個時期，中國政府都未曾認真地轉(zhuǎn)向條約強加給它的政治改革，它采取的所有措施，除了創(chuàng)造出使這些條約失效的組織，沒有其他任何建樹。這種批評特別適用于清廷于1860年從熱河返回北京，以及聯(lián)軍支持清政府鎮(zhèn)壓太平天國，進行目光短淺的干涉之后的那個時期。這些早期戰(zhàn)爭與早期條約帶來的教訓，其效果很快就消散了。中國的官僚群體意識到外國列強為了他們公然宣稱的利益，一定會采取維護中國完整的策略，并且一定會發(fā)生那種策略必然會導致的國際制約，于是他們就放寬心了。從1860年起，中國的外交變得越來越勇敢，因為官僚群體領悟到一個似是而非的真理：中國政治的強固要靠道義的削弱。他們在將近半個世紀內(nèi)挑唆一個夷國與另一夷國作對，自己坐收漁利，取得了成功，使他們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增強了對外國人智力的輕視。李鴻章不同于同時代那些最高貴的人，他既是外交官又是行政官，因此，雖然他充分地分享了他們對歐洲人的厭惡和猜忌，但他沒有分享他們的輕蔑。我們比較一下他的奏疏、札文與其同僚督撫們所寫的文件，可以發(fā)現(xiàn)他在這方面的辨別能力多么強大，遠遠超過了其他高官與皇帝的顧問。最負盛名的兩江總督張之洞、劉坤一所寫的公文，直到最后都繼續(xù)代表著正統(tǒng)官僚的觀念，沒有絲毫改變的跡象，認為中國是宇宙的中心，而儒家學者是這個中心的香花。他們就對外政策層面向皇帝提供的忠告，跟實際存在的世界沒有任何關系。與李鴻章清醒而務實的闡述相比較，他們的作品給人一種夢幻縹緲而又幼稚的印象，似乎這些超級學者對于《論語》和《詩經(jīng)》的研究，隨著仿效夢幻怪獸蛇鯊進行的政治遠足而發(fā)生了改變。在后面的討論中我們會做一些批評，來比較李鴻章展示的智慧與遠見，和他主要的同事及對手缺乏辨別力的無能。在這里只需指出，士人的精神與道德狀況及官僚階級的家長制傳統(tǒng)，使他們堅定不移地輕視外國人，兩者構成了一種力量，任何個人都無法將之破除，或僅僅使之松動搖晃。他們的根基太深，他們的堅持不懈中牽涉的利益過于強大，任何個人領袖與傳道者的認知和榜樣都無法使之受到影響。李鴻章盡管一生中碩果累累，大權在握，但他對政治改革的主張卻猶如荒野中的哭聲，而且他對此心知肚明。他不可能重塑這個社會，因為他本人在許多方面就是這個社會正常而自然的產(chǎn)物。他在皇太后于1900年逃出京城后給她所上的奏疏中，正如他40年前撰寫的那些奏疏一樣，清楚地反映出他懂得威脅著中國的危險既來自外國人的侵略意圖，也來自同胞的心理惰性。在評判他的成敗時，我們應該記住一個事實，記住他終生的事業(yè)不僅是要防止歐洲人和日本人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同時也要致力于教育國人清醒地認識新的力量，后者必定會根除他們自負排外的傳統(tǒng)。

在進一步探討李鴻章的事業(yè)生涯之前，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他在處理對外事務中表現(xiàn)出來的非常清晰的洞察力與勇氣，往往被他自己在國內(nèi)政治中的貪污受賄與裙帶之風所中和了。就這些不正之風而言，他仍然是其先人的一個典型產(chǎn)物。在他整個積極進取的政治家生涯中，到處都清晰地留下了中國那條腐敗老蛇的行跡。在40年間，他任勞任怨，以不倦的努力在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找到一種臨時的解決辦法，對充耳不聞的聽眾們大膽告知中國不設防狀態(tài)的后果。但在所有的這些歲月里，不論在認識上還是在示范作用方面，他都沒有試圖消除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官僚階級根深蒂固的偽詐。相反，他在教育和行政改革方面采取的進步措施，他為改進國防制訂的龐大計劃，以及他所從事的工商業(yè)活動，都被占用公款和不勞而獲的貪婪顯著地玷污了。在這些方面，他的國人從未給他以嚴厲的批評，因為公共服務中的貪賄是得到承認的既成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相反，其一生事功喚起的崇仰以及他所支配的權力，主要歸因于他聚斂財富的手段高明。他在公共生活中的兩名首要對手，作風頑強的軍人左宗棠與兩江總督劉坤一，都是人品完美的罕見典型人物，他們身居高位，卻生于貧寒，死于清白。但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李鴻章成功“榨取”的一生，使他在大多數(shù)同胞們眼里立于更為杰出的地位。有關這些事實，有關李鴻章自己曾坦言鼓脹的錢包在中國政治中的效力，我們都有必要和盤托出。我們承認李鴻章是19世紀的一位打造者，并對其事功做出如此的評斷，但讀者最好從一開始就接受以下的事實：他對其同時代人及其繼任者——當代中國的官員們所施加的無疑是巨大的影響，絕不是完全有益的，也不完全是有助于提升道德的。既然他以自己為樣板認可了官僚階級自私的個人主義和偽詐的傳統(tǒng)，既然他未能在公共生活中灌輸較高的標準，那么他必須受到譴責，他的影響必定是有害的。他從1860至1896年官宦生涯中的所有記錄，使其同胞有理由相信，從中日戰(zhàn)爭直到他去世時（1901）為止，他與俄國的關系不僅是為了服務于其有遠見的經(jīng)世方略所要達成的政治目的，也是為了滿足他不大正當?shù)乃饺四繕?。他在長久擔任直隸總督職務的期間與皇太后的親密關系，以及皇太后當他“時運不濟，為人所不容”時給予他的堅定支持，主要歸因于他引人注目的能力和對皇室堅定不移的忠誠。但毫無疑問，臭名昭著的大太監(jiān)李連英的腐敗影響加強和維護了皇太后與他的關系，李鴻章至死都與之保持著一種經(jīng)不住仔細推敲的親近聯(lián)系。中國在過去30年內(nèi)所遭受的屈辱與掠奪，可以公允地歸咎于大規(guī)模有組織的腐敗，而這位太監(jiān)就是其中的主要教唆者與受益人。李鴻章與他及其同類嘍啰的秘密交往，以及他由實際上的非法縱容而聚斂的財富，是培育他的世態(tài)所承載的不良遺傳，因此得到這個社會慷慨大度的寬容。和皇太后一樣，李鴻章公開聲稱，非法聚斂私財是國家衰弱的一個原因，但他照干不誤。然而，從歐洲觀察家的觀點來看，一個人，其決心與智力的力量使他在其他方面遠遠領先于同時代的國人，但在這方面卻是失敗得如此明顯，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反清運動從1894年由日本強加給中國的屈辱中剝奪了清政府最后的動力，從這場運動的開始，直到這個無助的王朝于1911年垮臺為止，歐洲人認為國家的腐敗是一個魔鬼，并一再告誡改革派，隨著這些滿族人統(tǒng)治者的下臺，必須迅速地將之驅(qū)除。孫逸仙和伍廷芳在其共和宣言中毫不猶豫地向世界宣稱：清王朝愚昧的觀念及野蠻的嗜好把中國引向了退步。然而，由于證據(jù)無處不在，改革派心中非常清楚：官僚貪墨的傳統(tǒng)是漢人的，而非滿族人的。早在滿族人從默默無聞中一鳴驚人之前，這個傳統(tǒng)已經(jīng)盛行了很長時間，如果說滿族人皇帝光緒未能實現(xiàn)他那勇敢但不切實際的國家改革計劃，那么他的道路上無法逾越的最大障礙就是李鴻章這類官僚的既得階級利益和他們的企圖，而滿族人為了保住自身特權采取的保守主義相比之下只是較小的障礙。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事實，因為它有助于我們理解今日中國的實情，有助于我們了解官僚傳統(tǒng)在短命的共和議會與命途多舛的袁世凱政權之下都未遭遏止的活動。滿族人離去了，但官僚群體留下了，袁世凱及想把他推上皇帝寶座的人們所實踐的治國原理，與李鴻章奉行的治國之術毫無不同。的確，只要我們記住，袁世凱與“共和國”的許多高官們仰視著李鴻章，把他當作自己的守護神、庇護者和榜樣，向他學習巧妙改良官僚財政的許多辦法，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其一般形態(tài)便是中國當時需求與所負外債的結(jié)果?？梢怨实卣f，在許多方面，北京現(xiàn)存窘迫狀況是李鴻章的直接遺產(chǎn)。

國民黨與改革派在1913年倒臺以后，袁世凱集中所有的力量推行中央集權政策，從而成功地重建并加強了因革命的騷亂而解體的財政機器。考察一下這種政策的性質(zhì)與結(jié)果，我們的結(jié)論就變得非常明顯了。作為政治家，李鴻章有一個重要的資格，也許比他處理外交事務還要重要，即他非常清楚在有效的中央當局領導下改革財政的必要性，將之當作適當?shù)能娛抡麄渑c海防建設的前提。如果說李鴻章在其事業(yè)中的某些階段未能按照他的見解去行動，有時候甚至支持省級自治的原則（如同在舍納德·阿思本艦隊一案中一樣），這僅僅說明，他所屬階級的既得利益，以及官僚保守主義壓在他頭上的死沉的重量，是不論如何偉大的個人都無望于以正面的攻擊來克服的。在這個問題上，如同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樣，李鴻章的才干在于他采取了“中庸之道”，既為他明知必須做的事情而奮斗，同時又承認那些他必須作為權宜之計而被迫接受的事物。為了達到外交目標，為了逃避外國公使的要求并把他們的腦子弄糊涂，李鴻章無疑贊成并巧妙地運用權力下放與省級責任制的傳統(tǒng)，但與此同時，他充分意識到了中國必須重組，通過行政改革從內(nèi)部鞏固自己，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必須在增強了政府在財政事務中的權威并且實行了集權化以后。只要適合自己的目標，他和皇太后慈禧一樣，為了哄住外國人，會在莊嚴的條約中聲明將要調(diào)整所有弊端，表明發(fā)動所有改革的決心與能力。但不止一次，他在坦率并明顯是真誠的時刻，向與他交情不淺的外國人承認：只要各省仍然留下了自治的法律，那么無論在行政、財政還是國防方面，都無法取得實質(zhì)性的進步。就中國的內(nèi)部行政而言，他在稍后的生活中開始相信，只有中央集權的獨裁，以某種憲法程序作為調(diào)劑，才能在面對來自外部的分裂影響的威脅時使國家凝聚在一起，他主張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全部指向這一結(jié)論。事實上，為了讓中國人民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中央集權已經(jīng)成為必需。晚年的李鴻章于1895年簽署屈辱的《馬關條約》回國之后，以悲痛的心情重新體味了這些實情。1898年迅速發(fā)展的廣東革命運動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進一步強調(diào)了這些真理。他得到了教訓，但是太遲了，但他的門生和繼承人，身為總督又想當皇帝的袁世凱，卻沒有錯過這個教訓，他為財政集權化所做的努力沒有間斷，而且總體上不乏成功。這兩個天賦很高的男人在許多方面比他們這一代人更為聰明，但他們都無望通過勸誡和樹立榜樣來突然改變這個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與習慣。在許多方面，他們自己也受到自身事業(yè)與行為的考驗，要跟比其政治才干更為有力的返祖力量做斗爭。他們的智慧察覺到了省級自治的危險，但他們的社會本能，他們繼承得來的階級偏見，都使他們俯首聽命。我們從外部有利的角度考察中國人的政治經(jīng)濟，應該盡可能地認可這些根深蒂固的傾向，盡管這些傾向迥異于我們自己的思想行為標準。在評估李鴻章的成敗得失之時，我們應該像目前所能做到的那樣，將他評判為一種格外僵硬的社會制度的產(chǎn)物。他覺察到了作為基礎性國家改革的集權化的必要性，但他對那些本能、那些偏見的堅持，有時候會導致他對抗自己的這種認識。如果我們打算因此而譴責他，那么我們不應該忘記，省級自治在漫長的歲月里已被證明為一種成功的策略，能夠滿足自足而熱愛和平的中國人民的需要與天賦。若非西方的沖擊劇烈地改變了他們的經(jīng)濟狀況與政治平衡，這種策略還能繼續(xù)達成他們的目標。這種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陷入危險之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商業(yè)與軍事力量突然侵入了中國古老可敬的蟄居之地。從這個角度來看，李鴻章的生活便凸顯為一場針對無望的機會而進行的勇敢而徒勞的斗爭。他明明知道這種社會與政治體制無力保護自己，注定要衰亡，但他卻堅定不移地信仰其道德的優(yōu)越性，因此，這場斗爭的徒勞無益更加令人哀憐。

已故的亞歷山大·宓吉先生（Mr.Alexander Michie）或許是最有才能的觀察家，也是現(xiàn)代中國歷史最精確的記錄者。他在以這種觀點評論李鴻章的畢生事業(yè)時，建議我們探究以下問題：為什么像李鴻章這樣一個具有務實精神的人，會窮其一生去追求不可能的成功？為什么在一個蘊藏著巨大智慧的國度里，這個任務竟然會幾乎只是落到一個人的頭上？他指出，中國人“絕對不是傻瓜，如果我們發(fā)現(xiàn)，在國家大事中，他們沒有展示比小孩建沙堡更大的智慧，那么自然得到的結(jié)論是，在他們一方和我們一方，都對他們面臨的問題有所誤解。但是，如果我們將中國人劃歸道德力量的世界，那么他們對屬于自然力量世界的一切所產(chǎn)生的誤解不僅是解釋得通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雙方都沒有共同的立場來哪怕達成妥協(xié)，而其中一方肯定會永遠誤會另一方”。

李鴻章花了很多時間來尋求一個良方，希圖達成那種不可能達成的妥協(xié)。如果他活到了今天，他那敏銳的智力一定會發(fā)現(xiàn)，在當前歐洲物質(zhì)文明取得的驚人成果中，可以找到為中國人堅持古老信仰和行政家長制做辯護的信念。在他與歐洲人打交道的漫長而麻煩不斷的歲月里，我們發(fā)現(xiàn)他常常捫心自問，并詢問歐洲人：如果一個國家獲得了全世界的殺人機器，卻丟失了自己的靈魂，那么它得到了什么好處呢？甚至在他于1896年游歷歐美感到驚奇和壯觀的時候，他那成熟的判斷力仍然引導他得出一個真誠的結(jié)論：盡管中國的文明存在物質(zhì)衰落的屈辱，但它構建了更為合理、更為人性化的生活哲學，超過了“外夷”進化的所有成果。他這個判斷，在比較觀察的基礎上形成，與占人類1/4的中國人民的本能而堅定的信念相吻合。李鴻章對西方機械科學表示出了很大的熱情，但在這種熱情背后，隱藏著他對經(jīng)過歲月考驗的完美而又戰(zhàn)無不勝的道學體系所持的不可戰(zhàn)勝的信仰。這是一種非尚武的文明，比希臘—羅馬的文明更為穩(wěn)定，李鴻章對它的信仰比引導他采用西方科學的任何沖動都要強烈。任何對李鴻章生活的記載，如果沒有考慮上述的事實，就會誤導讀者。他在努力尋求不可能的妥協(xié)時購買了輪船和槍炮，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終極的信仰還是深深扎根于圣賢們的經(jīng)典，這有其更私密的文件為證。

為了對這位中國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畢生奮斗進行批評性的研究，歐洲傳記作者的任務是很復雜的，因為中國未曾出品有關其生平事跡的精確記載。從其給皇帝所上的奏疏、從上諭和官報中收集到的少量信息，或多或少由于中國官方記載“制造歷史”的傾向而失去了效力，因為這種手法為了贊揚統(tǒng)治者及其后裔，寧愿犧牲對于真實事件的忠實記載。他們讓王朝的歷史記載迎合官方對理想世界的想象，而與原原本本的世界很少有關系，或完全無關。操作本國媒體的作家們在討論公共事務時，同樣偏好裝腔作勢，只提供了很少的材料，可以用于檢驗或補充官方的記載。當皇太后“為求歷史準確”而從王朝歷史中刪除有關義和拳的詔諭時，她的行為符合編輯封建王朝“議事錄”時早已確立的先例，恐怕李鴻章的官方傳記也會遵從這同一種無微不至作偽的經(jīng)典傳統(tǒng)，因為自從1904年以來，一些學者和年譜作家一直在進行這項煩瑣而閑散的編輯工作。從日記和學者們私下流通的記述中，可以獲得一定數(shù)量的令人感興趣而又公正準確的材料，但其中總是缺乏美國編輯們稱之為“人性趣味”的內(nèi)容。上海的一份報紙于1901年出版了一部李鴻章傳，既沒有致力于分析其治國之術的基本動機，又未發(fā)掘其成功生涯的秘訣。關于其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言之甚少，或者一無所載。因此，要對李鴻章的生涯進行總體性的批評考察，大多數(shù)信息都只能到歐洲觀察家的著作中去獲得。這些著作中的一些作品，由于對該國語言及習俗的膚淺認識，由于過于重視官方文獻，在記載事實和由之得出結(jié)論的時候被引入了歧途。有些歐洲人非常了解李鴻章，他們可以寫出秘史，其中包含他們根據(jù)貼近目標的私人觀察所知曉的李鴻章生涯中的許多要事，可惜他們已經(jīng)去世，沒有留下只字片語，至于日記，李鴻章的美國秘書畢德格先生（Mr.Pethick）保存了許多年，卻據(jù)報道稱，已被人從其臨終時所臥的床榻上偷走，從未復制過；卷帙浩繁的信札與筆記由鷺賓·赫德爵士保存于北京，由李鴻章最信任的顧問德璀琳先生（Herr GustavDetring，天津海關稅務司）保存于天津，完全毀于義和團騷亂期間。于是，李鴻章從1870年至1900之間在對外事務中所采取的秘密外交政策，就成了值得推敲的事情，因為留下的證據(jù)具有矛盾的性質(zhì)。已故的亞歷山大·宓吉先生的著作，仍然是所有當代記載中最有價值的一部，但它只涉及一個比較短暫的時期。此外，它還有一個缺點，即其作者與李鴻章的個人關系十分親密，他對這位大總督心懷熱烈的崇敬，這使他的著作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平衡，而在《英國人在中國》一書中為李鴻章描繪的另一可敬的形象則缺乏透視性。

另有一個資料來源，可能揭示中國這位19世紀打造者的性格和奮斗經(jīng)歷，那就是他自己卷帙浩繁的作品。李鴻章在其整個一生中無疑是一位勤奮不倦的編纂者，編寫了大量有關時事的奏稿與評論，但根據(jù)我們現(xiàn)在對這些作品的了解，其成果并不能為我們的準確信息庫提供多少補充，不論是有關其作者，還是有關他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劃者和代表人物所擔任的角色。1913年出版的一部作品，題名為《總督李鴻章回憶錄》，由科士達（Hon.John.W.Foster，華盛頓的前任國務卿）撰寫前言，聲稱是根據(jù)李鴻章大量手稿的譯文選集編輯而成，而那些手稿是從他曾擔任官職的各個衙門里取得的。該書故意匿名的編輯聲稱，這個紀念文集是由這位已故政治家的家人與朋友提供于世的，得到了帝國政府的批準。即便在人們確信此書是一個文本贗品之前，人們也能得出一個結(jié)論：已故李總督的國事文件一定已被用作服務于黃色新聞的可悲目的，或者被那些掌管文件的人們用于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因為該書明顯對國際要事只字未提，而堅持強調(diào)許多瑣事。只有一個假設可以避開這個結(jié)論，即李鴻章謹慎地編輯過半政治性的日記，因為他信不過自己的后裔，而且對他們毫無誠意。這本書由這位美國外交官和政治家推薦給公眾，由于此人在中國政府中擔任顯赫的職務，該書引起了不小的注意。不過，該書的權威性從一開始就遭到那些能干批評家的質(zhì)疑。該書包括一些消遣性的閑談，以及一大套古怪的哲學反思，但實際上沒有揭示這位大總督30年內(nèi)在其中扮演了重大角色的任何重要國事。何況，正如在其出版時不止一個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毫無疑問，該書中包含推斷性的回憶和有選擇的編輯，但非常奇怪的是，沒有明確指出文件的出處，因此該書在英國和美國初版時，人們對此大膽地表示了合理的懷疑。事實上，這件贗品在得到明確的檢驗之前，早就遭到了懷疑。但是持懷疑意見的人自然無法確定，最先在紐約《太陽報》和倫敦《觀察家》上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富有想象力的美國記者曼尼克斯先生（Mr.Mannix）在做這件工作的時候，究竟是否告知了李總督的親友們，究竟是否征得了他們的同意。贗品內(nèi)部的證據(jù)無所不在，但另一方面，有一個事實十分明顯：中國政府沒有公開發(fā)表聲明來否定這本書，而本書正好聲稱是中國政府批準其出版的。李鴻章本人的家族也無人出來加以否定?，F(xiàn)在，李總督的一位家庭成員已正式宣布李總督從未寫過日記，不論在他周游世界時，還是在他待在天津的時候。與此同時，我們弄清了一個事實：曼尼克斯先生實際上于1900年到過華北，到過北京，他是美國第9步兵團的一名列兵。因此，他有些許可能在當時發(fā)揮了記者的能力，接觸到了李鴻章家的某個成員，或接觸過其他中國人，后者愿意并能夠為他提供構成此“回憶錄”的材料，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該書包含許多關于“中國改革派”思想方式的暗示，它們?nèi)舴且笕藗兣c這位做了巧妙虛構的作者進行實際的合作，就是給予人們一些啟示。不用說，公眾滿懷好意地接受了它，歡迎它，把它當作了解遠東人事的有價值的補充材料。

我們且不追究聰明的中國改革派究竟是否參與了編輯這部自傳，可以公允地說，該書畢竟展示了不止一例非常可信的捐贈品，李鴻章的著作繼承人或受讓人也許認為這些著作適合于為已故的總督蓋棺論定。該書還具有一定獨特的價值，其中流露出中國官僚的民族意識，如果沒有第一手的地方知識和專家協(xié)助，作者是很難進入這種角色的。例如，回憶錄以許多古怪的方式反映了中國官員對于中國以外所有事物的輕視，以及其無知的勇敢無畏。因此，我們偶爾從這部奇怪的著作中引用一些文字，只是為了能夠?qū)⑷绱碎g接而巧妙展示出來的反映當?shù)毓賳T觀點的著作，與歐洲觀察家有關李總督一生要事的看法做一個比較。但讀者應該記住這個事實：那些強加到李鴻章頭上的觀點，實際上很少是由他本人記載下來的，甚至完全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筆，因為他確實從未寫過日記。

李鴻章最謙卑順從的仆從，兼職官吏盛宣懷，在李鴻章去世后不久于上海出版了他的一個官札集。這些文件較之清朝的上諭和官史記載，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不具有更大的實際作用?？傮w而言，它們顯著地展現(xiàn)了典型官僚咬文嚼字的才干，以及作者維護官員體面和挽回面子的突出能力，但無關于精確性，或者說，無關于事情的實際進程?？梢源_信，李鴻章的這些文札反映了最近的中國歷史，以及他從太平天國運動直到義和團起義這段時間在其中擔任的角色。從這種觀點來看，我們獲得了值得注意的證據(jù)，有關中國官吏生存、活動與做人于其中的無所不在的“虛構”氛圍，同時也獲得了其作者對其政治與道德環(huán)境的本能的服從。的確，可以公允地說，它們的首要價值在于不自覺的招供，指證了這位儒家學者平靜地游離于現(xiàn)實世界之外，指證了他的這種態(tài)度主要是因為他至誠地相信中國治國觀念中的卓越智慧。

因此，我們現(xiàn)在研究李鴻章的生平事跡，必須更多地依賴于獨立而能干的歐洲觀察家們見諸記載的觀點，而較少以中國官方記載或李鴻章遺著中的證據(jù)為基礎。類似的證據(jù)可以用作輔助材料，而不是用作結(jié)論。不過，不論我們的資料來源如何，不論我們根據(jù)這些材料做出怎樣的評判，在評估對李鴻章及其作為19世紀打造者之一的地位做出的最終歷史裁決時，為了對此人及其事業(yè)的公正起見，我們應該記住他出生于其中的社會與政治狀況。當我們公平地權衡其功績與錯誤和失敗的比例時，讓我們不要忘記他應召去對付的困境是特殊的，他面對的困難是有增無已的，而他幾乎是獨自一人，他是這個中央王國“神圣的遺產(chǎn)”，在國內(nèi)他是大清力量衰微的結(jié)果，就國外而言他是歐洲的報警者與游歷者。

1. 參見《皇太后治下的中國》第6章。
2. 《這些來自中土》（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倫敦，1901。
3. 《開放的中國》，郭施拉著，史密斯·埃爾德公司（Smith，Elder＆Co.）出版，倫敦，1838。
4. 參見《北京宮廷年鑒及回憶錄》，海涅曼公司（Heinemann）出版，1913。
5. 《英國人在中國》，第2卷，第3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