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溫蓋特的傳奇故事注定會帶他的傳記作者去很多地方，并讓他對很多事情產(chǎn)生興趣。必要的調(diào)查研究需要依賴許多人的幫助，為此，筆者要由衷感謝很多與溫蓋特相識的人，要感謝的人比前言中出現(xiàn)的名字要多得多，如果所有的事實和軼事都被采用，那么這本書可能厚得讓人無法閱讀。首先必須感謝洛娜·史密斯（Lorna Smith夫人[1]，她讓筆者隨意使用她已故丈夫的文件。同樣，羅納德·溫蓋特（Ronald Wingate）爵士也允許筆者查看已故的雷金納德·溫蓋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的文件。這兩部分收藏為溫蓋特生平提供了基本的文字記錄，時間跨度從他剛剛成年到41歲遇難。關(guān)于他進入皇家軍事學(xué)院以前的生活細節(jié)，筆者主要感謝西比爾·溫蓋特（Sybil Wingate）女士提供的內(nèi)容廣泛的家庭文集。還要感謝格蘭維爾·溫蓋特（Granville Wingate）先生，奈杰爾·溫蓋特（Nigel Wingate）先生，莫妮卡·溫蓋特（Monica Wingate）女士，在此再次感謝西比爾·溫蓋特女士，他們與筆者廣泛討論了溫蓋特的個人生活及其家庭環(huán)境。

在本書創(chuàng)作之初，時任陸軍大臣的安東尼·黑德（Antony Head）先生鼎力相助，讓筆者感激不盡的不僅僅是他本人，也包括研究過程中結(jié)識的許多政府官員。他們總是能讓筆者在浩如煙海的文件中找到出路。

1956年，筆者在印度、緬甸、埃塞俄比亞和以色列，對溫蓋特戰(zhàn)斗和生活過的主要地點進行了考察。印度駐倫敦的高級代表潘迪特（Pandit）夫人，英國駐新德里高級代表馬爾科姆·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先生提供了幫助，在國防部副部長B.B.戈什（B.B.Gosh）先生和斯里納南德·普拉薩德（Srinanand Prasad）博士的幫助下，筆者得以參考印度方面有關(guān)溫蓋特緬甸遠征的許多珍貴文獻。在約翰·羅布（John Robb）的盛情安排下，筆者從新德里前往仰光，通過英國大使保羅·戈爾·布斯（Paul Gore Booth）先生，以及約翰·班德雷（John Baddeley）先生，見到了當時的緬甸首相吳努（U Nu），他慷慨同意筆者進行實地考察。那是一次令人難忘的旅行，在時任眉苗領(lǐng)事克蘭利·翁斯洛（Cranley Onslow）先生的陪同下，筆者愉快地考察了毛盧（Mawlu）附近的欽迪特據(jù)點，然后又從容地順著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前往曼德勒。后一段行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杰沙（Katha）警察總監(jiān)吳登翁（U Thein Ohn）的幫助。在因育瓦（Inywa）的吳盛吞先生（U Sein Tun）盛情安排下，筆者會見了因育瓦、亨盧（Henlu）和底格言（Tigyaing）的許多群眾。

筆者從緬甸出發(fā)經(jīng)新加坡到達埃塞俄比亞，我們的大使道格拉斯·巴斯克先生（Douglas Busk），安排筆者會見了埃塞俄比亞的社會賢達，他們作為第一手權(quán)威在本書中有所提及。筆者受到特別禮遇，皇帝陛下親自接見，筆者還花了一天時間與桑福德準將（Sandford）及夫人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此行的最后一段是以色列。經(jīng)駐倫敦的以色列大使埃利亞胡·埃拉斯（Eliahu Elath）先生推薦，國防部檔案室負責(zé)人里夫林（Rivlin）上校和本·蔡恩·庫尼恩（Ben Zion Kounine）博士為筆者提供保護，并引見了一些以色列方面的權(quán)威人士，其中大多數(shù)在本書中也有提及，他們還帶筆者進入國家檔案館?？删吹氖兹我陨锌偨y(tǒng)的遺孀魏茨曼（Weizmann）夫人，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個人回憶，并允許筆者使用魏茨曼檔案。筆者也非常感謝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先生、外長摩西·沙雷特（Moshe Sharett）先生和達揚（Dayan）將軍，他們在國家危急關(guān)頭[2]還抽出大量時間接受筆者采訪。

本書得以完成要感謝許多人，以上提及的權(quán)威人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通常情況下，筆者會在前言中開列一個長長的名單，而讀者會快速跳過這部分內(nèi)容，除非有人要故意尋找遺漏。所以，在此最好還是打破常規(guī)，將其余權(quán)威人士的名字，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人，放到腳注和正文中。但是，這里要特別提到三個人，因為他們?yōu)閭饔浱峁┝巳嬷笇?dǎo)，將他們排斥在前言之外將無法充分表達筆者的感激之情。自溫蓋特從軍的第一天起，塔洛克少將就與他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除了家人以外沒有人比塔洛克將軍更了解溫蓋特。1956年，德里克·塔洛克（Derek Tulloch）在新加坡?lián)我玖?，筆者與他有過較長時間的接觸，以后回到英國也有長期交往，他詳細講述了溫蓋特一生各個階段的許多經(jīng)歷，對筆者的幫助無法估量。在研究工作中，最困難的一段要算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的軍事形勢，約翰·埃維茨（John Evetts）爵士在沒有官方材料的情況下，費盡心機給筆者講解當時紛繁復(fù)雜的形勢。關(guān)于溫蓋特最后兩年的生活，筆者要特別感謝伯納德·弗格森（Bernard Fergusson）準將，他不僅是一位不厭其煩的好顧問，而且還給筆者介紹了許多“欽迪特”部隊的同事。

現(xiàn)成的參考書目很少，而且水平參差不齊。關(guān)于溫蓋特的傳記著作，只有倫納德·莫斯利（Leonard Mosley）先生寫的一部短小精悍的《走向戰(zhàn)爭的基甸》（Gideon Goes To War）。任何傳記作家多多少少都要感激創(chuàng)作過同一人物傳記的前輩，因為他為后來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圖畫，不論這幅圖畫在著色和繪畫技巧方面有多么不完善。然而，對于《走向戰(zhàn)爭的基甸》這部傳記，筆者的感激之情不像預(yù)想的那樣多，因為它看上去似乎非常缺乏充分的調(diào)查研究，一些記錄甚至是最容易查證的事實，例如溫蓋特的家庭住址，都存在嚴重錯誤。此外，筆者在研究過程中運氣不佳，當他引用像茲維·布倫納（Zvi Brenner）這樣第一流權(quán)威的著作時，使用的是經(jīng)過嚴重篡改的版本。不過，此書最大的缺點在于散布謠言，編造故事稱溫蓋特在海法的一次集會上煽動犯罪（附錄中對此作了詳細說明），事實上這完全沒有根據(jù)。盡管有這么多缺陷，莫斯利先生的這本書還是有一些看點，因為筆者在埃塞俄比亞遠征期間就認識溫蓋特，他的描寫完全有可能真實地反映了溫蓋特那一時期的某些言行，當時溫蓋特剛剛經(jīng)歷了一個充滿激情與痛苦的危機。應(yīng)當說，此書提供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史實，那就是第一次緬甸遠征后溫斯頓·丘吉爾爵士成了溫蓋特的保護人，其他官方文件對此都沒有記載。

除了莫斯利先生的著作，還有兩部非常簡短的傳記體著作，一部是查爾斯·羅洛（Charles Rolo）的《溫蓋特的奇襲隊》（Wingate’s Raiders）；另一部是威廉·布爾切特（William Burchett）的《溫蓋特的影子部隊》（Wingate’s Phantom Army），兩本書都概略介紹了溫蓋特的早年生活。關(guān)于溫蓋特于1927年至1933年在蘇丹服役的經(jīng)歷，除了羅洛和布爾切特的兩本書中少許幾段文字和《走向戰(zhàn)爭的基甸》一書以外，幾乎沒有發(fā)表過其他相關(guān)文字，唯一的例外是溫蓋特本人在《地理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的有關(guān)扎蘇拉（Zerzura）探險的報告。溫蓋特在巴勒斯坦的經(jīng)歷是他職業(yè)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對于這段經(jīng)歷，除了上述著作以外，能夠提供參考的書籍有亞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夜賊》（Thieves in the Night），洛娜·林賽（Lorna Lindsley）的《戰(zhàn)爭之于人民》（War Is People），以及魏茨曼博士的自傳。

自從1940年溫蓋特被任命到埃塞俄比亞之后，他就開始被一些作家所了解，因而可以在現(xiàn)有出版物中找到一些線索。關(guān)于基甸軍最好的著作無疑是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的《阿比西尼亞的游擊戰(zhàn)》（Guerilla Warfare in Abyssinia），這是一部軍事歷史經(jīng)典著作，可惜現(xiàn)在已經(jīng)絕版。關(guān)于那些加入埃塞俄比亞皇帝私人部隊的志愿者，馬克·皮爾金頓（Mark Pilkington）的信件為他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饒有趣味的記述，《生活》雜志刊登過埃德蒙·史蒂文斯（Edmund Stevens）有關(guān)這次遠征的一篇很好的報道。然而，總的來說，新聞界關(guān)于基甸軍的報道并不可靠。這次戰(zhàn)役不是世人關(guān)注的焦點，而編輯們的文字也過分隨意。

要全面了解作為基甸軍指揮官的溫蓋特，除了要看那些與其在戈賈姆（Gojjam）從事游擊戰(zhàn)有關(guān)的書籍外，還需要閱讀一些“背景材料”，因為溫蓋特率先在政治上倡議恢復(fù)埃塞俄比亞獨立。倫納爾（Rennell）勛爵在《英國在東非的軍事管制》（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frica）一書中，對英國與埃塞俄比亞的關(guān)系作了精辟的描述，而有關(guān)這方面的許多個人細節(jié)可以在菲利普·米切爾（Philip Mitchell）爵士的《非洲回想》（African Afterthought）一書中找到。桑福德夫人的《猶大之獅大獲全勝》（The Lion of Judah Hath Prevailed）有過于討好之嫌，算不上權(quán)威之作，但這本書里有許多其他書中找不到的內(nèi)容，因而值得一讀。隨著“欽迪特”揚名天下，溫蓋特的故事被新聞界大量報道，盡管前后說法不一。1943年夏天，他出名了。盡管許多新聞報道上的處理一定會讓溫蓋特家族的全體成員臉紅難堪，也有夸大和煽情，但大部分有關(guān)“欽迪特”的報道是經(jīng)得起行家推敲的。顯然，當時在印度的記者和新聞官非常稱職。

第一部關(guān)于“欽迪特”的著作是查爾斯·羅洛1944年出版的《溫蓋特的奇襲隊》。那本書主要是根據(jù)約翰·杰夫里斯（John Jefferies）和羅伯特·湯普森（Robert Thompson）兩位親歷者的口述寫成的（筆者要特別感謝后者在印度提供的幫助）。《溫蓋特的奇襲隊》出版一年后，伯納德·弗格森發(fā)表了經(jīng)典之作《越過欽敦江》（Beyond the Chindwin），接著，1946年威廉·布爾切特發(fā)表了《溫蓋特的影子部隊》。這三部著作對于研究溫蓋特生平非常重要，而且都高度準確。1947年，菲利普·斯蒂布（Phillip Stibbe）的《經(jīng)仰光返回》（Return Via Rangoon）出版。與其他幾本書不同，這本書講得更多的不是溫蓋特本人，而是一個并非其直接下屬的年輕人有關(guān)第一次欽迪特遠征的珍貴記錄。

現(xiàn)在關(guān)于第二次欽迪特遠征的著作開始出現(xiàn)了。第一部是美國出版的《重返曼德勒》（Back to Mandalay），作者是洛厄爾·托馬斯（Lowell Thomas）。這本書盡管也有一些可取之處，但總的來說意思不大，因為這本書并非來自菲利普·科克倫（Philip Cochran）的直接口述，而它恰恰通過巧妙的手法給人以這樣的錯覺。不僅如此，此書的一大敗筆在于它想以不光彩的方式證明，溫蓋特第二次攻入緬甸實質(zhì)上是美國人領(lǐng)導(dǎo)的行動。使用這本書需要慎重，筆者也是這么做的，但此書并不乏味?？瓶藗悓厣w特的記述看起來是那樣真實而有趣，讓筆者覺得那不完全是虛構(gòu)。筆者在引用時進行了“重構(gòu)”。

1946年，伯納德·弗格森出版了第二部關(guān)于“欽迪特”的著作《綠色原野》（The Wild Green Earth），講述了第16旅參加第二次遠征的經(jīng)歷。這本書可以視為《越過欽敦江》的姊妹篇，作者寫作過程中抱著一種錯誤的戰(zhàn)略觀念，這倒讓它成為時文品頭論足的話題。

第二次欽迪特遠征后八年，邁克爾·卡爾弗特（Michael Calvert）出版了《懷著希望的囚徒》（Prisoners of Hope）。盡管此書構(gòu)思不夠老道，也不是一部平民百姓易于閱讀的書，但它算得上近年來最好的戰(zhàn)爭史著作之一，作者在許多次行動中勇?lián)厝?。在講述“欽迪特”經(jīng)歷方面，卡爾弗特堪與弗格森媲美?？柛ヌ啬芘c溫蓋特保持輕松的個人友誼，這樣的人寥寥無幾，僅憑這一點，他的敘述就很值得期待。此外，卡爾弗特是能夠準確把握這位苛刻主子的目標和思路的下級指揮官之一。他理解這個人和他的想法，這一點其他人無人能及，所以他的著作有堅實的基礎(chǔ)。筆者要格外感激這位真正的權(quán)威?！皻J迪特”解散時，卡爾弗特受命指揮駐英國的特種空勤旅。筆者在那里與他相識，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并通過他第一次了解到那支奇特的部隊和那個奇特的指揮官，就是在那個人手下卡爾弗特贏得了英勇無畏的美名。

關(guān)于緬甸戰(zhàn)區(qū)的英文回憶錄首推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爵士的《反敗為勝》（Defeat into Victory）。這部非同凡響的著作體現(xiàn)了一位天才作家的高超技巧，然而，研究溫蓋特生平的人讀到此書必定會感到困惑。這位陸軍元帥在敘事上采取了公正而謙遜的態(tài)度，從1942年的失敗到隨后的緬甸戰(zhàn)役，直至最后的光復(fù)似乎都無可挑剔。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他談到溫蓋特時卻與其他人的回憶和見解大相徑庭，而且還與已查明的事實相抵觸，這不禁讓人感覺陸軍元帥在這個問題上并非完全沒有偏見。溫蓋特在判斷人方面出現(xiàn)過嚴重失誤，特別是對桑福德準將、艾倫·坎寧安（Alan Cunningham）將軍、菲利普·米切爾（Philip Mitchell）爵士。面對這些人，溫蓋特讓成見蒙蔽了雙眼，甚至證據(jù)擺在眼前也視而不見。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溫蓋特自己也遭受了同樣的冤枉，而這種冤枉竟然來自一個他非常欽佩的人。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關(guān)于緬甸作戰(zhàn)及第14集團軍的組建、指揮和行動，威廉·斯利姆爵士的著作可以作為主要文獻使用，但涉及溫蓋特和“欽迪特”的內(nèi)容則不能如此，除非有當時的文件佐證。

最后，必須提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官方史《對日戰(zhàn)爭》（The War against Japan）第二卷，其作者是S.伍德伯恩·柯比（S.Woodburn Kirby）少將。此書出版時，目前這部傳記已經(jīng)付印，當然不可能作為初始研究之用。但那本書還是值得用來作為修正和參考，為此要感謝作者及其合著者。

筆者必須感謝多蘿西·貝克（Dorothy Baker）夫人，她提供了許多文學(xué)方面的寶貴建議，還要感謝E.H.哈里斯（E.H.Harris）夫人，她為筆者打印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