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胡適之先生

我最早知道胡適之先生，是十六七歲時讀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我家居天津，長期在私塾里攻讀《四書》、《五經(jīng)》。那時上海有一家用郵遞方式出借“五四”以來新書籍的圖書館，我從那里借到此書。讀了以后，感到既平易，又清新，似乎賦予了自己熟悉的那些古書以新的意義和生命。后來一位表兄來自上海，送我一本當時新出版的胡先生選的《詞選》。這本紫紅色硬封面的小書，啟發(fā)了我對長短句的愛好，以后長久留在手邊。

第一次見到胡適之先生，是30年代前期，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大約是1933年或1934年，我到北平城里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禮堂聽他講演。內(nèi)容已經(jīng)不記得，好像是用英文，但他當時的一件小事給了我深刻印象，也給了我長遠影響。胡先生身穿長袍，頭戴呢帽，上臺一站，摘下呢帽，不是放在面前的桌上，而是隨手扔在桌旁地板上。我當時非常詫異。因為我的老師鄧文如先生（之誠）總是戴一頂有紅結(jié)的瓜皮小帽。（他常說，這就是明朝人所謂的“六合一統(tǒng)帽”。）走上講堂，摘下帽子，一定是放在面前的講桌上。我看到胡先生這種做法，心想大約是西方紳士的教養(yǎng)，可能為了表示對于聽眾的尊敬吧？從此以后幾十年來，我每遇到這樣場合，總是按照胡先生的辦法處理，自己覺得還是頗為得體的。由此可見，當年長者的一舉一動，對于青年學生都會有影響，雖然多年之后始終沒想到和胡先生談起這件事。

第一次和胡適之先生談話，大約是又過十年以后了。40年代前期，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擔任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為了中國留學生服兵役事，中國留學生向中國政府有所建議。我被推為同學代表，到華盛頓去見了當時任大使的胡先生，和任特使的宋子文。談話情況及內(nèi)容早已忘記。但二十多年之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學大禮堂批判斗爭我的大會上，因為我這次去見了宋子文，而給我加上了“宋子文親信”一條“罪狀”！

我與胡適之先生談學術(shù)，是在他大使卸任后到哈佛大學短期講學時，我當時在那里做日文教員。胡先生住在劍橋的旅館里，但在趙元任先生家吃中國飯。我聽過幾堂課，常在趙家碰到，有時去旅館拜見。記得他那時研究《易林》作者問題，談起來眉飛色舞，滔滔不絕。他所引證的句子，如“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之類，我至今還有印象。我的感覺是，他很會把頗為枯燥的內(nèi)容講得通俗易懂，引人入勝。讀過他的《四十自述》的人都知道，他在童年即已擅長講故事，看來他把講故事的本領帶到考據(jù)之學的領域里來了。關于胡適之先生所謂的“考據(jù)癖”，我認為根源在于知識分子的求知欲，曾有論考據(jù)與推理小說一篇小文涉及（載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的《日本學》第一輯），這里不贅述。由此也想到胡先生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兩句話后來受到種種無理非難與批判，其實本屬至理名言，是做學問必經(jīng)的步驟。猶如把對學生的教學比做應當給獵人一桿獵槍而不是給一袋干糧一樣，都是真理而被錯誤地荒謬地批判。胡先生這兩句話，近來已有人為之“平反”，恢復名譽了。

在劍橋時，曾請胡先生書扇，另一面是抗戰(zhàn)前在南京時張政烺先生所寫篆書，不幸在“文革”大災難中化為灰燼。只記得胡先生寫的是辛棄疾的詞，末二句是：“醉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彼坪躅H喜稼軒此詞，我后來在別處也看到他寫的這一首。1945年4月12日，我們夫婦請胡先生和趙元任先生與楊步偉師母來家吃飯，恰恰傳來羅斯?？偨y(tǒng)逝世消息?？上КF(xiàn)在記不起當時胡先生對羅斯福有什么評論，而趙先生卻在我們的紀念冊上寫下：“今天羅斯?？偨y(tǒng)”，下面畫了一段大約是哀樂的樂譜。趙先生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悲傷。

胡先生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校長，曾約我到北大任教。由于種種原因我沒有接受，但仍到北大兼課，講日本史。當時班上一位歷史系四年級學生，日文很好，提出要到清華做研究生，搞日本史。我辭以清華大學的日本史專家王信忠教授尚未回來，我自己日本史造詣不夠，無指導資格。后來這位同學進了考古研究所，成為出色的考古學家，即夏鼐教授的接班人王仲殊先生。而王信忠教授也始終未回清華，聽說放棄了“冷板凳”，在日本面團團做富家翁矣。多年之后，我深幸當初有自知之明，沒有誤人子弟，同時也不得不慨嘆人生變幻，難于預測。胡先生回國后一度據(jù)云要出訪日本，我心慕楊守敬其人其事，于是向胡先生毛遂自薦，做他的隨員。蒙胡先生同意，但他后未成行。我則等到1973年才有機會東渡扶桑，距離我開始學日語已經(jīng)幾乎半個世紀了。

胡適之先生傾注幾十年精力，研究《水經(jīng)注》趙戴公案。我雖喜歡南北朝史，對他所鉆研的趙戴公案，卻毫無興趣。我父親叔弢先生是藏書家，不搞學術(shù)，但一向熱心從藏書方面為學者提供資料。他聽說胡先生研究趙戴《水經(jīng)注》問題，命我把他所藏一冊寫本《水經(jīng)》本文送給胡先生。后來胡先生考訂，這是根據(jù)戴震整理的本文抄寫的。又如我的老師洪煨蓮先生（業(yè)）研究劉知幾《史通》，準備勒成定本，父親便把一部舊版《史通》交我轉(zhuǎn)贈洪先生參考。洪先生生前把留在北京的藏書捐給中央民族學院，特別囑咐代他處理的王鐘翰先生，把這部《史通》還給我，而我早已忘記了此事。1948年我寫過一篇《牟子理惑論時代考》，就正于胡先生。他寫了長信討論。后來我在《燕京學報》發(fā)表此文，附載了胡先生的討論函。1963年結(jié)集論著，收《牟子》文而刪除了胡函。（參看拙作《我的“我的前半生”》中“新史諱舉例”條，載臺灣《千秋評論》第一○○期）近來思想認識有所提高，決心如再印文集，一定要再收人胡適之先生這封信。這些有關學術(shù)的活動，昔人所謂“翰墨因緣”，本不應受政治影響也。（此信收入《胡適手稿》第八集，題為《從牟子理惑論推論佛教初人中國的史跡——與友人書的一段》。）

50年代中期，“批判胡適唯心史觀運動”中，我曾寫過文章，做過報告，參加了批判?，F(xiàn)在回想：第一，當時確實是誠心誠意，認為自己作為新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改造思想?！安黄撇涣ⅰ保瑧敻鶕?jù)自己理解進行批判，即使是過去所敬重的人。第二，確實認為，歷史長河從總的看，從大處看，從長遠看，應當是有規(guī)律可尋的，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另一方面，歷史上千百年來的人和事千變?nèi)f化，又有無數(shù)偶然性，是不能用一成不變的規(guī)律來解釋的。因此，歷史的進程是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地相互作用而發(fā)展的。這個看法，我今天仍然相信其能夠成立。話又說回來，胡先生說，歷史猶如十七八歲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或如一百個大錢，任人隨意擺布。這些話，今天看來，也并非全無道理。世界上多少偽造的歷史，包括偽造的當代歷史，不就是這樣寫成的嗎？古今中外勝利者所寫歷史，都逃不脫胡先生所指出的現(xiàn)象，此秉筆直書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貴也！

1989年訪問普林斯頓大學，聽中央研究院來美的先生們說，胡適之先生之所以回臺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因為當時形勢下如果他不出山，院長之位將落在某人身上，“后果不堪設想”。又聽說，他在酒會上講話中，談到自己被“圍剿”，因而犯了心臟病。聽了這些之后，我深深感到，胡先生仍是30年代的胡適之，政治上、學術(shù)上自由主義者，始終未變。我相信，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他是一座永遠推不倒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