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當時的黃埔，并不是一個可以“和平共處”的環(huán)境。在國共雙方都是斗志昂揚、攻勢不減的情況下，一次次“磨合”的努力，只是徒然增加失敗的痛苦而已。

張治中說過這樣的話：“我的一切言論、態(tài)度都是為著愛護革命而出發(fā)的。”又說：“最好是大家團結，以求革命的發(fā)展；如果還沒有做出一點事，自己的組織先分裂，自己的肢體先就支離，則革命如何可以完成？”誰會懷疑張治中的政治真誠呢？誰又會否定這樣的政治主張呢？可是，在實際的政治風波中，張治中的真誠未免不是一種幼稚，張治中的主張未免不是一種脫離實際。

就在林振雄槍擊李漢藩事件之后不久，廖仲愷先生在廣州城里被國民黨右派暗殺了。南方革命政權內(nèi)部掀起滔天巨浪，一位忠誠于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yè)的巨人倒下了，國共合作的堤岸被撕開了一個口子。對于國民黨左派和共產(chǎn)黨人來說，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對于真誠地擁護國共合作政策的張治中來說，這也是一個晴天霹靂。政治的斗爭，總是充滿著血腥味；國共合作的好夢，現(xiàn)在只剩下血腥的回憶。在黃埔島上，在南方政府里，血腥的氣味繼續(xù)在空氣中擴散。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張治中對政治的認識距離實際太遠了。

然而，張治中的可貴，正是他的這種近乎幼稚的真誠；張治中的著名，也正是他的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況且，張治中缺少的只是對實際政治的認識，并不缺少頭腦，也不缺少勤奮。其實，張治中是個十分善于學習和善于思考的人。因此，他有著很強的辨別是非的能力。一次次斗爭，張治中在認識國民黨，在認識右派；一次次斗爭，張治中也在認識共產(chǎn)黨，在認識左派。事實上，張治中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在左派和右派的斗爭中，從來就沒有做到完全意義上的中立。在上島的初期，張治中是一個中間偏左派；隨著斗爭的深入，也隨著不斷加深對實際政治的認識，張治中一步步地向左派傾斜，甚至一度提出加入共產(chǎn)黨的要求。張治中的政治立場，從力圖中立，到偏左，再到左派，就是通過對國共兩黨的主張與實踐不斷加深認識的結果。

實事求是地說，在上島之前，張治中除了樸素的富國強兵的思想外，對各種主義都了解不多，無所謂左派或右派的成見。不過，真要比較起來，恐怕還是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有更多的好感。這是因為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創(chuàng)立的，孫先生是張治中久已崇敬的偉人。孫先生的主張還會錯嗎！至于對共產(chǎn)黨的了解，除了在上海大學讀書時，曾與瞿秋白等著名共產(chǎn)黨人有過一些接觸外，更多地還是來自孫中山提出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的政治主張。

正因為沒有成見，所以，張治中在上島之后，能夠以公正持平的立場，對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進行近距離的觀察、比較。不過，政治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事實上，張治中所認識的國共兩黨，只是黃埔島上的國共兩黨；或者說，只能是黃埔島上的國民黨人與共產(chǎn)黨人。

不幸得很，島上的國民黨人表現(xiàn)太差了。讓張治中佩服的國民黨人當然也有，蔣校長算一個，鄧演達算一個，王懋功是自己的好朋友，也可以算一個；學生中大概只有賀衷寒還有點真才實學。而且，鄧演達和王懋功都算是國民黨左派，與其說他們的政治立場屬于國民黨，不如說他們的政治立場更接近共產(chǎn)黨來得恰當。至于國民黨右派的代表人物王柏齡、繆斌等人，簡直就是兩個沒有人格的奴才，真讓人看不起。

反觀黃埔島上的共產(chǎn)黨人，真讓張治中贊嘆不已。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就不用說了，張治中稱：“我們一見如故。他為人很熱情，談吐、風度、學養(yǎng)，都具有很大吸引力?！贝送馊鐞链?、高語罕、熊雄等人，也都是張治中十分佩服的人物。至于黃埔學生中的蔣先云、李之龍、陳賡等中共黨人，都是大名鼎鼎，十分了得?？梢哉f，共產(chǎn)黨人個個都是人中龍鳳、國之精英，也難怪蔣校長要發(fā)脾氣了，一次氣急敗壞地大罵繆斌：“你們十個孫文學會會員，也抵不上一個共產(chǎn)黨。為什么有本事的人都去當了共產(chǎn)黨？”的確，共產(chǎn)黨人留給張治中的印象太深了，尤其是周恩來的橫溢才華和人格魅力，可以說是一個讓張治中終身景仰的人物。

正是在這些共產(chǎn)黨人的影響下，張治中的政治立場出現(xiàn)了明顯的“左”的傾向，甚至動了參加共產(chǎn)黨的念頭，并當面向周恩來提出了加入組織的要求。周恩來很高興，表示待請示組織后加以答復。然而，幾天后，周恩來委婉地表示：中共歡迎張治中加入，但在國共合作時，雙方有約：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入黨。不過中共保證今后一定暗中支持張治中的工作。

張治中加入中共的愿望雖然沒有實現(xiàn)，但從此卻與共產(chǎn)黨人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在國民黨黃埔軍校第四屆特別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及監(jiān)察委員的選舉中，張治中被選為九執(zhí)委之一。黨部執(zhí)委候選人是由兩派事先協(xié)商的，而張治中之當選，則是由中共方面所提出。這可以看作是中共組織給予張治中支持的一個實例。

張治中的“向左轉”，越來越引起右派的強烈不滿，也越來越受到蔣介石的密切注意。1925 年秋的二次東征期間，張治中擔任軍校第四期入伍生軍官團團長。早在張治中擔任入伍生總隊附期間，右派就曾送給他一個“紅色教官”的綽號；現(xiàn)在又當了一個什么團長，索性再送他一個“紅色團長”的帽子。但是，右派還是覺得不能充分發(fā)泄心中的仇恨，惲代英、高語罕，是兩個公開的共產(chǎn)黨政治教官，國民黨左派鄧演達是個比共產(chǎn)黨還左的家伙，現(xiàn)在不是又出了個張治中嗎，一起送他們一個外號，就叫“黃埔四兇”吧！

這樣一來，張治中的名聲大了。好家伙，成了黃埔一兇，而且和共產(chǎn)黨教官排在一起，右派分子的這一手真是毒辣！問題嚴重了，蔣校長不能不給予關注，也不能不加以過問。東征軍進入汕頭之后，蔣校長把第二師師長王懋功找來問話：“張治中是不是共產(chǎn)黨？”這當然只是一個懷疑，但未免不是一個嚴重警告。

這件事給予蔣校長的刺激之深，是可以想象的。蔣介石在張治中身上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可是，到頭來，張治中還是被共產(chǎn)黨拉過去了，再讓共產(chǎn)黨這樣鬧下去，我們不是都成了在給共產(chǎn)黨“打工”么！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蔣介石覺得事不宜遲，需要采取一點措施了。

這一年11 月底，還在東征途中，蔣介石就找到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伸手向他要東征軍及黃埔軍校中的共產(chǎn)黨員名單。周恩來當然不會將這個名單交出去，不過口氣也還緩和，婉言回絕了。蔣介石似乎也沒有堅持，事情就這樣過去了。然而，這只是一個試探，也是一個信號，表明蔣介石要對中共組織動手了。了解蔣介石個性的人，都知道蔣氏認準了的事情，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對于國共合作，蔣介石有一句名言，謂之：“這叫捉老鼠上床，咬自己的被窩，怎能夠安靜睡覺呢？”如果說孫中山的“聯(lián)共”政策是“捉老鼠上床”，那么把“老鼠”趕跑，正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誰會與“老鼠”同眠共枕呢？因此，接下來發(fā)生的一切，雖然讓許多人感到驚異，但卻是符合邏輯的必然結果。

動手之前，需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范的措施之一，就是不能讓張治中一身兼有八大要職，因為這樣做太危險了。于是，對于張治中辭去七項兼職的要求，蔣介石很痛快地接受了。在張治中而言，自從進入黃埔以后，身兼八大要職，一天到晚坐汽車，坐小汽艇，仆仆往來于黃埔與廣州之間，經(jīng)常忙得連午飯、晚飯都顧不上吃。最忙的時候，到了深夜十一二時，才記起今天還沒有吃晚飯，所謂“廢寢忘食”，正是一個切實的寫照。這樣一個極端繁忙的工作環(huán)境，實在不易長期堅持下去。況且，張治中并不是一個熱衷權力的人。1926 年初，張治中決然辭去航空局長、航空學校校長、軍事處長、第二師參謀長、廣州衛(wèi)戍司令部參謀長等兼職，只保留了黃埔第四期學生軍官團團長一職。

本來，張治中的八大兼職，在蔣介石的心里，已是一個不能放心的事情，也是久已憂慮的問題。現(xiàn)在張治中主動請辭，事情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并且，對張治中的不肯戀棧，蔣第一次有了認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件事，蔣介石對張治中的“紅色”，已經(jīng)不再感到忌諱或恐懼。一個淡泊權力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呢？

1926 年的春天，南方革命政權內(nèi)部第二次掀起滔天巨浪，這就是發(fā)生在3 月20 日的“中山艦事件”。這件事真是太突然了，共產(chǎn)黨人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一夜間竟成了蔣介石的俘虜。不宣而戰(zhàn)，不告而誅，當然讓人感到驚愕和駭然。但是，敏銳的政治家，早在20 多天之前，就看到了這次事件的序幕。2 月26 日，蔣介石突然宣布將王懋功予以扣留，并免去他的第二師師長職務，罪名是“勾結”蘇聯(lián)顧問季山嘉，“圖謀不軌”。

這算得是什么罪名呢？不要說在當時“聯(lián)蘇聯(lián)共”的大局面下，這樣駭人聽聞的罪名，是不可以信口雌黃的；即便王懋功真有這樣的圖謀，不是說“黨權高于一切”嗎，“黨軍”的師長不軌，上面不是還有軍事委員會嗎？軍事委員會上面不是還有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嗎？一個軍長，怎么就可以自作主張地將師長扣押撤職呢？但是，蔣介石勝利了，軍事委員會沒有干預，國民黨中央也沒有干預，王師長只好乖乖地繳械，拿了蔣介石批給他的3 000 元大洋，被逐出廣州，到上海去了。據(jù)說，也不是一棍子將他打死，蔣介石還準備送他去蘇聯(lián)軍事學院去留學。既有“勾結”蘇聯(lián)顧問“圖謀不軌”的前科，又準備送他去蘇聯(lián)學習深造，豈非咄咄怪事？

而事實上，王懋功既沒有“勾結”蘇聯(lián)顧問季山嘉，也沒有“圖謀不軌”，一切的罪名，都只是一個“莫須有”。王懋功的真正罪名，只是與南方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主席汪精衛(wèi)往來密切而已。要說這是勾結，也就是勾結汪主席，勾結領袖了。大人物的權力爭奪，在沒有水落石出之前，總是要犧牲一批小人物。王懋功不算小了，但是沒有辦法，誰叫他比蔣介石、汪精衛(wèi)小呢，少不得也只好委屈他一下，充當汪主席的“墊腳”了。

蔣介石扣留王懋功，許多大人物本該發(fā)言的，結果都沒有發(fā)言，卻撞上一個不該發(fā)言的張治中，跑出來大發(fā)議論了。張治中聽到王懋功被扣的消息，馬上從黃埔坐船到廣州見蔣，很直率地發(fā)問：“我可以相信王師長沒有別的問題，或者他說話有些失于檢點，除此之外，決沒有什么。校長為什么這樣處分他？”張治中真是太幼稚了。

張治中的直率和莽撞，并沒有激怒蔣介石。相反地，蔣卻是和顏悅色地對張說：“沒有什么，給他到外國去學習學習，休養(yǎng)休養(yǎng)。你回去罷！你還是好好地帶學生，我不會難為他的?！睆埖囊庖姡Y固然沒有采納；不過，張的魯莽，蔣也沒有表示責怪，甚至還給了張一個安慰。以蔣的褊狹多疑和睚眥必報的性格而言，這一次的謙和寬容，既是一次例外，也是一個恩寵。

其實，蔣當然知道張并沒有說錯，也知道張的直言極諫，只是他的心口如一和心地坦然。尤其是，蔣看出來了，張是個不會玩弄手段的人，張只會搞“陽謀”，不會搞陰謀。善于玩手段的權謀家，最恨別人也跟他玩手段。蔣介石看出汪精衛(wèi)也是個陰謀家，所以他不能與汪合作，這就是他要把王懋功趕走的原因。在蔣認為：張治中不跟他來這一套，一切都是公開的，很好，這種人不但用不著害怕，而且完全可以為我所用。這就是為什么蔣對張直言發(fā)問不以為忤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