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親情
親情是人類最基礎的感情。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偉大思想正是以“親親”為根基的。父母、子女,是親情的核心關(guān)系,在此基礎上,推己及人,由近及遠,層層外推,直至親情之外的友情,最終止于至善,即與人為善。這是一串多么美好的生命之鏈啊!可惜,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這種深刻理念,在極左路線盛行時期遭到很大破壞,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才得以逐漸恢復。
我生于1930年1月3日(農(nóng)歷1929年臘月初四)。我有七位至親:父親、母親、三位姐姐和兩位哥哥。我排行最小,受到全家人的特殊關(guān)愛。因此,他們留給我的回憶,幾乎都是真的、善的、美的。我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運。下面,就是七位至親留給我的最難忘的回憶。
父親趙蔭橋,生于清朝末年,仙逝于1934年。我4歲喪父,因而只留下一些有關(guān)父親的模糊記憶。父親青少年時,家境較好,爾后逐漸衰落。父親接受過扎實的私塾教育,具有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素養(yǎng)。父親還是本鎮(zhèn)古樂團的吹簫手,也是樂團組織者之一。凡有樂團演奏活動,他都帶我同去,讓我在一旁靜聽。這也許就是父親對我進行的音樂啟蒙。這種幼年啟蒙,有著奇妙的功效,它令我終生酷愛絲竹音樂。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赴云南麗江旅游,并受邀欣賞宣科先生主持的“納西古樂”。樂團開始演奏兩三分鐘之后,我猛然產(chǎn)生一種與親密朋友重逢的美感。此時此刻,我感受到的音樂,與當年父親參與演奏的音樂是多么相似??!這種音樂,令人忘卻塵世的煩惱,令心靈凈化。隨后,我得知,“納西古樂”在當?shù)乇环Q為“洞經(jīng)音樂”。真是巧合,父親當年參與的樂團也被稱為“洞經(jīng)樂團”。我還得知,麗江地區(qū)長期流行著這樣的傳說:“藏族、白族和納西族是三兄弟?!?歲喪父的我,從父親那里獲得的最大教益,可能就是對中國古典絲竹樂的喜愛。
母親張永齡,生于清朝末年,仙逝于1966年。母親是不識字的纏足婦女,但她給予我的,除了物質(zhì)生命,更值得珍惜的是精神財富。母親用自己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培育我的惻隱之心,使我不知不覺地形成悲天憫人之情。記得,我們經(jīng)常吃到母親為照顧生活困苦的小販而買回來的殘次水果,還經(jīng)常看到她把食物施舍給乞丐,特別是有殘疾的乞丐?!澳井斪印?(白族語,同情受苦受難者的感嘆詞)一詞,經(jīng)常掛在母親的嘴邊。母親信奉白族的“本主教”,同時也拜奉佛祖和菩薩。她是喜洲鎮(zhèn)公認的善人,口碑極佳。履謙姐告訴我,母親仙逝那一天,上午為孫兒孫女做飯,下午坐在椅子上,自然地、永遠地閉上了雙眼,實現(xiàn)了真正的善終。
大姐趙履聰,是六個兄弟姐妹中的最年長者。她有著特殊的人生經(jīng)歷:為幫助娘家度過窮苦時光,她18歲守寡,未再出嫁。1958年以后,她來北京幫助我和履謙姐,先后照料我的三個兒子(趙蔚、楊小冬、趙萌)和履謙姐的兩個兒子(楊平、楊建)。總之,大姐為我們?nèi)易龀隽司薮筘暙I。不幸的是,大姐80歲高齡時,在北京大馬路上被一個騎飛車的小伙子從身后撞成髖骨骨折。大姐本著“報怨以德”的精神,只讓肇事方承擔為數(shù)不多的醫(yī)療手術(shù)費。此后,大姐只能依靠雙拐和輪椅行動,情緒苦悶,思鄉(xiāng)心切。恰巧,我的外甥嚴志行十分愿意在喜洲伺候自己敬愛的大姨媽。這樣,大姐回到了故鄉(xiāng),體質(zhì)和心情都有所改善。2003年,大姐以94歲高齡仙逝。此前,我專程回喜洲為她舉辦90大壽,她非常高興地接受了近百位親友的祝賀。有一位老人席間慷慨陳詞,說自己第一次目睹了弟弟不遠數(shù)千里回鄉(xiāng)為姐姐祝壽的義舉。面對他人的恭維,我的內(nèi)心卻深感愧疚——弟妹們遠未報答大姐的恩惠。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經(jīng)??吹胶吐牭健叭娜鉃槿嗣穹铡钡目谔?,但言者多多,行者寥寥。大姐雖不言此類口號,卻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父、母、弟、妹服務,堪稱“家庭共產(chǎn)主義者”。中華傳統(tǒng)文化十分重視“家”,并強調(diào)“家離不開國”“國離不開家”,二者合而為一,構(gòu)成“國家”。的確,一個全心全意為“家”服務的人,必有益于“國”,此所謂“家和萬事興”也。
二姐趙履儀,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她與大姐一樣,也是纏足文盲。由于家境貧寒,二姐嫁到嚴姓富家以后,實際上處于半童養(yǎng)媳狀態(tài),吃苦受累、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父親忍無可忍,多次奔赴嚴家理論,為女兒打抱不平,終因?qū)嵙沂舛鵁o可奈何。直到二姐生了第一個兒子之后,情況才有所改善。二姐有二子一女,他們是嚴志行、嚴志通和嚴志蘭。二姐是十分虔誠的佛教徒,全年堅持素食。她的長子嚴志行(全國解放后成為政府機構(gòu)的小干部)每月省吃儉用,寄給她生活費,卻被她捐獻,用于佛事。對此,志行很不甘心,甚至心疼,卻無可奈何。無巧不成書,佛教的“因果報應”,在二姐身上應驗了。二姐仙逝之后,自發(fā)地為她送葬的教友和非教友,形成一條數(shù)百人的長龍。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了本地的官員,幸而沒有出什么亂子。這一“事件”在當?shù)貍鳛榧言挕N沂菬o神論者,但我十分尊重宗教,因為它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人們的行為自律。
三姐趙履謙,比我大兩歲,她的人生經(jīng)歷,與我有類似之處。她也是依靠大哥的關(guān)愛和資助,完成了中學和大學的學業(yè)。云南省和平解放前夕,三姐出于樸素的正義感,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據(jù)此獲得了“離休老干部”的政治、經(jīng)濟待遇)。1951年,履謙姐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進修,隨后,長期任教于中央民族學院,講授“中共黨史”。履謙姐為人真誠、樂于助人,在師生員工中的口碑極佳。
誰能料到,這樣一個近于與世無爭的好人,竟在“文革”中遭了大難?!拔母铩逼陂g,北京各高校沒有“政治問題”的人,都難以避免地歸隊于“天派” (以北京航空學院為首)或“地派” (以北京地質(zhì)學院為首)。履謙姐是“地派”中無足輕重的一個掛名成員。有一天,中央民族學院“天派”的幾個成員追打“地派”的一個女生,履謙姐路見不平,大聲喊叫:“你們不要打她!”打人者怒氣沖沖地轉(zhuǎn)身對履謙姐喊叫:“不打她,就打你!”接著,一個穿大皮鞋的壯漢,一腳踢在履謙姐的尾椎骨上,造成骨斷裂,以致幾十年來,她的尾骨部位經(jīng)常隱隱作痛。在履謙姐“米”壽之際,我贈與書寫“仁者壽智者福”的條幅,以體現(xiàn)她的人生歷程。
大哥趙履溫,比我大15歲,對幼年喪父的我來說,他確實充當了“長兄為父”的角色。大哥為了幫助家人減輕窮困的壓力,在12歲的小小年紀就背井離鄉(xiāng),外出打工。他聰明、好學、勤奮,很快就得到老板的賞識,16歲被派往上海鴻興源分號(總號在昆明),擔任“小先生”。
當時,上海的繁榮程度遠遠超過香港及內(nèi)地其他大城市。大哥充分利用上海的特殊優(yōu)勢,刻苦學習有關(guān)的知識和技能,才能大為提高,被破格提升為“大先生”。1937年“八一三”抗戰(zhàn)前夕,他奉命撤回云南工作。大哥不僅好學敬業(yè),而且熱心故鄉(xiāng)的公益事業(yè)。他在上海主編的《新喜洲》 (內(nèi)部出版),為建設家鄉(xiāng)出謀劃策,深受同鄉(xiāng)人贊賞。
大哥對父母及兄弟姐妹,有著很強的責任感。當他的經(jīng)濟條件有所改善時,就把我從故鄉(xiāng)接到昆明讀高小,隨后又供我在昆明完成初中和高中學業(yè),1948年還支持我赴北平上大學。大哥對我一生的成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對他永懷感恩之情。
關(guān)于大哥,有一件事,令我長期為他憤憤不平。云南和平解放之后,大哥在隸屬省公安廳的昆明市北京飯店擔任會計?!拔母铩鼻跋Γ蝗槐弧熬辛魧彶椤?。不久,家屬得到通知:大哥“畏罪自殺”。大哥見多識廣、性格開朗、責任心強、好打抱不平,決不會自尋短見。他的真實死因在于寫了一封告狀信,為一位受迫害的本店同事討公道,并對來本店多吃多占的特權(quán)者不滿。這封告狀信,為他招來報復,使他在看守所遇難。
大哥死于不白之冤,所幸,他留下了5個兒子(趙祖猷、趙祖培、趙蓉、趙昆、趙云)和2個女兒(趙珊、趙玲)。這7個兄弟姐妹因為他們的父親而在社會上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們堅持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命運抗爭,而今終于過上“小康”生活。
在大哥的7個子女中,祖培的坎坷經(jīng)歷值得一提。祖培于1957年來北京讀高中,從1960年起,一直在中央民族學院附屬中學任教。他一邊教數(shù)學課,一邊做班主任,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并當之無愧地被評定為“高級教師”。這樣一個無權(quán)無勢、無黨無派、身體殘疾(一條腿不能彎曲)的人,也逃不脫“文革”的災難。無法無天的紅衛(wèi)兵逼迫祖培負重游街,執(zhí)意施行體罰和侮辱。當人們看到游街隊伍中竟有一個行走艱難的殘疾人,都為之唏噓不已。
二哥趙履恭,與大哥一樣,也是12歲的小小年紀就背井離鄉(xiāng),外出打工。二哥為人忠厚隨和,辦事講求實效,加之大哥經(jīng)常從上海給他輸送新鮮的信息和有價值的商情,使他受到老板的器重,17歲就被提升為騰沖人開的萬勝昌下關(guān)分號的掌柜。
記得我9歲時,和幾個小伙伴一起逃學,步行70華里,從喜洲走到下關(guān)二哥的住處。那幾個小伙伴,很快就被他們的家長打罵并帶回喜洲。二哥不但沒有責罵我,反而給我買了一套新衣褲,以替換我身上穿的破衣爛衫。
1955年,我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師,奉命赴重慶招生,完成任務后,順便回云南探親。記得我抵達下關(guān)長途汽車站時,一眼就看到二哥和趙興、趙泰二侄在那里等待我的到來。下關(guān)兩日,共敘親情,離別之時,難舍難分。想不到,此次別離,竟成永別。二哥因胃潰瘍于1960年仙逝,年僅42歲。此后,大哥當仁不讓地為二哥遺下的侄輩的前程而操勞不息,直到自己生命的終點。趙泰等侄兒每談及此事,都對大伯父感佩有加。
90年代初期,我再次回云南探親,在下關(guān)二嫂的臥室里,看到一幅感人的景象:二哥英俊而慈祥的遺像,端放在二嫂枕邊的小桌上,兩旁點著紅色的電燭燈。我頓時對二嫂產(chǎn)生肅然起敬之感。
二哥英年早逝,所幸,他也留下了5個兒子(趙興、趙泰、趙強、趙明、趙璧)和1個女兒(趙琴)。他們6人雖無顯赫成就,卻都以誠信待人處事,過著普通人的生活。這里,有必要提一下趙泰的經(jīng)歷。在“文革”十年動亂期間,身為企業(yè)領(lǐng)導的趙泰,竭力避開兩派爭斗,堅守本職崗位,為本單位員工的生計(工資、福利)奔忙不息,從而受到員工的保護。我確信,趙泰的這種思想和行為,與我大哥、二哥對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以上,就是我對7位至親的回憶。在逐字逐句書寫這些回憶的過程中,我多次流下了眼淚,同時也凈化了自己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