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

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師范學院物理系教授申先甲邀請我參加在承德避暑山莊舉辦的“全國潛科學第一次全體大會”。申先甲教授是我在全國物理學史會議上認識的，當時他已經(jīng)出版了好幾本書，在科學史這個圈子里已經(jīng)小有名氣。我對“潛科學”很好奇，因為它在中國還是一門首創(chuàng)的學科，專門研究歷史和當今世界上潛科學的表現(xiàn)和對當今科學的價值。我記得當時有一份雜志就是《潛科學》，后來還有過一套“潛科學叢書”，當時頗有一點聲勢。參加大會的人中也有不少當時有一些名氣的教授和研究員。不過事情已經(jīng)過去20多年，具體的細節(jié)我都已經(jīng)忘記。

《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1901—1991》，楊建鄴、朱新民主編，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印象最深的是我認識了潛科學的積極推進者、組織者朱新民先生。他當時是光明日報出版社科學技術出版板塊的負責人。他邀請我寫一本《潛科學十年史》，我曾在1989年5月專程到北京面見申先甲教授和朱新民先生，訪問了一些潛科學的開創(chuàng)人（如中國科學計量學開創(chuàng)者趙紅洲先生）。但遺憾的是，我在北京的訪問因發(fā)生了1989年政治風波而中斷，潛科學的命運也走到了盡頭。此后，《潛科學》雜志?？?，我的《潛科學十年》寫作計劃也就此終止，再也沒有翻閱留在書架上的《潛科學》雜志。

幸運的是，通過潛科學的活動，我認識了朱新民先生。他在出版界的人緣很好，結(jié)識了很多出版社社長。

1992年前后，我想到諾貝爾獎自1901年頒發(fā)以來已經(jīng)過去了92年，但是國內(nèi)還沒有一本有關諾貝爾獎獲獎者的辭典，這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因此我想邀請一些有關方面的愛好者和研究者編寫一本《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北京的朱新民先生。原本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出乎我意料的是，朱先生非常支持我的這一設想，并且讓我立即開始組織人員研究和寫作，出版的事由他全權負責，還說“找到愿意出版這本辭典的出版社絕對沒有問題”。有了這個強有力的保證，我便開始尋找志同道合者編寫辭典。雖然我們在編寫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但總是可以設法克服。然而，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這本辭典一直是我最擔心的事情。后來，朱新民先生在一次通話中告訴我一個大好消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答應出版這本辭典。

這下我心中的焦慮才最終消除，剩下的就是積極克服困難，把初稿拿出來。1994年9月，這本我們費了極大精力、克服巨大困難的辭典終于正式出版。我在前言里寫道：

諾貝爾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其中經(jīng)濟學獎于1969年設立），到1991年共有604位獲獎者。他們杰出的貢獻對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人民將永遠銘記他們非凡的功績。

為了讓讀者全面了解諾貝爾獎獲獎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資料，本書按年代順序，分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yī)學、經(jīng)濟學、文學與和平獎6大部分，逐個介紹604位獲獎者的生平簡介、主要著作、參考文獻，并簡要評述了他們杰出的貢獻和對各領域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書末還附有各種珍貴的統(tǒng)計資料。

開展“諾貝爾獎學”的研究，是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首先，它有助于反映世界重大科學成果，有助于提高我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增進重要科學領域中的國際性合作與了解，并將其中蘊藏著的信息給予每個讀者。其次，“諾貝爾獎學”的研究，是科學史、科學學、科學社會學等交叉學科研究的一個極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面。

遺憾的是，國內(nèi)在“諾貝爾獎學”方面的研究，可以說幾乎是一個空白點。更嚴重的是，每當我們想在這方面作一點研究時，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缺乏翔實的和最基本的資料。為此，我們認為如果今后要想逐步開展“諾貝爾獎學”的研究，首先就得編出一本資料性的諾貝爾獲獎者傳記辭典。

雖然這僅僅是一個開始，但卻是極其關鍵的一個開始。有了這本辭典，“諾貝爾獎學”的研究才具有一個最基本的基礎。

我在前言里特別提到了“諾貝爾獎學”這個在國內(nèi)頗新的概念。在國外，“諾貝爾獎學”的研究已經(jīng)非常普及和發(fā)達，但當時在我國幾乎是一個空白點，這確實讓我感到非常著急。后來我又主編了“諾貝爾獎史話叢書”和“諾貝爾獎故事”，還撰寫和翻譯了幾本諾貝爾獎獲獎者傳記（如《居里夫人傳》《玻爾傳》《愛因斯坦傳》《費米傳》《費曼傳》和《楊振寧傳》等），都是想努力打開“諾貝爾獎學”的開創(chuàng)局面?，F(xiàn)在這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了不少進步，但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加強這項研究非常適應形勢的需要。

20世紀末，我想在《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的基礎上，編寫一本《20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這時我已經(jīng)認識了武漢出版社的編輯周雁翎先生。周雁翎先生是華中師范大學化學史研究生，科學史是他非常重視的一塊“園地”。我曾在《自然辯證法研究》上看到他寫的一篇關于化學界的馬丁·路德——巴拉賽爾蘇士的文章。當我在作者小傳里得知周雁翎是科學史研究生，而且是武漢出版社的編輯時，我就立即想到，這可能是我未來的知音，有可能使我在這家城市出版社出版更多的書。結(jié)果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由于周雁翎對科學史和科普書籍的重視，我在武漢出版社接連不斷地出版了好幾本書。我常說：“武漢出版社是我寫作生涯的福地！”本書后面還可以看到我這樣說的緣由。

我認識周雁翎以后，就主動向他談到我想主編一本《20世紀諾貝爾獲獎者辭典》，并向他大談展開諾貝爾獎學研究的價值和緊迫性。他立即對我的意見表示衷心的贊成。我們倆簡直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我能想到的他也想過，他能想到的我也早有同感。作者和編輯之間能有這種親密無間的關系，既是作者的幸運，也是編輯的福音。就這樣，我與周雁翎開始了20多年志同道合的合作。后來他到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留在北京大學出版社任職，我們一直都有密切的合作。直到2013年以后，我們之間的合作才逐漸減少。

《20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楊建鄴主編，武漢出版社，2001年出版

武漢出版社決定出版《20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后，我立即組織編寫人員。找到合適的編寫人員并非易事，因為諾貝爾獎有6個獎項：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yī)學、經(jīng)濟學、文學與和平獎，每一個獎項都有自己的專業(yè)特色，而且大都需要從外文資料里找，在國內(nèi)很難找到充足、適合的資料，因此參編人員既需要一定的專業(yè)知識，又需要比較好的外文水平。好不容易尋找到愿意參編的人員，但是他們大都沒有從事過諾貝爾獎獲獎者的研究，還是需要我指導他們?nèi)绾尾檎屹Y料。當時我們還都不太熟悉用電腦寫作，不太熟悉在網(wǎng)上查找資料。如果是現(xiàn)在編寫，我想資料的尋找就簡單多了！

我建議給每一位獲獎者配上一張清晰的照片。現(xiàn)在那簡直就是一件小事，可當時卻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幸虧那時我認識了一位紅安老鄉(xiāng)余永樂，他是武漢大學物理系畢業(yè)的，后來到北京大學、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就請他在美國為這本辭典的每一位獲獎者找到一張照片。他很快就完成了任務，寄來了全部照片（最后幾年的獲獎者照片是我從網(wǎng)上復制下來的，到編寫的后期我已經(jīng)可以熟練地在網(wǎng)上查找資料了）。

2001年2月，這本厚達1064頁、字數(shù)達116萬字的辭典，終于正式出版。我請1991年諾貝爾獎生理學獎和醫(yī)學獎獲得者內(nèi)爾（Erwin Neher，1944—）為這本辭典寫了一個序言。內(nèi)爾在1994年到華中科技大學講學時，我采訪過他，并請他為我們即將新編的辭典寫一個序言，他非常高興地答應了我的請求。他在序言里寫道：

致《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的中國讀者：

阿爾弗瑞德·諾貝爾在他的遺囑中把“生理學和醫(yī)學”作為值得獎勵的學科之一。他期望這門學科能從本質(zhì)上促進人類的健康，對此他預料生理學作為人體生理機能的學說，將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作出決斷。我希望，我們在物理學、生物學和醫(yī)學交叉領域的決策中，會使這個期望得以實現(xiàn)。同時，也許能夠?qū)淖匀豢茖W角度來理解傳統(tǒng)的中國醫(yī)學的一些神秘方面做出貢獻。

E．內(nèi)爾于1994年11月

《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于2001年獲得“第五屆國家辭書獎二等獎”。清華大學的劉兵教授還在《中華讀書報》上發(fā)表專題評論，認為這本辭典填補了國內(nèi)辭典出版中的一個空白，為中國此后的“諾貝爾獎學”奠定了一個重要基礎，成為“諾貝爾獎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他還對這本辭典的一些優(yōu)點和特色做了肯定和介紹。

1994年11月，1991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yī)學獎獲得者內(nèi)爾教授在華中科技大學講學期間與楊建鄴合影

這本辭典確實花費了我巨大的心血，除了對每一位獲獎者做一般經(jīng)歷性的介紹外，還要簡要介紹其主要論文或者作品。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科學家的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參編者未必學過或者懂得全部專業(yè)知識，文章的中文翻譯難度可想而知；更難的是，文學家作品的中譯文來自各個國家，有用英文寫作的，有用俄文寫作的，有用西班牙文寫作的……這些不同語種的作品名稱如何翻譯得恰當，尤其是要與已經(jīng)出版過的中譯本盡量保持一致，這需要花費巨大的精力，尋找很多的文獻資料。此外，每一位獲獎者都有一個簡單的“評述”，字數(shù)不多，300字左右。對科學家的評述難度大不，但是對文學家、經(jīng)濟學家以及和平獎獲得者的評述就不那樣簡單了，因為這里面牽涉到諸多方面的問題。例如，以奧地利經(jīng)濟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為例，在2001年版的《20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里，我們對他的評價做了部分修訂：

哈耶克認為在人類發(fā)展的現(xiàn)階段和可以預見的將來，只有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經(jīng)濟制度才能夠解決激勵與信息問題。哈耶克把“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加以區(qū)分，他所說的個人主義對“有效率的生產(chǎn)”和“有效率的消費”而言，僅僅是指社會尊重個人獨立做出消費和生產(chǎn)決策的權利，并實行相應于此種權利的經(jīng)濟制度。他根本不相信一個沒有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其經(jīng)濟會是有效率的。

由于哈耶克還堅決反對凱恩斯主義，因此他的學說不僅受到社會主義國家經(jīng)濟學家猛烈的批判，連歐美許多經(jīng)濟學家也對哈耶克的經(jīng)濟學思想持強烈的反對態(tài)度。20世紀90年代，蘇聯(lián)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突然徹底崩潰后，哈耶克的經(jīng)濟學思想受到全世界所有經(jīng)濟學家的重視，現(xiàn)在他寫的《通向奴役之路》《自由憲章》和《個人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等許多著作，在國內(nèi)多次再版，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這種情況不僅只有哈耶克一例。當然，我們做出的“評述”雖然參考了國內(nèi)外專家的許多意見，但是確保每一位獲獎者的評述都絕對恰當并非易事。我們希望讀者能夠?qū)Υ颂岢鲆庖姾团u。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第一本獲獎者辭典里，我們曾經(jīng)有一個附錄，是猶太裔獲獎者人數(shù)統(tǒng)計。但是在1991年，可能出版界思想受到一些束縛，覺得這個統(tǒng)計表最好刪去，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解。我們只能同意他們的意見。但是2001年武漢出版社出版這本辭典的時候，已經(jīng)沒有這種顧慮，所以順利地附在了最后的“附錄”里。

我們做這樣一個統(tǒng)計，是因為在獲獎者中有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現(xiàn)象，即猶太裔的學者在獲獎人數(shù)中占極大的比例。以20世紀而言，在全部645位獲獎者中，猶太裔學者獲獎者就有126人（這一統(tǒng)計數(shù)字與辭典上的統(tǒng)計數(shù)字121人稍有不同，增加了6人）⁽¹⁾，占獲獎總?cè)藬?shù)的19．5%！而猶太人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約0．3%！這一比例顯然非常讓人吃驚，也說明這一現(xiàn)象非常值得“諾貝爾獎學”研究。我曾經(jīng)寫過一本書試圖研究這一驚人的現(xiàn)象，我在《火星來客——諾貝爾獎與猶太人》（武漢出版社，2002年）里寫道：

據(jù)統(tǒng)計，猶太人總數(shù)占世界總?cè)藬?shù)不到0．3%（大約是0．26%），但獲諾貝爾獎的猶太人卻高達19．5%。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比例。每個人一旦獲悉這一數(shù)據(jù)，一定會自然而然地提出一個問題：

“為什么這么多猶太人能獲得世界上最高的獎賞呢？”

如果豪特曼斯還活著，他也許又會幽默地回答說：“他們是火星來客，我早說過……”

這只是玩笑。但真的要追究這個問題，想要給出個滿意的答案，卻也真不那么容易。不過，我想試試看，硬著頭皮試試看。

還有一點預先要告訴讀者的是，我在“試試看”的過程中采用的方式是研究物理學常用的方法：歸納法。因此，先請讀者耐心看完許多個案例，我把這些其實是非常生動的案例盡可能糅合到猶太人的歷史中去，這樣做至少有兩個好處：一是你也許覺得十分有趣，可讀性很強，根本用不著說什么請“耐心看完”之類的客套話；二是也許沒等你看完這些“生動的”案例，你自己就已經(jīng)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也許不用看我的什么“由此可以得出……”之類的小結(jié)了。

如果你在看完本書第一和第二章案例之后能夠明白為什么這么多猶太人能夠獲得諾貝爾獎，并且說：“這不是青菜豆腐湯——一清二白的事嘛！”那我就要大聲念道：“阿彌陀佛！”

但是，書出版至今快13年了，孤陋寡聞的我還一直沒有發(fā)現(xiàn)學界有任何人討論或者批評我提出的一些想法，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反響。這實在讓我感到非常疑惑和遺憾。在此重提這個話題，說不定會引起看到這本書的人的關注。

(1)這6位中有4位獲得物理學獎：1925年獲獎的G．赫茲、1945年獲獎的W．泡利、1969年獲獎的M．蓋爾曼；有兩位獲得化學獎：1994年獲化學獎的G．A．歐拉和1998年獲獎的W．科恩。但是1971年獲化學獎的赫茲伯格的猶太裔身份還未能確定，暫時作為非猶太裔科學家處理。還應該說明的是，猶太裔身份的確定有比較大的困難，這在辭典里有說明，因此這一統(tǒng)計恐怕還有修正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