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道學文化心態(tài)論綱

一、道學——一種文化心態(tài)

（一）道學（理學）文化思潮在宋代從民間喧囂崛起、泛濫流布直至躋身官方統(tǒng)治思想的寶座，盛極一時，卻是同時伴隨著一個聲名狼藉、面目丑陋的道學家的“怪胎”形象出現(xiàn)的：褒衣博帶，幅巾大袖，保養(yǎng)得睟面盎背，修養(yǎng)得心氣平和，開口圣人道統(tǒng)，閉口孔孟大法，有時正襟危坐，談性說命；有時昂首闊步，非禮勿視；有時垂眉閉目，正心誠意；永遠是不茍言笑，面孔板板六十四；等而下之者，則頭腦冬烘，破袍爛衫，蓬頭垢面，不善理生計，陋巷破屋中，薄湯麥飯度日，憂道不憂貧；有的教幾個村童糊口，終日搖頭晃腦；有的拋家讀經(jīng)于窮山蕭寺，待價而沽；有的做了達官公卿門下清客，搖尾乞食……這就是后世人們心目中的道學與道學家?！暗缹W”成了虛偽、空談、迂腐、古板、矯飾、冥頑、欺世盜名、不近人情、不通世故的代名詞。道學似乎從它誕生之日起就被視為“洪水猛獸”，三教九流的人，從保守戀古的陋儒到狎妓風流的名士，無不群起而攻之。南宋正當?shù)缹W煌煌大興、如日麗中天之時，有一個倜儻不羈的天臺名士徐淵子，因不堪忍受頂頭上司的道學酸腐氣，在這個道學清高之士丁母憂去官守孝時，作了一首《一剪梅》狠狠諷刺挖苦道：

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后更伶仃，也不看經(jīng)，也不齋僧?！　s言淵子大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

（《癸辛雜識續(xù)集下·徐淵子詞》）

而與此同時，另一個正統(tǒng)守舊的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也為道學畫了一幅相同的肖像：

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圣繼絕學?！逼錇樘?，為監(jiān)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后號為賢者。則可以釣名聲，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jié)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辨之矣。

（《癸辛雜識續(xù)集下·道學》）

徐淵子和沈仲固典型代表了當時兩種立身志趣全然相反、但卻都共同反對道學的不同士夫階層，他們自然絕不會料到他們的生花妙筆之作，竟被后世奉為了道學家的“經(jīng)典”肖像，以至直到今天還是有人只根據(jù)這幅錯位的肖像去認識道學。道學家的歷史肖像誤畫成了諷刺漫畫，道學在文化舞臺上演的歷史正劇也被看成了小品喜劇。其實，他們畫的是“假其名”的假道學徒的肖像，是草窗周密說的自附道學之名的淺陋之士的肖像，并不是道學家的肖像。對這種“假道學”，就連真道學也是深惡痛絕的。當韓侂胄一手制造了駭人的慶元偽學黨禁，假道學們紛紛向反道學當權(quán)們乞哀表忠，公開聲明自己不是道學。有的告發(fā)自己的道學老師，撈取了一頂烏紗帽；有的脫下高巾大袍攜妓摟妾遁入深山，狎邪放浪。朱熹就為黨錮分清了真假道學而高興，他在給道學大弟子黃榦信中一再說：“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zhèn)坞y辨，今卻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鍛煉一番（指慶元黨禁），一等混淆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span >（《朱文公文集·續(xù)集》卷一）后來周密把道學分為四等：一等是以伊洛大儒為代表，從二程直到張栻、呂祖謙、朱熹，是傳孔孟之道的正宗的真道學；二等是雜以佛老異端、詞章之學與功利議論者流，從張九成、陸九淵直到永嘉學派諸公，他們是道學別派變種，是道學之不純者（雜道學）；三等是詭附道學的淺陋嗜利之徒，他們是假道學；四等是利用道學的統(tǒng)治者，上自皇帝宰輔、權(quán)奸佞臣，下至持節(jié)一方的路使郡守和橫行鄉(xiāng)里的縣官胥吏，他們今日可以大反道學，明天又可以大捧道學，他們才是真正的偽道學，他們的高妙之處就在于在實際中參透了道學三昧，運用道學無不如意，在他們政治權(quán)勢欲的猙獰面目底下也有一個道學心態(tài)的甜蜜靈魂。周密并不嚴謹?shù)牡缹W分等，不過道出了一個重要的文化事實：道學作為一種文化類型，在從思想形態(tài)走向?qū)嶋H進入人的大腦中，是轉(zhuǎn)化為一種多層面的文化心態(tài)，道學文化思想的共相內(nèi)化為各個社會階層的道學文化心態(tài)的殊相，呈現(xiàn)出二極對立的人格和千奇百怪的世相。它在人們心里積淀成為一種社會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變?yōu)樗麄兓钌纳罘绞?、思維模式、倫理道德風范，歷史地形成社會共同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與價值標準，雖然這種認同的方式與表現(xiàn)可以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甚至相互對立難容。

（二）宋人宋儒都逃不出“道學”這一封閉的文化怪圈。我們可以把主道學、反道學、雜道學、假道學、偽道學等看成是道學心態(tài)的不同表現(xiàn)層面。尤其是那些大反道學的當權(quán)者，其實自己就處在道學文化圈的籠罩之中，他們的心態(tài)中也深深浸透著道學的文化“因子”，他們在實際中的用道學甚至比那些在理論上制造了道學的道學家們更老練高明。盡管有宋一代政治舞臺上充滿了驚心動魄的禁錮道學、排擊偽學的風云，但是這種反道學斗爭實際上多不具有反對道學文化本身的意義，而更多是一種爭權(quán)奪利的政治斗爭，是在反對假道學（不是真道學）的形式掩蓋下的殘酷政治角逐，道學在權(quán)力爭奪的兩方中不過處在被誰利用、為誰服務(wù)的地位。反道學斗爭的表面現(xiàn)象掩蓋了其中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相黨與相黨、權(quán)奸與正臣、官僚與宦官、清議與濁流以及各種朋黨、政客、士流之間爭權(quán)奪位、追名逐利的政治斗爭實質(zhì)。那些反道學的人的心態(tài)卻是道學的，他們在反道學中表現(xiàn)出的偽善、虛假、瞞騙、奸詐、奴才相、兩面人以及口頭高唱孔孟之道、仁愛之心、親民之誠等，都是十足的道學心態(tài)，這使他們可以隨意在主道學與反道學之間跳來躑去，翻云覆雨，左右逢源。人們都知道南渡以來的第一次道學大禁由陳公輔挑起，卻不知道南渡以來最先起來主張道學的恰也是陳公輔其人。汪慤在《王信伯集跋》中揭露他的這種道學嘴臉說：

蓋自趙忠簡公（鼎）進朱子發(fā)、范元長于資善堂，朱嘗奏疏，以為伊川（程頤）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又乞官謝顯道之子；而尹（惇）之召，陳公輔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薦。公輔首對，論王安石學術(shù)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無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其非，遂自感悔?！彼斐局G。又言：“有見今被舉行誼可稱而尚在遠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蓋指和靖）。”已而忠簡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子發(fā)）以上眷獨存。公輔遂上言：“伊川之徒，偽為大言，皆宜屏絕?！庇谑侵旃鹎笕?，上堅留之。和靖亦辭召命，有旨督促赴闕。陳尋除禮侍。既嘗上意，知不能回，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jīng)義》與諸儒之說并行，以消偏黨”。可為嗟嘆。

（全祖望《跋宋史陳公輔傳后》）

在道學歷史舞臺上，陳公輔扮演著一個善于變臉的丑角，他今日反程學，明日反王學，完全是一種狡獪的政治投機，與其說是反道學，倒不如說是他的道學心態(tài)和道學人格二重性的一種臉譜化表現(xiàn)。道學不是飄浮于玄思太空的超世的精神怪物，而是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所接受認同的活生生的、世俗的文化意識，一種由歷史傳統(tǒng)與社會現(xiàn)實交融凝聚而成的感性人的文化心態(tài)、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它內(nèi)在的儒家文化的倫理精神決定了它是以人格的二重扭曲和自我的二重分裂為特征的，所以甚至在那些激烈反道學的人（社會階層與社會群體）那里，我們也可以透過重重反程學、反舊學、反曲學、反偽學的迷霧，透視到在他們身上存在著的一代人心理深層普遍具有的道學心態(tài)和道學人格二重性的不安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