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游俠洛都

東漢的京都洛陽，是當時全國最繁華的大都會。

洛陽成為全國的都城，始于西周。周成王時周公營建洛邑，筑王城于谷水入洛水處（今河南省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作為東都。平王東遷，王城便成為東周的京城。秦、西漢時，又在王城以東約四十里處的洛水北岸擴建城市，并按“山南為陽，水北為陽”之義，名之曰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東郊白馬寺以東）。東漢定都洛陽，其改其名為“雒陽”。曹魏黃初元年（220），取代東漢的魏文帝曹丕，認為曹魏皇朝對應的是五行中之土德，而土得水而柔，遂下令將“雒”改回原來的“洛”，從此洛陽之名即沿用千載至今。

東漢王朝定都洛陽之后，即對洛陽城進行大力營建。經(jīng)過近百年的不斷努力，到東漢中期，洛陽已經(jīng)在城市的宏偉和經(jīng)濟的繁榮上雄冠天下。其城垣南北長九里，東西寬六里，有城門十二座，通衢大街二十四條。城中心與北區(qū)為皇宮所在。東有馬市和小市，西有金市和大市，南郊有魚市和專門接待境外來客的四夷館，天下商賈輻輳于此。城中居民接近十萬戶，單是南郊的大學，興盛之時即有四方學子三萬余人之多。每逢良辰佳節(jié)，只見長街之上，“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當時有一奇士梁鴻，即與孟光結為伉儷舉案齊眉的那一位，來到洛陽之后曾登上城北的北芒山頂，南眺皇都，贊嘆之余，作了一首《五噫歌》，其辭曰：

陟彼北芒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單從這五個噫字上，亦可看出赫赫京都在人們心中引起的震動。

但是，當袁紹移居洛陽之際，京都已非復昔日的京都了。

由于桓、靈二帝的長期大肆揮霍，貪官污吏的反復殘酷搜括，這座曾經(jīng)花團錦簇的都城，正經(jīng)受著一場前所未有的“三空之厄”。所謂“三空”，是當時一位忠直大臣名叫陳蕃，在上疏指斥朝政時說的話，意謂社會財富被掠奪揮霍，致使“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京畿之地出現(xiàn)“三空”，有識官員憂心不已，平民百姓動蕩不安，一股強烈的危機感正在首都的社會中蔓延開來。往昔的穩(wěn)定和繁榮，如今都不復存在，金馬銅駝倒在荊棘叢中的日子已經(jīng)不遠矣。

袁紹一入洛陽，便感受到了人們動蕩不安的情緒?！皝y世出英雄”，他倒覺得這正是自己嶄露頭角大展身手的好時候。于是，他購置了一處寬敞的住宅，作為政治活動的大本營，并立即開始實施他早已考慮成熟的活動方案。

他的政治活動方案，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即廣交朋友，提高聲譽，等待時機，重入政界。他很清楚，單憑他在家鄉(xiāng)靠“廬墓六年”建立起來的名聲，還不能在京都的政界風云際會一番，必須在洛陽再提高一下知名度。同時，要想在政壇上自闖天下有所作為，又必須交結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便將來相互扶持。做到了以上兩點，才有較雄厚的資本去宦場中一搏。主意打定，袁紹便仿效那禮賢下士仗義疏財?shù)拿蠂L君，傾萬貫家財，招四方豪俊，史書上描述當時的情景說：

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yǎng)名。既累世臺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jié)，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柴轂，填接街陌。

出身高貴，又待人熱情，與他交往的人很多，無論貴賤，來來往往，訪客的車輛把街道都擠滿了。于是，汝南袁公子之名，迅速傳遍京城內(nèi)外。

袁紹所交的朋友雖多，與之關系最為密切者，卻只有以下數(shù)人。

一是何颙。何颙字伯求，乃荊州南陽郡襄鄉(xiāng)縣（今湖北省棗陽市東北）人氏。何颙少時游學洛陽，與清流士大夫領袖陳蕃、李膺、郭泰、賈彪等相善，為黨錮名士之中堅人物。其后宦官大肆捕殺清流名士，興起黨錮之禍，何颙乃隱姓埋名，逃亡汝南郡一帶。在家居喪的袁紹，有心與黨錮名士相交結，便暗中與何颙往來，大力提供幫助，從此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一是張邈。張邈字孟卓，乃兗州東平郡壽張縣（今山東省東平縣南）人氏。此人自少年時代起，即以行俠仗義而聞名鄉(xiāng)里，史稱是“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天下不安，社會動蕩，家擁千金的有識之士，散家財交結豪俊，以待時局之變，這也是常見現(xiàn)象，在漢魏之際更是如此。張邈后來寄居京都。袁紹一入洛陽即與這位豪俠之士結交定好。此后，二人在政治上還將同行好一段路程，這也是后話。

一是許攸。許攸字子遠，乃荊州南陽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陽市）人氏。其人多智數(shù)，善權謀，但性情躁競自傲，是當時洛陽游俠少年中的風頭人物。

還有一位便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曹操了。曹操字孟德，乃豫州沛郡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氏。譙縣曹氏在當時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權勢家族。曹操的祖父曹騰，在桓帝之時曾任宦官首領。他歷事四帝，在宮禁中度過三十余年，根基深固不搖。曹操的生父曹嵩，系曹騰的養(yǎng)子。借助宦官老子積下的權勢和財力，曹嵩在漢靈帝時連連升官，最后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按漢代典制，太尉為三公之首，而三公乃百僚之冠冕，那么太尉之位是何等尊崇也就可想而知。但是，曹嵩這個太尉職位的到手經(jīng)過，說來不免令人作嘔。

原來，貪婪荒淫到了極點的漢靈帝，大肆揮霍民脂民膏，致朝廷出現(xiàn)了“三空”之厄后，為了再聚斂錢財，竟然想出了一個公開出賣政府官職的主意來。他在皇宮的鴻都門外高掛價目表，上從三公九卿州牧郡守，下至政府各部門的辦事吏員以及禁衛(wèi)軍兵士的職位，按官位高低論價，開列得一清二楚。此一舉動，在茫茫中國兩千年的政治史上，也算得一件奇聞。當時有一位崔烈，花了五百萬錢的買官費后，即從九卿升到了三公之一的司徒。這位崔烈本來聲望甚高，一出錢買到三公，頓時名譽大損。他問其子何故輿論洶洶，直率正直的崔公子立即答道：“論者嫌其銅臭！”此即“銅臭”一詞之出典。

崔烈的司徒是買來的。曹嵩的太尉同樣也是買來的。但是，崔烈才花了五百萬錢，曹嵩卻付出了一萬萬，足足一個億。也就是說，若論銅臭，曹家還要比崔家濃烈二十倍。祖父是受人輕蔑的閹宦，老子又渾身散發(fā)銅臭，具有非凡才具的曹操便和袁紹一樣，背上了沉重的出身包袱。為了能甩掉包袱，曹操又和袁紹一樣，決心以獨立的新姿態(tài)進入社會，開創(chuàng)自己的天地。

曹操自辟天地的第一步，乃是爭取在清流士大夫中樹立起好名聲。東漢后期的政治格局，大體上是宦官控制實權而清流士大夫掌握輿論。清流士大夫所掌握的輿論，又稱為“清議”。一個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能否得到清議的好評是至關重要的條件。設若被清議所譏，弄不好會終身受士林不齒，一切便無從談起。因此，當時凡有志政事之青年士人，在踏入仕途之先，都要做一番“養(yǎng)名”的準備。養(yǎng)名者，培養(yǎng)聲名是也。養(yǎng)名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自我砥礪，盡量在修身進德方面做出世人矚目的成績；二是廣交名流，努力爭取得到他們的了解和贊譽。一般人都要如此，出自宦豎之門的曹操就更需要經(jīng)過“養(yǎng)名”階段。其實，此前袁紹的“廬墓六年”，也不外乎是一種“養(yǎng)名”之舉而已。

求名之心非常迫切的曹操，一入手便找了一位大名士來提攜自己，也就是豫州汝南郡平輿縣（今河南省平輿縣北）人許劭。東漢靈帝之時，能夠左右清議的權威人物，就是這位汝南名士許劭（字子將），及其堂兄許靖。二人每月都要定時公布他們對時人的評價，俗稱之“汝南月旦評”。所謂“月旦”，即每月某一日之清晨。凡得許氏好評者，猶如魚登龍門，頓時身價百倍。許劭的家鄉(xiāng)平輿縣，和袁紹的老家汝陽縣乃是鄰縣，相距不過百里。當初袁紹要回老家盡孝六年，正是想借許氏“月旦評”的權威來養(yǎng)名立譽。知道這一點，那么他一入汝南郡界，就打發(fā)賓客隨從，自己駕了一輛簡樸的車輛回家，還說“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也就是我這豪華的車馬服飾怎能讓許子將看見，也就不難理解了。

曹孟德對許子將軟硬兼施，許無可奈何，只好給他一個“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的評語。曹操大悅而去，由是知名于士林而進入政界。袁紹入京之際，曹操正任議郎之職。袁紹之密友何颙、張邈和許攸，也和曹議郎有非同尋常的交情。這樣一來，袁紹自然又同曹操打得火熱，從此開始了兩人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恩恩怨怨。袁紹與曹操年歲相近，僅比曹操大一兩歲。兩人均長自權門，又都在身世的淵源上有恥辱的烙印。此后二人一同起兵聲討董卓，繼而又加入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戰(zhàn)，最后又相互決斗，以決定誰是主宰漢室權力的霸主。由這兩位具有多處相似之處的角色，來主演關乎漢室命運的一幕，不知是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袁紹自入洛陽，即與上述諸人結為密友，領導青年士子社交界的新潮流，真可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但是，迎來送往，呼朋引類，這不過是他政治活動中一個易于看見的側面。他還有一個隱蔽的側面，即暗中進行援救黨人的活動。

所謂“黨人”，即黨錮集團中的人。東漢桓帝之時，洛陽太學三萬余名青年學子，在清流士大夫首領人物李膺、陳蕃的支持和領導之下，對專權擅政的宦官集團展開猛烈的抨擊。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第一次組成大規(guī)模的政治集團來進行殊死的政治斗爭?；傅垩屿渚拍辏?66）十二月，在宦官的策劃之下，有人上書天子，誣告李膺等人“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別看漢桓帝平素昏庸腐化到了極點，對這件事情卻是反應迅速。他立即下詔天下郡國，捕拿“黨人”，先后搜捕李膺等二百余人下獄治罪。次年，桓帝忽然大發(fā)慈悲，將下獄黨人全部釋放。但又規(guī)定：下獄黨人全部放逐還鄉(xiāng)，永遠不再敘用，即所謂的“禁錮終身”。兩年之后，黨事再起，宦官先捕殺李膺等一百余位名流，接著又大肆逐捕其他黨人近千人之多。黨人較親近的親屬，以及他們的門生、老部下，全部免官禁錮。這就是東漢歷史上著名的“黨錮之禍”。

及至袁紹入洛，黨錮之禍已發(fā)生十年有余。這時，遭受打擊的黨人，或者處于貧窮困窘的境地，或者遭到仇家嚴酷的報復，情況大多艱難異常。袁紹決心給這些深受人們敬佩的人雪中送炭，以便將來時局變化后，能夠取得政治上的厚利。于是，他便通過何颙，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向黨人提供種種幫助。

那何颙本來就是黨人中的骨干人物。黨禍初起，他已睹先機，改名換姓逃亡出京至豫州的汝南郡一帶。袁紹還鄉(xiāng)服喪之日，正是何颙出逃汝南之時，所以二人的交誼，很可能自此即已開始。袁紹入京，何颙還不敢公然出現(xiàn)在袁家的社交圈中。他每年數(shù)次偷偷混進洛陽，密見袁紹，商議如何為一些處境險惡的黨人排憂解難。生活窘困者，袁紹慷慨提供經(jīng)濟幫助；受仇家打擊報復者，袁紹則動用上層關系給以暗中保護。這樣一來，袁紹在京城的府邸，無形之中便成為黨人活動的據(jù)點了。

袁紹入京不到一年，聲譽鵲起。與此同時，他的叔父袁隗，在宦官首領之一，中常侍袁赦的活動之下，也從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禮儀祭祀之事），升任三公之一的司徒（掌全國民政之事）。袁家勢力如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不要說一般人均有心巴結，就連當時另外兩位身任三公的大佬，也想把袁紹辟為自己府署之中的幕僚，以表示對袁家的敬愛。這兩位大佬，就是太尉許戫和司空張濟。

許戫是揚州會稽郡陽羨縣（今江蘇省宜興市）人。而張濟則是豫州汝南郡細陽縣（今安徽省阜陽市北）人，與袁家算是大同鄉(xiāng)。許、張二人之才德皆無可稱，其所以能位列三公，小半是靠運氣，大半是靠奉承宦官。何以見得？有事實為證。光和五年（182）初，東漢靈帝忽然心血來潮，想整肅一番吏治，便下達詔書，令中央的三公九卿舉報彈劾州郡地方官員中的不法者。許戫與張濟身為三公，不僅不能為百姓除去貪婪殘暴的地方官，反而收取宦官賄賂，唯閹人之命是從。凡是宦官的子弟賓客出任地方行政官職者，無論其如何貪贓枉法，均不予過問。為了向皇帝有所交待，許、張二人又把邊遠小郡中清正廉潔但在朝中無靠山的官員二十六人，誣蔑為貪官污吏，捕送京師。一時間輿論大嘩。當時的司徒陳耽，會同議郎曹操上書天子，揭發(fā)此一冤案之內(nèi)幕。上書中有這樣的精彩文句：

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

意思是朝廷公卿舉報彈劾時，都在袒護為私，可以比喻為放過兇惡的鴟鸮，囚禁善良的鸞鳳。對于此次上書的官員，宦官放過同類的子孫，即出自“贅閹遺丑”的曹操，集中對付陳耽。于是，堂堂司徒公，竟被誣陷下獄處死。三月陳耽下獄，四月即由袁隗繼任其留下的司徒之職。許戫、張濟是何等人物，由此一事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了么？

正在養(yǎng)名立譽的袁紹，哪里會去給這兩個臭名昭著的宦官走狗當幕僚？否則不是要讓好友曹操恥笑一輩子么！所以當太尉府和司空府相繼送來辟召任命文書時，他根本不屑啟封，便派人退了回去。

按照東漢的制度，三公有“開府自辟掾屬”的權力，也就是有權設立自己的辦公廳，并且自行任命辦公廳下屬官員。然而同時，受其辟召者，也有拒絕接受任命的自由。因此，不應三公之辟召，本屬平常之事，可謂史不絕書。但是，當此許戫、張濟與宦官沆瀣一氣，并成為清議攻擊的目標時，相繼不應二人的辟召，便具有明顯的政治含義了。所以袁紹的表現(xiàn)，立即引起宦官群體的警覺和注意。

東漢宮廷中的宦官，按照等級的高低，分別有中常侍、小黃門、黃門令、黃門署長、中黃門冗從仆射、中黃門、掖庭令、永巷令、御府令、祠祀令、鉤盾令等名稱。其中，地位最高且與皇帝關系最密切者，即是中常侍。按照史籍所言，中常侍的職分是“掌侍左右，從入內(nèi)宮，贊導內(nèi)眾事，顧問應對給事”。也就是說，中常侍是皇帝的侍從、總管并兼顧問。中常侍之“中”，意即宮禁之中。中常侍者，宮禁之中經(jīng)常服侍天子之人是也。

這一職務并無定員，人數(shù)多少完全視皇帝的需要和高興，但一般在十人左右。東漢靈帝置中常侍十二人，他們是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和宋典。這十二人“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民眾皆稱之為“侵掠百姓”的“十常侍”（舉其大數(shù)）。對袁紹不應三公辟召有所警覺和注意者，正是“十常侍”的副頭目趙忠。

趙忠這宦官究竟有多大的權勢，從漢靈帝經(jīng)常愛說的一句口頭禪即可得知。這位混蛋皇帝動輒就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張常侍即“十常侍”的大頭目張讓，趙常侍即副頭目趙忠。至尊至貴的天子都自認是其干兒子，你說趙忠是什么？

袁紹在京城游俠交友的情形，早已有耳目報告給趙忠等人。由于袁家與宦官素有關系，族人袁赦就曾擔任過中常侍，再加上京城中公卿子弟常有呼朋引類酒食征逐之事，所以趙忠等人起初對此并不在意。但是，現(xiàn)在他們在意了，既然袁紹對宦官的態(tài)度冷淡，對許戫、張濟的任命不屑一顧，他那十分起勁的社交活動便值得懷疑。因此，在一次宮中聚會時，趙忠特地把此事提出，并對在座諸常侍說道：“袁本初在京師自抬身價，不應三公辟召而好養(yǎng)死黨，不知此兒究竟意欲何為？”

幸好袁紹暗中與黨錮人士來往的秘密未曾暴露，不然當時就要倒霉。由于未抓到袁紹什么明顯的短處，諸常侍決定將此事暫且放在一旁，視情況的發(fā)展再說。

十常侍議論袁紹的消息，不久就傳到司徒袁隗的耳里。他大吃一驚，深知關系非小，便馬上派人去叫袁紹來見。

袁紹應命而至。他見叔父滿面慍怒之容，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叔父素來喜歡自己，從未對自己做臉做色。施過家人之禮后，他便垂手而立，靜聽叔父的訓示。

袁隗把十常侍的議論簡略說了之后，便嚴厲責備袁紹不該廣交朋黨拒絕三公辟召。他越說越生氣，越說越激動，最后以一句危言作結：“你若不悔改，必將破敗我袁氏家門！”

對于叔父的訓斥，袁紹抱定一條方針：口頭虛心接受，實際決心不改。袁隗見他連連認錯，也就不再為難他。袁紹告辭叔父歸家，依然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依然是視三公之辟召如糞土。唯有在與黨錮人士秘密往來這一點上，他比以前更加小心。

袁紹在洛陽的游俠生活，大約持續(xù)了兩三年。使他結束這種生活的，既非天子“老娘”趙忠的恐嚇，亦非本家叔父袁隗的訓斥，而是一場撼天動地的社會大風暴，即三十六方黃巾軍的同時起事。這正是：

養(yǎng)名立譽洛陽市，不料黃巾起暴風。

要知道這黃巾軍掀起了什么樣的巨大風暴，袁紹又如何面臨這場風暴的沖擊，請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