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商隱創(chuàng)作從古文到駢文的轉(zhuǎn)變
李商隱的文學成就首先是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其次是其駢文創(chuàng)作，在當時就享有盛譽。但是他最初嘗試創(chuàng)作的文體卻是古文，并且一直沒有完全放棄古文的寫作；在他的文體觀念里，古文甚至是更為崇重的一種文體。對于李商隱創(chuàng)作中的這種現(xiàn)象，雖然歷來都注意到，但是沒有聯(lián)系他的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加以深入探討，尤其是沒有將此問題置于中晚唐錯綜復雜的文體格局與文學發(fā)展態(tài)勢中作出合理的解釋。另外，今古文問題和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古近體問題存在著某種對應關(guān)系，也值得探討。本章嘗試從這樣的角度來研究李商隱的今古文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及其文體觀念。
第一節(jié) 李商隱早年學習古文的經(jīng)歷
李商隱早年學古文的經(jīng)歷，兩《唐書》有敘，但都很簡略：
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舊唐書·文苑傳》）
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幕，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新唐書·文藝傳》）
結(jié)合其大中元年所作《樊南甲集序》中的敘述：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圣論》，以古文出諸公間。
可見，義山在大和三年（829）得從令狐楚學習今體章奏之前，已經(jīng)在古文的寫作藝術(shù)方面嶄露頭角，并且為他進入當時的文壇贏得必要的時譽。他之所以能夠先后受知于令狐楚、崔戎等人，也主要是因為古文寫作方面所展現(xiàn)的才華。后來他漸以今體章奏馳名，《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兩個四六文的集子，卻都以古文作序，并于早年學古、習經(jīng)反復致意。這說明早年求道學古的經(jīng)歷不僅對其后來的人生道路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其文學思想和文體觀念有決定性的影響。為闡明此點，有必要對其早年求道學古的經(jīng)歷作一番鉤沉。
作為一個三代單傳之家的長子，義山的啟蒙教育開始得很早，主要內(nèi)容應該是從其父李嗣“讀經(jīng)書”和“攻文”：
五年讀經(jīng)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上崔華州書》）
攻文當就傅之歲，識謝奇童。（《上令狐相公狀》）
考慮到其祖父李俌“以經(jīng)業(yè)得祿”（《請盧尚書撰曾祖妣志文狀》），父親以明經(jīng)登第，他早年所受教育在經(jīng)學與文章之間更重前者，應該是很自然的。穆宗長慶元年（821）李嗣去世，這段持續(xù)六年的讀經(jīng)生涯也隨之結(jié)束。據(jù)其《祭徐氏姊文》“以頑陋之姿，辱師友之義。獲因文筆，實忝科名”之語，在父親過世之后，尚未出嫁的徐氏姊對其教育亦有督導之功。但父親去世時義山畢竟年幼，所習不專；而徐氏姊乃閨中弱質(zhì)，所知有限。所以這一階段的學習主要還只是起到一個打基礎的作用。
早年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系統(tǒng)地教授他經(jīng)學和賦論歌詩的“處士房叔父”。其《祭處士房叔父文》說自己“爰在童蒙，最承教誘”，“更思平昔之時，兼預生徒之列。陸公賜杖，念榮益以何成；殷氏著文，愧獻酬而早屈”，介紹其從處士叔問學的經(jīng)歷?！墩埍R尚書撰故處士姑臧李某志文狀》對處士叔的學問文章言之甚詳，可從中窺見義山早年所學，除五經(jīng)之外，尚有賦論歌詩。他是這樣介紹處士叔的：
年十八，能通《五經(jīng)》，始就鄉(xiāng)里賦。會郊社違恙，出大學，還滎山，就養(yǎng)二十余歲，乃丁家禍……遂誓終身不從祿仕?！嫱ā段褰?jīng)》，咸著別疏，遺略章句，總會指歸。韜光不耀，既成莫出，粗以訓諸子弟，不令傳于族姻，故時人莫得而知也。注撰之暇，聯(lián)為賦論歌詩，合數(shù)百首，莫不鼓吹經(jīng)實，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詞古義奧。自弱冠至于夢奠，未嘗一為今體詩。……商隱與仲弟羲叟、再從弟宣岳等，親授經(jīng)典，教為文章，生徒之中，叨稱達者，引進之德，胡寧忘諸？
狀中說自己和羲叟都是處士叔的生徒，從其學“為文章”。義山十六“以古文出諸公間”，其弟羲叟亦“特善古文”（《樊南甲集序》），可知這里的“文章”，必指古文無疑。處士叔早年“通《五經(jīng)》”，且“自弱冠至于夢奠，未嘗一為今體詩”，狀中所說的賦論歌詩，也屬于古體之類?？芍淝笫酥竞土x山祖、父一樣，欲試明經(jīng)以得祿。因如欲試進士，就必須學習五言六韻的試律詩，那是屬于“今體詩”范圍的；此外，還必須學習駢文的寫作，因為八韻的律賦也是必考的。而義山早年的教育一隨其父、處士叔之所教導，所習之文乃古文，所習之詩亦為古體，于今體詩賦似未專攻。由此可見，他當時也應該沒有試進士以求仕之打算。其早年的人生規(guī)劃，大概是像處士叔一樣，以德行文章為鄉(xiāng)里名士，若有機遇，則舉明經(jīng)，以續(xù)家風。當然，這絕不是說李商隱就是隱士，相反，他是有著強烈進取心的。下面從家族傳統(tǒng)和其所處的實際情境略加申論。此點似尚未有研究者加以關(guān)注，然實為義山早年行跡之重要一端。
義山的家族，雖然實際上已經(jīng)淪落成寒門，所謂“澤底名家，翻同單系；山東舊族，不及寒門”（《祭處士房叔父文》），但舊族的門風尚存。其祖父李俌“以隱德不耀，俯仰于州縣”（《請盧尚書撰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志文狀》），處士叔“韜光不耀”；本人名商隱、字義山，正取義于商山四皓之隱居不仕，其弟羲叟名字似亦取義于此，且個性“介特好退”（《上李舍人狀七》）?？梢姵缟须[德實為其家族傳統(tǒng)，可溯源至先祖姑臧公“以讓弟受封”（《請盧尚書撰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志文狀》）。
義山早年，曾隱居求仙，有以“巖桂長寒，嶺云鎮(zhèn)在”（《上李尚書狀》）終老的隱居志節(jié)。又會昌六年夏《上李舍人狀六》中，他對有意棄官、一心求道的十二叔李褒自陳“一官一名，只添戮笑；片辭只韻，無救寒饑”，又動歸隱之念。而之所以遲遲不行，當是和李褒一樣，尚有婚嫁之累的緣故。這種退隱之志，無疑是前述崇尚隱德之家族門風的產(chǎn)物，同時和他的學古求道有一定的關(guān)系。某種意義上說，崇尚隱德本身就是求道的一種表現(xiàn)，義山筆下的處士叔即其例。而學道者因為以道自期，仕途的進取之心往往不是特別強烈，在仕途不順時也更容易選擇歸隱。所以也可以說，義山的學古求道對其退隱之志實際是起到某種促進作用的。其對義山文學的影響，還需要更深入的考察。
義山祖、父皆以經(jīng)業(yè)得祿，處士叔以《五經(jīng)》訓子弟，“真隱昭芳，鴻儒著美”（《祭處士房叔父文》），裴氏姊“潛心經(jīng)史”，兼有“鐘曹禮法，劉謝文采”（《請盧尚書撰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志文狀》），本人“五年讀經(jīng)書”，兩個幼弟“亦志儒墨”（《祭徐氏姊文》），可見這個家族以經(jīng)學傳家的素尚。在這種家族傳統(tǒng)里成長起來的李商隱，成年后選擇以明經(jīng)入仕，應該說是很自然的。另外以情勢論，義山喪父之后，“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姊文》），供養(yǎng)寡母、撫育諸弟乃當務之急，明經(jīng)科的考試較進士科要相對容易，對于師從“未嘗一為今體詩”的處士叔學習的義山來說，也是更加實際的選擇。
義山古文今存不到二十篇（其實際寫作的篇目應該不止此數(shù)），可以確定是入仕前所作的，只有《別令狐拾遺書》《上崔華州書》《與陶進士書》數(shù)篇。然據(jù)其《樊南甲集序》所言，他十六歲即“以古文出諸公間”，則大和三年以前所作的包括《才論》《圣論》在內(nèi)的古文，后來都散佚了。大和元年義山十六歲那年，處士叔尚健在。這里的“諸公”，大約主要是地方名流，應該是和處士叔有舊、又以儒道相期、能夠欣賞古文者；以及像白居易、劉禹錫這樣曾參與過中唐古文運動，現(xiàn)為大和、開成文壇耆宿者。也就是說，在李商隱早年所處的中晚唐之際，雖然文壇上沒有再出現(xiàn)能與韓柳比肩的新一代古文大家，但中唐以來古文寫作的風氣還是在以某種方式延續(xù)著。例如其座主周墀“能為古文，有史才”，與白居易為友的劉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就是這一流的人物。其幕主柳仲郢之子柳璧，“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圣之書，未嘗關(guān)慮；《論都》之賦，頗亦留神”（《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啟》）。韓愈的長子韓昶，年十一二，即隨樊宗師作古文。從上述例子亦可見古文運動余波之一斑。而義山本人，雖從令狐楚習今文后即以今體名家，但從留存下來的作品看，其古文創(chuàng)作并未完全中斷。中第后有《贈送前劉五經(jīng)映三十四韻》，為集中鄭重之作。又鄭樵《通志·藝文略第一·經(jīng)類第一》錄李商隱《蜀爾雅》三卷，《藝文略第二·小學類第四》錄李商隱《古字略》，這些著作說明傳統(tǒng)經(jīng)術(shù)對義山有著相當持續(xù)的影響?；蛟S對他來說，古文寫作是更加內(nèi)在的、個人化的一種寫作方式，而今體文的寫作則相對來說要外在一些，至少從功能上是如此。
第二節(jié) 李商隱對韓愈文道論的承與變
古文運動的全盛，是在中唐憲宗求治的背景下，以復興儒學為主要前提展開的。李商隱早年的習道學古，正是這種風氣延續(xù)的一種表現(xiàn)?？疾焖F(xiàn)存的近二十篇古文，其文學思想明顯地繼承了重視文道關(guān)系的盛唐以來古文家一派的觀念。但他并未簡單地接受其中一家一派的觀點，而是對文道關(guān)系作出了他自己的一種闡釋，對相關(guān)的圣賢、仁義、師道、交道等主題的討論，也是在以文道論為核心的基礎上展開的，它們共同構(gòu)成義山古文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
對道的標舉和討論，是從李華、蕭穎士到韓、柳等古文家的核心論題，而韓愈《原道》一篇，則將古文家的道統(tǒng)確定為是從堯、舜、文、武傳之于周公、孔、孟的一個統(tǒng)系。李商隱《斷非圣人事》一文，正是取韓愈《原道》篇“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之論加以發(fā)揮，指出圣人既“理天下以仁義”，則當力行而無惑，非疑而后定，由此引出“斷非圣人事”的結(jié)論，可謂水到渠成。其行文之曲折如意，文從字順，亦有類乎韓愈。其《讓非賢人事》一篇，以“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開頭，也是針對某一具體給定的論點而加以駁難，應該是早年從處士叔讀經(jīng)攻文時的習作。這種駁斥、論難的寫法，也明顯受到韓柳古文的影響。
義山早年的學道、習文，韓愈無疑是重要的師法對象之一。其集中《齊魯二生·劉叉》以及《李賀小傳》都表現(xiàn)出對韓愈及其同時人的興趣，文體上受到韓柳雜喻類散文的影響，《劉叉》一篇在藝術(shù)上也“接近昌黎文風的簡練雄健、古拙峭折的風格”（董乃斌《李商隱散文簡論》）。其《別令狐拾遺書》《上崔華州書》《與陶進士書》三首，充盈著一種內(nèi)在的郁勃不平之氣，“表現(xiàn)出韓愈式的議論縱橫、言辭犀利和悲憤激越等特色”（同前），正體現(xiàn)出韓文“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的特點。李商隱特別推崇韓愈《平淮西碑》文，為此專門寫了《韓碑》詩，對韓碑的藝術(shù)特色有精當?shù)陌盐?，推為“點竄堯典舜典字，涂改清廟生民詩”，足以攀追“湯盤孔鼎”之“述作”，并在其《太尉衛(wèi)公〈會昌一品集〉序》的開頭兩段師法韓碑的典誥風格。這些都體現(xiàn)出他早年對韓愈文章的精心揣摩之功。但韓愈主張學道必求周公、孔子之道，為文“宜師古圣賢人”，李商隱卻有不同的看法：
五年讀經(jīng)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jīng)史，諱忌時世。百經(jīng)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ā渡洗奕A州書》）
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圣賢相隨于涂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圣，五帝用圣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编掂荡藭梢詿o書?？资瞎淌ヒ?，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ā度葜萁?jīng)略使元結(jié)文集后序》）
李商隱不否認孔氏、周公之圣，但反對“學道必求古”，因為在他看來，道非周、孔所獨能，“百千萬年，圣賢相隨于涂中耳”。探其思想淵源，此論應該受到孟子“人皆可為堯舜”、荀子“涂之人可以為禹”，以及與韓愈同時的李翱《復性書中》“凡人之性，猶圣人之性”等思想的影響。正如錢鍾書所指出的，此論“言悟性重于道行”，和他受到佛教“一闡提人皆得成佛”的思維方式的影響有關(guān)。對佛、老的態(tài)度不同，這也正是他和韓愈這一派對道的理解的根本分歧所在。韓愈論道，首排佛、老，其道統(tǒng)從堯、舜、禹到周、孔、孟子，是一個純正的儒家譜系；而李商隱的道，雖然并不否定孔子之圣，但“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圣賢相隨于途中”的質(zhì)疑，實際上取消了儒家獨尊一統(tǒng)的地位，也就與韓愈的道背道而馳了。從這些地方我們看出，義山對中唐的儒學是有所發(fā)展的，從他關(guān)于道的思想中可以見出后來宋明理學的某些端倪。
李商隱既然以為道非周、孔所獨能，自然主張學道不必求古；而明道之文，自不必非明周、孔等古圣之道不可，所以不以元結(jié)不師法孔氏為非。他標舉的“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jīng)史，諱忌時世”，其實可以視作他對自己獨特的文道觀的一個概括，即文章乃是道的體現(xiàn)，而道的內(nèi)容，固然可以是古道，同時也可以表現(xiàn)與古圣人之道并行而不悖的一己之道。而義山自己的文學，正是屬于后一種情況。其文章中常常可見這種以道自任的表述，如“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yǎng)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上崔華州書》），“不忮不求，道誠有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身可殺，道不可渝”（《太倉箴》），“雖自以數(shù)奇，亦未謂道廢”（《上令狐相公狀三》）等皆是。上述道的內(nèi)涵，是不同于韓愈古文中的周孔之“道”的，帶有任心的特點。這種以任心為特點的獨特文道觀，讓他的文學整體上體現(xiàn)出某種縱情狂狷的氣質(zhì)特點，由此構(gòu)成其抒情美學的重要基礎。其“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無題》）所體現(xiàn)出來的深情一往，和他這里的“身可殺，道不可渝”的殉道氣質(zhì)，二者其實是相通的。
文章體道的價值，在義山看來，就如同“《春秋》法度，圣人綱紀”一樣，當以褒貶定是非。其開成二年所作《與陶進士書》對這一思想作了比較明確的闡述：
始仆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嘗得其語云：“是非系于褒貶，不系于賞罰；禮樂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sup>密記之。蓋嘗于《春秋》法度，圣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lián)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為己而已，亦祈以為后來隨行者之所師稟。
劉迅乃史學家劉知幾之子，盛唐古文家李華《三賢論》將他和元德秀、蕭穎士列為并世三賢，言其志行“當以六經(jīng)諧人心”，“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后見其妙”，所著《六書》“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今不傳。據(jù)此可知，義山此種思想的淵源，仍不脫盛唐古文家李華、蕭穎士這一派。唐代古文家對諸子和史傳文的取法，無非文、義兩途，往往各有偏重。大約而言，李華、蕭穎士一派，要更加偏重義；而韓柳一派，則文義兼取。義山對這兩派，應該是兼取的。其《齊魯二生》為程驤、劉叉寫照，風格近于史傳。如其寫程驤之父本為盜，“發(fā)冢抄道”，“致貲以萬數(shù)”，老而為妻所諫，翻然悔改，“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以及劉叉篇末斷語“叉之行固不在圣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以褒貶定是非之意頗明，頗似《史記》之“太史公曰”。其《別令狐拾遺書》主張“千百年下，生人之權(quán)，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贈送前劉五經(jīng)映三十四韻》又以“片辭褒有德，一字貶無良”相期，他本人也顯然是以“直筆者”自居的。李商隱以“直筆者”自居的另一種表現(xiàn)為不愛“諱忌時世”，如其《容州經(jīng)略使元結(jié)文集后序》介紹元結(jié)早年不遇之經(jīng)歷云：“次山見舉于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于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yǎng)，母喪不得終其哀?！薄耙娫饔凇痹圃?，顏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jīng)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未載。畢沅《中州金石記》就質(zhì)疑道：“（顏真卿）碑獨不述其事者，以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采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也？”從顏真卿之“同時忌諱”與《新唐書》之異代缺漏，正可見李商隱“不愛”“諱忌時世”之可貴。
此種以“直筆者”自居的態(tài)度，也影響到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晚唐詩壇以艷情和詠史為主、對現(xiàn)實政治的表現(xiàn)整體地趨于退避的風氣中，義山卻是少數(shù)以中興為念的詩人之一，對晚唐時局表現(xiàn)出較多的關(guān)注，并且力圖站在一個超越當下政局的、更加公正的立場上來判斷是非。他在開成初圍繞甘露之變所寫的一系列政治詩，對蕭浣、劉蕡的傷悼，對時局的憤懣，以及在會昌末年對李德裕表露的同情，考慮到當時具體的政治情勢，可以說是非常人所敢為。尤其是他在李德裕政治上遭遇滅頂之災時表現(xiàn)出的對其道德、文章的肯定，其具體的動機至今為學者爭論不休。其實，這些正好體現(xiàn)了義山一貫提倡的在行事上能“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不愛”“諱忌時世”，正是他以文體道的表現(xiàn)。其詩文中表現(xiàn)出來的對世事的強烈怨憤以及由此而來的自傷——這些正構(gòu)成了義山詩歌的主要特色，也正是其道“窮”和“強”的具體表現(xiàn)。由此可見，義山的文學（當然包括其近體詩），總的來講仍然是植根于其文道觀的。
第三節(jié) 李商隱對元結(jié)文道思想的汲取
李商隱的文道思想和古文創(chuàng)作與韓愈的關(guān)系，總的來講是既有汲取又有變化的，已見前述。這提示我們思考，李商隱的文道思想和古文創(chuàng)作，在韓愈之外，可能另有重要的思想資源且長期以來為研究者忽略，這就是元結(jié)。元結(jié)是盛唐古文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開元、天寶時期復古派的健將，實為中唐復古派的白居易、韓愈等人的古文思想和創(chuàng)作之先導。韓愈《送孟東野序》：“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jié)、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亦將元結(jié)列在復古派古文家的序列之中。韓門皇甫湜《題浯溪石》謂其文章“于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并將其與蘇源明、陳子昂、韓愈等人加以具體比較，可見元結(jié)在其當代文壇的地位。晚唐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謂“（唐朝）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yè)、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仍沿此說。晚唐陸龜蒙的文章，據(jù)宋人林希逸的說法，就是學習元結(jié)的，可見元結(jié)在晚唐的影響。更加明確地樹立元結(jié)作為唐代古文家的地位的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其《唐元次山銘》云：“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后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芍^特立之士哉?！?sup>章學誠《元次山集書后》謂：“使以次山之才之學，生后四五十年，得與昌黎韓氏同時酬唱講摩討論，則相如揚雄并時生矣。人謂六朝綺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為古學于舉世不為之日也?！?sup>將元結(jié)與韓愈并舉，同樣視其為復興古文的健將?！端膸烊珪偰俊诽嵋疲骸翱继谱载懹^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jīng)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其規(guī)，元結(jié)與（獨孤）及始奮起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后韓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斫雕為樸，數(shù)子實居首功?！?sup>則視元結(jié)為盛唐復興古文的主將。這些論述，都是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而李商隱早年即“以古文出諸公間”，其《容州經(jīng)略使元結(jié)文集后序》，實為古文家李商隱序前輩古文家元結(jié)之文集，不僅是研究元結(jié)在中晚唐影響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李商隱古文思想的重要文獻，其理論內(nèi)涵有許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地方。從目前的研究來看，研究者已經(jīng)由此對李商隱的文學思想尤其是文道思想和元氣自然論有一定的發(fā)掘，但尚未有將《后序》放在唐代古文運動的背景下進行研究的。
義山一生沉淪幕府，文名卻很盛。集中文集序，除了自序《樊南甲集序》《樊南乙集序》之外，只有《太尉衛(wèi)公〈會昌一品集〉序》和本篇，二作寫作背景都很值得探討。從文風之鋒芒畢露來看，《后序》應該是早期的作品，很可能是李商隱在“以古文出諸公間”時，元結(jié)的外曾孫李惲辭請他作的。
在這篇序文里，李商隱主要提出兩個大的看法，一是結(jié)合元結(jié)“晚歲始達，中間浮沉亂世，既結(jié)主知，又多與時椎鑿”的遭際，指出元結(jié)文學的創(chuàng)作特點為“?？嗉で?、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這和元結(jié)本人大歷二年冬所作《文編序》“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fā)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的自評基本一致。另一個就是用“元氣自然論”來解釋元結(jié)文學的成因，并且這也是對元結(jié)文學的很高評價。這兩個看法之間是相互聯(lián)系的。也就是說，李商隱提出“元氣自然論”的文學本源論，主要是用來解釋元結(jié)具有很明顯的變風變雅色彩的“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的文學創(chuàng)作，并且指出其由變而返正的創(chuàng)作實質(zhì)。
李商隱有關(guān)“元氣自然論”的具體看法，是《后序》中這一段文字：
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向物色，欻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豽孫，競于跳走，翦余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繂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余。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污潴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辮頭鑿齒，扶服臣仆，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齔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
“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為一段之綱目，也是李商隱“元氣自然論”的基本內(nèi)涵，可以說是李氏一家的文源說與文道論。“太虛無狀”以下十六句，是具體地形容自然元氣的本體。它所取用的意象也都是自然意象，其對自然元氣或說“道”的理解深受《老子》影響，如“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即《老子》“大象無形”、“大白若辱”的另一種表達。在闡述了元氣的本體之后，《后序》分“其疾怒急擊”、“其詳緩柔潤”、“其正聽嚴毅”、“其碎細分擘”、“其總旨會源”五個方面，具體地形容元結(jié)之文出沒神奇、變化無常而不失雅正的特點?！凹才睋簟币韵率?，大體上是形容元結(jié)文學中剛性的、帶有狂狷風格的一種表現(xiàn)，具有奇創(chuàng)的特點，其中“其疾怒急擊”六句形容一種旁若無人、銳不可當?shù)奈膭?sup>，“斷章摘句”六句形容其修辭造句富于生新之美，具有一種野性的活力、原生態(tài)的創(chuàng)造力。與“程露血脈”的剛性風格相對，“其詳緩柔潤”以下十二句，大體上是形容元結(jié)文學中含蓄深沉、深藏不露的柔性風格的一種表現(xiàn)，所以用了“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繂長河，不知其載”這樣的意象。這兩段可以說主要是講一個剛?cè)峤Y(jié)合的問題。下面“其正聽嚴毅”和“其碎細分擘”兩段則主要是講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宏、纖和正、變的關(guān)系。“其正聽嚴毅”以下十二句，主要是講元結(jié)文學中比較純正、弘毅的一種表現(xiàn)，李商隱刻意采用了嚴正的道德、律法形象來表達；“其碎細分擘”以下十二句，主要講元結(jié)文學中比較纖細的變風的一種表現(xiàn)，作者主要是采用“如墜地碎，若大咽余。鋸取朽蠹，櫟蟒出毒”等多種變相加以形容。“其總旨會源”以下二十句，是總體地評價元結(jié)文學正大而自然，具有裨補造化、與造化和人倫同工的藝術(shù)價值。作者其實已經(jīng)超越了傳統(tǒng)的政治教化觀念，尤其是“君君堯舜，人人羲皇”十六句，強調(diào)一種更加純古自然的文學特性?？偟膩碚f，李商隱主要從剛?cè)帷⒑昀w、正變這些方面來描述元結(jié)文學的風格，強調(diào)他的創(chuàng)作是以自然為主、元氣為根而有所變化的，其實也是對于元結(jié)“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的一個展示。作者在文中提到，有“論者”對元結(jié)文學提出質(zhì)疑，認為元結(jié)“不師孔氏”，也就是說與傳統(tǒng)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相背違。但是李商隱認為，元結(jié)文學體現(xiàn)了更高的一種創(chuàng)造，它并不與儒家的仁義道德和雅正相違，但也不是傳統(tǒng)儒家文學觀念所能限制的，具有與天地自然同體、同象的特質(zhì)。當然，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李商隱自己的文學審美理想。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文學思想上對儒家詩論是有很大的突破的。而他用以歸納其在內(nèi)容上相對傳統(tǒng)文論具有諸多變化的文學思想的重要概念，就是“元氣自然論”。
《后序》一文無論形式和風格，都有向元結(jié)學習之處，這一點前人鮮少注意。例如形式上刻意復古，風格上奇變不常，中間一大段主要以四言出之，都體現(xiàn)出元結(jié)文學的特征?！逗笮颉沸稳莨终Q之處，應該也是受到元結(jié)的影響，如《元子》第八卷所載“咩方國二十國事”，其說類近《山海經(jīng)》，洪邁稱“最為譎誕”。從文風和思維方式來講，《后序》這種以形容為主的感性論文方式具有新變的特點，也是中晚唐文論中出現(xiàn)的一種新現(xiàn)象。初盛唐的文論，一般都還是使用比較規(guī)范的傳統(tǒng)論文方式進行的。而中晚唐文論則重視感性，用大量形容、比喻的語言。例如杜牧《李長吉歌詩敘》中間對李賀詩歌的形容也是不拘常格，極變化之能事，而能切中肯綮。李商隱《后序》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文中使用大量的比喻，其喻體分自然和人事兩種，總的來說以人事的意象為多，且多包含鮮明的政治倫理內(nèi)涵，單純的自然意象只有前述“太虛無狀”以下十六句。其余則即便是有一二自然意象，也是雜用于人事意象之中。而其人事的意象，又可細分為亂象和大化之象兩種：前者是對現(xiàn)實政治的一種寫照，后者則多少帶有想象的性質(zhì)，寄托了元結(jié)的政治理想。具體而言，形容元結(jié)文之奇變者，往往選用奇詭怪異的事象，如“其疾怒急擊”、“其詳緩柔潤”、“其碎細分擘”三段；形容元結(jié)文之雅正者，則多大化之象，如“其正聽嚴毅”、“其總旨會源”兩段。批判和揭露世俗人心之惡化，本是元結(jié)詩歌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而此種批判又根植于元結(jié)對圣人元化的追慕。由此可見，無論奇變或雅正，歸根到底都是元結(jié)關(guān)心現(xiàn)實政治的產(chǎn)物，其中寄托了作者鮮明的愛憎。
李商隱能夠敏銳地把握到此，無疑體現(xiàn)出他作為晚唐大家獨具的識力。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許在于，雖然李商隱本人的創(chuàng)作和元結(jié)相比可說是風格迥異，但同樣也是植根于現(xiàn)實政治和個人遭際的一種抒情藝術(shù)，并且也具有“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的特點。從傳統(tǒng)儒家詩教的立場來看，無論元結(jié)還是李商隱的創(chuàng)作，都屬于變風，是不符合中庸之道、溫柔敦厚之美的。章學誠認為元結(jié)文學“根蘊本之騷人，而感激怨懟奇怪之作，亦自《天問》《招魂》揚其余烈”，李商隱為自屈原以來感傷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其對元結(jié)文學哀怨之一端，自有更為深刻的體認。盛唐李白以楚騷之“哀怨”為“憲章亦已淪”，視之為變風。中唐韓柳以儒道衡文，元白一派在詩學上又標榜六義，較之盛唐詩學逐漸走向狹隘和功利主義。所以李商隱在后文中對元結(jié)的辯護，其實也可以視作一種自我辯解?？偟膩碚f，《后序》對元結(jié)文章的評價或許有不完全符合元結(jié)創(chuàng)作實際的地方，但他“所稱頌元結(jié)的是他作品中真率的感情，深沉的內(nèi)容，天然的氣勢，嚴正的態(tài)度”。王夫之說：“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sup>李商隱對于元結(jié)詩歌藝術(shù)的解讀，正反映出他本人對于詩歌藝術(shù)本源的理解和追求。文中對元結(jié)稱許過當之處，如章學誠謂“必若所言，昌黎韓氏猶未敢任”，正是詩人用意所在，不可泥看。我們還注意到，在評價元結(jié)文學“以自然為本，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的同時，李商隱《韓碑》以“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形容韓愈《平淮西碑》，又《漫成五章》其二以“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評價李杜詩篇，可見在李商隱看來，李杜和韓愈的文學方得元氣自然之正，而元結(jié)文學則是由變而返正，立論極有分寸。
傳統(tǒng)文論中與“氣”相關(guān)的范疇主要是文氣論。氣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個人稟賦相關(guān)，因此“文氣”這一范疇基本屬于風格學的范疇，這相對于先秦作為物質(zhì)基礎、萬物本源的“氣”范疇，可以說是由道向器的轉(zhuǎn)移和變化。而李商隱的“元氣自然論”是在中唐以來討論天人關(guān)系的背景下形成的，它主要是一種文學本源論或發(fā)生論，這里的“氣”更多地體現(xiàn)了“道”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元氣自然論”正是李商隱借為元結(jié)文集作序的契機，提出的他自己獨具個性的文道論，可以說是李商隱個性化創(chuàng)作的重要前提。
李商隱《后序》從“元氣自然論”出發(fā)，建立了自己的文道思想。但他的道，顯然對中唐韓愈以排佛老、尊孔孟為鮮明特征的儒家文道論有所突破。韓愈的文道論強調(diào)師法，而李商隱則為元結(jié)“不師孔氏”辯護，并用道家的“真”來破除儒家的“圣”：
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圣賢相隨于涂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圣，五帝用圣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ā逗笮颉罚?/p>
元結(jié)推崇的是遠古的淳樸社會，其終極的政治理想并非儒家的禮樂教化，而是道家的自然無為而治的大化。所謂“三皇用真而恥圣，五帝用圣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出自元結(jié)《元謨》?！对儭芳偻小肮耪呒児敝裕瑢⑸瞎胖c衰世之君對比，有助于我們理解元結(jié)的政治理想以及《后序》中大量與政教倫理相關(guān)的事象：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蛟唬骸肮ト酥馈！碧熳勇勚啥鴨栄?。公謝曰：“……臣曾記有說風化頹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恥圣，故大道清粹，滋于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圣而恥明，故乘道施教，修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頹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后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后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奰；繼者先淫而后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鐘，其下憤兇，此頹弊以亡之道也?！渚龂@曰：‘嗚呼，真圣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戒心之寶?！?sup>
可見“次山不師孔氏”是一個事實。分歧在于，“論者”站在韓愈一派文道論的立場上加以批評，而李商隱則擺脫了儒家宗經(jīng)、征圣思想的束縛，為元結(jié)辯護，也借此建立了自己的文學思想。將此段與《后序》對讀，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不僅《后序》將亂象和大化之象對照描寫的筆法其來有自，其對二者的描述也深受元結(jié)的影響，乃至于以四言為主以造成一種古樸的效果，二者也頗相似。其綱領性的表述“以自然為本，元氣為根”，或者也與元結(jié)《引極三首·思元極》“揖元氣兮本深實”之論有淵源關(guān)系。
儒家講究師法，所以凡有革新，不免假托復古，李、杜、韓、柳莫不如是。李商隱卻從元結(jié)“不師孔氏”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表述中，發(fā)現(xiàn)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社會理想方面更廣闊的道路，不是否定圣人，而是要自尋大道，成為和圣人比肩的人物：
五年讀經(jīng)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jīng)史，諱忌時世。百經(jīng)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ā渡洗奕A州書》）
他在求道時將一己之道與圣賢之道并駕齊驅(qū)的態(tài)度——不同于韓愈等古文家以周公、孔子等圣人之道為法，對其創(chuàng)作顯然也有較大影響。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在晚唐一代兼綜百家、取法極廣，且對前代大家無論屈宋還是李杜，都有一種當時人罕有的平視態(tài)度，這顯然和他這種“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的自信和不甘屈居于“百經(jīng)萬書，異品殊流”之下的自負是分不開的。元結(jié)的創(chuàng)作在盛唐作者中獨樹一幟，雖然其創(chuàng)作實績不足以成為盛唐的典范，但從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識而言，卻是試圖推倒一切后世之文，成就一種真正的遠古之文。因此在他的當代即有“于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的評價，后人多贊其能“卓然自成其家”，沈德潛謂“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guī)模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門徑”，更是明確地指出了元結(jié)創(chuàng)作自我作古的特點。另外，元結(jié)《系樂府十二首序》提倡創(chuàng)作要“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甚至不諱“冤怨時主”（《閔荒詩序》）。從創(chuàng)作論的角度，元結(jié)完全符合李商隱標舉的“不愛攘取經(jīng)史，諱忌時世，百經(jīng)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對此，李商隱應該也是注意到并且受到啟發(fā)的。其《獻侍郎巨鹿公啟》云：“我朝以來……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于枯槁寂寥之句；攀鱗附翼，則先于驕奢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為甚?！睂τ谥型硖浦T家的創(chuàng)作，皆直言其弊。而《后序》獨獨推舉元結(jié)的創(chuàng)作，正是推重其文能以造化為師，自出機杼。
此外，元結(jié)《篋中集序》批評當時作者“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于雅正”，對李商隱應該也有一定的影響。雖然李商隱多作近體，但他是用作古體的方法來作近體的，例如繆鉞先生即謂他用李賀古體的方法來革新律詩，豐富了近體的藝術(shù)，將風雅比興引入了五七言律。
第四節(jié) 李商隱從古文到今體的轉(zhuǎn)向
早年一直從處士叔學道求古，十六歲就已經(jīng)“以古文出諸公間”的李商隱，為什么會轉(zhuǎn)向今體文的寫作，并且成為一代名家？晚唐駢文寫作的風行，以及駢文在士人入仕和宦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應該是最根本的原因。并且，古文運動以來，這種由古而今的轉(zhuǎn)向，李商隱并非首例。在李商隱之前，韓愈之長子韓昶即為入仕，“改體”而就今體：
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為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為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于經(jīng)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為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匯。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綽鎮(zhèn)邠辟之，試弘文館校書郎。（韓昶《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為墓志銘并序》）
韓昶為古文領袖韓愈之子，尚且要屈從時俗，學今體以應進士試，況他人乎！雖材料有限，只找到韓昶和李商隱這兩個例子，但前文所舉劉軻、柳璧早年雖學古文，然二人皆先后中進士第，則先后改學今文無疑矣。可見隨著韓、柳等古文領袖的故去，有志于學道求古者，屈從于現(xiàn)實壓力，紛紛改學今文，這在當時應該是具有普遍性的現(xiàn)象。故章學誠于義山之改學今體，慨其“有志古人，窮移其業(yè)”，正指出這一轉(zhuǎn)變背后的現(xiàn)實利害考慮。而他在少年時得到長于今體的令狐楚的知遇，則是這一轉(zhuǎn)向的重要契機。關(guān)于后者，兩《唐書》的記載，是說因令狐楚奇其文，以今體章奏授之。義山自己也說：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圣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后聯(lián)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樊南甲集序》）
這里的鄆相國，即大和三年任天平軍節(jié)度使、鄆曹濮觀察使的令狐楚。令狐楚是晚唐今體章奏的名家，《舊唐書》本傳記其在太原幕府所為表奏，為德宗所稱賞?！缎绿茣繁緜餮浴捌錇槲?，于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李商隱能夠得到他的知遇，并親承指點，實為罕有之際遇，也成為義山轉(zhuǎn)向今體文寫作的重要機遇。孫梅持相似的觀點，并將他由古而今的轉(zhuǎn)變與柳宗元由今而古的轉(zhuǎn)變相比較：
柳子厚少習詞科，工為箋奏，及竄永州，肆力古文，為深博無涯涘，一變而成大家。李玉溪少能古文，不喜聲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變而為今體，卒以四六名家。此二家者從入各有自，而始終成就相反如此。所謂學焉得其所近者，何以稱焉？蓋子厚得昌黎遙為應和，而玉溪惟令狐為之親炙。其遇合遭際，自是不同。要之，天資學力，固大有徑庭矣。
李商隱為令狐楚所知時，楚已帶平章事。其后義山入楚幕為巡官，“久陪文會”（《上令狐相公狀七》），前后四個年頭。四年中，親承令狐楚指點，“與諸子游”，并與府中同僚、朋從相互唱和，得切磋之益。在這種有利于駢體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中，他很快就掌握了今體章奏的寫作要領，到大和六年已有小成，集中最早的編年文《上令狐相公狀一》即作于本年，藝術(shù)上已經(jīng)相當成熟了。本年令狐楚調(diào)任太原，次年義山入華州刺史崔戎幕中掌章奏（集中尚存代戎所作表狀十一篇），說明他寫作今體章奏的能力已經(jīng)得到了時人的承認。
這四年，無疑是義山于今體章奏用力最勤、收效也最為顯著的四年。他由此看到了一條新的用世之路：即不但可借今體以取科名，而且還有望置身青云。他在答謝令狐楚的《謝書》一詩中流露了這樣的青云之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衣后，不羨王祥得佩刀。”以王祥得佩刀位登三公作比，其中的躊躇滿志一讀可知。義山此時，自負才華，實有望于仕途騰達之后，如令狐楚一樣成為“一代文宗”，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實現(xiàn)對以用世為心的唐代文人來說的最高價值，即以文學來潤飾廟堂。這和早年習道學古，以明經(jīng)入仕的追求，可謂兩途。
這里想要強調(diào)的是，令狐楚傳給義山的應該不僅僅是今體章奏，還包括近體詩的技法，后者似乎尚未有研究者論及。令狐楚詩文兼善，曾于元和十二年奉旨編纂《御覽詩》上呈憲宗，選錄代、德兩朝暨元和初盧綸、李益、張籍、楊巨源等人詩歌三百一十首，全為近體，體現(xiàn)出中唐以后“世務以聲病諧婉相尚”的風氣，“大致雍容諧雅，不失風格”。紀昀以為傳世令狐楚詩的“氣格色澤，皆與此集相同，蓋取其性之所近”。此前后他又有與翰林院同僚王涯、張仲素唱和的《三舍人集》，與僧廣宣唱和集，與劉禹錫的《彭陽唱和集》（大和七年二月結(jié)集），在大和詩壇上，應該說居于宗主的地位。義山與楚諸子同學，之后又數(shù)次隨計上都，參加進士試，則其在楚幕中亦曾學習今體詩無疑。今諸家編集，概將其近體詩系于大和三年之后，也正是緣此。而上述結(jié)集，義山既在幕中，應該是易得的。而且，據(jù)義山集中大和七年所作《上令狐相公狀二》可知，楚罷河東節(jié)度后，義山曾向他求觀近作（“太原日所著歌詩等”），贊美楚歌詩“研美二南，留情四始，峻標格而山聯(lián)太華，鼓洪濤而河到三門”，深表追慕之意。并且表示將楚之歌詩“附于經(jīng)史，置彼縑緗。永觀大匠之宏規(guī)，長作私門之秘寶”，考慮到義山當日對令狐楚的感激傾慕，這樣的表白應該是真誠的。文中用“頃雖有志，晚無成功”來描述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這里“頃雖有志，晚無成功”的對象，顯然不是古體詩或古文（因義山早歲“以古文出諸公間”，可以說是成功了），而只能是近體詩、今體文。教義山“為文章”的處士叔自己生平“未嘗一為今體詩”，義山自然也無法從其習得近體詩的寫作藝術(shù)；得楚之知遇后，才有志于近體詩和今文的創(chuàng)作：所以正是“頃雖有志，晚無成功”。狀文中將令狐楚近體詩文比作“私門之秘寶”，和其《謝書》中用“夜半傳衣”典相似，表達了深切的感激之情。則楚于義山，不僅垂知遇之恩，更兼師徒之義。義山文往往以夫子喻楚，而以孔門弟子自居，正是為此。
李商隱既然追隨令狐楚習今體文，并轉(zhuǎn)走進士及第的道路，學習和提升近體詩的寫作藝術(shù)也就成為其必經(jīng)之途。從前引“頃雖有志，晚無成功”之語來看，他早年雖也寫作近體詩，但終究是缺少名師指點，不能有所成就。投身令狐楚門下后，在學習今體章奏的同時，自然向當時近體詩亦享有盛譽的令狐楚求教近體詩的寫作，并因之有望于“成功”。只是一般來說，詩歌的寫作更多地依賴個人的才性，技巧的傳授和習得相對來說居于次要的位置，所以我們在談論詩歌創(chuàng)作時，鮮少會注意作者的當代師承，忽略義山亦曾從楚習近體詩這一事實也就不奇怪了。
開成二年，李商隱進士登第；同年冬，令狐楚過世。此后，義山在今體詩文的創(chuàng)作上進入更加獨立的發(fā)展階段，其中《樊南甲集序》中所提到的“兩為秘省房中官”時期尤為重要，是其有意識地向齊梁駢文家學習的階段。此時他大量地閱讀六朝駢文大家任昉、范云、徐陵、庾信等人的別集，揣摩對仗和聲律等駢文技巧，并追求“哀上浮壯，能感動人”的藝術(shù)效果?？梢哉f，這標志著義山在今體文創(chuàng)作藝術(shù)方面的完全自覺。這種自覺的努力也取得了相當?shù)某尚В酥廉敃r人有將其今體文目為“樊南窮凍”，與“韓文、杜詩、彭陽章檄”并稱。這里所謂“窮凍”，固然是“十年京師寒且餓”的處境在其文學中的反映，同時也說明其今體文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個性化的風格。
第五節(jié) 李商隱對今體和古文的復雜心態(tài)
客觀而言，盡管李商隱非常重視其古文創(chuàng)作，但他的古文，無論數(shù)量、實際的藝術(shù)成就以及文學史上的地位，都不能和其今體文相比。其今體文在生前就已經(jīng)被時人目為可與“韓文、杜詩、彭陽章檄”并稱，《新唐書》又說他因為與溫庭筠、段成式俱長于四六，號曰“三十六體”。清代昆山徐炯《李義山文集箋注序》論及其今、古文的高下，推其今體文為晚唐第一；認為義山即便不改學今體文，其古文也“度不能遠過孫樵、劉蛻”，此論或者還不免于推斷。章學誠也認為他的古文“在孫樵、杜牧間”，并指出局限其古文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能持論，故無卓然經(jīng)緯之作”，二是“亦其佐幕業(yè)工，勢有以奪之也”。持論則更為平實。上述對李商隱古文成就的評價，應該說大體是屬實的。
作為作者，李商隱對自己今體文和古文成就的高下應該是很清楚的。但通過細讀《樊南甲集序》《樊南乙集序》，我們注意到，他本人對其今體文和古文的創(chuàng)作持一種相當復雜的態(tài)度。這種復雜性首先表現(xiàn)在，他雖以今體文見長，但為自己的兩個今體文集作序時，卻都是采用古文之體，這一現(xiàn)象頗值玩味。并且他又在兩篇序中對四六這一文體頗致貶詞，以為不足矜尚：
因……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shù)、六甲之取也，未足矜。（《樊南甲集序》）
亦為二十編，名之曰《四六乙》。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卒備，不足以為名，直欲以塞（楊）本勝多愛我之意。（《樊南乙集序》）
從上述兩段引文的表述來看，義山之所以對今文有所鄙薄，主要還是因為它與博弈相類，在諸文體中只能聊備一格，不能和載道的古文相提并論。作為有唐一代公私表奏習用的實用性文體，四六文自身的價值究竟何在？以道自任、有著強烈使命感的義山，不能不對此有疑問。其《一片》詩云：
一片瓊英價動天，連城十二昔虛傳。良工巧費真為累，楮葉成來不值錢。
此詩諸家箋注頗多異辭，然其大要，即朱彝尊所云“言薄物悻售，尺璧非寶，而攻苦揣摩，皆無所用”。王達津說它“實是反映李商隱的創(chuàng)作觀點的”，這個看法很重要。那么，這里的“楮葉”究竟何指呢？聯(lián)系李商隱將今體文、近體詩之技巧往往比作“秘寶”，這里作者枉費心力雕琢而成的“楮葉”，所指的正是這種以雕琢為工的文學。在他看來，相對于體道的古文，今體文正如良工精雕的“楮葉”，徒以技藝售人罷了，其本身的價值是不能與古文相比的。但他畢竟在今體文的寫作方面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并且試圖以此為仕途進身之具，而他在現(xiàn)實中的實際遭際又讓他感到不滿，所以詩中也流露出很明顯的牢騷之感。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李商隱鉆研今體文，固然有對今體文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的追求，同時也包含重要的現(xiàn)實考量。其《漫成五章》其一云：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
聯(lián)系他在“兩為秘省房中官”時期對“好對切事”的精心揣摩和追求，此處“今日唯觀對屬能”之意，恐怕不單是一種詩論，還包含著義山的自嘲。由“當時自謂宗師妙”句可見，義山當年“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間”，追求“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時，他確實是寄希望成為一代“宗師”的。而歷史上的任、范、徐、庾，以及他敬重的令狐楚，這些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宗師”，所恃又確非一般的公私應酬的四六文，而是要入翰林為詞臣，為朝廷起草制誥、詳定典章。
義山得遇令狐楚時，令狐楚已經(jīng)成就了“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箋奏，典內(nèi)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這樣的榮耀，完成了由在幕府為人作章表書記，到翰林學士草詔，乃至中書舍人掌制誥這樣的轉(zhuǎn)變。而義山恰在此時得其親傳今體文的技法，這一定也在相當程度上激發(fā)了他憑借今體文之技巧，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拾取金紫”的熱望。之后授秘書省校書郎，更讓他不免有了榮入翰林而為詞臣的遐想：
玉山高與閬風齊，玉水清寒不貯泥。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玉山》）
詩中處處突出秘書省校書郎一職的高寒絕俗，“此中兼有上天梯”，實寓可由此入翰林、為天子詞臣之意。蓋以翰林學士為登瀛洲，唐人詩文中常有，義山尤好：
居石室于西昆，自通仙路；坐銀臺于東海，不接人寰。（《為河東公上翰林院學士賀冬啟》）
始者尚書晞發(fā)丹山，騰身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皇闈，則金釭二等。人寰莫見，塵路難逢。（《為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啟》）
又《唐語林》卷三載：
宣宗舅鄭仆射光，鎮(zhèn)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語？”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鄙显唬骸?span >表語尤佳，便好與翰林一官。”論者以為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李商隱雖亦為寒士，然既中進士，又有令狐楚父子為援，則其有“上天梯”之望，又何可怪耶？寫作今體文可以入翰林，為詞臣，代天子草詔，為朝廷制典。義山雖然對作為文體的今體文頗有看輕，但對以今體文寫作的大手筆則又另加青眼。了解了這一點，就能夠解釋《樊南乙集序》中表現(xiàn)出來的對今體文的矛盾態(tài)度。其在文章中、后兩大段都反復地表明今體文不足尚，在文章開頭卻用了較多的篇幅敘述自己大中二年為周至尉時曾短暫地為京兆尹借去專掌章奏的經(jīng)歷：
時同寮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樂安孫樸、京兆韋嶠、天水趙璜、長樂馮顓、彭城劉允章。是數(shù)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shù)。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勛之志，與子之奠文，二事為不朽?！?/p>
以奠牛僧孺文為“不朽”，與他贊美杜牧的“羊祜韋丹盡有碑”（《贈司勛杜十三員外》），很能夠代表他對這一類文章的態(tài)度。李商隱祭牛僧孺之文已不存，但從其《太尉衛(wèi)公〈會昌一品集〉序》可以推而想之。這種態(tài)度當然也非義山獨有，自漢代以來，墓碑文、集序文一直地位崇重，其根源還在于墓主、文集作者本人多身居高位。
而義山在大中元年以前于今體文創(chuàng)作方面“未焉能休”，也并不是不能領會其弟羲叟的好意，而是當時尚有望于他日入翰林為詞臣。然而“楮葉成來不值錢”，這一夢想最終并未實現(xiàn)。徹底破滅的原因，其《樊南乙集序》其實有敘：
明年，府薨，選為博士，在國子監(jiān)太學，始主事講經(jīng)，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為文章。（中略）三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于文墨意緒闊略。（《樊南乙集序》）
大中五年為太學博士，是李商隱最后一次在京任職，時義山剛剛喪妻。太學博士的工作主要是“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為文章”，這正是義山早年從處士叔所學之內(nèi)容。但很快他就放棄了博士職，入西川柳仲郢幕。此后三年，“于文墨意緒闊略”，正是他徹底放棄以今體榮身之途的結(jié)果。所以這篇序文，也可以看作他一生依違于古文和今體之間的最后選擇。他最終還是肯定了古文的價值，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他也就再次肯定了自己求道的初心。
總之，李商隱的今古文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既是中晚唐文學中古文與今文的消長在個體作家創(chuàng)作活動中的反映，同時也體現(xiàn)了他個人獨特的文體觀念和文學思想。李商隱的文體觀念和文學思想是復雜的，多層次的，其中古今文體的復雜交匯，是義山文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從詩歌方面是古體與近體的兼尚，在文章方面是古文與今文相生相克，這些都是造就義山文學的重要原因。而其中以道自任可以說是一個關(guān)鍵。其詩文之所以能夠麗不傷骨，正是因為古文家對道的體認和重視始終是他文學思想的重要基礎。他之所以能夠在晚唐詩壇整體上格調(diào)卑弱、境界狹小的背景下崛起為大家，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 本章的主要內(nèi)容，以《論李商隱今古文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及其文體觀念》為題，發(fā)表于《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 劉昫：《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傳下》，第15冊，第5077—5078頁。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傳下》，第18冊，第5792—5793頁。
- 劉昫：《舊唐書》卷一七六《周墀傳》，第14冊，第4571頁。
- 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卷四三《代書》，第3冊，第943頁。
-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大中102《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為墓志銘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下冊，第2329頁。
- 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藝文略第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下冊，第1482、1517頁。
- 陳寅恪《論韓愈》：“唐代古文運動一事，實由安史之亂及藩鎮(zhèn)割據(jù)之局所引起。安史為西胡雜種，藩鎮(zhèn)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漢人，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保ā蛾愐〖そ鹈黟^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第329頁）
- 韓愈撰，劉真?zhèn)悺⒃勒湫Ｗⅲ骸俄n愈文集匯校箋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頁。
-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八《李義山文集書后》言其古文“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0頁）。紀事五首，據(jù)姚鉉《唐文粹》卷一百，當指《齊魯二生》《象江太守》《華山尉》《宜都內(nèi)人》諸篇；析微二首，指《唐文粹》卷四十八“析微”類《斷非圣人事》《讓非賢人事》兩篇。葛曉音《中晚唐古文趨向新議》也認為李商隱“人物小記能得韓文真髓”。
- 韓愈：《答李翊書》，《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卷六，第2冊，第701頁。
- 韓愈：《答劉巖夫書》，《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卷八，第2冊，第865頁。
- 《孟子·告子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339頁。
- 《荀子·性惡第二十三》，王先謙《荀子集解》新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42頁。
- 董誥編：《全唐文》卷六三七，第3冊，第2851頁。又李翱還主張“創(chuàng)意造言，皆不相師”，其《答朱載言書》云：“創(chuàng)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jīng)》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qū)W而知者也，此創(chuàng)意之大歸也?！保ǘa編：《全唐文》卷六三五，第3冊，第2840頁）雖然標舉六經(jīng)，其實已為李商隱反對“為文必有師法”張本。李翱是韓愈的侄婿，與退之同為中唐古文家，當與韓愈同為李商隱的取法對象。
-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冊，第1333頁。
- 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七《竺道生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56頁。“一”又作“阿”，此處從《法苑珠林》本作“一”。
- 李商隱撰，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4冊，第1461頁。本書所引義山詩皆據(jù)此本，為避繁瑣，不一一出注。
- 李翱《答皇甫湜書》：“仆竊不自度，無位于朝，幸有余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于后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董誥編：《全唐文》卷六三五，第3冊，第2839頁）似乎與劉迅的史學觀有一脈相承之處。
- 董誥編：《全唐文》卷三一七，第2冊，第1421頁。
- 畢沅：《中州金石記》卷三《容州都督元結(jié)表墓碑》，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8頁。
- 甘露之變在之后詩歌和傳奇中的表現(xiàn)，卞孝萱《“甘露之變”與〈噴玉泉幽魂〉傳奇》（《西北師大學報》2002年第3期）有較全面的列舉，可參看。
-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十二：“唐之古文，得元結(jié)與（獨孤）及，始湔除繁濫，故《唐實錄》有韓愈學（獨孤）及之說，特變格之初，明而未融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655頁）
- 韓愈撰，劉真?zhèn)?、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卷九，第983頁。
- 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三六九，第11冊，第4150頁。
-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下冊，第1471頁。
- 林希逸《甫里先生文集敘》：“其文似元道州?！保ㄔ鴹椙f、劉玉林主編：《全宋文》卷七七三二，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335冊，第343頁）
-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下冊，第1178頁。
-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十三，第112頁。
-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集部別集類三《毗陵集二十卷》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下冊，第1285頁。
- 章學誠：《元次山集書后》，《章學誠遺書》卷十三，第111頁。
- 楊家駱編：《新校元次山集》卷十，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第154頁。
- 對此拙文《李商隱“元氣自然論”及其尚真、任情的詩歌思想》（《文學評論》2017年第6期）另有專門探討。
-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jīng)河上公章句》卷三《同異第四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65、164頁。
- 李商隱重文勢，如《與陶進士書》贊陶“《東岡記》等數(shù)篇”“辭采奧大，不宜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
-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元次山元子”條，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48頁。又元結(jié)《閔荒詩序》：“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冤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冤怨時主。故廣其意，采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余載于《異錄》?！保罴荫樉帲骸缎滦Ｔ紊郊肪矶?7頁）《異錄》已亡，但據(jù)此可大略推知乃記錄奇談怪論之書。
- 章學誠：《元次山集書后》，《章學誠遺書》卷十三，第111頁。
-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其一，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第87頁。
- 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fā)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28—429頁。
- 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上，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頁。
- 章學誠：《元次山集書后》，《章學誠遺書》卷十三，第111頁。
- 楊家駱編：《新校元次山集》卷四，第48頁。
- 楊家駱編：《新校元次山集》卷一，第11頁。
- 湛若水：《元次山集序》評《元子》語，楊家駱編《元次山集》附錄二，第174頁。
-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三，上冊，第80頁。
- 楊家駱編：《新校元次山集》，第18頁。
- 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62頁。
-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大中102，下冊，第2329頁。
-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八《李義山文集書后》，第70頁。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六六《令狐楚傳》，第16冊，第5099頁。
- 孫梅：《四六叢話》，第663頁。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傳》，第18冊，第5792頁。
- 華州刺史崔戎與義山有中表之親，曾送他入終南山習舉業(yè)（《安平公詩》“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yè)南山阿”），對義山多有提攜。但義山大和七年始受知于崔戎，次年崔戎即下世了，二人相從時間較短。
- 劉昫：《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第13冊，第4332頁。
- 劉禹錫撰、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卷十九《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32頁。
-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集部總集類一《唐御覽詩一卷》提要，下冊，第1689頁。
- 詳本編第二章第三節(jié)“一、李商隱‘好對切事’論的內(nèi)涵”。
-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八《李義山文集書后》，第70頁。
- 轉(zhuǎn)引自李商隱撰，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第5冊，第1983頁。
- 王達津：《唐詩叢考·李商隱詩雜考》十九《一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3頁。
- 劉禹錫撰、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卷二《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上冊，第24頁。
- 李肇《翰林志》：“唐興，太宗始于秦王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保ā栋俅▽W海》乙集，北京：中國書店，2011年，第195頁）《資治通鑒·武德四年》：“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焙∽ⅲ骸白詠硐鄠骱Ｖ杏腥裆剑号钊R、方丈、瀛洲，人不能至，至則成仙矣，故以為喻?！保ū本褐腥A書局，1956年，第5932頁）
- 劉禹錫《早秋集賢院即事》：“幸依群玉府，有路向瀛洲。”（劉禹錫撰、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卷二十二，上冊，第284頁）
- 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上冊，第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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