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洋婦”記

周松芳

晚近以來，中國積貧積弱，長期受洋人欺侮，在一些人看來，如果得以娶一洋婦，是否可以“出一口惡氣”，可貼上“愛國主義”的標簽？事實上沒那么簡單。梳理國人娶洋婦的史例，可謂別有意蘊在。

娶洋婦不易

最早立志也得以娶成洋婦的，恐怕是大名鼎鼎的容閎了。1845年他在澳門的馬禮遜學校肄業(yè)時，曾寫下一文，題為《意想之紐約》：“予之意想得成為事實者，尚有二事：一為予之教育計劃，愿遣多數(shù)青年子弟游學美國；一則愿得美婦以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愿以償?！庇扇蓍b之志，可見當時想娶個洋婦實在不易。但當時很多人認為，似乎留學就可以娶洋婦，所以當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學堂派員留學，三年屆滿回國，國內就熱傳這班留學人員，學沒好好上，倒是娶了洋婦“以娛情”，此傳言還堂而皇之地上了著名的《申報》——當然該報后來又刊發(fā)了更正的消息。

早期海外華人娶洋婦固然不易，但在英國有所例外。因為中英貿易淵源甚早，由于一口通商的關系，廣東人很早就踐土英倫。據(jù)學者考證，早在1769年8月，廣州就有一位陶塑匠搭船去英國，受到熱烈歡迎。稍后，又有一位譯名“王彤”的人曾在1775年到訪倫敦，并與英國的文士和科學家會面。再晚一點的1816年，馮亞生、馮亞學兩個廣東商人因其伯父任廣東海關稅收官，出于好奇搭船赴英倫，后赴德國登臺表演二胡，并協(xié)助德國漢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威廉·夏特研究漢語。

到鴉片戰(zhàn)爭后，特別是1842年割占香港島后，粵人與英人的往來更為密切了，最主要的當然是受雇于英人商船上的水手與雜役。這些水手與雜役，有一部分滯留于利物浦等港口城市，再內遷至倫敦等地，成為早期英國華人移民的主要來源。除水手外，由于被西洋人以堅船利炮為象征的先進科學技術所震驚，晚清重臣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就提出，“出洋一年，勝讀西書四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三年”，因此求學留洋者也越來越多。在朝廷派遣官費留學生之前，不少廣東人因地利之便及認識之先，早就私人留學英國了。

這些早期的廣東水手或留學生，留下來，總要解決生理乃至家庭問題。他們不可能像美國來自中國廣東的新會、開平、臺山等地的金山客，即便人不在家鄉(xiāng)，父母照樣幫其娶妻，讓新娘抱個大公雞拜堂——無論如何，他們是想要回來的。這些留在英國的廣東人，下焉者求諸風月場，上焉者覓一英婦，竟也有得償所愿者。1868年，曾任光緒皇帝外語老師的張德彝隨使歐美，在英國聽說有廣東人王阿秀在此開張茶鋪，盈利豐厚，已納“番女”為妻，六年內生了兩子一女。次年又見到一例：一位英國婦人，年約三十，其夫名為田阿喜，隸籍浙江錢塘，以拋刀接刀為戲，在歐洲各國賣藝，兩人結婚已有九年，育有子女。

至于不娶或娶不到洋婦，窺視或者嫖宿之，也是一種選擇，雖然等而下之。此種“嗜好”，雖達官貴人亦不能免。1925年初，翁之熹隨同傳奇將軍徐樹錚出使歐洲，便曾入妓館觀裸舞；“性學博士”張競生則認為巴黎是浪漫之地，有滿大街的情人可找，下下等人才需要去逛妓院，但他1928至1933年再度旅居巴黎時，還是親自去考察了巴黎最著名的妓院“玻璃宮”。

“吉士懷春，有女誘之”

早期移民，用廣東話講，“揾食艱難，揾女也艱難”。但隨著中國派出三十萬華工赴歐參加“一戰(zhàn)”，情形則大為改觀了。因為這些華工，多有滯留不歸者，有娶妻的需求，而戰(zhàn)后法國等地，女多男少，加之相處日久，種族隔閡或歧視會相對減弱，這時娶洋婦的事例，就相對多而且相對真實與美好。

這些華工不再“揾食艱難”，而是吃得好、穿得好，形象大為改觀。當時的《遠東時報》便有報道：“日領一法郎二五，在中國每月領十五元?！惫と说淖√幈粍澐殖蓴?shù)處，每處可容納千人，工人們生活安適，倒也沒有太多的不滿意之處。定例每日給米兩斤，魚肉咸菜各四盎司，熱水隨量。餐后一小時，又給以茶半盎司。工人們既能獲得充足的食物，又能隨時令赴沙地操練，每日起床及睡眠均有規(guī)律，“故當出發(fā)之前，無不肥滿強健”。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在當時的法國，華工們則是“吉士懷春，有女誘之”。史學家蔣廷黼就說，1917年他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征，赴法國勒克列索勞軍。一天晚上，他正在俱樂部中工作，一個法國女孩子跑進來，說要與蔣單獨談談，于是蔣便把她帶到辦公室。女孩問道，她是否可以和一個姓楊的工人結婚，蔣廷黼告訴她：“我不認識那個人，所以無法提供意見。”又問她是否考慮過中國的生活習慣與法國多有不同的問題。法國女孩說已考慮過了，并言：“如果我待在法國，我可能永遠也結不了婚。即使我能幸運嫁了人，對方也可能是個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賺來的錢都喝了酒，醉后發(fā)脾氣打罵我。我認識楊已經一年，他從未喝過酒，我認為他永遠也不會打我。我想嫁給他一定很好。”有意思的是，在來法國前，蔣廷黼自己也正與一美國女友交往。某天，蔣的女友凱瑟琳和她母親到餐廳來，蔣本想避而不見，但另一端盤子的學生有意捉弄他，他只好被迫硬著頭皮去招待這兩位女客。凱瑟琳的母親給了他五元小費，讓蔣相當尷尬。

對于華工與法女的結合，如果蔣廷黼還只是持旁觀者與中立者的態(tài)度，那國民黨大佬李石曾，可算是起勁的撮合者。1918年底，與李石曾同船赴法留學的著名政治人物李璜就說，李石曾尤其留心華工與法女“茍合”后所生的私生子。到法后，他即不遺余力地托專人收養(yǎng)中法混血兒。1920年，李石曾覓得專人?？?，設立了一托兒所，專收在法華工與法女所生嬰兒，其中大半皆為私生子。

在中法混血二代中，最成功、最出名的，恐怕要數(shù)謝東發(fā)博士了。謝東發(fā)的父親是山東人，母親為法國人，他本人娶的妻子亦為法國人。謝的舉止神情一派正宗的“法國范兒”，他精通英文、德文，辦有報紙，社交面頗廣。1925年，徐樹錚出使歐洲時，還專門約見了他，并請他幫忙翻譯及演說等事。謝東發(fā)由此成為代表中國的著名外交官，如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勞局理事會等。謝東發(fā)之所以杰出，除了“混血”的優(yōu)勢，當然還在于他的父親并非普通的水手或者華工，而是大有來頭：“西土文學家謝東發(fā)博士之尊人謝大銘君原籍江寧，其隨曾紀澤遠航來法……此蓋僑法華人之老前輩。”

當然，最能乘其浪漫大“泡”法妞的，非“性學博士”張競生莫屬。他當時與宋子文等作為“中華民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也有這個資本。張競生交往的第一位法國女友，是有愛人的：“一日她向我說有先前的愛人因戰(zhàn)傷到南方去醫(yī)治，她奉母命不得不到他所在的地方去照顧。”旋即在游泳池里又“泡”到了一位當衛(wèi)生員的已婚法國女子，還跑到日出島過了一段時期的同居生活。可惜此女子兩三個月后不告而別，令他好幾個月魂不附體。1916年，張競生轉往南部的里昂大學后，或許南法人更浪漫，他得到了更多交友的機會。在里昂，他還與一個法女有了私生子，但那孩子不久后夭折，也就斷了他攜洋婦歸國的可能性。

兼具開放與保守的廣東人

經過“一戰(zhàn)”的洗禮，歐洲的華人娶起洋婦來，就相對容易些了，尤其是在非主流的小國或英法等國的鄉(xiāng)間。在比利時，華人似乎更受洋婦歡迎，著名新聞記者、出版家鄒韜奮1934年訪問比利時的見聞，堪稱最佳例證。

20世紀30年代初，有三個年輕的青田小販一同住在一個比利時人的家里，恰巧那家房東有三個女兒，年紀也正好與這三位青田小販相當。這三位青田小販見房東比較困難，也經常幫點小忙，接濟他們。日長月久，來來往往，房東的三個女兒便與青田小販產生了感情，而且都發(fā)生了關系，其中一個女兒年齡還在十六歲以下。此事被她們的父親發(fā)覺后，那位父親怒不可遏，上法院控告了那三個青田小販。在別人的土地上犯事，小販們恐懼的心情可想而知。開庭審判的那天，觀審的人很多，中國使館也派人去旁聽。幸好房東太太站在青田小販一邊。她當著眾人，面對法官，口若懸河地講了一篇大道理。她歷數(shù)丈夫在外面“軋姘頭”，平日不但不住在家里，而且置她們母女生活于不顧的種種“罪狀”，極力贊揚三個青田小販如何如何好。法官問那三個女兒，三個女兒也都說母親的話不錯，并且表示愿意嫁給這三個青田小販。結果那三個青田小販因禍得福，喜出望外，各擁著嬌妻“凱旋”。

中國人吃苦耐勞，雖然在國內有“大男子主義”，但在洋婦面前，這些“大男子主義”不僅不見了蹤影，還變成“小男子主義”，甚至“男仆主義”了。有人在經濟條件相對沒那么好的蘇格蘭觀察到：中國人想交外國女友，或娶她們?yōu)槠蓿撬齻冋媸歉兄x上帝，因為嫁了中國人，被帶回去總可以有仆人可用，嫁了本國的人，就得像奴隸似的一天到晚操勞。并不是說每家如此，因為蘇格蘭人家中有傭人的很多，就是因為中國人所討的外國女人都是下等的人，有時自己是人家的傭人，嫁了中國人反而有人用。如果是個有錢的華人，那更會有蘇格蘭洋婦倒追。

這些娶蘇格蘭女子的華僑或留學生，多半是廣東人。成立于1583年的愛丁堡大學，是全球頂尖名校，也是與廣東人淵源最深的英國大學。在英的中國留學生，除了倫敦，就以愛丁堡的數(shù)量為最了。

1934年，鄒韜奮在歐洲考察時，發(fā)現(xiàn)在利物浦的華人，大多娶了英國女子，在曼徹斯特也有二十多個華僑，全部從事洗衣業(yè)，也幾乎全有了英籍的妻子。當然他們差不多全是“妻管嚴”，這不單是寄人籬下的原因，還在于冒險到英國謀生的華僑，教育程度原本就低，有許多人中西文字都不識，而英國妻子至少受過一些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轄，“懼內者”居多，因為寫信記賬以及許多事都要仰仗她們。但卑賤及缺乏文化，并不妨礙他們的小孩出落得聰明、健美。

在首都倫敦，娶洋婦的難度自然更大一些，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廣東華僑娶了英婦。這還得益于戰(zhàn)爭的“恩賜”：華僑有機會和英國女子一起工作，因有接觸機會，她們覺得平日聽上去可怕的中國人倒也不怎么壞，因感情日洽而嫁給中國人的不少。因此中英混血兒們，在當時的倫敦有兩百個上下，不但相貌好，而且非常聰明?？蛇@些合法婚生的孩子，也常常遭受歧視。如畢業(yè)找工作時，雇主每每以“中英合種”的緣故加以歧視，拒絕錄用。不僅孩子，他們的英國母親也同樣遭受歧視，氣無可出時，她們便說：“我不做英國人，我既嫁給中國人，便是中國人了！”可見即使娶了洋婦，也不能“沾妻帶夫”。

據(jù)時人莫耀的統(tǒng)計，當時中英混血兒在全英國約有兩千余人，大多艷麗聰穎，“凡英國各區(qū)學校學生，成績最優(yōu)者必屬之”。莫耀擔心他們純粹接受英國教育，數(shù)典忘祖，因此便與倫敦的國民黨組織商議創(chuàng)立兩間學校，加強這些混血兒的中華文化教育，并在回國參加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呼吁高層重視。雖然最后沒有成功，但也顯示了國民黨精英中，自元老李石曾之后，不乏具有此種情懷之人。當然，推動之功，粵人有力焉，因為國民黨倫敦支部的七百多名黨員，百分之九十都是粵籍工人。

當然也有能娶而不娶洋婦者，尤以廣東人為典型——廣東人真是兼具開放與保守兩個極端，于斯可見。有記載稱，倫敦唐人街曾有一家藥鋪，掌柜姓黃名生，系廣東人，十二歲就跟他叔叔到了英國。先替人洗衣服，后來做雜貨店店員，最后當了藥鋪東家，曾在倫敦大學法科進修?！耙粦?zhàn)”時，他上書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力爭山東問題，請求主持公道。這位黃先生年滿三十卻仍未娶妻，終日以不識漢字為恥，早晚讀《英華字典》，在漢字旁標注英音。適逢四十歲才出國的貴州黃生先生，遂“互換課程”。廣東黃生心中郁郁不樂，因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貴州黃生勸他娶英國女子，他終以“死了不能歸葬祖塋，養(yǎng)子不是完全中國人”來回絕宗兄的提議。貴州黃生是“五四”后出國的，思想新潮，極力解說人種“雜交”的優(yōu)點，而廣東黃生終不為所動。后來廣東黃生因必須專心攻學以取得學位，不得不另請一位英國女店員相助。誰知女店員愛上了男東家，男東家也教女店員打字，但到最后他收了鋪子，辭了女店員，回國娶妻，供奉雙親。那位女店員臨行時對貴州黃生說：“他是一個鐵人?！?/p>

“吃中國飯菜，娶日本老婆”

由于中日間復雜的歷史淵源，一個中國男人娶一個東洋的日本女人，當為他人所樂見。民國時期也很流行一個段子，所謂“吃中國飯菜，娶日本女子，住西洋房子”。日本人喜歡中國菜，也努力學燒中國菜，但似乎很難學會，為了探尋燒中國菜的秘訣，不少日本人鼓勵日本女子嫁給中國廚師，當時，幾乎每家在日中國菜館的店主婦都是日本人——這樣一來，部分中國男人倒真正實現(xiàn)“吃中國飯菜，娶日本老婆”了。

著名散文家、翻譯家錢歌川就說，日本老婆“丈夫無論怎樣使她不堪都可以，她卻一點兒也不能使丈夫不樂。這便是日本老婆的特長，別國的女子無論怎樣也是望塵莫及的。日本老婆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她能不辭勞苦在家操勞，比任何忠仆都好”。因此，娶日本老婆，比住洋房、吃中國菜還要實際得多。洋房有時要壞，中國菜有時做得不合口味，唯有日本老婆侍候丈夫無微不至——跪迎跪送，開門盛飯，柔順始終不變，從沒聽見她們有一句怨言。

娶日婦的情形太多了，最著名者如周作人、李叔同、蘇步青等，實難縷述。不過最有意思的，莫過于郭沫若了，因為他差不多是三者給占全了。

1916年6月，郭沫若在東京的留日同學陳龍驥患了肺病，住進圣路加醫(yī)院。不久，陳龍驥病故，郭沫若在給亡友料理喪事時，遇見了醫(yī)院的一位年輕看護——佐藤富子。佐藤富子聽郭沫若說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淚水，還說了許多安慰的話。

據(jù)日本有關資料記載，佐藤富子是宮城縣黑川郡大衡村士族傳道士卯右衛(wèi)門的長女，其祖父是北海道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父親原是北海道大學土木系畢業(yè)的工程師，后轉而信仰基督教，當了牧師。富子于1914年中學畢業(yè)后，母親準備給她操辦婚事，她堅決拒絕，并設法出逃，來到東京京橋區(qū)圣路加醫(yī)院當護士，立志將一生獻給慈善事業(yè)。

隔了數(shù)日，郭沫若寓所的仆人拿著一張名片，報有一日本女性求見。郭開門迎客，果然見一位腳踏彩色木屐的美麗少女等候在外。佐藤富子向他傾訴了愛慕之情，郭沫若不啻如司馬長卿之遇卓文君，欣喜異常。兩人的愛情閃電般地急遽發(fā)展，不久即締結婚約，同居于千葉縣市川町，為此，佐藤富子同父親及家族鬧到斷絕關系的地步。為掩人耳目，富子請郭沫若代她起個中國名字，郭沫若為她取名“郭安娜”，自此一直沿用這個名字，終生未改。

光陰荏苒。多年后，安娜已誕下五個子女，郭沫若與家人交流均用日語，天長日久，便生發(fā)了“漢兒盡作胡兒語”之慨。他想起中國以烹飪術聞名于世，尤以川菜最為膾炙人口，若能每日品嘗正宗的中國菜，則“宗邦之榮未嘗忘”。于是，郭沫若便不雇傭仆人，讓安娜每日下廚，自己在旁悉心調教，所做菜式均為川菜，如炕肉煮豆腐、紅燒黃芽白、東坡肉等，口味、制法均恰到好處?！捌蜇れ须u法”尤為安娜所擅長。安娜喜歡到郊外野餐，每到假日即攜兒女出游，行至綠蔭深處，便將已宰殺、清洗干凈的整只雞涂裹上醬料，置于泥漿中，再扔到火堆里。不久，泥漿爆裂而雞亦烤熟，與兒女們共啖之，盡踏郊之興。安娜后來尋親中國，郭氏終不予見，官方倒是妥為安排，俾其以副部級待遇終老。此是后話了。

但是，也有因為娶不到妻子等原因而感到壓抑憤懣的，著名作家郁達夫的成名作《沉淪》，就反映了這群人的心聲，也多少包括了他本人的心聲。

德國洋婦最難娶

無論東洋南洋，只要不是白人，娶起來都相對容易。即便在美洲，除了北美的美加白人，南美洲的膚色近似華人者，娶起來同樣容易。最好娶的白人洋婦，恐非俄婦莫屬，因為原來的白俄貴族沒落后，其中不少人流落上海，甚至墮入煙花巷陌，與東洋日婦一起，共同形成上海灘的洋妓風景。

洋婦最難娶的，恐怕是德國的了。日耳曼民族有一種保守固執(zhí)性，同時也可轉化為自我優(yōu)越論；后來希特勒高舉種族優(yōu)越論的大旗，禁止與有色人種通婚，并非是沒有淵源的一夕所成之事。季羨林先生留德十年，最有體會，也最有發(fā)言權。他說，一方面是因為德國民族的相對刻板保守，遠不似法國人、意大利人的浪漫，不容易外嫁外娶，更因為其潛在的納粹思想——后來納粹執(zhí)政，自然也不是憑空而至；到納粹執(zhí)政時，與黑人等量齊觀的黃種人特別是中國人，想娶一個德國女子，簡直難于登天：

我在德國十年，沒看見過一個德國婦女同一個黑人挽著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統(tǒng)治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沒有見過?，F(xiàn)在來到馬賽，到處可以看到一對對的黑白夫婦，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達。我的精神一時恍惚，滿街都是梨花與黑炭的影像，黑白極其分明，我真是大開眼界了。法國人則是“司空見慣渾無事”，怡然自得。

《讀書雜志》1931年的《留德指南》一文也說：

青年在未出國前，以為西洋女子如何解放，如何風騷，何況德國女子人口超過男子五六百萬，柏林市且有每個男子可分得八個女子的統(tǒng)計，這個問題當然不成問題，作者承認，西洋女子是解放，的確也是風騷。不過她們解放中卻有一個民族觀念，風騷里卻帶有一個實際問題：在……公園中、圖書館和教室里，只看見美麗姑娘追逐男子，獻媚男子，患失之心，溢于言表。但她們所追逐所獻媚者皆系黃發(fā)碧眼的青年，她以為只有他們是文明種子，只有他們才配為她追逐和獻媚，同時亦只有他們才夠資格去追逐或獻媚于她。

當然也有成功娶得德婦的，說“成功”，還在于這德婦非等閑之輩。比如后來官至中聯(lián)部副部長的王炳南，以留學為掩護在柏林大學讀書時，便娶了后來還拿到了博士學位的學妹安娜·利澤——作為反法西斯進步人士，也實在應當別論——其難度不勝于娶俄婦也。此外，季羨林說“德婦難娶”，但他的老同學汪殿華一到德國，卻很快娶了一個德國老婆。他們是1933年從清華畢業(yè)的，汪自費留學德國，季則先回山東省立高中教了一年書，然后才獲得交換研究生的機會，于1935年9月下旬抵達德國。此際，“汪殿華和他的德國夫人，在夏洛滕堡區(qū)的魏瑪大街，為我們找到了一間房子”。

“性學博士”張競生于1916至1919年在法國里昂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曾浪游至德國萊比錫，冬至之夜，與女友在一酒窟縱樂通宵，只是不知道是德婦抑或法婦。倒是他1913年暑假在法國海濱度假時，與一個德國大學生同時熱烈追求一家餐館的一位十六七歲的嬌小玲瓏的法國少女，最終勝出，自覺頗為得意，其實竟也還占了便宜——德法為世仇，一般情形下，法國女子是不會委身于德國男子的。

如果按照李金發(fā)的標準，并據(jù)他所說，也曾有一個后來國共合作時在廣州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熊某，曾娶過兩個德婦。第一個是1920年在柏林大學讀書時主動找上門來的，因為她認為他很像其前日本男友——當時日本人在德國比中國人有地位；又因為這少女剛失戀，因此乘人之“?！?，得以戀成情人?？上Ш髞硭サ椒鹑R堡大學，旋即失去，因為在那里還有她的瑞士前男友等著。第二個是在國共合作時期的廣州所見，但不知是如何娶得的，只是不久熊某即遭殺害，那德婦只好打道回國。其實，這種革命夫妻，不可以世俗論。

《同舟共進》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