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美文學研究
第一節(jié)
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古英語時期至17世紀初）
早期英國文學研究門檻較高，需要專門訓練，新時期以來中國大陸三代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者代際傳承明顯，薪火相續(xù)不斷。第一代學者以方重[1]、鮑屢平、楊周翰、王佐良、李賦寧、裘克安、阮珅（以出生年月為序）等為代表，成就巨大，但現(xiàn)在大都已經(jīng)凋零或年高德勛；第二代學者以胡家?guī)n、陸谷孫、何其莘、陳才宇、劉迺銀（劉乃銀）、沈弘等為代表，成績顯著，大都健在，是目前的中堅力量；第三代學者系第二代學者的學生和/或留學歸國人員，是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三代學者大都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院等科研機構，他們的辛勤勞動為我國新時期早期英國文學研究的復蘇和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本綜述在回顧和記錄成績的同時，也客觀分析存在的問題，探討解決的辦法，以期我國在早期英國文學研究這一重要而迷人的領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方法上，作者以討論《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國外文學》《外國文學評論》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刊載的有關文章為主，輔以其他期刊論文，旁及文學史、翻譯、論文集、專著等研究載體，力求對三十余年的情況做全景式鳥瞰。為了敘述的方便，按照時間順序，本文把這一時期分為三段：改革開放初期的復蘇期（1978—1989）;90年代的深入期（1990—2000）;21世紀的成長期（2001—2011）。在三段情況的述評之后，將在結論部分集中討論普及和提高的問題。
一、復蘇期：改革開放初期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1978—1989）
新時期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是從撥亂反正、走出“文革”開始的。人們徹底批判“四人幫”的法西斯文化專制，將其幫派體系痛貶為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熱烈肯定莎士比亞的價值（莎士比亞作品尤其是“一面巨型的照妖鏡”）和歐洲文藝復興的劃時代意義。[2]“讀書無禁區(qū)”的鮮明口號言猶在耳。[3]經(jīng)過了十多年的壓抑和痛苦掙扎，中國人迎來了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時代。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無論老中青，“八十年代的新一輩”都英姿勃發(fā)，奮發(fā)有為，夜以繼日，大干快上，為追回逝去的時光而努力工作。學者們對于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早期英國文學傾注了極大熱情，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五點：（1）有意識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強調人文主義（人道主義）; （2）注重基礎建設；（3）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復蘇；（4）比較研究勃興；（5）許多論著生動可讀。第一點俯拾皆是[4]，毋庸贅述，最后兩點容后再述，先來看中間兩點。
注重基礎建設表現(xiàn)在：五大刊物、《莎士比亞全集》中譯本、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都初創(chuàng)于這一時段，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成立（1980）,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出版（1982，兩卷），高等院校的運轉，包括招生、學科設置、教學、科研等，重新走向正規(guī)化，復蘇期的各種工作奠定了三十余年來外國文學，包括早期英國文學研究的基礎和基本格局。另外，楊周翰選編的影響很大的《莎士比亞評論匯編》（1979,1981）、《外國文學研究》刊登的《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論文目錄索引（1918—1985）》[5]等也屬于基礎工程的一部分。在奠、李編制的索引中（盡管不一定完備）,1918—1982年的部分7頁不到，而1982—1985四年的成果即達9頁，由此可見20世紀80年代的莎學研究，和五四以后的一個甲子相比，在數(shù)量上呈井噴狀態(tài)。注重基礎建設是“文化大革命”后百廢待興的歷史需要，但與中國計劃經(jīng)濟的傳統(tǒng)優(yōu)勢及老一輩學者的遠見卓識和事業(yè)心也有關系。在國外，莎學是“企業(yè)”，而我國老一輩學者是把莎學當作“事業(yè)”來做的。
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復蘇表現(xiàn)在多個方面。以1980年曹禺率團訪問莎翁故鄉(xiāng)開始，到1988年，林同濟、楊周翰、陸谷孫、王佐良、裘克安等近十位中國莎學家參加了國際莎士比亞會議和世界莎士比亞大會，與國際莎學界重新溝通了聯(lián)系，使中國莎學從封閉走向開放，引起了國際莎學界的關注。1981年北京人藝上演的《請君入甕》延請英國著名導演擔綱， 1986年的首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在京滬兩地演出25臺莎劇，專程前來觀摩演出的國際莎協(xié)主席勃勞克班克教授予以高度評價。中國的莎學成果開始成規(guī)模進入國際學術界的視野，1984和1986年的美國《莎士比亞季刊》目錄卷收錄了我國莎士比亞論著目錄注釋36條。[6]1985、1987年，楊周翰在歐洲和日本先后參加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大會和討論會，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的他同時當選為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第11屆副會長。[7]《外國文學》的“書刊評介”“外國新書報導”“外國文學動態(tài)”等欄目和黃育馥《1976—1981年英國出版的有關莎士比亞的新書》[8]等及時介紹國外的最新成果。中國在莎士比亞研究和演出方面、在比較文學方面與西方國家雙向交流的復蘇當然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大環(huán)境，同時也是改革開放的一部分。與西方的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大大推動了中國的學術進步，使中國新時期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莎士比亞研究，重新成為國際學術界的有機組成部分。
具體說來，在中世紀詩歌方面，得到關注相對較多的是古英語史詩《貝奧武甫》和1 4世紀大詩人喬叟。江澤玖《英雄史詩Beowulf中的婦女形象》被視為“國內學者寫的第一篇關于古英語文學研究的文章”[9]。該文獨具慧眼，認為作為英雄史詩的《貝奧武甫》中女性形象的穿插并非微不足道，而使得這首詩“剛中有柔，粗中有細，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詩意”（39）。李金達選譯了《貝奧武甫》（盡管詩行參差不齊），并簡介了該詩的內容和特色。陳才宇選譯并介紹了古英語時期的訣術歌，指出其民俗學或人類學價值。袁可嘉關于英國民間歌謠的綜合討論涉及許多方面，時間跨度大，有啟發(fā)，但基本沒有區(qū)分主抒情的民歌和主敘事的民謠。[10]陳才宇關于英國民間謠曲的三篇文章介紹了其起源、現(xiàn)存作品、基本特征，并肯定其研究價值；討論了 ballad 譯名問題；比較了羅賓漢謠曲和《水滸傳》，歸納二者主題上的六大相似性，分析產生的可能原因。[11]鮑屢平關于喬叟《坎特伯雷故事》的系列文章[12]雖屬細致的文本賞析之作，但頗見功力，夾敘夾議，引人入勝，無論摘譯還是行文，均清新可讀，讓讀者產生莫大興趣。胡家?guī)n和韓敏中遵從馬克思的建議，對《坎特伯雷故事》和朗格倫《農夫皮爾斯》進行了比較，都假定文學是時代的產物，都從階級傾向性入手，各擅勝場，相映成趣，可以對照著來讀。[13]吳鈞陶根據(jù)約翰·費希爾編注的《喬叟全集》，翻譯了《喬叟事略》，簡介了喬叟敘事長詩《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14]鄭達華《從<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看喬叟的愛情觀》主要從人物形象出發(fā)，初步剖析了喬叟人文主義的愛情觀，認為喬叟反對神權和禁欲主義，提倡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缺點是尚不能把觀點和文本細讀有機結合起來。[15]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沈弘通過比較古英語名篇《圣安德魯》的兩個不同文本探討了古英語散文和詩歌用語差異的問題，指出散文措辭反映出教會拉丁文的影響，而詩歌用語頗具日耳曼部族的異教色彩，認識這種差別有助于我們理解和研究古英語文學。[16]這是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文章。
在中世紀戲劇方面，周黎明《從<普通人>看英國中世紀宗教劇的世俗性》不失為優(yōu)秀之作。[17]該文把對戲劇的主題、情節(jié)、結構分析和對舞臺演出的分析結合起來，令人信服地論證，正是世俗成分賦予宗教劇一定的文學價值和藝術魅力。卞慧明《從零到莎士比亞：早期英國戲劇淺談》大體介紹了從中世紀的神跡劇和道德劇到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劇的發(fā)展情況。[18]孫紅從日文翻譯的石井美樹子文章《今日英國的中世紀戲劇演出》令人驚喜。[19]
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20]，除莎士比亞外，戲劇、詩歌、散文均有論述，但數(shù)量較少，涉及面不廣。馮國忠認為深入研究馬洛悲劇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人文主義的歷史進步性和局限性。白牛分析了馬洛悲劇的主題節(jié)奏，概括了其模式（理想、行動、沖突、受難）和特征（宏大性和模糊性），強調其美學價值。[21]張谷若《論古典田園詩在伊麗莎白時代的復興》以富于詩意的抒情筆調捕捉到了英格蘭黃金時代田園詩的風韻，呈現(xiàn)了伊麗莎白時代田園文學的獨特魅力，包括古典田園詩的集大成者斯賓塞的《牧人月歷》、錫德尼的散文體田園傳奇《阿卡狄亞》和莎士比亞的田園傳奇劇《皆大歡喜》等。[22]董星南指出杜秋娘《金縷衣》和赫里克《給少女的勸告》兩首詩在主題和意象上的相似性，這一點現(xiàn)在大家已經(jīng)耳熟能詳。何功杰分析了納什的詩《春》中的意象和音韻之美。[23]王佐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散文》將敘述、議論和篇章分析結合，文學史和作品選合一，直觀親切，可讀性強。[24]黎躍進把英國文學中的《坎特伯雷故事》、莎士比亞、本·瓊森的諷刺喜劇和同一時期歐洲其他國家的諷刺名作，如《十日談》《巨人傳》《堂吉訶德》等放到一起進行考察，總結了該時期諷刺文學的特點，提出“爽朗的笑”為其共同風貌。張祖武從歷史淵源及發(fā)展史、特點（題材和內容、手法及語言）和地位三方面比較了英國的 essay 和中國的小品文，視野宏闊，不無裨益。[25]邱紫華《英國人文主義的美學宣言：論錫德尼的<為詩辯護>》戰(zhàn)斗性很強，顯得不大可靠：“作為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是同時用筆和劍和封建反動力量進行戰(zhàn)斗的”（49）; “在歐洲文藝理論史上，錫德尼的《為詩辯護》是第一次正面地對柏拉圖唯心主義文藝思想發(fā)起的勇敢挑戰(zhàn)。他把柏拉圖提出的關于詩的幾條罪狀駁得體無完膚”（50）等。[26]總體來看，對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
莎士比亞研究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收獲。楊周翰為影響深遠的《歐洲文學史》（1979年再版）撰寫的“威廉·莎士比亞”部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討論的總綱。[27]除《威尼斯商人》和福斯塔夫外，討論比較集中的是悲劇，如《哈姆萊特》《李爾王》《麥克白》《奧瑟羅》《羅密歐與朱麗葉》《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等名劇，以及十四行詩，喜劇、歷史劇和傳奇劇討論較少，重要的例外有方平、裘克安、方重和李賦寧等。[28]討論的角度比較多樣化，舉凡版本、語言、作者生平、主題、情節(jié)、結構、人物、種族、女性形象、故事淵源、舞臺演出、莎評史、理論應用、翻譯評論、教學等等，都涉及了，有些問題還引起了商榷和爭論。論者往往能夠抓住戲劇中的矛盾進行討論，如朱維之和阮珅論《威尼斯商人》、盛寧和李長春論《李爾王》、白牛論《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黃鳴野論莎士比亞悲劇中的人物刻畫等。[29]其中，黃鳴野的基本預設比較有代表性，他認為，矛盾沖突、情節(jié)、行動和語言緊密聯(lián)系，缺一不可，是戲劇家刻畫人物的四種重要手段：沒有矛盾沖突就沒有戲劇，以矛盾沖突為基礎的情節(jié)是人物性格發(fā)展的歷史，人物行動突出人物性格，人物語言性格化。這可以說是本時段對戲劇的基本看法。張隆溪則認為，悲劇的核心不是人物性格的刻畫，而是情節(jié)（142），莎翁悲劇以死亡收束（這一點不同于許多希臘悲?。┯衅鋬仍诒厝恍?，而莎翁悲劇觀受到基督教悲劇觀的影響，以伊麗莎白時代的精神危機為其基礎。趙毅衡關于作品背后作者的豐富性和真面目的討論同樣抓住了莎士比亞身上的各種矛盾，以問題為綱，采取了辯證的分析方法。[30]顧綬昌眼光獨到地介紹了莎劇版本的基本情況和新目錄學的研究成果，文章末尾對《河畔版莎士比亞》的評論比較精彩。[31]雖然印刷錯誤不少（如把新目錄學代表人物格雷格 Greg 誤為葛萊 Grey；復蘇期文章的印刷錯誤和譯名問題隨處可見），但顧綬昌注意到版本問題本身就是值得贊賞的。阮珅和方平關于《奧瑟羅》中一處異讀的交鋒令讀者興味盎然，筆者贊同阮珅的意見，應該是“猶太人”（Judean），而非“印度人”（Indian）。[32]趙毅衡、顧綬昌和王佐良都討論了莎士比亞的語言。[33]王義國和任明耀對《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的討論、王忠祥對《麥克白》的討論等都注意到作品的藝術特色。[34]賴干堅認為《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主題不是“愛情至上”，而具有反封建的歷史進步意義。陸揚認為《奧瑟羅》采用了兩個不同的時間序列：戲劇時間和邏輯時間。[35]作為研究熱點，莎學帶著思想解放期的熱情，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面貌。
所謂莎翁三大人物形象，哈姆萊特、夏洛克和福斯塔夫，受到的關注最多。如陳嘉認為哈姆萊特有消極的一面，不宜夸大為偉大的社會改革者；鮑衛(wèi)和阮珅都把階級置于種族之上，認為作者同情的是一般受歧視的猶太人，而非上等猶太人夏洛克，這一觀點值得爭鳴；[36]魏善浩關于福斯塔夫形象美學意義的討論表現(xiàn)出方法論的自覺，阮珅與吳興華提出商榷，認為福斯塔夫不代表人民的力量，并非“現(xiàn)代無產階級的先輩”。[37]有些人也注意到了次要人物，如戴鎦齡分析了《麥克白》中的鄧肯，方平分析了《威尼斯商人》中的巴珊尼等。胡宗鰲討論了莎翁筆下的三個黑人形象，包括奧瑟羅。黃龍認為莎士比亞從人文主義出發(fā)，反對種族歧視，力倡種族平等，具有歷史進步意義。李鴻泉分為兩個時期（1600年前后），概括了莎翁筆下的主要女性形象。張義常比較了朱麗葉和苔絲狄蒙娜的美感特征。[38]沈弘利用自己精通古英語和中古英語的優(yōu)勢，和鄭土生提出商榷，認為哈姆萊特故事原型的背景不是鄭所稱公元455年以前，而是公元9—10世紀。[39]李萬鈞討論了《終成眷屬》一劇素材提煉的成功之處。[40]楊周翰為《莎士比亞評論匯編》所寫的兩篇“引言”實際上是從17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的莎評簡史?！秴R編》選擇了英、法、德、俄蘇、美及東歐各國有代表性的莎評文章，涉及歷代批評家51人，選文精當，譯筆考究，至今仍有參考價值。許國璋《莎士比亞十二贊》是簡約化的“莎評匯編”，選文從莎士比亞本人和同時代人直到19世紀的美國人，雖有傾向性，但管中窺豹，不是沒有代表性。方平認為《仲夏夜之夢》中小精靈蒲克起到了布萊希特所謂“間離效果”的作用。田民運用模糊數(shù)學的方法探索了哈姆萊特性格的模糊性，認為其整體性格是“偉大的侏儒”和“渺小的巨人”的集合體。汪耀進則論述了巴赫金復調理論和莎劇的契合性。吳潔敏和朱宏達介紹了朱生豪的譯莎經(jīng)過及朱氏莎評。[41]卞之琳、陳嘉、賀祥麟、孫大雨、楊周翰等從各自的角度就莎劇中譯發(fā)表看法。[42]羅義蘊介紹了四川大學英語專業(yè)研究生莎劇教學的情況。[43]在十四行詩方面，元升具體解讀了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周啟付簡介了莎翁十四行詩的主題思想和藝術特色；錢兆明關于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三篇文章點評了三位中譯者（屠岸、梁宗岱、戚叔含）的長短得失，還注意到了版本情況；屠岸介紹了十四行詩的形式和他譯莎翁十四行詩的方法；王忠祥特別注意到莎士比亞對彼特拉克體十四行詩的諷刺性“評注”；張祖武成功比較了十四行詩與中國格律詩，比較的基礎是二者在格律上有共通之處。[44]方平把《維納斯與阿董尼》視為習作，特別討論了莎氏第一首長詩和他后來劇作的關系。[45]眾聲喧嘩中，兩代莎學學者投身于學術，取得了積極成果。
或許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包括莎士比亞研究的最顯著特征是比較研究的興盛。應該說，這一時段的比較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上面的介紹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這一點。再比如，楊周翰關于巴羅克的闡述是跨學科研究的典范，該文追根溯源，跨越了建筑、繪畫、雕塑、音樂、文學等學科，認為巴羅克是籠罩全歐的“時代精神”，這一概念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角度來看待文藝復興至17世紀文學的發(fā)展，但對巴羅克應用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持謹慎態(tài)度。其中，楊先生以獨到眼光特別強調修辭的作用，指出修辭是西方前現(xiàn)代社會文化一項很重要的內容，而巴羅克就是危機時期修辭發(fā)揮特殊作用的表現(xiàn)。楊周翰的另一篇文章《<李爾王>變形記》[46]不是淺層次的譯本比較，而把翻譯批評建立在扎實的文本解讀之上，通過對一些關鍵詞的剖析（如nature和nothing），探索它們背后的文化和哲理內涵，燭幽探微，自然地引出結論。作者把對翻譯過程中語言細節(jié)的追究置于語言、文化差異的宏觀背景下，因而使得文章具有跨語言、跨文化研究的典型特征。在影響研究中，曾慶林關于莎士比亞與托爾斯泰關系及莎士比亞對普希金影的討論因為客觀影響事實的存在，都有著堅實的比較基礎。[47]在平行研究中，阮珅對莎士比亞和李白的比較非常生動[48]，這有益地提醒我們，好的學術論文首先應該是好文章。有的題目，如莎士比亞和曹雪芹，既可以做成影響研究（黃龍），也可以做成平行研究（劉炳善、方平）。[49]黃龍根據(jù)維多利亞時期的有關記載，指出曹雪芹是竊聽大人談論圣經(jīng)和莎劇的“嬌子”，并由此出發(fā)，結合歷史檔案和作品內證，勾畫了莎氏和曹氏的可能文緣。雖然有的偶合有捕風捉影之嫌，該文仍不失為中西文化交流大題目下有趣的一節(jié)。劉炳善則強調，莎曹之間“最大的可比性在于他們都是在自己國家從中古時代走向近代社會的轉變時期中本民族文學的最高代表”，方平給出了更多的可以比較的側面。雙方各有各的道理；在事實影響難以確定的情況下，恐怕還是要走向平行研究。這方面的另一個例子是十四行詩和中國格律詩的比較，楊憲益曾大膽假設意大利的十四行詩受到了李白《月下獨酌》的影響[50]，雖有開啟思路之功，終究很難證實，所以上述張祖武文仍屬平行研究。
然而，比較研究中問題比較多的恰恰是平行研究。由于中西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的顯著差異，許多中英平行研究有“拉郎配”之嫌，失之粗淺。續(xù)楓林關于莎士比亞歷史劇和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比較，張文彥發(fā)現(xiàn)了《雅典的泰門》與“二拍”中一個故事“驚人的相似之處”，何煥群和王海龍把《坎特伯雷故事》作為短篇小說和《十日談》相提并論，與明代的“三言”“二拍”相比較，施梓云關于《十日談》《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和《紅樓夢》中三個“毒設相思局”故事的比較，等等，大都屬于此類。[51]其中最后一個努力往影響研究上靠，實則為平行研究。這類研究往往忽視了比較對象文類的不同（或根本搞錯了文類），粗線條地介紹文化背景，抓住一些表面的相似做文章，名之曰“文心相通”，實則缺乏深度。而歐洲文學史上四大（或兩個，或三個）吝嗇鬼的比較（夏洛克、阿巴貢、葛朗臺和潑留希金，有時中國的嚴監(jiān)生也加入進來）是許多人鐘愛的題目，從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廿余年間未曾消歇，反復比較仍樂此不疲?！傲邌莨怼逼鋵嵅⒉涣邌荩贿叡持鴲好贿厼槲覈T多學者的提升做出了貢獻。這其間，拋開可能的剽竊暫且不談，如此炒冷飯，大可休矣！同屬求同辨異之作，洋肆僧關于文藝復興與明代文藝思潮的比較、胡曉蘇比較《李爾王》和《屈原》中暴風雨和雷電頌兩場戲的相似性、章子仁關于《羅密歐與朱麗葉》與高乃依《熙德》悲劇結局的比較和陳莫京關于《羅密歐與朱麗葉》與傣族敘事長詩《娥并與桑洛》的比較卻顯得更切實些。[52]楊周翰《中西悼亡詩》則是平行研究的范本。[53]大致總結一下，文藝思想和作者生平（如莎士比亞和李白）的可比性通常大一些，同一時期、同一文類（如悼亡詩）、同一文學樣式（如文藝復興時期諷刺文學）和同一文化傳統(tǒng)內部的可比性也比較大，而主題、意象等的平行（如《金縷衣》和《給少女的勸告》）也可以導向成功的比較。
下面談談論文的寫法問題。筆者的一個感受是，20世紀80年代的許多學者，如鮑屢平、方平、賀祥麟、陸谷孫、阮珅、王佐良、張若谷、莊美芝等，都非常注重文章的可讀性，或平易親切，或文采斐然，莫不力求情理融洽，和讀者順暢地溝通。與此相反的態(tài)度是，披上專業(yè)的外衣，高深莫測，晦澀難懂，拒讀者于千里之外。應該采取哪一種態(tài)度呢？筆者以為，為學術的發(fā)展計，為文學的普及計，為作者的流傳計，為讀者的利益計，應該取前一種態(tài)度，追求朱光潛等前輩精深而不艱深、深入淺出的效果。文學的本質和目的是撒播美的種子，讓人發(fā)生興味，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教益。文學評論家既是法官，又是導游。[54]賀祥麟關于學術專著標準和王佐良關于文學史寫法的論述同樣適用于論文寫作。前者在一篇書評中稱：“用較高的標準來要求，一部學術專著除了必須內容豐富深刻，有創(chuàng)見，有嚴密的論點論據(jù)和組織得好以外，最好還應該有文采”，而學術著作的文采“以質樸簡潔為主”。[55]后者認為文學史的寫作一要簡練，二要有文采。[56]綜合兩位方家的看法，質樸、簡潔、有文采大概可以作為學術論文寫法的標準。就20世紀80年代來說，文學批評的寫法總體上生動活潑，多姿多彩，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
在舞臺演出方面，1949—1966年的莎劇演出基本上以俄蘇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一家獨尊，講究演員對角色的“體驗”;1978年以后則受英美影響較多，進入風格多樣化階段，并結合民族戲曲形式，開展了許多自主創(chuàng)新和實驗。這些努力在1986年首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時達到巔峰。[57]在曹樹鈞、孫福良的重要專著《莎士比亞在中國舞臺上》出版（1989,1994校訂本）以前，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編的文集《莎士比亞在中國》（1987）是對這一階段莎劇演出的簡要總結，對于學者、改編者、導演、演員等，至今仍有相當參考價值。其中陸谷孫《帷幕落下以后的思考》一文立意高遠，從容大氣，自由地游走于書齋和舞臺之間，學識淵博而不炫耀，筆法靈動而不滯澀，對全局了然于胸而又能結合中國實際，要言不煩，娓娓道來，確實堪當我輩范文。他在肯定有識之士“比較注重我國莎學研究的基本建設”的同時，指出：“應當承認，我國對莎士比亞的研究和評論工作還比較薄弱。在一些莎學論文中粗線條的印象主義尚占相當比重；有些從比較文學角度撰寫的論文往往滿足于尋找莎劇同我國某一出戲在人物、情節(jié)等方面的‘形似’，不太去觸及埋在兩種文化沉淀深處的東西；某些研究工作者迄今仍得借助中文譯本去熟悉莎劇，了解國外的莎評；在若干高等院校的外語專業(yè)，莎劇課程尚未用英語開設；我國的莎學隊伍人數(shù)有限……常常是各說各的，就像永不相交的平行線；由于難得交鋒，引不起爭鳴，真正的繁榮局面尚未出現(xiàn)?！?sup>[58]陸谷孫的意見可以作為改革開放初期莎士比亞研究乃至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情況的總結。
二、深入期：20世紀90年代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1990—2000）
進入20世紀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在此背景下，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呈現(xiàn)出以下特征：范圍更廣，開拓更深，思想更解放，方法更多元，與國外溝通更及時。
古英語文學研究仍以《貝奧武甫》為主，同時拓寬了討論范圍。陳才宇和李賦寧都簡介了《貝奧武甫》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但后者高屋建瓴，有個人感悟（如認為《貝》與彌爾頓《失樂園》有“精神上的聯(lián)系”）。[59]陳才宇簡介了古英語的特征[60]，但李賦寧《英語史》是該題目的標準著作，被學界認為是“國內至今為止唯一一本由中國學者為中國學生編寫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的教科書”[61]。張谷若簡要介紹古英語英雄史詩尤其是《貝奧武甫》產生和反映的歷史和宗教環(huán)境及其藝術特色，其中對“和親女”的關注上承江澤玖的開拓性工作，下啟進一步研究。張為民討論了《貝奧武甫》中主人公悲劇命運的必然性和詩歌的哀傷情調。劉迺銀探討了《貝奧武甫》的結構。王繼輝關于《貝奧武甫》的系列文章重點評介了國外關于薩坦胡船葬與《貝》形成年代關系的考證、羅瑟迦王代表的王權理念、《貝》與魔怪故事傳統(tǒng)方面的研究成果。[62]《貝奧武甫》譯者馮象重刊的精彩文章名曰書評，實為論文，在學術史梳理的基礎上對羅賓遜《貝奧武甫》同位文體理論提出了有力質疑。[63]希尼的《貝奧武甫》新譯也引起了關注。[64]此外，沈弘探討了彌爾頓的古英語知識和早期英國文學傳統(tǒng)對《失樂園》的可能影響。[65]王繼輝討論了古英語《創(chuàng)世記》對彌爾頓《失樂園》的重要影響，介紹了學者們對《妻子哀歌》的不同解讀。[66]陳才宇論述了古英語箴言詩和宗教詩。[67]
20世紀90年代對中古英語文學的研究有所深入。鮑屢平專著《喬叟詩篇研究》（1990）是新時期喬叟研究的重要收獲。該書大部分文章在《杭州大學學報》上發(fā)表過，成書時略有修改，增加的首篇《談喬叟的創(chuàng)作》是引言部分，概括介紹了詩人的生平和主要作品，尤其是《坎特伯雷故事》的內容和風格。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言，該書比較“具體明確，不怎么空洞朦朧”，書中配有多幅傳神的人物插圖，其輕松自如的行文風格容易引發(fā)讀者的興趣，同時不失學術品位，如對冬嚴和春媚故事的評析細致入微，態(tài)度鮮明，饒有風味。熊云甫討論了古典和中世紀修辭傳統(tǒng)對喬叟的影響，陸揚肯定了喬叟在英國首開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重要貢獻。[68]《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的譯者吳芬（1999）認為該長篇敘事詩是喬叟對典雅愛情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和突破，作品中包含多元價值觀，并不存在唯一正確的闡釋?！掇r夫皮爾斯》的譯者沈弘（1999）簡介了這部重要作品的版本和內容。沈弘還介紹了中古英語浪漫傳奇，尤其是“英格蘭系統(tǒng)”的淵源、作品、特征和價值。[69]羅新璋《特利斯當與伊瑟》也涉及中古英語浪漫傳奇。吳芬以細讀文本的方式評介了英國第一部英語自傳《瑪杰麗·坎普的書》及其與情感虔誠傳統(tǒng)的關系，還探討了15世紀英國圣母劇中瑪利亞與《新約》相比的神化和人化。[70]陳才宇論述了15世紀英格蘭和蘇格蘭民間謠曲的人文主義思想，認為英國人文主義并非附麗于古典文化，而是扎根于民間。張峰頗有見地的文章《十五世紀英國文學簡論》指出該時期色彩紛呈，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李賦寧以慣常的博學和優(yōu)雅討論了中世紀英國杰出的拉丁文散文家沃爾特·馬普及其《宮廷瑣話》。[71]
總起來看，上一時段廣泛流傳的中世紀是“黑暗時代”的說法遭到廣泛質疑。張增坤明確提出，歐洲中古文學也應該是歐洲文學的一個源頭；吳芬強調，綿延八百年之久的英國中古文學的成就不容忽視，并提倡多研究具體問題。舒天認為，基督教對中世紀文學的發(fā)展具有正面影響；楊慧林將古英語文學置于歐洲中世紀早期基督教文學的大背景下，但在文末不慎把《十字架之夢》誤為《路之夢》。[72]不少學者，如張弘，意識到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歷史延續(xù)性，不能割裂歷史。張弘還提出了“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命題。汪義群有理有據(jù)地駁斥了歐洲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反宗教神學”說，指出反對教會不等于反對宗教，宗教改革是為了恢復早期的純潔宗教，基督教文化對西方世界影響巨大。相應地，汪義群認為莎士比亞并不“反宗教神學”，其世界觀具有明顯的基督教傾向。[73]許多學者，如陳惇、李公昭、孫遇春、肖四新、尹振球、張奎武、宗亦耘等，探討了莎士比亞與基督教的關系及莎劇與圣經(jīng)的關系。[74]雖然有的文章比較簡單化（如尹振球、宗亦耘），但莎翁的人文主義思想融進了基督教的博愛、和諧精神，顯然血肉更豐滿了。另一方面，人們對宗教問題的關注也凸顯了現(xiàn)實社會信仰缺失的尷尬。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莘在與西方學者的對話中，清醒地揭示了用基督教教義分析莎劇的局限性。[75]
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許多學者提出了更多富有啟發(fā)性的新觀點。蘇聯(lián)莎學家的觀點不再一統(tǒng)天下，如陶冶我對莫洛佐夫的社會分析法提出異議。肖錦龍認為莎士比亞在社會政治觀方面維護王權，并不代表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是落后的，而非進步的；其婦女觀本質上也不是人文主義的，而是傳統(tǒng)的教會封建主義的。陸喜培認為李爾王不是人文主義者，而是封建專制的暴君，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失掉原有封建特權的精神錯亂者。[76]張晨認為哈姆萊特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典型，受到封建思想的影響和制約，從叢則堅持證明哈姆萊特不是人文主義者，盡管鐘翔、王昊依然強調哈姆萊特的憂郁是一代人文主義者的憂郁。[77]對夏洛克形象有了新的評價，章子仁、王木春和王述文都指出夏洛克在種族和宗教壓迫下令人悲憫和同情的一面。顏學軍發(fā)現(xiàn)鮑西婭并非完美人文主義理想的化身，而是有人性弱點的，受到歷史的局限（封建的倫理觀和偏狹的宗教觀）。[78]英國猶太劇作家韋斯克的改編作品《商人》更是顛覆了莎翁原作，使夏洛克成為慷慨仁厚的藏書家和安東尼奧的好朋友。[79]“性愛”不再是禁忌詞，有人探討莎劇中的兩性主題，有人探討莎翁喜劇中“關于性愛的人文主義思想”，宣稱“愛，即性愛，不是徒勞的”。還有人探討“莎士比亞管理思想”一類具有時代特色的題目。[80]學者們對文學研究的方法做出自覺反思，高德強呼吁走出《哈姆萊特》研究的“誤區(qū)”，反對簡單、片面、機械、貼標簽，反對思路單一、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千篇一律，提倡加強美學分析，打破莎士比亞神話，真正運用馬克思主義，全面客觀評價作家作品[81]，這無疑是寶貴和有益的。相反，有的文章因襲陳說，把哈姆萊特吹捧為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化巨匠，在在證明這一形象的“不朽魅力”[82]，似乎價值不大。周錫山指出《奧瑟羅》細節(jié)上的“重大失誤”[83]，說明莎士比亞神話的控制力在松動。在意識形態(tài)控制逐漸放松、思想日趨多元的情勢下，“莎學研究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再被強調。[84]周駿章的專著《莎士比亞散論》[85]質樸平實，從作品出發(fā)，彰揚莎士比亞的人道主義精神，值得關注。
1991年，在李賦寧的倡導下，北京大學英語系召開“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研討會”，提交論文24篇[86];1993年，武漢大學主辦了國際莎學研討會，出版了會議論文集《莎士比亞新論》[87]。1994年的上海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也出版了論文集。[88]國內外的學術交流趨于常態(tài)化。在這種情況下，莎士比亞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樣化，除比較文學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分析法外，意象派、原型批評、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人類學、傳播學等等紛紛登場。肖錦龍對《哈姆萊特》中的意象群進行歸類，認為該劇是世紀末審美感受的詩性呈現(xiàn)，莎士比亞是消極落后的；羅益民通過對《李爾王》中的動物意象進行統(tǒng)計分析，認為它們表現(xiàn)了悲觀主義情調，體現(xiàn)出虛無主義思想。沈建青對《李爾王》的分析則從其故事原型民間故事《鹽一樣的愛》入手。杜昌忠介紹了弗萊《批評的解剖》中的悲劇批評。王維昌比較了《麥克白》和奧尼爾《瓊斯皇》，尤其探討了潛意識問題及其與意象的關系。李志斌研究了莎劇中的三個憂郁癥患者：哈姆萊特、安東尼奧和杰奎斯，認為是時代和社會環(huán)境造成的。陳曉蘭介紹了莎士比亞研究中的女性主義批評。[89]新歷史主義是重點推介的批評方法，李淑言、陸揚、徐賁、楊正潤、張京媛等都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其中李淑言和楊正潤的文章尤其值得關注，因為他們的清晰述評充滿可貴的批判性反思。[90]黃必康受到新歷史主義的影響，對《亨利四世上篇》中的主導意象進行歷史化和政治化的解讀，是結合形式批評和歷史批評的有益嘗試。袁憲軍在分析《哈姆萊特》時，利用了弗雷澤《金枝》中關于阿里奇亞叢林儀式的人類學記載。李偉民討論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傳播時，特別提及20世紀80年代的連環(huán)畫對普及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作用。田民簡單介紹了莎士比亞批評中的新潮，包括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符號學、女性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等。[91]
20世紀90年代的比較研究以平行研究為主，尤其是莎劇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平行比較為主。雖然李宇東和蘇天球對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比較失之粗淺，不大成功，但張曉陽和章子仁關于莎氏悲劇和中國古典悲劇的總體性比較、馬焯榮關于莎劇和李漁戲劇的比較、張振鈞關于莎劇和李漁小說的比較都給人以啟發(fā)，吳佩娟對福斯塔夫和賈瑞的比較也很有趣。[92]其他如《哈姆萊特》與《竇娥冤》（從叢）、《麥克白》與《趙氏孤兒》（章子仁）、《威尼斯商人》與元雜劇《看錢奴》（鐘翔）、《羅密歐與朱麗葉》與《西廂記》（許淵沖）和《牡丹亭》（謝裕忠、鄭松錕）等的比較也不無益處。[93]莎劇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東方文學和西方現(xiàn)代文學的平行比較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哈姆萊特與阿 Q（魏善浩）、《哈姆萊特》與《狂人日記》（蘇暉）、《哈姆萊特》與郭沫若歷史悲劇《孔雀膽》（張直心）、《羅密歐與朱麗葉》與波斯長篇敘事詩《蕾莉與馬杰農》（張鴻年）、《哈姆萊特》與《尤利西斯》（胡嬡）等。[94]曹順慶在比較14—16世紀中外文化與文論思潮時，恨不得在七頁之內把全世界說遍：中國、西方、印度、日本、朝鮮、越南、阿拉伯，未免太心急了點。陳惇關于可比性的探討是有感而發(fā)，對于平行研究的有效開展具有指導性意義。[95]莎士比亞在中國的題目得到更多的關注，如王佐良《莎士比亞在中國的時辰》、楊靜遠《袁昌英和莎士比亞》、李偉民《梁實秋與莎士比亞》、劉炳善《莎劇的兩種中譯本：從一出戲看全集》、酈子柏《<第十二夜>導演斷想》、任明耀《<哈姆萊特>在中國》等，而成績最大的要屬孟憲強的專著《中國莎學簡史》（1994）。[96]李長林等的文章對該書做了重要補正。[97]
從討論范圍看，四大悲劇、《威尼斯商人》和十四行詩仍然是熱點，同時其余悲劇和喜劇、歷史劇、傳奇劇、問題劇、莎士比亞佚作、雜詩等的討論明顯增多了，人們對莎士比亞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細膩了。例如，趙炎秋從奧菲利婭所唱的民歌入手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李毅從種族角度出發(fā)，認為《奧瑟羅》的一個焦點是奧瑟羅文化認同的迫切要求和白人社會對他認同要求的抵制兩者之間的直接沖突；曾艷兵和張建宏都從女巫形象及其咒語入手分析《麥克白》；吾文泉著重探討《李爾王》中的關鍵詞“自然”；屠岸精益求精，不斷修改譯文，并給出精彩解說，而且注意到莎氏十四行詩中的戲劇色彩等等。[98]羅馬悲劇方面，除《科利奧蘭納斯》外[99], 《裘力斯·凱撒》討論比較多，涉及主角是誰（柏榮寧）、作者政治觀（李偉民）、人物形象（孫家琇、孟憲強）等問題。[100]其中孟憲強挑戰(zhàn)了蘇聯(lián)莎學權威阿尼克斯特的觀點，認為凱撒不是暴君，而是近乎亨利五世的開明君主。喜劇方面，《皆大歡喜》[101]、《馴悍記》[102]、《仲夏夜之夢》[103]等都有專文討論，喜劇女主角（王述文）和男丑角（梁偉聯(lián)）形象及莎翁喜劇精神（方平）也受到關注[104]。歷史劇方面，除黃必康的研究外，主要是孫家琇精到地評述了11部英國歷史劇。王化學和衛(wèi)瑋分別討論了傳奇劇中的道德理想主義和審美風格。[105]問題劇方面，孫家琇和方平就《一報還一報》、梁巧娜就《終成眷屬》、衛(wèi)瑋就三部問題?。ㄟ€有《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發(fā)表了看法。[106]在莎士比亞佚作方面，孫法理做了介紹，他和費小平分別討論了莎士比亞的第38部劇作《兩個高貴的親戚》，張沖認為《愛德華三世》以愛國主義為基調和主情節(jié)線。[107]雜詩方面，王強有略論，孫法理和高德強爭鳴了《鳳凰和斑鳩》是不是政治隱喻詩。[108]從研究對象上看，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研究開始走向深入。
另外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莎學成果。王瑋敏關于莎劇商業(yè)化和電影改編的文章是比較突出的一篇。[109]該文正確指出，莎士比亞時代的戲劇業(yè)是大眾化的商業(yè)活動，屬于文藝復興時期正處于萌芽階段的市場經(jīng)濟的一部分，與20世紀的電影業(yè)極為相似，莎劇歷來的商業(yè)化與其內在的商業(yè)性密切相關，商業(yè)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這篇頗有見地的文章產生于洛杉磯第六屆國際莎士比亞大會的專題討論“莎士比亞與現(xiàn)代商業(yè)文化”，但在國內幾乎湮沒無聞，殊為可惜。沈林《黑色的莎士比亞》以其機智的調侃躋身可讀性強文之列。[110]辜正坤主要從倒莎論的角度梳理了16—19世紀的西方莎評，他把羅伯特·格林作為“倒莎派祖宗”的觀點別具一格。[111]洪增流注意到莎劇中的超自然描寫，劉和鳴討論了莎劇中的惡女人形象，黃滿生論述了莎劇時空結構的基本模式和功能，胡澤剛梳理了莎劇中的音樂及莎劇的音樂改編，張沖介紹了1965—1985二十年間西方舞臺上的莎劇演出情況，肖錦龍和王木春探討了莎士比亞的美學思想，羅志野認為莎士比亞自有其戲劇理論和詩歌理論，區(qū)鉷明智地指出中國莎評應具本土意識，廖煒春把《哈姆萊特》作為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復仇悲劇進行討論，張立明明確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斷限應為14—17世紀初等等。[112]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這些成果表明莎學研究有所深化。
除莎士比亞以外，對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和詩歌的研究都加強了。專著方面，20世紀90年代的主要收獲是文學史，如王佐良《英國詩史》《英國散文的流變》，王佐良、何其莘《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何其莘《英國戲劇史》，桂揚清等《英國戲劇史》等，[113]另外還有北京大學英語系編《觀海登山集：英語語言文學論文選》，馬衰（馬文謙）關于菲利浦·麥辛哲悲劇的英文專著等。[114]引用率較高的著作除了《莎士比亞全集》和馬恩經(jīng)典外，大致有楊周翰選編《莎士比亞評論匯編》、梁實秋《英國文學史》（1985）、楊周翰等主編《歐洲文學史》、張泗洋等《莎士比亞引論》（1989）、海涅《莎士比亞筆下的女角》（溫健譯，1981）、海倫·加德納《宗教與文學》（沈弘、江先春譯，1989）、黑格爾《美學》（朱光潛譯）、孫家琇《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1988）等，表現(xiàn)出譯著居多、文學史居多、資料性著作居多的特點。盡管許多學者能夠直接參考英文書進行研究，但不少學者，尤其是中文系學者，仍然在相當程度上依賴譯本。在中世紀英國文學領域，三位北大學者出版的三部英文專著引人矚目：袁憲軍《喬叟<特羅勒斯>中的愛情觀》、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和劉迺銀《巴赫金的理論與<坎特伯雷故事>》。[115]這三部功底深厚、視野宏闊的專著都是以博士論文為基礎的，王繼輝從普渡大學留學歸國后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英語系，袁憲軍和劉迺銀都是由李賦寧指導的，而哈佛大學中古英語文學博士馮象早年在北京大學關于喬叟的碩士論文（1984）也是由李賦寧指導的。早在1957年，李賦寧就在《西方語文》上發(fā)表了《喬叟詩中的形容詞（上、下）》這一重要長篇論文；進入新世紀，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在李賦寧身后出版。[116]把李賦寧（1917—2004）稱為新中國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第一人，可以說恰如其分。[117]王佐良（1916—1995）主要在英國詩歌和文學史方面、楊周翰（1915—1989）主要在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方面同樣取得了垂范后學的巨大成就，把這三位先輩并列為早期英國文學研究的“三杰”，想來大家都會贊同吧。在某種意義上，這篇小文是向以“三杰”為代表的諸位前輩致敬之作。
20世紀90年代文藝復興時期詩歌研究中，斯賓塞比較突出。胡家?guī)n選譯的《斯賓塞詩選》填補了一個空白[118]，并且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的《仙后》[119]。他對《牧人月歷》和《?；榍返暮喗轭H見功力[120]，尤其前一篇堪與《諾頓英國文學選集》中的編者導言相媲美。胡家?guī)n討論了《愛情小詩》和《?；榍返闹黝}、表現(xiàn)手法及價值。關于《仙后》，胡家?guī)n抓住玻璃球鏡的意象，探討了詩人的宇宙觀。[121]李增認為《牧人月歷》是時代意識很強的作品，表現(xiàn)出對伊麗莎白時代兩大問題——流浪和女王婚姻——的深入思考。羅益民探討了《仙后》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詩篇的寓意結構系統(tǒng)。[122]胡家?guī)n關于文藝復興英國詩歌的系統(tǒng)研究是這一時段的重要收獲，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宗教）抒情詩和詩人宇宙觀。在（宗教）抒情詩方面，胡家?guī)n不僅概述了17世紀上半葉的宗教抒情詩，重點評介了亨利·沃恩的宗教冥想哲理詩[123]，而且廣征博引，總結了（宗教）抒情詩中的《雅歌》隱喻，包括“黑膚”“冬—春”“花園”“農作”“新郎—新娘”等具體形式，涉及莎士比亞、斯賓塞、彌爾頓、多恩、赫伯特、沃恩、泰勒、托馬斯·坎庇恩等十余位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抒情詩人[124]。在詩人宇宙觀方面，胡家?guī)n善于從具體意象（如圓規(guī)、金鏈、鐵匠）入手，探討背后的觀念和模式。[125]例如，作者抓住圓規(guī)意象的三個方面：圓形、圓形運動和中心，展開討論，組織巧妙，邏輯性強。這些文章成為作者代表性專著《歷史的星空：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西方傳統(tǒng)宇宙論》的基礎。[126]雖然其中有的觀點有可議之處（如認為彌爾頓像但丁一樣以托勒密宇宙結構為基礎），參考資料略顯陳舊，但這部重要的系統(tǒng)著作總體上對推進有關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做出了應有貢獻。王佐良《文藝復興的清晨》（系《英國詩史》的一章）簡要生動地評介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各種流派與重要詩人的特點。[127]方漢泉的《文藝復興與英詩》是對王佐良《英國詩史》的補充，從新柏拉圖式愛情觀談到了文藝復興性愛觀和英詩中的性描寫，討論了莎士比亞的《維納斯與阿都尼》和馬洛的《希洛與里安德》，評估了英國文藝復興色情作品的負面影響。方漢泉還簡介了伊麗莎白時代的情詩（包括十四行詩、詩歌集、騎士派和玄學派），摘選了德雷頓、斯賓塞、瓊森、赫里克、馬洛、多恩等十多位詩人的作品。冬山難得地選譯了伊麗莎白女王的一首情詩。蔡新樂介紹了懷亞特和薩里，指出二者最早把十四行詩引入英國，是有貢獻的“新詩”開拓者。陸鈺明概括了十四行詩形式的早期發(fā)展史及后來的試驗。王金凱鄭重其事地反駁楊憲益關于意大利十四行詩可能源于李白的假設，但自己犯了邏輯錯誤，不足道也。張祖武關于墓志銘文學的討論涉及薩里、瓊森、赫里克等文藝復興英國詩人，苗勇剛、賈宇萍對馬洛、華茲華斯和陶淵明的田園詩進行了淺層次的比較，李宇東對中英詠花詩歌的比較涉及文藝復興英國詩歌。[128]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面目的豐富性開始展現(xiàn)出來。
文藝復興戲劇研究除莎士比亞外，主要是馬洛和麥辛哲。黃必康探討了馬洛戲劇主人公與伊麗莎白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利用威廉斯關于文化過程的動態(tài)分析，對靜態(tài)的伊麗莎白時代世界圖景提出質疑。程朝翔札記式地分析了馬洛四部悲劇中的馬基雅維利式人物。周曉陽認為馬洛《馬耳他的猶太人》以普遍邪惡為前提（巴拉巴斯），對馬基雅維利式自由的探索歸于失敗，而莎士比亞在《理查三世》中維護傳統(tǒng)道德，揭示了馬基雅維利主義遭到否定的必然性。該文觀點似失之淺表，值得商榷。[129]馬衰討論了繼莎士比亞和弗萊徹之后，國王劇團第三任首席劇作家麥辛哲悲劇觀念的形成和發(fā)展及英國文藝復興悲劇傳統(tǒng)對他的深刻影響，并具體分析了麥辛哲的《羅馬演員》和《米蘭公爵》兩部劇。程朝翔的另一篇文章探討了伊麗莎白時期悲劇（主要是復仇悲?。┲械姆膳c正義問題，既涉及莎士比亞，又論及基德、吐爾耐、米德爾頓、查普曼等多名討論很少的劇作家，誠為難得之作。[130]從整體上看，20世紀90年代的文藝復興戲劇研究有所進步，但仍有待拓展和深入。
20世紀90年代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也存在有些論文質量差、低水平重復、文章可讀性下降、故作驚人語等不良現(xiàn)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轉型期的失序、學術訓練的不足、學術體制的不完善、個人修養(yǎng)不夠等等。幸運的是，許多學者面對風云變幻，像老黃牛一樣默默耕耘，以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向學界和社會奉獻出了一批學術精品，為新世紀早期英國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三、成長期：新世紀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2001—2011）
進入新世紀，隨著我國綜合國力逐步提高和國家對人文學科日益重視，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有了一些可喜的發(fā)展和很大的進步。莎學基本建設的一個標志性成果是裘克安主編的莎士比亞注釋叢書歷時近30年，出版了41冊[131]，其中一冊，孫法理注釋的《愛德華三世》（2011），甚至久負盛名的阿登莎士比亞叢書尚未收入[132]。希望這套叢書能夠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裘克安有關莎士比亞的文章結集為《莎士比亞評介文集》[133]，記錄了1981年開始的廿余年間中國莎學的發(fā)展歷程，強調莎士比亞原文文本的重要性，強調莎學研究不能過分政治化和簡單化。這是老一代學人對后學的諄諄囑托。在研究隊伍上，70后（甚至80后）的集體亮相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根據(jù)筆者查到的公開數(shù)據(jù)，陳雷、馮偉、龔蓉、邵雪萍、石小軍、肖霞、張沛、劉昊、張亞婷、廖運剛、徐嘉、郭曉霞、包慧怡等，包括筆者本人，都在此列。這批新銳大多擁有國內外博士學位，接受過系統(tǒng)的學術訓練，視野開闊，精力充沛?？偟膩砜?，他們的文章都比較符合“套路”，從文獻綜述到文本分析，一板一眼的，研究方法與西方更加“接軌”。（相反，像李金達那種完全沒有注釋和參考文獻的“論文”在20世紀80年代也許并不少見，但在新世紀已經(jīng)顯得非?！霸邸?。[134]）譬如，石小軍對日本中古英語語言文學研究情況的介紹為我國學者提供了重要參照[135]；張沛的多篇論文和專著《哈姆雷特的問題》（2006）不僅采取中西比較視角，而且表現(xiàn)出貫通古今中外的雄心，誠可貴也。中國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后繼有人，令人欣慰，令人歡欣鼓舞。假以時日，這些人應該可以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tǒng)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xù)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xù)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xiàn)（如胡家?guī)n論歷史劇中的園林意象、李成堅論《亨利五世》、李艷梅論歷史劇、秦露論《理查二世》、張沖論“亨利四部曲”，張沛論英國歷史劇創(chuàng)作意圖等等）[136]，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這門課帶有實驗性質，面向所有專業(yè)的本科生，由甘陽主講，以經(jīng)典細讀和討論為中心。除了課堂講授外，還有四次由助教主持的導修課。從相關反饋和學生論文看，應該說這次以美國知名大學通識課為模板的實驗是成功的。[137]近幾年北京大學推行的“大類平臺課”在課程內容和講授方法上也具有通識課的性質。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惟《坎特伯雷故事》[138]，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139]；不惟喬叟[140]，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141]，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142]《忍耐》《凈潔》[143]《珍珠》[144]《克蕾絲德的遺言》[145]等；不惟《貝奧武甫》[146]，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147]等都有專文討論。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zhí)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其中王睿的論文討論了中世紀西歐女性寫作中的“雙聲”現(xiàn)象及其差異詩學。[148]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等詩作外[149]，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xiàn)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150]。馬洛方面，除了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151]，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152]。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胡家?guī)n的園林詩歌研究、蔣顯璟的小史詩研究、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153]其中胡家?guī)n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考利、西爾維斯特、沃勒、蘭多爾夫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吳毅和劉立輝的文章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理論的討論從錫德尼的《為詩辯護》拓展到比他更早的帕特納姆的《英詩藝術》。[154]張沛發(fā)人深思的《烏托邦的誕生》是比較少見的關于莫爾《烏托邦》的探討。[155]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156]，基德《西班牙悲劇》[157]、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158]、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159]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可貴的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李曉衛(wèi)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xiàn)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lián)系。[160]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tǒng)，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fā)展奠定了基礎。[161]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xiàn)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162]自9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原來“黑暗時代”的簡單錯誤說法日漸銷聲匿跡。肖明翰在完成七百頁的大作《英語文學傳統(tǒng)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之后感嘆道：“更值得慶幸的還是，我發(fā)現(xiàn)所謂‘黑暗世紀’里的文學其實遠不如我曾涉足過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那么‘黑暗’?！?sup>[163]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fā)現(xiàn)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將翻譯和批評相結合，學養(yǎng)深厚，持論公允，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164]
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后殖民主義（段方）、手稿研究（郝田虎）[165]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166]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羅益民）。[167]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jīng)過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而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ㄈ琮徣兀┑?。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聯(lián)系現(xiàn)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zhàn)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包括抗日戰(zhàn)爭）到伊拉克戰(zhàn)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fā)意義。沈弘和郝田虎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168]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jù)筆者的統(tǒng)計，1978—2011年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復蘇期和深入期數(shù)量差不多，都是二十余部，而成長期十年的專著數(shù)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他的小冊子《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fā)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sup>[169]3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70、80年代各有一部專著，但都是力作：王佐良的英文專著《約翰·韋伯斯特的文學聲譽》1975年在奧地利出版，楊周翰備受好評的《十七世紀英國文學》198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大約只有上一節(jié)提到的幾本。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guī)n，《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tǒng)》（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tǒng)》（2010）；劉立輝，《生命和諧：斯賓塞<仙后>內在主題研究》（2004）；王嵐，《詹姆斯一世后期英國悲劇中的女性》（2006）；李正栓，《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詩歌研究》（2006）；趙冬，《<仙后>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釋經(jīng)傳統(tǒng)》（2008）；郭暉，《瓊生頌詩研究》（2009）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雖然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大部頭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后，除了上面提到的鮑屢平、袁憲軍、王繼輝、劉迺銀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tǒng)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jīng)驗之對話》（2011）等。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shù)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shù)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李偉民的《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2006）對莎士比亞在國內的接受和研究進行了全景式探討，是迄今為止相關題目的首部專著。肖四新的《莎士比亞戲劇與基督教文化》（2007）從對人的本質認識、生存方式的選擇、存在意義的理解三個層面切入，考察了滲透于莎劇中的基督教意識，認為莎士比亞人文主義包含著基督教文化內涵，莎劇藝術借鑒了基督教藝術。田民的《莎士比亞與現(xiàn)代戲?。簭暮嗬恕ひ撞飞胶＜{·米勒》（2006）討論了莎翁對現(xiàn)代劇作家的影響，但其“現(xiàn)代戲劇”不包括亞洲戲劇。[170]從研究視角看，張沖、張瓊的《視覺時代的莎士比亞：莎士比亞電影研究》（2009）、廖煒春的《服飾造性別：英國文藝復興與中國明清戲劇中的換裝和性別》（2005）、李偉昉的《梁實秋莎評研究》（2011）和羅峰編譯的《丹麥王子與馬基雅維利》（2011）等著作也值得關注。與以前相比，新世紀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研究的專著琳瑯滿目，不僅以數(shù)量取勝，更以專業(yè)化和多樣化為特征。
在譯著方面，除上文提到的以外，黃杲炘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171]褚朔維等譯《中世紀美學》（1991）也受到學者的關注。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fā)，譯作除《農夫皮爾斯》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jié)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jīng)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此外，陳默譯了蒙茅斯的杰佛里（Geoffrey of Monmouth，卒于1155年）《不列顛諸王史》（2009）。[172]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也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莎翁作品譯文探討》（2004）；王瑞，《莎劇中稱謂的翻譯》（2008）；奚永吉，《莎士比亞翻譯比較美學》（2007）；謝世堅，《莎士比亞劇本中話語標記語的漢譯》（2010）。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馬海甸譯了《英美十四行詩》（1991）。李瑜譯有《文藝復興書信集》（2002）。胡虹翻譯了C.S．路易斯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研究》（2010）。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八部戲劇，包括《第二部牧羊人劇》《凡人》、約翰·海伍德的滑稽短劇《約翰約翰》、馬洛《浮士德博士之悲劇》、基德《西班牙悲劇》、約翰·福特《可惜她是一個娼婦》等，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fā)展歷程，的確令人欽佩。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 A&HCI 收錄，英文論文的發(fā)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和西方學者（韋爾思、布魯克斯）的文章。[173]來自世界各地的英文文章直接在中國刊物上發(fā)表（此前通常是譯成中文發(fā)表），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在中國學界注入了變革的新鮮因素?；蛟S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guī)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書義評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徐明和汪洋評貝文頓《怎樣閱讀莎士比亞戲劇》、王改娣評麥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的世界：前奏曲》、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等。[174]許多期刊不重視書評的現(xiàn)狀有待改變，賀祥麟等認真撰寫書評的做法值得發(fā)揚。國內外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tài)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和2013年，武漢大學又兩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博士生培養(yǎng)方面，從沈弘1989年在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yǎng)了15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袁憲軍（1994）和劉迺銀（1996），北京大學，李賦寧指導；王睿（2008）、丁建寧（2009）、戚詠梅（2009）、張亞婷（2009）、楊開泛（2014）、張濤（2016），華東師范大學，劉迺銀指導；李安（2005），華中師范大學，聶珍釗指導；劉進（2007）、汪家海（2014），湖南師范大學，肖明翰指導；曹航（2008），上海外國語大學，李維屏指導；史亞娟（2008），首都師范大學，邱運華指導；王春雨（2014），東北師范大學，劉建軍指導。其中八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yǎng)的就有十幾位：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李正栓（1999）、羅益民（2001）、劉立輝（2003）、晏奎（2004）、郭暉（2008）、劉昊（2008）、馮偉（2009）、邵雪萍（2009）、廖運剛（2012）、徐嘉（2013）、王珊珊（2014）、崔夢田（2016）等。《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00—2011年共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5輯，其中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三十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fā)出奪目的光彩。
我們不能忘記外國專家和外國學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中國幾代學人都曾在英美名校學習，汲取營養(yǎng)，如李賦寧在耶魯大學、沈弘在牛津大學、馮象在哈佛大學、郝田虎在哥倫比亞大學等等。國外學者也來到中國，撒播文學的種子。博學的溫德1923年來華，先后執(zhí)教于東南大學和清華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北京大學教授，直至1987年辭世，享年百歲，無疾而終。溫德經(jīng)年教授莎士比亞和英國詩歌，他的許多早期中國學生后來成為中國外語界翹楚，如錢鍾書、李賦寧、季羨林等等。詩人、文學批評家燕卜蓀加入因為抗日戰(zhàn)爭南遷的長沙臨時大學，在沒有教材的情況下，憑記憶敲出《奧瑟羅》，已經(jīng)成為不朽的傳奇。20世紀80年代晚期，李賦寧邀請耶魯教授 Marie Borroff 和 Dorothee Metlitzki訪問北大英語系，舉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講座。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tài)：康奈爾大學 Carol Kaske教授幫助了劉迺銀的博士論文，荷蘭的Alain Piette教授幫助了羅益民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 Anne Lake Prescott 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牛津大學Malcolm Godden 教授和劍橋大學 Helen Cooper 教授幫助了丁建寧的博士論文，Godden 教授在他2004年訪問期間還為華東師范大學中世紀英國文學領域的研究生舉辦了系列講座。近年來，Thomas 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從溫德到Rendall, “洋先生”和“洋學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肯定，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qū)別開來。
三個時段的旅行過后，筆者想從“普及和提高：莎士比亞中國化”的角度做一個總結。
作為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外國作家，莎士比亞的普及媒介不外乎影視廣播、舞臺演出、翻譯出版和互聯(lián)網(wǎng)幾種，各種層次的莎士比亞教學也有賴于這些媒介。在影視廣播方面，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79年萬人空巷的譯制片《王子復仇記》的放映和風靡一時的奧斯卡最佳影片《莎翁情史》（1998）的引進。與其余形式相比，各類普及讀物是物質受限最小的常規(guī)形式，尤其是蕭乾翻譯的蘭姆姊弟改寫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對莎士比亞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起了很大作用。蕭乾譯本于1956年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初版，1978年10月第三次印刷時已達25萬冊，迄1988年印行十次，總計80余萬冊。除了朝鮮語的《莎士比亞戲劇選》（1980）以外， 20世紀80年代初還出版了該書的民族文字版，包括維吾爾文版（1980, 1981）、哈薩克文版（1981）、蒙古文版（1982）等。湯真譯、奎勒-庫奇改寫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故事集》（1981）也多次再版，有時與蕭乾譯本合為《莎士比亞戲劇故事全集》流通。而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莎士比亞傳記、妙語錄、箴言錄、簡易讀物、戲劇故事選、名篇賞析等，或雙語對照，或圖文并茂，或采用連環(huán)畫形式，大都針對青少年讀者和英語學習者，像趕大集似的，熙熙攘攘，此起彼伏，你追我趕，不亦樂乎。在莎士比亞身上，出版社、編/譯/著/注者和讀者似乎找到了興趣的最佳契合點，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傳播著“外國歷史”“外國文學名著”“少年博雅文庫”以及“步步高英語”“中國孩子的好榜樣”“勵志成功”等各色名目。莎士比亞不僅是戲劇泰斗、戲劇大師、戲劇之王和世界文豪，更是成功人士、人生導師、管理學權威和“俗世威爾”。莎翁作品是“愛情圣經(jīng)”，莎翁是“屬于所有世紀的愛情心理學大師”。莎士比亞及其作品名則名矣，妙則妙矣，但更是“精”品：經(jīng)典、精彩、精選、精編、精解、精縮、精韻、精髓等形容詞你方唱罷我登場，艾汶河畔的天鵝之“精”成了改革開放中國出版市場上最惹眼的賣點之一。莎作及與莎翁有關的出版不折不扣地成為一種“現(xiàn)象”，折射出新時期中國在革命的狂熱和迷惘的困頓之后突然釋放的擁抱西方文化的強烈熱情，以及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下“全民學英語”的相當程度的盲目和浮躁。前者無疑是值得肯定的，蕭乾等前輩的歷史功績不容抹殺；但對“全民學英語”的全面評價，則有待將來的歷史學家做出。
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影響超過任何一位外國作家，究其原因，翻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林紓、蕭乾、朱生豪、梁實秋等幾代翻譯家的努力意在使莎士比亞中國化，中國化的莎士比亞才能在中國的文化建設中發(fā)揮作用，對中國社會產生廣泛影響。林紓和魏易的早期文言譯本《英國詩人吟邊燕語》（1904）也是根據(jù)蘭姆姊弟改寫本翻譯的，對中國莎學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郭沫若、田漢、曹禺等著名戲劇家都是通過《吟邊燕語》認識莎士比亞的。從《澥外奇譚》（1903）到《莎士比亞戲劇精縮與鑒賞》[175]，一百余年間，莎劇介紹者采取了類似的中國化策略，比如前者把《威尼斯商人》譯為《燕敦里借債約割肉》，后者將同一劇本概括為“金銀鉛匣考驗情郎 玲瓏美女智斷奇案”等。雖然這一類著作將莎劇小說化、故事化，有簡單化和扭曲莎翁本來面目的嫌疑，但它們對中國章回體小說回目的有益借鑒民族而大眾，醒目而有效，為許多讀者津津樂道。作為中國莎士比亞翻譯天空中的雙子星座，朱生豪和梁實秋各顯其能，各擅勝場：朱譯本以詩人的靈感勝，流暢而優(yōu)美；梁譯本以學者的謹嚴勝，忠實而通達。把二者結合起來看，不懂原文的讀者大可窺見莎翁真面目。他們的翻譯作品已經(jīng)成為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代又一代讀者的眼睛里、耳朵里和心靈里存續(xù)、生長以至于永恒。他們的名字，也會像莎士比亞一樣不朽吧。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被擱置了15年之久的《莎士比亞全集》[176]，此后十年間，據(jù)統(tǒng)計，各種莎劇譯本印行總數(shù)約為160萬冊。無疑，翻譯出版對于莎劇和莎學在新時期中國的推廣和繁榮起到了發(fā)動機和起跑器的作用，讀者由此受益無窮?；ヂ?lián)網(wǎng)等新媒介的出現(xiàn)和廣泛應用使莎士比亞與時俱進，常讀常新，繼續(xù)發(fā)揮著重要影響。
莎士比亞中國化的成功實踐同樣表現(xiàn)在對莎劇的舞臺改編上。1986年，首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在京滬兩地演出了25臺莎劇，在國內外影響都很大；1994年的上海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177]和2008年的北京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178]也很成功。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981—2008年，全國各地劇團等演出單位以話劇等形式共改編上演了22部莎劇，改編形式包括京劇、粵劇、越劇、黃梅戲、木偶戲、川劇、昆曲、婺劇、湘劇、豫劇、廬劇、二人轉、東江戲、絲弦戲、花燈戲、漢劇、潮劇等十幾種民族戲曲形式[179]，甚至有演員用英語演出京劇《奧賽羅》片斷[180]。1987年夏，上海昆劇院應邀赴愛丁堡演出根據(jù)《麥克白》改編的昆曲《血手記》，強烈吸引了歐洲觀眾。2005年夏，上海京劇院應邀赴丹麥演出根據(jù)《哈姆萊特》改編的京劇《王子復仇記》，在哈姆萊特生活過的克隆城堡連演四場，受到高度評價和熱烈歡迎，在哈姆萊特的故鄉(xiāng)掀起一陣中國文化熱潮。[181]莎士比亞的精神靈魂和中國傳統(tǒng)京劇的舞臺呈現(xiàn)在古老城堡的夜空下完美地融為一體，奪人心魄，令人沉醉。這些成功的藝術實踐表明，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西方優(yōu)秀的文明成果完全可以民族化、中國化，而后重新返回西方，面對西方觀眾，達到中西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明的目的。中國化的莎士比亞作為有用的介質，一方面促進著中國對于莎士比亞的接受，另一方面也促進著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我們要反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堅持走莎士比亞中國化的道路，化出莎士比亞的靈魂和精華。
應該說，1978年以來，我們在莎士比亞中國化或創(chuàng)造中國風格的莎士比亞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除了上文所述，還表現(xiàn)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莎士比亞化”命題進行了持續(xù)討論和應用，理清了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和莎士比亞的關系，主張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莎士比亞。這方面的重要成果包括：孫家琇編《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亞戲劇》（1981）；孟憲強輯注《馬克思恩格斯與莎士比亞》（1984）；方平、姜超、李偉民、洪忠煌、徐群暉等人的文章。[182]值得反思的是，20世紀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制度以來，馬克思主義在外國文學研究界的指導作用有所弱化，蜂擁而起的是自歐美舶來的名目繁多的“主義”和“理論”。究竟馬克思主義有沒有過時？是否應該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意義？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歐美文藝理論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藝理論之間的關系？這些重要問題無疑是值得理論界和學界認真思考和深入討論的。
中國對莎士比亞的接受其實是四重戲劇：翻譯（包括改寫）、演出、教學和研究。在這四個方面，我們承認充分尊重和完整理解莎士比亞是基礎，也重視個人經(jīng)驗，但中國學者要考慮中國語境，結合中國實際，采用中國視角，爭取創(chuàng)造中國風格的莎士比亞。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亞中國化。我們的前輩，從1910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的胡適到1982年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文章的曹禺，都提出了“用中國人的眼光看莎士比亞”的命題。[183]1999年，吳元邁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六屆年會開幕式的發(fā)言中回顧和總結了新中國50年來的外國文學研究，認為新時期以來外國文學研究取得了“全方位發(fā)展和歷史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包括“尚不能完全以我為主，從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出發(fā)來探討和研究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實際聯(lián)系不夠等。[184]這些有著戰(zhàn)略高度的建議是切中時弊、發(fā)人深省的，實際上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了如何實現(xiàn)外國文學研究中國化——包括莎學中國化——的問題。
中國外國文學研究中的“本土意識”和“西方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有的學者直接倡導“本土意識”（或“本土經(jīng)驗”），有的學者側面批評“西方主義”（或“殖民主義”），角度不同，而問題的實質是一樣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季羨林就指出外國文學研究應當有“中國特色”，區(qū)鉷也清醒地提出外國文學接受中“本土意識”的問題；而易丹頗有影響的重要文章《超越殖民文學的文化困境》當頭棒喝的三個問題也許現(xiàn)在仍然值得我們深思：我們在哪里？我們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們的策略？[185]如果我們研究者對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認真嚴肅的思考，而是不假思索地追求和奉行西方學界的那一套，那么，毫不客氣地說，我們將難以避免易丹所謂“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文化困境和‘殖民主義’的尷尬”（116）。此后，這一討論一直在熱烈進行中，比較重要的文章包括劉崇中《中國學術話語中的西方主義》、周小儀《英國文學在中國的介紹、研究及影響》、高玉《本土經(jīng)驗與外國文學接受》以及何輝斌《新中國文學研究中的西方主義》等幾篇，其中周小儀的那篇尤其清晰、簡潔、透徹。[186]中國學者對文化帝國主義、西方主義、殖民主義的警醒和批判，對本土意識和中國特色的日益自覺的認同（盡管離實踐還有相當距離），是學界對國內社會普遍崇洋媚外風氣的有力回應，也是對中西方文化關系這一數(shù)個世紀以來帶有根本重要性命題的最新思考。
在中西學術交流過程中，存在一種有趣的錯位現(xiàn)象：中國對國際漢學研究成果感興趣，而西方更多地對莎士比亞在中國的演出和教學感興趣。個中緣由，值得深思。我們一方面要認真反思為什么中國的英國文學研究成果在母國得不到良好的接受，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他們的興趣，積極推廣我們的文化產品和學術成果。簡而言之，“莎士比亞在中國”不失為中國文化、中國形象走向世界的一條捷徑：中國要走向世界，世界也想了解中國，莎士比亞也許是最好的中介之一。我們可以在普及和提高兩個層面做好這件事情，一方面力求大眾化，一方面講究學術品位。我們的目標是使得西方的普通民眾和學術精英都接受、認可、喜愛中國化的莎士比亞。只要做到這一點，就是我們的成功。那么，在操作的層面上，這一理念有沒有實施的可能性呢？我認為完全有可能。我們已經(jīng)有了不少成功的實踐，內地和香港都對莎士比亞在中國和比較研究投入了很高的熱情，以下幾部英文專著出版于世界各地，可以證明“莎士比亞在中國”對西方人的吸引力：張曉陽，Shakespeare in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raditions and Cultures（紐瓦克，1996）；李如茹，Shashibiya:Staging Shakespeare in China（香港，2003）；孫艷娜（德國博士）, Shakespeare in China（開封，2010）; Murray J.Levith, Shakespeare in China（倫敦，2004）; Alexander C.Y.Huang, Chinese Shakespeares: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紐約，2009）。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在國家層面制定好戰(zhàn)略規(guī)劃，然后才能一步步組織實施。
從國內的角度講，30年的嬗變可以看出，學術研究日益職業(yè)化、學院化、精英化，這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也有脫離群眾之嫌。這就是筆者為何專門討論普及與提高關系問題的原因所在。筆者認為，普及是基礎，提高是目標；不顧普及的提高終究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的專家學者要向王佐良等前輩們學習，在提高學術水準的同時，別忘了眼睛向下，別忘了面向大眾，盡可能增強可讀性。具體說來，我們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還存在諸多問題，包括：扎堆現(xiàn)象、重復現(xiàn)象值得警醒；論著平均水準有待提高；仍有不少領域的研究/翻譯較少或幾乎沒有，亟須加強，如錫德尼、女作家、15世紀、散文、手稿研究、書籍史等[187]；學術訓練尤其是語文學訓練和學術規(guī)范培訓，需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基本建設仍然不足，缺乏專門的領導機構，如全國性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學會。與英美相比，與我們的東亞鄰居日韓，甚至與中國臺灣地區(qū)相比，我們在許多方面還比較落后。比如，這些國家和地區(qū)都有全國（地區(qū)）性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學會，我們沒有，在國際會議上無法對等交流，很不方便。國內學界的整合和學術活動的開展也需要這樣一個學會。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培養(yǎng)和支持學者與譯者的學術體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88]，筆者在此呼吁盡快成立全國性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學會（能有刊物更好），不斷加強基本建設，不斷拓展學術領域，不斷改進研究方法，不斷提高成果質量，從中國實際出發(fā)，“堅持以中國人的生活與歷史經(jīng)驗作為理解與衡量西方文學不容抹煞的基礎”[189]，兼具本土意識和國際視野，努力創(chuàng)造中國風格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
[1] 關于方重對我國喬叟翻譯和研究重要貢獻的恰當總結（并不限于新時期），見張和龍主編：《英國文學研究在中國：英國作家研究》（上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9頁。
[2] 戴鎦齡：《九鼎鑄形，犀角燭怪：談“四人幫”何以仇視莎士比亞》, 《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78年第7期；黃定天：《需要巨人和產生巨人的時代：兼駁“四人幫”對文藝復興的污蔑》, 《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5期。另參見馮至：《撥亂反正，開展外國文學工作：在中國文聯(lián)會議上的發(fā)言》, 《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78年第10期。
[3] 李洪林：《讀書無禁區(qū)》, 《讀書》1979年第1期。
[4] 如阮珅：《略談莎士比亞的人道主義》, 《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2期。
[5] 奠自佳、李先蘭，1982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6] 孟憲強：《中國莎學簡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41-43和46-48頁。該書此后隨文注出。
[7] 楊周翰：《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第11屆大會述評》, 《國外文學》1986年第3期；《中西悼亡詩》, 《外國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
[8] 黃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
[9] 楊開泛：《國內古英語文學研究綜述》, 《世界文學評論》2011年第1期，297頁。江文見《外國語》1982年第5期。
[10] 李文見《外國文學》1989年第5期，陳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9年第2期，袁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1期。
[11] 分別見《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3期、《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年第1期和《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4期。
[12] 見《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3年第1期、1986年第1期、1987年第2期、1988年第1期和1989年第4期等。
[13] 胡家?guī)n：《喬叟和朗格蘭》，原載《國際關系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轉載于《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1期；韓敏中：《談蘭格朗和喬叟》, 《國外文學》1985年第2期。
[14] 分別見（《外國文學研究》1983年第1期和《外國語》1987年第1期。
[15] 《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9期。
[16]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4期。
[17] 《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文科版）1984年特刊號。
[18] 《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83年第10期。
[19] 《藝術百家》1988年第3期。
[20] 筆者清楚有關歐洲和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時間斷限的爭論（參見張立明，《外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1期）。筆者贊成王佐良等文學史家的觀點，以1500—1660年為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斷限（相應地，1500年以前為中世紀，分為古英語和中古英語兩個階段）。但由于項目分工的關系，17世紀單列，因此本概述并不涉及多恩、彌爾頓、赫伯特、赫里克等重要詩人。
[21] 馮文見《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4期，白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1期和《外國文學評論》1988年第3期。
[22] 《貴州師大學報》社科版1989第2期。
[23] 董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4期，何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2期。
[24] 《外國文學》1988年第4期。
[25] 黎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88年1期，張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9年第2期。
[26] 《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1期。
[27] 先行刊發(fā)于《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1期。
[28] 方平見《和莎士比亞交個朋友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裘克安見《讀書》1983年第6期，方重和李賦寧見《莎士比亞研究》第1、2期，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1984年版。
[29] 朱維之，《外國文學研究》1978年第1期；阮珅，《外國文學研究》1978年第2期；盛寧，《國外文學》1983年第1期；李長春，《外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4期；白牛，《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1期；黃鳴野，《國外文學》1988年第1期。
[30] 張文見《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趙文見《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5期。
[31] 《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1期和第2期。
[32] 阮珅：《印度人和猶太人：莎士比亞作品考偶拾》, 《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3期；《<還是“印度人”好>一文質疑》, 《外國文學研究》1981年第3期；方平：《還是“印度人”好：與<印度人和猶太人>作者商榷》, 《外國文學研究》1981年第1期。
[33] 分別見《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3期；《莎士比亞研究》第2期，1984年。
[34] 王義國，《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任明耀，《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4期；王忠祥，《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
[35] 賴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3期，陸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2期。
[36] 陳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3期，鮑文和阮文分別見《外國文學研究》1978第2期和《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81第3期。
[37] 魏文見《國外文學》1985第2期，阮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1第2期。
[38] 戴文見《中山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方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1期，胡文見《國外文學》1983年第4期，黃文見《東北師大學報》1983第4期，李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4第1期，張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6第1期。
[39] 鄭土生：《關于哈姆萊特故事的起源和演變》, 《讀書》1985年第12期；沈弘：《對<獻疑>的獻疑：也談阿姆萊特故事的歷史年代》, 《外國文學研究》1989年第1期。
[40] 《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1期。
[41] 許文見《外國文學》1981年第7期，方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87年第1期，田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1期，汪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3期，吳、朱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和第3期。
[42] 卞之琳：《關于我譯的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無書有序》, 《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1期；陳嘉：《<哈姆萊特>劇中兩個問題的商榷》, 《外國文學研究》1980年第3期；賀祥麟：《贊賞、質疑和希望：評朱譯莎劇的若干劇本》, 《外國文學》1981年第7期；孫大雨：《莎士比亞的戲劇是話劇還是詩劇》, 《外國語》1987年第2期；楊周翰：《<李爾王>變形記》, 《國外文學》1989年第2期。
[43] 《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4期。
[44] 元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1期，周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錢文見《外國文學》1981年第7期、1982年第12期和1986年第6期，屠文見《暨南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1期和《中國翻譯》1989年第5期，王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1期，張文見《安徽大學學報》1988第1期。
[45] 《外國文學研究》1983年第3期。
[46] 兩篇文章分別見《國外文學》1987年第1期和1989年第2期。
[47] 曾文見《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和《國外文學》1989年第1期。
[48] 《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2期。
[49] 黃文見《青海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83年第4期，劉文見《河南大學學報》（哲社版） 1988年第2期，方文見《文藝理論研究》1981年第3期。
[50] 《讀書》1979年第4期。
[51] 續(xù)文見《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年第3期，張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1年第3期，何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4期，王文見《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施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3年第4期。
[52] 洋文見《廣東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胡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1期（另參見谷輔林：《“雷電頌”與“暴風雨”》, 《齊魯學刊》1983年第6期），章文見《浙江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陳文見《國外文學》1986年第3期。
[53] 《外國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
[54] 賀祥麟評方平《和莎士比亞交個朋友吧》, 《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1期。
[55] 賀祥麟評《莎士比亞在中國舞臺上》, 《外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3期。
[56] 見王佐良1991年為他主持的五卷本《英國文學史》項目所寫的序。
[57] 見《莎士比亞在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中汪義群的文章，第96-103頁。
[58] 見《莎士比亞在中國》，第31-32頁。這篇文章亦收入陸谷孫：《莎士比亞研究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9] 陳文見《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4期，李文見《外國文學》1998年第6期。
[60] 《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2期。
[61] 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評價見張和龍主編：《英國文學研究在中國：英國作家研究》（上卷），第61頁。
[62] 二張文分別見《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3期和《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2年第2期，劉文見《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王文分別見《國外文學》1995年第1期、《國外文學》1996年第1期和《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1期。
[63] 《外國文學評論》1993年第1期；馮譯《貝奧武甫》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2年出版。
[64] 陳才宇，《外國文學評論》2000年第2期。
[65] 《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專刊1990年；1991年第1期；1993年。
[66] 前者見《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和《北京大學學報》外語語言文學?？?995年，后者見《國外文學》2000年第3期。
[67] 分別見《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3期和《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第1期。
[68] 熊文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陸文見《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
[69] 吳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沈文分別見《外國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和《北京大學學報》外國語言文學?？?998年。
[70] 羅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0年第1期，吳文分別見《外國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和1998年第4期。
[71] 陳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第3期，張文見《黃淮學刊》（哲社版）1996年第1期，李文見《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1年第1期。
[72] 張文、吳文、楊文分別見《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1997年第2期和2000年第3期，舒文見《國外文學》1993年第3期。
[73] 張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第3期，汪文分別見《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第1期和1993年第3期。
[74] 陳文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5期，李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4期，孫文見《復旦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2期，肖文見《國外文學》1996年第1期和《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1期，尹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張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1期，宗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1期。
[75] 《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第4期。
[76] 陶文見《溫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2期，肖文見《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4期和1998年第1期，陸文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3期。
[77] 張文見《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2期，從文見《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 1989年第1期和《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5期，鐘、王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4期。
[78] 章文見《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1期，二王文分別見《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2期和《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3期，顏文見《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
[79] 袁鶴年節(jié)譯，《外國文學》1981年第7期；田民，《外國文學評論》1990年第1期。
[80] 分別見洪忠煌，《戲劇》1999年第3期；陳迪泳，《湛江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黃德鴻、黃和平，《暨南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
[81] 《黔南民族師專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2期。
[82] 劉鐵，《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3期。
[83] 《外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2期。
[84] 鄭土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3年第1期，《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2期。
[85]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6] 朝翔，《外國文學評論》1991年第4期。
[87] 阮珅主編：《莎士比亞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88] 孫福良主編：《'94上海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論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89] 肖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2期，羅文見《北京大學學報》外國語言文學專刊1999年，沈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4期，杜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0年第4期，王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5年第4期，李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陳文見《國外文學》1995年第4期。
[90] 李文見《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1年第1期，陸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3期，徐文見《文藝研究》1993年第3期，楊文分別見《文藝理論與批評》1994年第1期和《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91] 黃文分別見《國外文學》2000年第1期和《北京大學學報》外語語言文學?？?997年，袁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8年第3期，李文見《國外文學》1993年第2期，田文見《國外文學》1991年第3期。
[92] 李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2期，蘇文見《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張曉陽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0年第4期，章文見《浙江師大學報》1992年第4期，馬文分別見《文藝研究》1992年第1期和《戲劇藝術》1992年第2期，張振鈞文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2年第6期，吳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3期。另外，雨虹的《<紅樓夢>與外國文學作品比較研究綜述》（《紅樓夢學刊》1992年第三輯）完全忽略了曹雪芹和莎士比亞的比較。
[93] 從文見《國外文學》1997年第3期，章文見《齊魯學刊》1991年第5期，鐘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2期，許文見《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專刊1990年，謝、鄭文見《國外文學》1990年第1期。
[94] 魏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0年第4期，蘇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1期，二張文分別見《外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4期和《國外文學》1992年第1期，胡文見《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7期。
[95] 曹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4期，陳文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3期。另外可以參見程朝翔犀利的文章《<瓊斯皇>與<原野>：比較還是比附》, 《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1年第2期。
[96] 王文見《外國文學》1991年第2期，楊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4期，李文見《書城》1994年第10期，劉文見《中國翻譯》1992年第4期，酈文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4期，任文見《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版1994年第1期。
[97] 參見《中國比較文學》1997年第4期和《中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2期。
[98] 趙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0年第4期，李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8年第2期，曾文見《外國文學》1999年第4期，張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0年第4期，吾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4期，屠文分別見《外國文學》1991年第2期和《戲劇藝術》1994年第4期。
[99] 方平，《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
[100] 柏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1期，李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7年第4期，孫文見《戲劇藝術》1996年第3期，孟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1期。
[101] 方平，《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4期。
[102] 方平，《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1期；楊莉馨，《中國比較文學》1998年第3期。
[103] 史跡，《外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3期。
[104] 王文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梁文見《國外文學》1992年第3期，方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0年第1期。
[105] 孫文見《戲劇藝術》1998年第2期，王文見《齊魯藝苑》1993年第2期，衛(wèi)文見《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1期。
[106] 孫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1年第4期，方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梁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1期，衛(wèi)文見《安徽師大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
[107] 孫文分別見《外國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和1991年第4期，費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5第4期，張文見《國外文學》1998年第3期。
[108] 王文見《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4期，孫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高文分別見《黔南民族師專學報》1998年第4期和《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2期。
[109] 《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4期。
[110] 《讀書》1998年第8期。
[111] 分別見《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2年第1期、《國外文學》1993年第4期和《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
[112] 洪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3期，劉文見《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黃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1期，胡文見《國外文學》1993年第1期，張沖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第1期，肖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5年第2期，王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羅文分別見《南昌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3期和《吉安師專學報》1997年第2期，區(qū)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9年第4期，廖文見《國外文學》1998年第4期，張立明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1期。
[113] 王著分別為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和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王、何合著為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何著為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桂等著作為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14] 二者皆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15] 袁著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王著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劉著為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16]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117] 詳見郝田虎發(fā)表在韓國的英文文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Medieval English Studies in China in Recent Decades（1978—2014）”, J ournal of British&American Studies 35 （Dec.2015）, pp.183-202.
[118] 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119] 梁實秋譯注：《英國文學選》第一卷，臺北協(xié)志工業(yè)叢書1985年版，序言，第2頁。
[120] 分別見《國外文學》1994年第4期和1994年第1期。
[121] 分別見《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1年第1期和《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00年。
[122] 李文見《外國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羅文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123] 《國外文學》1993年第2期。
[124] 分別見《國外文學》2000年第4期和《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2年第1期。
[125] 分別見《國外文學》1997年第3期、1999年第1期、2000年第2期和《北京大學學報》外語語言文學專刊1997年。
[126]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27] 《外國文學》1992年第5期。
[128] 方文分別見《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1期和（《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4期，冬文見《文化譯叢》1991年第2期，蔡文見《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1期，陸文見《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4期，王文見《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 1997年第4期，張文見《外國文學》1997年第2期，苗、賈文見《中國礦業(yè)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1期，李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1期。
[129] 黃文見《國外文學》1997年第2期，程文見《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1年第1期，周文見《國外文學》1998年第3期。
[130] 馬文分別見《國外文學》1997年第2期、《北京大學學報》外國語言文學?？?997年和《國外文學》2000年第2期，程文見《北京大學學報》英語語言文學?？?990年。
[131] 商務印書館1984—2011年版。
[132] 阿登莎士比亞叢書目前是第三系列，由 Richard Proudfoot, Ann Thompson, David Scott Kastan及 H.R.Woudhuysen主編。當然，該叢書目前共計42冊，因為《哈姆萊特》有兩冊，Brean Hammond編的Double Falsehood莎士比亞注釋叢書還沒有收入。
[133] 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134] 李文見《外國文學》2005年第4期。
[135] 石文見《外國文學評論》2008年第4期。
[136] 由中國期刊網(wǎng)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檢索可知（主題詞：莎士比亞歷史劇；時間：2012-5-9）,2001—2011年有60條，2000年前共有記錄28條。可參照李艷梅：《國內莎士比亞歷史劇研究狀況分析》, 《北方論叢》2007年第1期。
[137] 趙曉力、吳飛，《國外文學》2006年第4期。
[138] 丁建寧，《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1期，《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15輯；何岳球，《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4期；史亞娟，《菏澤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肖明翰，《外國文學》2004年第6期，《外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4期；肖霞，《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4期，2011年第4期等。
[139] 如曹航，《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13輯；李安，《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4期；劉進，《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第6期；肖明翰，《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和2003年第6期。
[140] 沈弘，《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
[141] 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1期，《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5期。
[142] 劉乃銀，《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4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4期；戚詠梅，《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10、15輯。
[143] 劉乃銀，《外國文學研究》2004年第6期，《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7輯。
[144] 王繼輝，《國外文學》2004年第1期。
[145] 郝田虎，《世界文學》2002年第2期。
[146] 王繼輝，《外國文學》2002年第5期，《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1期。
[147] 肖明翰，《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3期。
[148] 王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
[149] 胡家?guī)n，《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外國文學評論》2006年第3期，《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3期；熊云甫，《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150] 李成堅，《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2期。
[151] 鄧亞雄，《外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張沖，《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2輯；王秋生，《外國文學》2007年第2期。
[152] 鄧文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馮文見《國外文學》2010年第4期。
[153] 胡文分別見《國外文學》2002年第4期、2004年第3期、2006年第2期，《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年第1期，《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等；蔣文分別見《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9輯和《國外文學》2010年第2期；朱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趙文見《外國文學》2010年第5期。
[154] 吳、劉文見《外國文學》2011年第3期。另外可參見陳尚真重讀《為詩辯護》, 《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9輯。
[155] 張文見《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4期。另外可參見李安論《烏托邦》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思想，《福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2期。
[156] 趙文見《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3期。
[157] 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耿幼壯，《外國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
[158] 龔蓉，《外國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和2011年第1期。
[159] 郝田虎，《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1期。
[160] 劉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1期，李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6期。
[161] 劉建軍，《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4期。
[162] 劉建軍，《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5期。
[163]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下冊，第712頁。
[164] 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165] 關于手稿研究的方法和實踐，還可參照郝田虎的其他中英文文章：《外國文學》2012年第 2 期；The Library,7th series, vol.10, no.4（December 2009）; Spenser Studies, vol.23 （New York:AMS Press,2008）。
[166] 許文見《國外文學》2010年第4期，王文見《外國文學》2009年第1期，段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第2期，郝文分別見《國外文學》2010年第2期和《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7期。
[167] 顏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羅文見《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1期。另外可參照聶珍釗、鄒建軍編：《“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研究方法新探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68] 程文分別見《國外文學》2005年第2期和《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第2期，沈文見《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郝文見《外國文學》2008年第2期。
[169] 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170] 參看臺灣學者邱錦榮的專著Metadrama:Shakespeare and Stoppard（臺北書林 2000年版）。
[171] 方重譯：《喬叟文集》，兩冊，1962、1979年版；另有《坎特伯雷故事》單行本，多次修訂重印。
[172] 譯本沒有說明所據(jù)原本；從“譯名對照”看，當據(jù)英譯本轉譯，并非譯自拉丁文。
[173] 楊文見2006年第1期，艾文見2008年第5期，韋文見2006年第1期，布文見2006年第1期。
[174] 二胡評分別見《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2期和《外國文學研究》2010年第5期；徐、汪評見《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1期；二王評分別見《外國文學》2010年第3期和《外國文學》2006年第5期。
[175] 王忠祥、賀秋芙編著，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76] 11卷，朱生豪等譯，施咸榮責任編輯。
[177] 譚靜波，《東方藝術》1994年第6期。
[178] 李鐸，《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179] 李偉民：《在文本與舞臺之間：中國的莎士比亞研究與莎劇演出兼及高校莎劇》，見鄭體武主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5頁。
[180] 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編：《莎士比亞在中國》，第62頁。
[181] 《上海戲劇》2005年第10期。
[182] 方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3期，姜文見《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2期，李文見《安徽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洪文見《文藝報》2008年1月3日，徐文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8期。
[183] 孟夏，《光明日報》2008年2月23日。
[184] 吳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0年第1期。
[185] 季文見《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12期，區(qū)文分別見《復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4期和《外國文學評論》1988年第2期，易文見《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2期。
[186] 劉文分別見《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4期和《國外文學》1999年第2期，周文見《譯林》2002年第4期，高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4期，何文見《文藝理論研究》2010年第3期。
[187] 商務印書館的“書史譯叢”已經(jīng)推出了五本譯著，包括《書籍的秩序》《莎士比亞與書》等；郝田虎出版了中國學者在英美文學手稿研究和札記書研究領域的首部專著，《<繆斯的花園>：早期現(xiàn)代英國札記書研究》（2014）。
[188] 李耀宗：《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國外文學》2003年第1期。
[189] 李耀宗致筆者電子郵件，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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