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語體互文性”是語篇互文性的一種類型，是借鑒互文性理論而得到的一個語體學概念，表現(xiàn)為一個語篇內或具有意義指涉關系的多個語篇之間不同語體的混合使用。作為一種常見的語言現(xiàn)象，語體互文性具有復雜的語言形式特征和多種語用功能，在語篇建構、話語主體之間的互動和語篇信息傳遞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語言學界對語篇互文性現(xiàn)象的研究曾經(jīng)取得了不少成就，碩果累累。但對于語體互文性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正因此，這一課題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值得深入探討。本章將對“語體互文性”這一概念進行界定，并對本書的理論基礎、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意義等問題加以闡述。

第一節(jié)　語體互文性的界定

一、語篇互文性的分類

由保加利亞裔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紀60年代首創(chuàng)的“互文性”概念，經(jīng)過語言學的再闡釋成為語篇分析的核心概念。作為語篇的重要特征之一，語篇互文性關注的是語篇中不同來源（不同表達主體）的話語以及不同類型的話語（不同的語體、體裁和風格）之間相互組合、相互關聯(lián)、相互指涉的關系。

（一）已有分類的列舉

目前，學界對語篇互文性的分類大都采取二分法，也有采取三分法和多分法的。

普遍認為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學術思想是互文性理論的源頭，巴赫金本人雖然從未使用過互文性概念，但從其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把語篇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和應答即語篇的“對話性”關系分為“共時”和“歷時”兩種類型：

從共時角度看，發(fā)話人總是期待自己的話語能夠在聽話人那里得到積極的應答，這種互文性關系存在于同一時空環(huán)境中的表達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巴赫金認為，在言語交際中，完整的表述是由表達主體和接受主體合作完成的。但19世紀以來的語言研究對于語言的交際功能，尤其是接受主體在言語交際中的作用估計不足，仿佛言語交際只是說者一個人的事情，其實不然：

實際上，當聽者在接受和理解言語的意義（語言意義）時，他同時就要對這一言語采取積極的應對的立場：同意或是不同意（全部還是部分同意），補充它、應用它、準備實現(xiàn)它等等；而聽者的這一應對立場是從他開始聆聽和理解時起的整個過程中形成的，有時簡直就是從說者的第一句話起開始形成的。對活生生的言語、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解，都帶有積極應答的性質（雖然這里積極的程度是千差萬別的）；任何理解都孕育著回答，也必定以某種形式產(chǎn)生回答，即聽者要成為說者（“交流思想”）。

接受主體的積極應答表現(xiàn)為即時的回答，也可以是交際之后用行動加以回答。事實上，說話人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意思簡單地投射進聽者的頭腦，而是力求使自己的言語為他人理解，因此說者對這樣的積極應答是十分期待的。

從歷時角度看，表達主體當前生成的語篇不是孤立的，這一語篇和先于它產(chǎn)生以及后于它產(chǎn)生的語篇之間存在互文性關系，這種關系存在于不同時間點出現(xiàn)的語篇和語篇之間。

任何說者本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應答者，因為他不是首次打破宇宙永恒沉默的第一個說話者，他不僅須要先有他所用的那一語言體系的存在，而且須要有某些先前的表述（自己的和他人的表述）的存在，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這些表述發(fā)生這樣或那樣的關系（依靠這些表述，與它們論爭，或者只是作為聽者已知的前提），每一個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組織起來的十分復雜的鏈條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這種處于不同時空環(huán)境下的語篇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lián)，構成歷時的互文性關系。

克里斯蒂娃認為各種語義組合發(fā)生的文本空間由寫作主體、讀者和外部文本三個維度構成，它們彼此之間構成互文性關系。這種關系可以從“橫向軸”和“縱向軸”兩個層面得到界定：“橫向軸”是指寫作主體和讀者之間的互文性關系，“縱向軸”是指當前文本與各種外部文本及廣義語境（即先前和當下各種文學資料的集合）的關系。

熱奈特按照抽象程度、蘊涵程度以及概括程度遞增的順序將互文性關系分為五種類型：

第一種：兩個或若干個文本之間的互現(xiàn)關系：包括“引語”、秘而不宣的借鑒、寓意形式。

第二種：正文與其副文本的關系，這種關系一般不是很清晰?！案蔽谋尽卑祟}、副標題、互聯(lián)型標題、前言、跋、告讀者、前邊的話、插圖等等。

第三種：元文本性：也叫評論關系。聯(lián)結一部文本與它所談論的另一部文本之間的關系。

第四種：承文本性：聯(lián)結一個文本與先前另一文本的非評論性攀附關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嫁接而成。作者對此類型進行了詳加論述，這種文本關系多是題材、內容上的。

第五種：廣義文本性：這種形式更為隱秘，是一種純粹的隸屬關系。某個具體文本所隸屬的類型，包括言語類型、表達方式和體裁類型。

費爾克拉夫將互文性分為“明確的互文性”和“互為話語性”兩種。所謂“明確的互文性”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被明確地吸收到一個文本之中”；“互為話語性”是指“一個話語類型如何通過話語秩序要素的結合而被建構起來的問題”。更直白地說：“明確的互文性”是現(xiàn)實存在的語篇之間的關系，在所分析的語篇中，其他語篇以引語、套用、抄襲等形式進入當前語篇，構成互文性關系的是已經(jīng)生成的不同語篇；“互為話語性”指的是一個語篇中各種體裁、風格和語體的復雜關系，在這里構成互文性關系的不是具體的語篇，而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話語類型。

秦海鷹把互文性分為“廣義互文性”和“狹義互文性”：“廣義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學作品和社會歷史（文本）的互動作用（文學文本是對社會文本的閱讀和重寫）；“狹義互文性”是用互文性來指稱一個具體文本和其他具體文本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襲、重寫等關系。

辛斌把互文性分為“具體互文性”和“體裁互文性”。“具體互文性”是指一個語篇包含可以找到具體來源（即寫作主體）的他人的話語；“體裁互文性”是指在一個語篇中不同文體、語域或體裁的混合交融。

李玉平把“互文性”理解為文本之間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一種性質。根據(jù)原文本進入當前文本后，是否會產(chǎn)生異質性和新的意義，將互文性分為“積極互文性”和“消極互文性”。“積極互文性”是指當互文性要素進入當前文本后，與在原文本中出現(xiàn)時相比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消極性互文”是指當互文性要素進入當前文本后，與原文本相比沒有產(chǎn)生新的意義。

韓金龍在對廣告語篇的互文性進行研究時，把互文性分為“細節(jié)互文”“體裁互文”和“文化互文”三種類型。“細節(jié)互文”可以分為插入和同化兩種，插入是顯性互文，用明顯的互文標記（如引號）把引文分開或獨立出來；同化是隱性互文，它改造原文，使其和當前語篇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引用諺語、俗語、名著名言都屬于細節(jié)互文?！绑w裁互文”是指借用其他體裁語篇的結構特征來構建一個新的語篇?！拔幕ノ摹笔侵杆脑牟皇蔷唧w的文本或圖像，而是原文所體現(xiàn)的某一文化的信念系統(tǒng)或價值體系中較為抽象的概念或觀念。

管志斌以互文性關系的語言實體為依據(jù)，即根據(jù)具有互文性關系的文本是抽象實體還是語言實體，把互文性分為“聯(lián)想互文”和“形式互文”。“聯(lián)想互文”就是一個主文本與所有聯(lián)想互文本的相互關系，聯(lián)想互文本就是人們處理一個文本時記憶空間所聯(lián)想到的所有文本，這種互文性是憑借聯(lián)想、記憶、回想等心理機制形成的；“形式互文”是文本之間有語言標記的互文關系，互文本以語言實體的形式部分或全部出現(xiàn)在主文本中。

上述學者采取不同的視角對互文性進行分類，有的同時著眼于語篇和社會文化背景的關系，有的僅從語篇形式本身入手，還有的立足于互文性形成的不同心理機制，各有特色。

（二）本書的分類

本書借鑒費爾克拉夫的分類，把語篇互文性分為“明示互文性”和“互為話語性”：

1. 明示互文性。當前語篇以“引用”“抄襲”和“仿擬”等方式，把其他語篇的話語納入自身即為“明示互文性”。這樣，當前語篇內部會有來自其他語篇的話語，處于不同時空環(huán)境下的語篇交織在一起，彼此形成互文性關系。這種互文性是現(xiàn)實存在的不同語篇之間的關系，相當于費爾克拉夫的“明確的互文性”，例如：

例（1—1）　“能不能保證孩子每天有一張A4紙用來畫畫？”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拽著話筒高聲問，坐在她對面的是教育部部長袁貴仁，100多名教育界別委員坐滿了整間會議室。這是3月8日全國政協(xié)教育界別聯(lián)組會議上的一幕。

“畫畫是幼兒培養(yǎng)情感的一項重要活動，在國外，小朋友每天都可以用全開紙畫畫，而國內很多幼兒園每周只給兩張A4紙。”劉焱接著問，“能不能保證幼兒園的孩子每天至少有一張A4紙用來畫畫？”

這個疑問拋出時，低頭寫字的袁貴仁抬起了頭，他沒有直接回答劉焱的問題，而是引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提法——發(fā)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中國青年報》2016年3月10日1版

例（1—1）語篇屬于新聞報道類語篇，這類語篇的表達主體是記者，但上面這個語篇中除了有記者的話語之外，還以引語的形式實錄了新聞事件涉及的當事人話語，因此語篇中融合了不同表達主體的話語，這兩種來自不同表達主體的話語形成明示互文性關系。

例（1—2）　起床版：今天八點鐘鬧鈴響，八點半起床，360手機衛(wèi)士顯示：您本次起床共用了30分鐘，超過了全國97％的懶蟲，特授予您五星懶蟲稱號。請您關閉不必要的起床程序，按時起床，強身健體。

自習版：今天進圖書館自習，進門刷卡時居然有語音：親愛的同學，您本周累計自習時間在全?？佳袑W生中排名兩千名以后了，遠遠落后于平均水平，多來自習努力學習，珍愛生命多多看書。

納稅版：今天地稅局給我發(fā)來短信：尊敬的納稅人，您本月繳納個人所得稅0元，本年累計0元，無法納入我局的排名統(tǒng)計，而且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請努力工作，拼命掙錢，收入早日超越個稅起征點！

——百度百科360詞條

以上語篇套用360軟件的開機提示語而成，這種套用現(xiàn)成語言形式表達新意的方法即為仿擬。仿擬后形成的語言形式與其所套用的語言形式形成互文性關系，對于仿擬形式語義的理解要參照其所套用的語言形式。

無論是引用還是仿擬，都是在現(xiàn)實存在的語篇之間建立起互文性關系，對一個語篇的理解要參考其他語篇，這就是本書所說的“明示互文性”。

2. 互為話語性。一個語篇內部或具有意義聯(lián)系的多個語篇之間存在著不同語體、體裁、風格類型的交叉使用，這些不同類型的話語之間形成的互文性關系稱之為“互為話語性”。

以上兩種互文性的區(qū)別在于：在“明示互文性”中，構成互文性關系的是現(xiàn)實存在的語篇，一個語篇通過“引用”“仿擬”等方式把其他語篇的話語包含進來，在語義內容或詞句使用上要忠實于原語篇；而在“互為話語性”中，構成互文性關系的是不同的語體類型、體裁類型和風格類型。

二、語體互文性的定義

如上所述，我們將語篇互文性分為明示互文性和互為話語性兩類。本書的研究對象“語體互文性”是互為話語性的一種特例，即從語體學的角度對語篇互為話語性的一種界定。

在學術界，“互文”有時也用“互文性”。在使用中，“互文性”常常用作專指理論體系的術語，而“互文”則負載了更多的理論涵義。這兩個術語有時作動詞性詞語使用，有時也可作名詞性詞語使用。按照這一思路，本書中“語體互文性”也同時具有名詞性和動詞性兩種用法?！罢Z體互文性”作名詞性詞語時是指單個語篇或具有語義指涉關系的一組語篇內采用多種語體，不同語體的語言手段或輪番出現(xiàn)，或相互交叉，或高度融合難分彼此的狀態(tài)。“語體互文性”作動詞性詞語時是指話語主體調動不同語體資源以達到特定交際目的的過程。

例（1—3）　并不是每一種元素，每一個個體都有這樣的幸運。同樣的碳元素，存在在這根木樁子上和存在在他的細胞里就會發(fā)揮不同的作用。這根樁子也是有用的，然而它不會呼吸，不會做夢，不會嘆氣，也不會同情任何一匹無辜的馬。甚至它都不想立得更直一些。立得更直一些不是會更好一些嗎？一個點和一個面的最短的距離，乃是從這個點向這個平面所作的垂線……

——王蒙《雜色》

例（1—3）屬于小說類語篇，主要采用文藝語體的語言手段，但語篇中還使用了一些科技術語：如“元素”“點”“面”“距離”和“垂線”等。因此語篇中出現(xiàn)了文藝語體和科技語體兩種語體語言材料的交叉使用，兩者形成語體互文性關系。

例（1—4）　從國防科工局、國家航天局獲悉，6月2日12時13分，我國在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成功發(fā)射高分六號衛(wèi)星。高分六號衛(wèi)星是一顆低軌光學遙感衛(wèi)星，是我國首顆實現(xiàn)精準農業(yè)觀測的高分衛(wèi)星，堪稱“中國農業(yè)一號衛(wèi)星”。它將與在軌的高分一號衛(wèi)星組網(wǎng)運行，大幅提高對農業(yè)、林業(yè)、草原等資源監(jiān)測能力，為農業(yè)農村發(fā)展、生態(tài)文明建設等提供遙感數(shù)據(jù)支撐。

高分六號衛(wèi)星具有高分辨率、寬覆蓋、高質量成像、高效能成像、國產(chǎn)化率高等特點，設計壽命8年，配置2米全色/8米多光譜高分辨率相機、觀測幅寬90公里，以及16米多光譜中分辨率寬幅相機、觀測幅寬800公里。高分六號還實現(xiàn)了8譜段CMOS探測器的國產(chǎn)化研制，給國內衛(wèi)星首次增加了能夠有效反映農作物特有光譜特性的“紅邊”波段。

——《光明日報》2018年8月3日1版

例（1—4）屬于新聞報道類語篇，整個語篇在新聞語篇的結構框架中展開，主要采用新聞報道語體的語言手段，但語篇中還大量使用了科技語體的語言材料：如“低軌光學遙感衛(wèi)星”“高質量成像”“高效能成像”等等。語篇中存在新聞報道語體和科技語體兩種語體材料的交叉使用，兩者形成語體互文性關系。

上述兩例語篇中出現(xiàn)的兩種語體語言材料的交叉使用現(xiàn)象，就是本書所要研究的“語體互文性”。

語體互文性現(xiàn)象關注語篇中各類語體相互組合、相互交織、共存共生的關系，研究對象涉及語篇、語體、語用主體、語境和話語實體等多個要素。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體被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于同一語篇或一組語篇之中，賦予該語篇多樣性和混雜性。而語篇通過對不同語體類型的重新排列組合，在不同語體的對話中傳達出對特定意向的認知內容。從本質上講，語體互文性現(xiàn)象是以一定的語言形式為載體，在特殊語境中生成的一種具有特定功能的語言現(xiàn)象。正是在特定語境中，語言形式、語言功能和語用主體的理性選擇得到了統(tǒng)一。

本書主要借鑒文學領域的互文性理論，語篇分析理論和語體學理論，力圖構建起能夠揭示語篇中語體使用規(guī)律的理論體系，揭示語體類型的建構規(guī)律和語篇之間的關系規(guī)律。

第二節(jié)　理論基礎

本書對“語體互文性”的研究主要采用互文性理論、語體學理論、語篇分析的理論框架，同時借鑒修辭學、語境學、語用學、功能語言學的學術觀點，不拘一家之言，盡可能使我們的研究建筑在扎實的理論基礎上。以下對本書涉及的主要學術理論加以簡單介紹。

一、互文性理論

（一）古代修辭學里的“互文”

“互文”是中國古代詩文創(chuàng)作中常用的一種具有特殊表達效果的修辭手法，正如唐代賈公彥《儀禮注疏》中所說：“凡言互文者，是兩物各舉一邊而省文?！睏顦溥_的《中國修辭學》中稱為“互備”，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fā)凡》中稱為“錯綜”?；ノ氖址ㄊ侵干舷聝删浠蛞粋€句子的前后兩個部分表面上詞面有異、形式參差，語義上實則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從形式上可以分為單句互文、對句互文、隔句互文和排句互文。例如：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北朝民歌《木蘭辭》

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

——諸葛亮《出師表》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辛棄疾《西江月》

以上幾句為互文辭格的典型用例?；ノ霓o格要求對詩句進行語義理解時要聯(lián)系前后的語句。上述幾例分別是指在“在市場各處購買物品”“受任和奉命于敗軍之際和危難之間”“在明月下，在清風吹拂中，傳來了鵲和蟬的鳴叫聲”。這種辭格追求表意的委婉曲折和語言形式的整齊美觀，恰當使用可以起到文句簡練和以少馭多的語言效果。

（二）西方文論里的“互文性”理論

與中國古典詩文中的互文用例不同，西方文論里的“互文性”是一種重要的文本理論，“互文性”一詞是“intertextuality”的漢譯形式?！盎ノ男浴崩碚撁撎ビ诮Y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將解構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合理因素吸收進來，在文學研究和創(chuàng)作中具有深遠的影響?？梢院敛豢鋸埖卣f，在當代的文化研究和文論研究中，“互文性”是一個不容忽視、無可替代的關鍵詞。

“互文性”理論和“互文辭格”產(chǎn)生的年代和學科領域各不相同，但都強調對話語的理解不能限定在當前范圍之內，而應跨越話語邊界，關注當前話語和其他話語之間相互補充、相互支撐、相互建構的關系。“intertextuality”被漢譯為“互文”，反映了中國古代和西方在認識這一語言現(xiàn)象時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

1. “互文性”理論的源頭。“互文性”概念最早是由法國學者朱莉雅·克里斯蒂娃創(chuàng)立的，但索緒爾的符號學思想以及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被公認為這一理論的學術源頭。朱莉雅·克里斯蒂娃本人也認可這一說法。

（1）索緒爾的符號學思想。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被尊稱為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和結構主義鼻祖，其學術思想對20世紀語言學、哲學和符號學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索緒爾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中，有些就蘊含著互文性思想的萌芽。

首先，索緒爾把語言看作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tǒng)”。每一個語言符號連接著概念和音響形象，分別稱之為所指和能指。在整個語言系統(tǒng)中，每一個符號因其與其他符號的對立而獲得價值，即任何一個符號的價值和意義是在與其他符號的差別中生成的。

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項要素對立才能有它的價值。

任何要素的價值都是由圍繞著它的要素決定的?！绻豢紤]它周圍的要素，也沒法直接確定它的價值。

在語流中，符號和符號在形式上雖然具有鮮明的界限，但每個符號的價值卻不是來自其本身，而是在于它與其他要素的對立和關聯(lián)中。這一觀點強調符號和符號之間的關系，淡化符號之間的邊界和單個符號的主體性。與此關系類似，不同語篇雖然生成于不同的時空環(huán)境并具有明顯的邊界，但仍具有密切的關聯(lián)性。這種強調符號和符號之間關系的思想引發(fā)了人們對不同文本之間關系的思考。

其次，索緒爾認為語言狀態(tài)中，一切以關系為基礎，語言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個不同層面。符號和符號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句段關系”和“聯(lián)想關系”兩種。

在話語中，……這些要素一個挨著一個排列在言語的鏈條上面。這些以長度為支柱的結合可以稱為句段?！粋€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個或后一個，或前后兩個要素相對立才獲得它的價值。

語言符號順序排列在言語鏈條上構成的線條性關系稱為句段關系。句段關系是語言符號在空間的一種線性排列，具有延伸性，不具有可逆性。各種符號在與前后相鄰的各種符號的關系中獲得意義。

在話語之外，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聯(lián)合起來，構成具有各種關系的集合。……我們管它們叫聯(lián)想關系。

在語言符號組合層面之外，各種具有共同性的符號組成一個潛在的記憶系列，形成各種集合。這種聯(lián)想關系是依靠心理聯(lián)想機制形成的。

句段關系和聯(lián)想關系的區(qū)別在于：

句段關系是在現(xiàn)場的，它以兩個或幾個在現(xiàn)實的系列中出現(xiàn)的要素為基礎。相反，聯(lián)想關系卻把不在現(xiàn)場的要素聯(lián)合成潛在的記憶系列。

由此可知，構成句段關系的幾個符號同時存在于一個時空環(huán)境，按順序先后出現(xiàn)組成線性的言語序列。構成聯(lián)想關系的符號依靠某個共同點連接在一起，每個符號不在同一個語言環(huán)境，只是出現(xiàn)在人們的潛在記憶中。構成句段關系的符號有確定的數(shù)目和序列，構成聯(lián)想關系的符號則沒有?？死锼沟偻迯摹皺M向軸”和“縱向軸”出發(fā)對互文性的分類就直接來源于索緒爾的這一理論。

（2）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巴赫金提出的“復調小說”“對話性”“狂歡節(jié)化”等一系列概念，都與“互文性”密切相關。與索緒爾排除語言現(xiàn)象的情景因素不同，巴赫金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和交際性，認為語言的確切意義就取決于具體社會情境中的語言活動。他指出：“語言應理解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語言活動的一切方面，從聲音、形象到意義都是社會性的?！?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5095052377.png" />

其一，關于表述的對話性。巴赫金在《言語體裁問題》中曾有如下表述：

我們的言語，即我們的全部表述（包括創(chuàng)作的作品），充斥著他人的話語；只是這些他人話語的他性程度的深淺、我們掌握程度的深淺、我們意識到和區(qū)分出來程度的深淺有所不同。這些他人話語還帶來了自己的情態(tài)、自己的評價語調，我們對這一語調則要加以把握、改造、轉換。

每一表述都以言語交際領域的共同點而與其他表述相聯(lián)系，并充滿他人話語的回聲和余音。每一表述首先應視為是對該領域中此前表述的應答（我們在這里對“應答”一詞作最廣義的理解）；它或反駁此前的表述，或肯定它，或補充它，或依靠它，或以它為已知的前提，或以某種方式考慮它。

可見，巴赫金對于語言的態(tài)度和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并不相同，他更加關注言語交際的外部環(huán)境。在巴赫金看來，現(xiàn)實中存在的所有語篇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語篇內部充斥著來自其他語篇的或他人的話語，都是對先前話語的吸收與回應。這種表述與表述之間肯定、反駁、補充和依靠的關系就是“對話性”。任何的話語都離不開先前話語業(yè)已形成的言語規(guī)范，所有的話語都具有“他者性”。文本的價值只有在與另一文本的聯(lián)系中才能體現(xiàn)出來。巴赫金認為一切的表意實踐都不是孤立和靜止的，而是在開放的對話中生成和發(fā)展的。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說：“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認為書寫既有主體性又有交際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互文性。面對這種對話理論，‘個人即寫作主體’的概念漸漸消退，讓位于另一種概念，即‘書寫的雙值性’概念?！?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5095052377.png" />

其二，復調小說。巴赫金用對話理論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文本，分析了其中對話性的表現(xiàn)形式，將其稱之為“復調”現(xiàn)象。

巴赫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復調小說”的首創(chuàng)者。與傳統(tǒng)獨白型小說對人類生活“對話性”特征的故意遮蔽不同，“復調小說”是一種全新的小說體裁和藝術思維類型。其基本特點在于“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的復調”。復調小說超越了傳統(tǒng)小說中作者和主人公的關系模式，它平行地展示了多個主人公不同的思想、意識和聲音，也就是在其小說材料中充滿難以調和的成分，這些不同的思想、觀點和世界觀構成對話關系。而作者高明之處在于將這些不同的意識相互調和，使之結合為一個更高層次的同一體，使每種意識都活靈活現(xiàn)，飽含生命力。

其三，狂歡節(jié)化?！翱駳g式——是沒有舞臺、不分演員和觀眾的一種游藝。在狂歡中所有的人都是積極的參加者，所有的人都參與狂歡式的演出?！?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5095052377.png" />狂歡式中的人際關系發(fā)生了某些變化，它不同于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那種壁壘森嚴的等級關系，人與人之間變得平等和親昵。巴赫金認為，狂歡節(jié)傳統(tǒng)被梅尼普諷刺體吸收，并由復調小說付諸實踐，狂歡節(jié)化本身就是對話的，內部充滿了事物之間的關系、距離和類比。

以“狂歡節(jié)”為體裁發(fā)展源頭的“莊諧體”是古希臘時期為數(shù)眾多的體裁之一，“蘇格拉底體”和“梅尼普體”是其兩種變體，兩者均體現(xiàn)出對話性和狂歡化。就對話性而言，“蘇格拉底體”具有明顯的對話本質，它擺脫以往獨白式的寫作方法，用人物對話的方式去尋求真理，在對話過程中得出真理。緊隨其后的“梅尼普體”將“交談式演說體、自我交談、筵席交談”吸收進來，合成一個全新的體裁，在外表和內質同時具有對話性。

巴赫金同時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繼承了“蘇格拉底體”和“梅尼普體”的上述特點，在人物思想意識、作品體裁結構和語言風格上都體現(xiàn)著對話性?！皩υ捫浴焙汀翱駳g式”從作品的外在表現(xiàn)轉入作家對世界獨特的感受。陀氏作品中狂歡化的場面隨處可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是對話性的。

對巴赫金而言，“對話性”和“狂歡式”的本質表現(xiàn)在把眾多難以調和的異質因素融合為一個有機體，回避狹隘的共性，鼓勵多樣性。包括作者、受眾等在內的多個意識在其中平等發(fā)聲，借此形成新型的對話關系，可“幫助人們摧毀不同體裁之間、各種封閉的思想體系之間、多種不同風格之間存在的一切壁壘”。巴赫金認為小說文本中交織的話語和彼此獨立的聲音是由小說的本質所決定，這是小說談論世界的方式。

“復調”“對話性”“狂歡節(jié)化”等一系列概念關注的都是文學作品中異質因素的共存關系以及文本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因此已經(jīng)具備互文性的思想內涵。盡管巴赫金本人沒有使用過“互文性”這一學術概念，但卻為后來的“互文性”思想奠定了基礎。

索緒爾和巴赫金在強調語言的相對性方面不謀而合，克里斯蒂娃也認為“巴赫金的見解與索緒爾有形成交集的部分”。但索緒爾和巴赫金關于語言相對性的研究有所不同：索緒爾的相對性在于他認為語言系統(tǒng)中每一個符號的價值和意義不取決于自身而取決于與其他符號的關系，與不同的符號組合就會產(chǎn)生出不同的意義。而巴赫金的相對性主要是話語主體在不同社會話語情境中使用語言的相對性，這種相對性來源于語言的社會性。

2. 克里斯蒂娃：互文理論的首創(chuàng)者。20世紀60年代，結構主義思潮統(tǒng)領著法國學術界。在傳統(tǒng)文學的研究模式中，文本被當作一個自足的實體進行研究，文本的意義只存在于文本本身。對傳統(tǒng)文學觀的批判直接促成了“互文性”理論的產(chǎn)生?？死锼沟偻蘧C合了索緒爾的語言觀念和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并對其進行了深度拓展，在結構主義研究傳統(tǒng)中加入了言語主體和時間因素，打破表意實踐中能指和所指的線性對應關系，首創(chuàng)了“互文性”一詞。她的互文性理論既有索緒爾語言研究的嚴謹性和系統(tǒng)性，又具有巴赫金對社會情境的深刻關懷性。結構主義認為語言在人類各種實踐中具有中心地位，把所有關于人類行為的研究放在語言規(guī)律之下進行。其實語言是交際雙方的行為，任何言語交際都存在話語指向，都預設著“對話關系”，但這一點并沒有被結構主義所重視。

克里斯蒂娃成功地把巴赫金對話思想進行改造之后引入自己的理論研究，并進行了新術語的界定；同時對文本歷史進行了拓展，文本被定義為“一種重新分配了語言次序的貫穿語言之結構，它使直接提供信息的交際話語與已有的或現(xiàn)時的各種陳述語產(chǎn)生關聯(lián)”。克里斯蒂娃認為文本空間由三個維度組成，分別是寫作主體、讀者和外部文本，這三個維度之間存在對話關系。

在文本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創(chuàng)作主體對各種他文本進行審視、解讀，肯定一些、否定一些，這就是互文理論的結構性特征。文本與文本這種相互牽連和相互吸收轉換的關系，克里斯蒂娃明確將之稱為“互文性”，具體地說是指：

每一個詞語（文本）都是詞語與詞語（文本與文本）的交匯，在那里，至少有一個他語詞（他文本）在交匯處被讀出。

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

克里斯蒂娃認為巴赫金的著述使用動態(tài)模式取代了對文本的靜態(tài)分割，每一個文本都不是固定的、封閉的，“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寫作的對話”。對克里斯蒂娃而言，文本不單是文字符號構成的固定的封閉的書面文本，而是一個開放、沒有固定邊界、不斷被擴充的系統(tǒng)網(wǎng)絡。在當前文本中，當前文本的陳述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陳述交匯融合，即為文本的“互文性”特征。社會、歷史、各種符號系統(tǒng)不是超然于文本之外的獨立的世界，不是只有在書寫文本時才會出現(xiàn)，它們本身即為文本。因此對文本生成做出貢獻的不只是作者，還包括讀者以及當下或過去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文本不是傳達作者的意義，而是構筑了意義生成的空間，必須依靠互文性才能生成意義。她提倡對文本進行“互文性”解讀，即對當前文本的解讀要將其放置在社會和歷史的廣義文本之中。

克里斯蒂娃認為文本發(fā)揮著中介地位，既連接著文本與讀者，也連接著文本與歷史。文本是在寫作主體、讀者與語境構成的三維空間中發(fā)揮作用，因此每一個文本背后潛藏著作者的意識、讀者的閱讀和語境。我們對文本的研究不能滿足在語言學的框架下進行，應該采取“超語言”的方法，關注語言學之外的其他學科。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是對結構主義文本理論的超越，她反對將文本當作一個自足實體進行共時性研究，認為文本的邊界具有不確定性，文本的價值就體現(xiàn)在與其他文本的關系之中。文本互文分析的目的不是羅列出參與當前文本生成的文本清單，而是對話語主體身份的跨越性驗證。

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的著作引導下開啟了“言說主體”和“文本歷史”的研究，最終成為法國后結構主義的開拓者。從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從對話理論到互文性，他們描述的是相同的現(xiàn)象。

3. 巴特、里法泰爾：互文理論和接受理論結合。“互文性”概念產(chǎn)生以后被廣泛使用，不同的學者根據(jù)自己的學術興趣對這一術語進行了再定義，并賦予它不同的思想內涵。羅蘭·巴特和里法泰爾將互文性研究的范圍加以縮小，使其成為文本閱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繼克里斯蒂娃之后，巴特成為“互文”概念的第一個也是最為積極的闡釋者。1973年，巴特在為法國《通用大百科全書》撰寫“文本理論”這一詞條時，介紹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巴特基本同意克里斯蒂娃將“互文性”概念用于文本生產(chǎn)機制的思路，認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組織和引用已有的言辭。”“任何語篇都是對以前引文的新的編織。一個個代碼、程式、節(jié)奏模式、零星的社會語言等等，進入到語篇之中，并在其中重新分布，在這個語篇之前和周圍始終都有語言存在?！?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5095052377.png" />

巴特同時認為文本不是來源于作者的獨立意識，而是來自多種聲音和多個他人話語。“互文是由這樣一些內容構成的普遍范疇：已無從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識的引用和未加標注的參考資料?！?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5095052377.png" />以此為契機，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對作者的權威性進行了否定。

在《文本意趣》這本書中，巴特再一次提到了“互文性”概念并對其進行了細致的解釋，使其轉向了閱讀層面，互文概念得到拓展。由此，巴特借用互文性概念成功豐富了自己關于閱讀理論的思考。巴特從閱讀者的角度出發(fā)，認為讀者是文本多重意義產(chǎn)生的重要一環(huán)，從而將讀者的地位進行了提升，將讀者視為擴展文本多重意義的主體。

在把互文和閱讀聯(lián)系起來的過程中，里法泰爾比羅蘭·巴特走得更遠，他將“互文性”變成了一個接受理論的概念。里法泰爾認為，讀者對文本的閱讀是作品的延續(xù)，是互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互文是一種特有的閱讀機制，里法泰爾將其定義為“讀者對一部作品與其他作品之間的關系的領會，無論其他作品是先于還是后于該作品存在”。里法泰爾認為閱讀是在兩個層面上進行：“模仿層”和“追溯閱讀層”。讀者首先在模仿層進行線性閱讀，尋找文本和客觀世界的指稱關系；然后跳躍至“追溯閱讀層”，以非線性的方式閱讀、尋找文本與其他文本的關系。與傳統(tǒng)的線性閱讀相反，讀者在閱讀作品時頭腦中會閃過許多其他文本，這些文本在讀者視野中存在共存、轉換等關系，使文本存在多種解碼的可能性，這即為“互文性”。

互文性理論在后期出現(xiàn)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發(fā)展路徑?？死锼沟偻藓桶吞氐幕ノ难芯渴菑V義的，他們把互文當作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把文本放置在其出現(xiàn)的廣闊的文化空間中進行分析，重視文本與其他多種文化實踐的關聯(lián)，強調文本和社會、文化、歷史的互動。下面要談到的熱奈特的互文性研究則是狹義的，專指一個文本和其他具體文本之間存在的引用、仿擬、抄襲等關系。

4. 熱奈特：互文理論的明確化。熱奈特的研究決定了互文性概念從廣義路徑到狹義路徑的轉換。薩莫瓦約在談到熱奈特的互文研究時說：

同時，他還為理解和描述“互文性”的概念做了決定性的工作，使“互文性”成為“文”與“他文”之間所維系的關系的總稱。從這本書以后，人們就再也不能隨意使用“互文性”這一術語：要么是一般作為對話性的廣義的外延（巴赫金，盡管他主要將之運用于文本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分析），要么就是將它作為理論組成來理清文學手法，兩者必居其一。

熱奈特把“所有使文本與其他文本發(fā)生明顯或潛在關系的因素”定名為“跨文本性”，也叫“文本的超驗性”。熱奈特認為這種跨文本性是文學的研究對象。

熱奈特的《隱跡稿本》按照抽象程度、蘊涵程度以及概括程度遞增的順序將互文分為五種類型，分別是互文性、正文與其副文本的關系、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和廣義文本性。上述五種類型，包括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

我把它稱作“跨文本性”，并把嚴格意義上的“文本間性”（自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以來的“經(jīng)典”意義）包括在內，這里的“文本間性”是指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實（不同程度的忠實、全部或部分忠實）存在：引語是這類功能的最明顯的例證，引語以引號的形式公然引用另一文本，即表示另一文本的存在，又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這類功能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