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帶來三個很重要的信息：（一）中法兩國海軍在馬江交鋒時，詹天佑離開“揚武”艦往船政后學堂任教總會有半年了。（二）馬江戰(zhàn)役后過了一個多月，詹天佑才離閩赴粵就新職。（三）在閩廠特別為這批遣返學生安排的后學堂第八屆諸生中，詹天佑成績名列前茅。

詹天佑在信件中附列這類履歷表，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F在知道的其他例子起碼還有兩個。

其一為1906年10月6日詹天佑自北京寄給一位姓吳朋友的信。該信所附的履歷表僅列年不注月，也沒有較上列各件多增新知[此件原文未見。譯文見詹同濟編譯，《詹天佑文遜，頁77。]。

另一為1907年12月9日詹天佑寫信給美國駐天津總領事若士得（J. W. Ragsdale，1848-1932）時[J. W. Ragsdale的漢名依從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87、276。]，所附的履歷表。此表雖注月，但消息也沒有增出[此件原文未見。譯文見詹同濟編譯，《詹天佑文遜，頁102。]。

這七篇出自詹天佑筆下的傳記有一重要的共通點，即七者都不說詹天佑勇戰(zhàn)馬江[詹天佑前后寫過多少份履歷是個不易解答的問題。聲稱引用履歷之人還留下不可解的分別。除詹同濟外，其他包括：徐啟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國鐵路》，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18；鄭國珍，《馬江海戰(zhàn)時詹天佑在福建船政學堂并未參戰(zhàn)》，收入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中法戰(zhàn)爭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紀念馬江戰(zhàn)役一百周年 》 （福州：福建論壇雜志社，1984年），頁209-216；并以《甲申馬江海戰(zhàn)時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學堂當教員并未參戰(zhàn)》為題，另刊《福建文博》，1985年1期（1985），頁59-62。諸人引用詹天佑的履歷時，不可解的分別有：

（一）詹同濟主要依據的履歷是用英文手書的。徐啟恒（算他是那本薄書的主要作者）說是詹天佑“自己所寫的”（這與手書意義不同），也不說用何文字寫出來，但從他那本小書去看，他似不嫻英文，連看王金職用淺近英文寫的傳記都要靠翻譯。鄭國珍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的復制件，也說是手書的，但沒有說是用什么文字寫的（他引錄出來的文字則與詹天佑主持漢粵川鐵路工程時所寫的中文履歷者同）。（二）詹同濟在注18所列的著述里都沒有說出所用履歷的日期。徐啟恒說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用光緒年號是否表示履歷以中文出之？）。鄭國珍則說是1915年。（三）用英文寫的履歷既標明詹天佑October 1884南返廣州，因何看過履歷的鄭國珍卻舍近求遠，用轉引而來的凌譜作光緒十年十月（差了一個月）？如果徐啟恒用過履歷，情形就更離譜。履歷分明只字不提馬江戰(zhàn)役，徐著卻大書詹天佑如何勇戰(zhàn)馬江和在戰(zhàn)役過后才在學堂當過一段短時間的教習（頁16-17）。]。

王金職所寫傳記和這幾種自傳性的資料均不提馬江戰(zhàn)役。按當時詹天佑的年紀（中國算法二十四歲）、剛完成海軍訓練的背景，尚未有可紀事功的資歷，參加馬江之役，與法國海軍交手，應是足以自豪，絕對值得一記的大事。但事主先后有那么多次機會都不講，女婿作傳亦不書，這情形只可能有一個解釋，就是怎能要求從未發(fā)生過的事會有紀錄！但“以無證無”并不能確算是否定詹天佑曾參役的實證（包遵彭的考論就止于“以無證無”的層次）。

現在既知道中法兩國海軍戰(zhàn)于馬江時，詹天佑在后學堂任教已半年矣，這本可算是實證。然而這樣引用履歷資料還是有演衍的成分在，不算理想，那就需要再看看有沒有更直接，更明確的證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