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度中，新聞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而對于在位者，運用手中的權力壓制批評是一種很難抵擋的誘惑。所以，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在獨立前后，爭取新聞出版自由也是在與政府干涉的反復斗爭中實現(xiàn)的，而且同法律的完善過程相一致。美國獨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毋寧死”的開國元勛們成為執(zhí)政者。他們如何對待反對自己的輿論，關系到美國向何處去的選擇：是繼續(xù)進行社會變革，把那些戰(zhàn)斗口號付諸實施，還是地位一變，立場就變，轉而壓制言論自由？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憲法通過以后，緊接著通過的十條修正案，稱《權利法案》，至關重要。因為它用明確無誤的語言杜絕了任何侵犯信仰、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法律的出臺。同時，開國的執(zhí)政者的決心也非常重要，特別是杰斐遜以堅定的信念維護新聞自由不遺余力。

在臺下時倡導言論自由是一回事，對杰斐遜最大的考驗是在他當選為總統(tǒng)之后，對待反對政府的輿論是否采取“葉公好龍”的態(tài)度。那時的反對言論并非溫文爾雅的說理，而是包括無所不用其極的惡毒漫罵乃至人身攻擊，并且對公眾是有影響的。這種攻擊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不過總的說來，他還是忍了下來，堅持做到不借助強制，光憑自由討論來宣傳和保護真理，來保持政府行動和觀點的純潔和正直，以此作為對民眾判斷力的信心的考驗。對于那些真正的造謠污蔑如何處理？美國后來通過的有關誹謗罪的法律確立了“只有事實真相才可以用于誹謗訴訟辯護”的原則，而廢除了舊的從英國繼承來的政府可以以“煽動性誹謗”罪起訴公民的法律。這就是把政府與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從此新聞界以及任何個人對政府以及上至總統(tǒng)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對私人一樣，是否構成“誹謗”，只看是否屬實，與對方身份無關。也就是說不能因為被批評的是政府官員就構成“煽動”或“危害社會”罪。在這種法律制度下，美國各屆領導人經(jīng)得起“罵”，也是一種基本功。

這種新聞自由對美國的社會改良，最終避免動亂保持穩(wěn)定，起了極大的作用。特別是在關鍵的歷史時期和事件上，總是先有強大的輿論，然后有改革的法律、政策、措施。例如20世紀初期美國在急劇工業(yè)化過程中兩極分化日益尖銳，權錢交易，政治腐化嚴重，此時美國新聞報刊重拳出擊，對各種社會不公、丑惡現(xiàn)象、富商、高官痛揭痛批，出現(xiàn)了著名的“耙糞”文學，與其他社會進步力量共同促成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進步主義”改良運動，對美國一個世紀的長治久安有深遠影響，新聞工作者獲得了“人民斗士”的美譽。還有我們熟悉的上個世紀60年代的反越戰(zhàn)和民權運動等，平時無處不在的對時政和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斷，對社會起到凈化作用，更不必贅言。

就在今天，小布什政府的內外政策無時無刻不在輿論的監(jiān)督批評之中。9.11以后一個短時期內美國人感到空前的危機，有一種同仇敵愾的情緒，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得到了不尋常的支持。大約從2002年下半年起，國內置疑布什政府政策取向的聲音逐漸升起，包括反對攻打伊拉克。隨著美國占領伊拉克之后的局勢混亂，付出的生命和財政的代價日益高昂，更重要的是，以反恐為名，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反對的意見日益強烈。翻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大報，幾乎沒有一天沒有批評政府內外政策的深度報道和社論。使美國在全世界蒙羞的虐俘事件，率先曝光的也是美國和英國的媒體，美國國防部長曾要求電視臺晚一些發(fā)表那些照片，免得美國士兵在伊拉克處境更加不利，卻遭到媒體拒絕。這種揭露，盡管一時間使美國政府處境尷尬，但是事實上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使壞事得到控制，實質上當然對美國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