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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又見寒鴉繞枯枝。前些時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讀書人與道統(tǒng)的文章，承蒙諸好友關(guān)注。本想歇息一陣，躲進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關(guān)門睡，一任梅花做雪飛”。但是本性難移，仍免不了憂思不斷。所憂何來？年來腦中常浮起賈誼《治安策》開頭的一段話：

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我對“才調(diào)更無倫”的賈生并非特別崇拜，《治安策》所談到的具體內(nèi)容與今天也關(guān)系不大。但是這段話就其抽象意義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適用于今天。賈誼所處的是漢文帝時，正當“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說“形勢一片大好”。那么他憂的是什么呢？從皇朝的角度來說，西漢初期最大的問題是宗室諸王的坐大與爭權(quán)，對大一統(tǒng)的帝國造成威脅。所以賈誼以及后來的晁錯之輩都是力主削藩的。這是賈誼為漢室中央集權(quán)著想，為之痛哭的最大的隱患。但是當時朝臣或看不到這一點，或不敢說，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斷地采取措施。賈誼提出這篇上疏是在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到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就發(fā)生有名的“吳楚七國之亂”，相隔僅二十年。景帝急忙把晁錯作為犧牲品，“衣朝衣，斬東市”，也未能起安撫作用，終于免不了一場流血殺戮，平定之后還是采用他們的意見而維持穩(wěn)定。而此時賈誼已經(jīng)英年早逝，事實證明他的擔憂有很大的預見性。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與劉氏一姓的天下當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勢頗為相似。方今“盛世”之頌不絕于耳，在不少國家掙扎于經(jīng)濟低迷的陰影中時，似乎“風景這邊獨好”，連洋人都艷羨。倚仗“舉國體制”無節(jié)制地耗國庫，奧運之后是“六十大慶”，“大慶”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亞運。身處京、滬、穗這些大城市，只見一片流光溢彩，真?zhèn)€是“烈火烹油之勢，錦繡繁華之鄉(xiāng)”。然而在主流媒體一片頌歌之外，長太息之聲絕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傳與民間的感觸反差之大，似乎說的不是一個社會。那么，是宣稱“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則諛，還是我輩杞人憂天，危言聳聽？

賈誼年少氣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樣斥他人為“愚”或“諛”，特別是外國某些評論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無理由討好我們。我只能說，認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當下，而憂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質(zhì)和長遠。這長遠有多遠？賈誼所擔憂的亂局在他上書之后二十年發(fā)作。當前“盛世”之下的憂患能等二十年才發(fā)作嗎？

首先是改革形勢的倒退。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成績有目共睹。同時已經(jīng)到了社會轉(zhuǎn)型的拐點，進一步的制度改革已經(jīng)滯后，刻不容緩，也是普遍的認知。然而在經(jīng)濟上只見國進民退，國家壟斷日益加強，權(quán)錢勾結(jié)日益加劇。在體制上，前一陣朝野皆言“政改”，公眾翹首以待，不但沒有盼到，卻忽見權(quán)威喉舌重彈“姓資”“姓社”的老調(diào)，甚至有現(xiàn)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說，實際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當年因決策者明智地摒棄“姓資、姓社”之說而邁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從某些主流言論來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論調(diào)。言論不但沒有放寬，反而“敏感”話題越來越多，難道這是“盛世”的氣度？

然則，堅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國模式”是否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