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頭一年多的樣子，我接觸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歡他，也非常之佩服他。他到清華講演時，前一時期對形式邏輯的成見看來還沒有取消。我是主持講演會的。他罵了形式邏輯一兩句話之后，就講辯證唯物主義。講完之后，我和他邊走邊說話。我說你罵了形式邏輯之后，所說的話完全合乎形式邏輯，沒一點錯誤。他說有那樣的怪事。張奚若在我的旁邊，扯我的衣服，我也沒有打住。我是在“找錯”的思想指導(dǎo)下聽講的，他的講演確實邏輯性很強。

院系調(diào)整以后，全國的哲學(xué)系都集中到北大來了。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課的，開頭也就是艾思奇同志。哲學(xué)系全系師生都特別歡迎他，很可能講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金岳霖非常喜歡他，也非常佩服他。理論不是短期內(nèi)可以改造的，主要的是榜樣。艾思奇同志是最好的榜樣。他實事求是、公正、和藹可親，好像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先進于馬、列的感覺。而這也就是當其時最需要的。

我當時就作了下面的對聯(lián)：

少奇同志，思奇同志；

湖南一人，云南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