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中國”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表義行動”——對一個政治文化“實體”的概念化指稱。但與此同時，概念化行動本身參與了“實體”的構成（建構）。言稱“現(xiàn)代中國”可以有不同的重音，突出“現(xiàn)代”或強調(diào)“中國”意味著不同的區(qū)分——現(xiàn)代中國既不同于古代或傳統(tǒng)中國，也不同于現(xiàn)代的外國。強調(diào)“現(xiàn)代”還是強調(diào)“中國”會導致不同的論述取向，對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影響。比如時下熱議的“普世價值”和“中國特殊性”的爭論。是不是強調(diào)“現(xiàn)代”就意味著傾向普世主義，而強調(diào)“中國”就意味著為特殊性辯護？但“普世價值”究竟意味著什么？是不是有一個人類共享的客觀的普世價值高懸在那里？如果我不信奉普世主義，那我就成為了“外星人”嗎？在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如果我放棄“男尊女卑”或者“天地君親師”之類的觀念，是否我就被判決為“非中國人（外國人）”呢？我覺得這種討論的進路不太好，其中有一種可以被稱為（用“文革”結束后批判“四人幫”所用的語言）“形而上學猖獗”。這是自上而下的言說方式，普世與特殊之爭當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哲學問題，我并不反對哲學意義上的探討。但我認為，這對于把握現(xiàn)代中國，尤其是當代中國的具體文化與處境并不是一個有效的方式。所以，這種討論需要一個方法論的轉(zhuǎn)變。

“現(xiàn)代”思想常常被視為一種外來的“西方思想”，它與中國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的相關性并不是自明的，因此首先要處理外來思想與中國本土語境的關系問題。在此，我認同寬泛意義上的語境主義（ contextualism），它力求對思想論述與其社會語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關注。在中國研究領域中，學者們也普遍傾向于接受語境論的主張 ——“應該將外來的思想觀念置于中國文化的背景中來考察”。這在一般意義上是正確的，表現(xiàn)出對中國歷史傳統(tǒng)與本土文化的敏感意識。

但目前流行的許多語境化研究常常受制于一種理論上的盲點——往往在“外來思想”與“中國背景”之間預設了一種固定的、清晰分明的界限。研究者常常借用“移植”這一隱喻，將外來思想觀念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比作某種來自異鄉(xiāng)的植物在本地土壤中的發(fā)育生長，而其存活與否完全取決于這種植物是否能適應本地的土壤條件。然而，如是理解的語境主義只是把握了文化實踐的部分真理。另一部分被忽視的真理是：

“外來思想”與“中國背景”之間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清晰自明的。因為外來思想有可能匯入本土文化，改變中國文化的背景，并成為這背景本身的一部分。如果要借用“移植”的隱喻，我們可以說，來自異鄉(xiāng)的植物，無論凋謝枯萎還是生長茂盛，都可能改變本地的土壤條件。這也就意味著前一次移植的失敗或成功并不能決定未來“移植物”的命運。我們也經(jīng)常聽到另一種“隱喻”：將文化傳統(tǒng)比附為某種“血脈”或“基因”，說我們中國人的血液里有中國文化的基因。不過這種生物學的比附是很可疑的。文化實踐并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再生產(chǎn)。孩子傳承父母的基因是生物性的，是無條件的。但是 “文化基因”（如果真有其事）的傳承就不是無條件的，必須依賴某種中介，這個中介就是社會實踐。特定的社會實踐形態(tài)會有利于某些“文化基因”的傳承，而不利于另外一些文化基因的傳承。

因此，我們主張對文化實踐的理解需要一種更具反思意識的語境主義視野，可稱之為“批判性的語境主義”（critical contextualism）。在這種視野中，文化傳統(tǒng)沒有永恒不變的本質(zhì)，任何一種文化都包含著“核心與邊緣”、“統(tǒng)一與多樣”、“內(nèi)部與外部”、“延續(xù)與斷裂”等等一系列內(nèi)在的張力，這些張力既可能是推動文化變遷的發(fā)展動力，也可能使文化傳統(tǒng)在特定的條件下陷入困境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