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活動準則（operational code）的研究是本章中要介紹的研究政治領導者特性的最后一種路徑?；顒訙蕜t概念最初是由萊茨（Leites，1951，1953）在他對蘇聯(lián)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tài)與信念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的。他的工作后來被喬治（George，1979）所修正，并剔除了心理分析的成分。喬治將活動準則重新加以概念化（參見表2—3），以表示對于10個問題的答案；這10個問題以一位領導者的哲學信念（philosophical belief，政治世界的性質(zhì)是什么）和工具信念（instrumental belief，什么被認為是最好的實現(xiàn)目標的策略與戰(zhàn)術）為中心32。活動準則作為構想，表示領導者關于世界的整個信念體系（即它如何運作，它是什么，哪種行動最有可能成功，等等）（George，1969，1979；Holsti，1977；Malici & Malici，2005；Walker，1983；Walker，Schafer & Young，1998）。為什么在探討人格的一章中對活動準則加以探討，而不是在探討信念的一章中對它加以探討？原因很簡單。活動準則對于受到考察的人們的人格而言是獨一無二的，更重要的是，因為活動準則把動機（一種人格因素）同信念聯(lián)系起來。使用這種框架的學者們認為，它所表示的信念是激發(fā)動機的力量，也是信息處理的過濾器。

表2—3活動準則：領導者的哲學與工具信念

哲學信念工具信念

政治與政治沖突的基本性質(zhì)，和對對手的意象為政治行動而選擇目標的最佳路徑

對于獲得自己的基本政治價值的一般期望怎樣最有效地追求這樣的目標與對象

政治結果可以被預測的程度計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動風險的最佳路徑

政治領導者可以影響歷史發(fā)展與控制結果的程度行動時機的選擇問題

偶然性的作用促進個體的利益的不同手段的功效與作用

資料來源：From “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cognitive beliefs and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p 100)，by A L George，1979，in L Falkowski（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喬治（1979）認為，信念不同于態(tài)度，它們表示“關注于基本的、不變的政治與政治行動問題”的主要信念（p 99）。使用這種技術的學者認為，通過對領導者的活動準則的理解，可以對他們可能的政策制定風格和政治行為獲得一種更好的理解。在定量上或者定性上通過對決策制定者的發(fā)言、訪談、作品和其他口頭與文字材料的考察，活動準則可以被構建起來。這種技術在政治學中有一種悠久的應用歷史，習慣上被用來考察廣闊范圍內(nèi)的政治領導者。此外，一種對于活動準則進行自動化破解的方案——語境中的動詞（Verbs in Context，或者VICs），使用了增量成形器計算機程序；它在使用活動準則評估世界各國領導者中得到了迅速擴大的運用（Schafer & Walker，2006）。VICs有時缺乏使用傳統(tǒng)的喬治活動準則進行案例分析時所具有的豐富的定性特征；然而，它卻以相對的易用性替代了嚴格的定性特征和破解大量有關領導者全部材料的能力。這種活動準則文獻中包括對于廣大范圍內(nèi)的政治領導者的研究，包括約翰?福斯特?杜勒斯（Holsti，1970；Stuart & Starr，1981）、約翰?F?肯尼迪（Marfleet，2000；Stuart & Starr，1981）、亨利?基辛格（Stuart & Starr，1981；Walker，1977）、伍德羅?威爾遜（Walker，1995）、吉米?卡特（Walker et al ，1998）、美國總統(tǒng)和國務卿（Walker & Falkowski，1984）、弗拉基米爾?普金（Dyson，2001），以及大量典型的世界各地的領導者（Schafer & Walker，2006）。

比如，在俄羅斯總統(tǒng)弗拉基米爾?普金的情況中，由戴森（Dyson，2001）所從事的一項活動準則分析提出，在圍繞著哲學信念的五個基本問題中33，普京會：（1）把政治生活看做和諧的，因為它由法律、規(guī)則和規(guī)范所支配和管制；